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精神的科学

我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新的世界”所需要的“新的政治科学”，是一门结社的科学，它是一种适宜的结社的艺术，为自主治理的社会中的公民所行使。这样一种结社的艺术和科学与权威关系在这样一个治理体系中的行使是一致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个体系以下列这些属性为标志:自我责任、不偏不倚、权力的分散、可挑战性、自愿的关系以及平衡。我也认为这样的一种结社的科学与杜威的关注一致，杜威关注的是在初期的公众中创造一种连贯的关系共同体，他们寻求自我意识，寻求明确的身份。我还认为，这样的结社的艺术与科学是解决布莱思所提到的与“人民的意志”有关的谬误的一种方式，而无须诉诸将人民看成一体的习惯。在那些由契约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除了可挑战性和可争论性，我看不到其他的方式可以透过欺骗、自我欺骗和策略性的机会主义的迷雾，它们与有关英雄、天使、超人、魔鬼、恶魔的幻想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需要由那些人加以评估，他们根据有关过去的长期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承诺来审视事件的进程。我不能想象，如果在分散的权力体制中没有制约和平衡，民主社会何以能够维持。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孟德斯鸠认为用权力制约权力对于合法的共和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样的共和国，在用权力制约权力时，依赖于道德共同体的美德，它们寻求与冲突有关的机会作为达到冲突解决的一种手段。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麦迪逊主张，反面的、竞争利益的原则可以通过人类事务的整个体制运用于秩序的建构中，包括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些权力只能与发展一种研究的文化一起发生作用，其中冲突被当成是问题解决式的研究，而不是激起战斗的方式，否则，威胁和反威胁很快就会升级成为暴力对抗。有关愤怒和凌辱的修辞是暴力对抗的语言，它并非是研究和运用解决问题能力的合适的前奏。

一旦我们开始看到，我们在人类社会中所看到的“事实”是“制度事实”和“人造物”的表现，而“制度事实”和“人造物”是人类社会中秩序模式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作为存在共同体的参与者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世界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开始理解，当我们一道工作，去实现那些值得成就的事情时，如何才能使这样的体系为我们每一个人建设结社关系模式而发挥作用。这些关系是相互尊敬、亲善、荣誉和信任的基础。它们是在通往不断进步的可能性的道路上迈出的步伐。有了对我们作为柏拉图的洞穴人所具有的局限性的适当了解，我们就有可能培育出知识之树，它能使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出的选择总是会影响到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而对于危险要给予适当的关注。那些幻想自己可以依靠棍棒和刀剑的力量来命令他人的人，迟早会意识到，这些武器是毁灭的工具。最初步的学习的萌芽，只能由这样的人来认可，他们通过尊敬、亲善、尊重和信任的纽带彼此联系在一起。结不成这种关系的人不可能进行自主治理。他们只能叙述他们的观点和其他人的探险。许多头脑的虚构只达到了错误的幻想的水平，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的“现实”的一部分。

依靠“粗糙的经验主义”不能区别反常和值得效法的成就。被认为是“粗糙的经验主义”的反常的事件可能引起一种形式的混乱，它出卖报纸、吸引观众、在那些试图引起注意的人们中刺激名声，动摇人际关系。给那些试图吸引注意力的人扬名，宽容那些不可宽容者，这是与严肃的研究、自我责任、不偏不倚以及动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协调的。美国以及当代社会渗透着种种模式的策略性机会主义，在此情况下，首先需要批判性地反思:做一个努力去理解的人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在无边无际的混乱的大海中通过狂暴的海浪而“冲浪”。轻按按钮就可以转换频道，在电视上显现出不同的画面，这使得观者可以在一个个图像中冲浪，似乎他或她是在一张魔毯上，无事可做，只是刺激脑子中神经细胞，其方式与毒品刺激瘾君子是一样的，并且会上瘾，它会毒害和麻醉大脑。电视频道和毒品一样会使人上瘾。

如果“街道”是孩子们保卫自己的“丛林”，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相类似的秩序模式。我们可能发现的不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是正在出现一种结社模式，其中社团竭力要控制他们的“地盘”，彼此作战，在相应的地盘中为了贡品而提供保护，就像帝国的领域一样。寡头政治的铁律在街头“文化”中占上风是令人惊奇的容易，有抱负的政客的响亮的口号和战斗言词在处理街头犯罪上又是令人惊奇地毫不相干。

在生命的头十年发生在家庭、亲属和邻里关系中的事情，在确立坦白、安全和信任或者它们的变量方面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些是以共同知识、共有理解、身份和责任模式的萌芽为中介的。因为语言的获得伴随着自己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如果不安全、敌意和不信任占了上风，那么“街头文化”的基础就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有抱负的政客的战斗语言只是强化了“丛林法则”。无论如何，和平的道路应当被看成是对战争的替代。

自主治理道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认为，每个人都首先是他自己的治理者，而不是个人把自己的权利赋予某个作为最高权力的主权代表。意识到对于柏拉图的洞穴人来说，人的创造性显示出了造物主和造物的更为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意识，人获得了自主治理的权利。平等权利和平等自由的原则意味着，每个人只保留了这样的权力，他愿意将它们推广到其他公民身上，而且承认表达为义务的同等的责任。

这样的假定要成为现实，取决于发展出一种自觉的意识，语言以及语言的适当使用的关键在于获得一种鉴别性的判断，判断出在多样化的情境下什么是合适的。这些技能获得于童年的早期。像“轮流来”、“抓阄”、“分享”、“先来先得”等短语所表达的规则是分配原则，孩子们学会了在适当的情境下运用它们。在童年早期所学会的其他原则包括区别“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理解借出、借入、交易意味着什么;明白怎样帮助他人;发现如何完成任务、做好事情;确定如何获得技巧，以及如何表达自己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那些养育孩子的人需要教会他们这些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要精通于增加共同知识、共有理解、社会责任模式和彼此间的信任。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能够自主治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必须而且能够那么早就学会。

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儿童的道德判断》〔1969(1932)〕中，把发展道德判断的标准的过程看成是来源于孩子们学会如何玩游戏的过程。他的研究对象是观察和反思孩子们是如何玩弹球的。在学习如何打弹球时，第一步是获得身体的技能。第二步是学习游戏的规则，以及根据规则玩游戏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阶段，规则被认为是具有外部的现实性，可以由年龄较大的人作出公断。所达到的另一个阶段是，孩子们学会改变一个游戏的规则，并且根据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通过运用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来解决冲突。在瑞士的村庄中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玩弹球可以成为自主治理方面的一个经验。我看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小孩用瓶盖玩“弹球”，有着令人称道的技巧和友谊。

我认为在10到12岁的时候，孩子们在玩不同的孩提游戏时已经有了足够多样的经验，在公民精神的科学方面，他们能够从这一过程中受益。可以设计这样一个过程，用来为霍布斯的自然法中的每个规则举出例证(表4—1)，这些规则可以看成是构成人类社会的秩序模式的方式。研究的对象可能包括在玩团队游戏时如何组织团队，在监督游戏和作出符合公平的标准的判断方面官员的作用，同盟和协商在组织比赛方面的作用，监督、强化和修正规则的办法等等。

我看不出，为什么博弈论中的数学萌芽不能像引入代数和几何那样早地被介绍，使得学生们能够理解各种困惑，它们与社会困境、道德风险、为赢得支配的斗争、记忆和连续性在代际间的失落和在人类社会的秩序构造中所发生的其他基本反常情况有关。对我来说，经济上的选择逻辑，在确立正确推理的规则和知识的可靠性方面的选择逻辑，适用于与有规则的有序关系有关的假设性和偶然性的情况的选择逻辑，并不比在构造不同形式的文学表达方面，开发和获得语法的逻辑——它是人们能够认知的文字的标准——更加困难。

对于有意义的、生产性的生活来说是合适的那些技艺，如何开始作出选择，投资于其技能的学习，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可以根据父母、亲属、朋友、邻里和人们自己的社群中的其他人的成就和渴望来开始加以解决。与家人、邻里和社群有关的“家”，具有三边形的具体情境的所有表现，三边形就是将人民与地方结合到了与创造性有关的一切事物当中。所谓创造性是指创造、制度和秩序模式的结构，它们是以培育以及成就所成就的一切的努力为标志的。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不是空白的纸页;所有的人总是被看成是存在共同体的参与者，存在共同体既反映出基因上的成就，也反映出文化上的成就，并且将潜能与界限以及任何机会都伴随着的危险、威胁、风险和任务联系到了一起。

家庭、邻里和社区将所有至关重要的因素集中到了一起，构成语言用法的所有不同的方面，它们是社会的黏合剂和文化的具体情境的组成部分。家庭、邻里以及社群中的生活，将所有的那些方面都集中到了一起，它们是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关注的核心。语言用法的多样化的方面构成社会的黏合剂和文化的具体情境，它们构成得如何，是要加以仔细的考虑的。对于“如何”问题的回答要参照有关幸福的多样化的标准，而不限于成功的选择性的量度，表达为银行账户余额或者所谓“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数量。如亚当·斯密所断言的，“劳动分工的进步”可能产生这样的状况，其中“绝大多数靠劳动为生的人，也就是说，人民中的大部分……逐渐变得如此愚蠢和无知，作为人这样的生物不可能比这更愚蠢和无知了”〔(1776) n．d．，734〕，这样的环境与运行良好的社会是不相容的。观念的和关系的具体情况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中，人力和社会资本同土地、劳动和资本同样重要。

“我们”和“他们”的问题植根于形成团队，去玩有关团队的游戏。“我们”团队的成员具有一种不同于组成其他团队的“他们”的身份。公平游戏的规则适用于两个团队。裁判员在判断每个队的选手的行为时需要有能力不偏不倚地、平等地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他们”在更大的关系系列中是朋友、邻居和同事，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种方式会改善邻里带来的不方便之处，实现在结社关系共同体中能够产生的互利。可以用人的状况所固有的普遍性，来相互利用在人的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无论什么样的机会，只要适用于契约关系的基本原则能够以解决问题的方式加以使用，这种方式适合与他人分享权力，认为“我们”和“他们”在与超越的他者(Transcending Other)的关系上都获得了我们的存在意义。

我不能理解，如果不依靠先前生活于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小传统中的基本经验〔它们是需要加以培育(培养)的地方，是值得效法的地方〕，如何能够建设民主的、自主治理的社会。面对面的谈话对于建立互惠和信任的可能性是非常根本的。书面本地语将本地社区的文化向全球开放，它使得灵魂不朽，并获得了这样的意识——造化以及造化之源将上帝、人、世界和社会集中于可以为参与者所理解的——存在的共同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权力关系体系以保证适应性潜能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国家依靠单一的权力中心，对社会行使命令和控制，以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救赎的形式，这样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的。人们太聪明了，以至于这样的可能性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www.daowen.com)

不幸的是，书面本地语也有不断提高抽象层次的危险，其中“廉租房屋”与使房屋保持正常状态无关，被“雇佣”与知道如何做好工作无关，“性别”与生命的再生产无关，而“育儿”与哺乳功能无关。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成了幻想。幸福与作为旁观者的福分有关，观看风景而不用思考。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成功地再生产自身，直到无尽的未来。

每一代人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深深的困惑，正如安那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所指出的，“理解某件事情意味着把它看成是某个他已经知道的普遍原理的特殊例子”〔1969(1964)，210〕。拉波波特进一步看到，“对一个令人困惑的事件的理解可能有两个来源:(1)发现迄今为止隐藏着的情况，当它被揭示出来以后，使得事件是符合预期的，而不是在预期之外;(2)扩大人的经验范围，也就是所预期的东西的范围”。他进一步断言，“一旦事件得到解释，它就与一种解释的框架相契合”(同上)。秦那·阿克贝(Chinua Achebe，1988)可能会这样来表达这些关系，他会说，人们创造出解释，而解释又创造出人。或者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解释创造出人，而人又创造出解释?这一生命的回旋曲抓住了人的状况，它的生物的和文化的特征是在柏拉图的洞穴中完成的。

我认为拉波波特的评论意味着，为了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必须对知识和信息有相当程度的熟习和掌握。在维护民主文明的活力方面，如果公民要有效地参与，他们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投身于教育和持续的学习。民主社会不能依靠由中央集权的当局所进行的控制和命令的原则，作为排列选择的方式。相反，对付冲突和解决冲突的结构对于建立、改变和维护民主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结构可以运用于生活的任何方面，并不局限于所谓狭义的“政治”。

根据秦那·阿克贝所说的生命的回旋曲(将人与故事、故事与人联系起来)，在时间中循环往复的生活牵涉到观点、行为和现实。值得效法的努力在某个概念有其前因，它成为共同努力和合作事业的基础。在考虑可行性时，要思考认知的、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标准。这些考虑总是需要根据观点、观念、设计和计划，在分散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语境中被计算出来，值得效法的努力要适应这样的环境。不管人们选择做什么，都需要知识、技能和理解能力。

有关一切不同的生活游戏(事业)的一切故事和解释具有如此巨大的比例，它们令人回忆起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人造物的遗迹的巨大累积中一层一层地埋没〔1982(1972)〕。如何将它们发掘出来，使每一代的每个人都能有所理解，是永远不能得到适当解决的巨大挑战。这就是为什么遗忘既是人性的灾难也是它的必要条件。人们需要好好地了解符号及其所指，以便在行动中以及在所成就的东西中熟练地表达思想。这一过程永远不可能终结。因此，公民精神的科学也永远不可能走到尽头。我们所享受到的幸运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成功地继续努力。探险会有所回报。探险的成功有赖于掌握技艺—人造物关系，伴随着对独自行动能成就什么的谦虚感，以及对他人的敬意，对于我们在他人的帮助下能成就的东西，他们作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人际关系的网络超越了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小传统的时空，延伸到其他的关系共同体，一直到全球范围。我能够想象，深深意识到技艺—人造物关系的关系结构的公民，能够学会在复合的关系模式中，在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社会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条件下与他人一道工作。他们能够开始进化出适合于契约性的生活方式的条件，并延伸到全球的范围。这些条件不可能由自认为要对他人行使命令和控制的议会至上主义者、国王、皇帝或总统来加以满足。开明的领袖是可能的，但开明领导者在那些努力追求卓越和控制的人中间无限地继续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作为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t)术语中的“有学问的傻瓜”，我不能确定，在政治事务的一般进程中，通过欺骗和自我欺骗去寻求策略性的利益的努力，是否会驱使人们暂时停下来，从事适合重建他们的生活的批判性的反思。希望是存在的，如果人们试图看清楚他们的麻烦的根源，试图通过关系共同体寻求解决办法的话，而这些关系共同体是与己所欲施于人、爱邻若己和崇敬上帝超出一切的规范性标准协调一致的。当人们对某个抽象的“他们”进行责备，试图做不可能的事情，并在一阵暴力的痉挛中迷失了他们自己时，危险就产生了。

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生命，似乎是最偶然的事情。渴望做不可能的事就是假定人是神。民主社会的创建和维护是极为偶然的，但却并非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情况使得人们能够自主治理。刀剑的力量不能放弃，但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小心地使用它，这个程序是以道德判断的共同标准为基础的，而这种共同标准适用于相互尊敬、知识的可靠性、与公平标准一致的自由与正义的衡量。这些法则是在关系共同体中、在参与者作出选择的过程中起作用的，而这些过程是实现共同知识、共享理解、公认的社会责任模式和相互信任的手段，它们将我们从孤独和无助中解救了出来。

生命的循环发生于观念与行为的关系中，发生于生活方式中，而生活方式具有持续下去、适应和改变的潜能。手段—目的的关系并不限于线性关系;它们延伸到轮状的关系结构中，它契合于复杂的秩序模式，它们具有附着于关系的多重网络和丛集的潜力。作为容易犯错的生物，我们有英勇的努力去创造孤立的系统，使我们能够重建轮状关系网络，但我们依然会陷入互动关系的丰富网络中，对于它们，我们必须努力理解、领悟和培育。柏拉图的洞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社的科学与艺术值得加以仔细的研究，值得所有的人加以运用。

也许，在此值得引用西尔勒(Searle)在《说话行为》的结尾中的话:

但是从词汇的忠实的意义上后退，最终必然会涉及语言本身的后退，因为说一种语言……在于根据规则来完成说话行为，不能将那些说话行为与构成其基本部分的责任承担分离开来。(1969，198)

如果我们要理解民主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承认和遵守，在观念与行为的关系方面取得连贯性的承诺。我们完全有责任去仔细地运用不受自然约束阻碍的纯粹的人的创造物，如语言、知识和有规则的有序关系的正当模式。作为灵长类中的狼，我们每个人都要应对同样的自然的约束，我们也有责任在社会的母体中适当地使用语言，无论我们做什么、成就了什么，都构成了社会中的生活方式。自在的世界并不是自由和公正的，只有学会如何成为自由和公正的，自由和公正作为人的创造物才能得到建立和维护。人们从事着操纵的艺术，在他们中间，应付民主的脆弱性对于理解民主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竞选，campaign，又有战斗、战役的意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