理论教育 屈原与《楚辞》:真实性及否定论评析

屈原与《楚辞》:真实性及否定论评析

时间:2024-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屈原其人的问题汉代以前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留下来。汉代早期关于仅有的记叙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收录于《史记》题名为贾谊的《吊屈原赋》。(屈原作离骚的年代,是在楚怀王时代,还是楚顷襄王时代?屈原在楚怀王时代是被放,还是被疏远?《史记》论点上的矛盾,何以赞扬其“死而不容自疏,又在赞语里说: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或者即使《史记》此篇非伪作,然而其史实性质也颇值得怀疑。

屈原与《楚辞》:真实性及否定论评析

1)  屈原其人的问题

 汉代以前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留下来。汉代早期关于仅有的记叙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收录于《史记》题名为贾谊的《吊屈原赋》。

太史公书·屈原传》本身有很多矛盾之处。(屈原作离骚的年代,是在楚怀王时代,还是楚顷襄王时代?屈原在楚怀王时代是被放,还是被疏远?令尹子兰为何事而怒?何以时称屈原,时称屈平?《史记》论点上的矛盾,何以赞扬其“死而不容自疏,又在赞语里说: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史记》此篇有篡改,或为后人伪作。或者即使《史记》此篇非伪作,然而其史实性质也颇值得怀疑。

  屈原的思想不符合先秦,而近乎汉代(胡适《读楚辞》)

2) 《楚辞》之问题

 《楚辞》本身收文内部极其复杂,难辨其写作时间及作者(廖季平“词意重犯,一意演为数十篇“、胡适怀疑其时代)

今《楚辞》编撰者为谁?朱东润以为如果为刘向歆父子,为何《别录》《七略》《汉志》皆不载?《汉志》分为四,曰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分类选取之标准甚为模糊。(金德建以为:”德建以为屈原赋偏辞藻,陆贾赋偏政治性,荀卿赋篇作于西土之秦国,是以下一篇就是《秦时杂赋》。是为秦地之赋。)

 楚辞章句叙所言,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朱东润以为实际上是二十六篇,而与《汉志》所谓二十五篇不合。

  以为王逸称刘安作《离骚经章句》,而未闻《离骚》称经,亦不见于他书著录。

 《离骚》中多言中原人物,少言楚之先王先公等人物。多言其他地方地理,少言楚之地理。

 朱东润据此认为《楚辞》之编纂史,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王逸伪托。

 完全否认屈原存在(廖平、何天行)

 并不否认屈原存在,却认为一切作品都与之无关。(冈村繁)

 并不否认屈原存在,然而传说的屈原与实际的屈原不同。(胡适认为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之中一部分的作者)

  屈原否定论成功的最大障碍,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叙。实际情形就是,即使持屈原存在论者,不进行任何还击,但就凭借着现在的种种材料,就足以压倒屈原否定论者。他们拥有的是正史材料。而反方的屈原否定论者,则必须拿出足够充分的证据来反驳。但是不幸的是,上古材料少的可怜,材料多还好分析材料来找出疑点。材料少的困难就是他们一则不容易推翻,二则重建则只能靠非常大比重的猜想。这就让他们的论证很难在学理上、逻辑上赢得主动地位。他们虽然处于人类怀疑的本能,对屈原的种种疑窦看得很清楚,然而却不能有足够切实的材料去左证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成功是肯定的。但是反过来看,虽然他们并未成功,也并不意味着屈原肯定论者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相反,屈原否定论者的反攻的论证,虽然往往陷于不成立,其疑问却也往往是肯定论者无法完全回答的,他们的最大回击也往往根值于”你看,史记是这么说的,你没法反驳他啊“。所以,这个问题居然聚讼双方看起来力量对比有差异,然而屈原否定论并不因此就失去其重要性。关于屈原的种种疑点依然存在,依然值得我们抱着怀疑的心态继续对其进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依然是重重迷雾,难以理出更为清晰的状态来。

  屈原本人是否存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放逐赋离骚“,《史记屈原传》,贾谊《吊屈原赋》。皆在那里,屈原否定论者,几乎没有赢得这一证据的任何可能性,除非出土材料产生新证据。而且即使是出土材料,要证明一个无记载的人存在容易,要证实一个人有记载的人为不存在则几乎不可能)(www.daowen.com)

 屈原若存在是其事迹否如史记所记叙?(这个屈原否定论者的论据一是《屈原传》本身叙述有矛盾,多有不能前后说得通者。二是屈原本身的事不符合哪个时代的做派。然而事实上,经过汤炳正等先生梳理,认为原本《屈原传》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中间掺入了一些不属于其本文的内容。则否定论者通过否定《屈原传》甚至否定《史记》的可靠性的努力很难驳倒拥有正史材料的正方。二是以思想论,然而两种推论:或者由时代思想反推其人之真伪,或者由其文其事反推当代思想,前者往往是不符合归纳法的,因为先预设一个思想背景,然后再把一个思想与其和与不合来判断其人。一则思想出现本身和正史记载之间有间隔,二则若一代思想总是统一,则不可能有异端思想产生,这是不合于历史常情的。这种推论方式古史辨学派常用,但是往往是过分的使用了,前人已经有所批评。这一点也压制对手。)

 若屈原存在离骚是否为屈原所作?(即我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屈原是否存在的争执,来看到底哪些才是符合太史公描绘的那个战国末年楚国忧国忧民的屈原,离骚是否为其所作。这个问题其实无大争议,因为如果承认屈原存在,那么《屈原列传》明明白白地写着屈原做离骚,《太史公自序》也是如此。)

离骚之外那些篇目为屈原所作?(但是离骚之外,剩下的作品呢。论定的标准有文风、内容、事实、思想。天问,一般认为还是屈原所作,但是因为最低限度可以确定其为战国时代楚国人所作,毫无问题。九歌则众说纷纭,有人以为就是民歌,有人以为是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改写。九章则或有些是可能为屈原所作,而有些则不像是屈原所作。渔夫、卜居、远游等篇,其实不像屈原所作,倒像是后人模拟而作,而作者失其姓名,乃附会舛讹为屈原作品。大招、小招。其实这些篇章,都不过是各家在一个模拟的屈原形象下,试图寻找是否符合想象中屈原形象的作品而归于其名下。每个人对这些东西的分类判断不同,其直接依据就是其对屈原其人真实性以及事迹的认识。若对其真实性有怀疑,或者对其事迹有所怀疑,那些那些归于屈原就很值得怀疑了。)

  假设屈原本人存在,那么是否离骚等关于屈原之事迹者,即为屈原所作?(即作者跟主人公之间有间距,不能等而视之)

假设作《离骚》的屈原本人存在,然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屈原事迹却是伪作的,当然这可能是太史公编造的屈原事迹,也可能是后人伪作编造的屈原事迹。(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前人已经指出了这篇列传的诸多问题,如过多的采自其他书,却唯独增加了屈原,内部情节自相矛盾,)

但是,我们也必须确知一点,即如果刘向不是作伪者的话,那么刘向能够看到的中秘图书,他很有可能获知了楚国的材料。而不大可能被欺骗。这一点上看,楚辞属于楚国应该是无问题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刘向是否编辑了楚辞?刘向是否作伪?后者问题不甚大,但是前者很成问题。

批判屈原否定论者的人,往往揪着屈否定论者的矛盾大加批判。比如廖季平、胡适都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比如史记的文本流传学,史记记叙的体例,许多论据过于武断,等等,而谢无量、朱维之等人从此入手,对其错误做了批判。确实算一种拨乱反正。但是屈原否定论者本身的疏漏不经,并不能因此将屈原否定论完全否定掉。因为不能解决的疑问依然存在,《史记》即便毫无问题,依然吧不能解释为何汉代以前毫无屈原传说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屈原本身事迹的内在矛盾(论者对《史记》矛盾的论证并非是证明了屈原本身当为何,而不过是证明事情未必如屈原否定论者所言的那样,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这种逻辑推理可以拿来攻击别人的全称判断,却不能让自己的判断也更为有效)

交锋的重点依然是《屈原传》,而这时候实际上批判者是占有先定的上风的,因为支持他们的正史,而怀疑者却没有自己的史料,只能去攻击正史的漏洞。双方并非是平等的地位。批判者所重申的,是《史记》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前面的屈原否定论者的种种缺乏常识的错误。而《太史公书》真实性的前提,则是太史公做了实地考察,太史公不止一次提到屈原,太史公同时的书也提到屈原。

  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史记》的屈原是否能够等同于真实的屈原?《史记》考察的真实性,《史记》文本的真实性,《史记》记叙传闻的真实性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屈原的真实性?当然这样一个问题很难解答,以现有材料来看,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是经验的,而不能单通过理性推理。

  现在回顾二十世纪的疑古学派,很多疑古学曾经怀疑的正史史料,最终都被考古材料证明其大部分的真实性。在这里给我们的反思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逻辑上百分之百肯定《史记》的记叙的真实性,但是根据经验的惯性,恐怕《史记》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可靠一些。那么屈原故事可以暂定为是真实的。

 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屈原否定论里,包含了相当严重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我们只需要看看攻击屈原和支持屈原的双方的大致组成就可知。屈原否定论背后的是疑古学派以及伴随西化种种思潮带来的新思路,而在支持屈原这一派,相当大一部分是左派学者。在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左派学者那里,屈原并不只是一个文学人物,他是一个爱国主义偶像,一个中国文学传统的象征。这样的一个偶像,无论是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还是从爱国主义传统不当废弃的角度上看,都是不能够允许被否定掉了。民族主义情绪之下,所以虽然疑古者往往语出惊人,而对疑古者的批判则往往是带着不容置喙的呵斥性质的文章,而在他们文字内里藏着的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容不得被抹杀的。

所以建国以后,随着对民族主义情绪的需求,屈原被确定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象征,成了不容有一丝怀疑的对象,所以这个时代仅有的屈原否定论者是1951年的朱东润,而即便是建国早期,朱东润的行文也是十分审慎,而决然不敢跟否定二字挂钩的。在那个时代,郭沫若的学术称为正统,异端的疑古思想,既不符合学术权威的取向,也不符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要求,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无人敢碰,而几乎趋于销声匿迹。

  而当这种疑古思潮在日本再起之时,一方面文革刚刚过去,学术界的解放还是远远不够,而更重要的是,屈原问题这时候已经不仅限于屈原是不是爱国主义象征的问题,而是直接作为实践爱国主义的战场了。出于整个社会的民族情绪以及当时学界过分的民族自尊感,中国学界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屈原否定论。这种情况,虽然批判者比较起郭沫若一代人有了更为审慎的论证,但是对于整个屈原问题的研究所带来的启发,甚至远远比不上日本学者的那几篇论文。而日本学者所带来的方法论启发,也在这种民族情绪下被忽视了。这是非常让人感到可惜的。

汤炳正先生在他的书中,以为屈原否定论者不自量力,但事实上,屈原否定论依然有其活力,学界还远远没有到一统江湖的时候。而更为活跃的讨论,而不是一言堂,才是促进屈原存在问题能够获得更为深入的探讨的前提,也是为楚辞研究提供更多新视角、新方法的基础。

 无论后来的考古材料证明他们的最终结论,有多么荒谬。一点也不能抹杀他们解开千百年来屈原神秘面纱。将一个被人们深信不疑的传说中的屈原,一点点的剖析出来。让我们能够有可能追寻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屈原。屈原的不存在论也许已经沉寂了,但是屈原本人的爱国主义、忠君者、诗人等身份、事迹的怀疑依然存在,这正是疑古者所撕开的裂缝。无论如何,今天的屈原依然疑团重重,并非是一竿子认为屈原否定论为错误就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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