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纯一郎

(小泉純一郎Koizumi Junichiro　1942.1.8—)

连任第87—89届(2001.4.26—2006.9.26)内阁首相

小泉纯一郎(1942年—)是二战结束以来继佐藤荣作、吉田茂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这位特立独行的“永田町怪人”，高举改革的旗号，宣称要“砸碎自民党”，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小泉旋风”，创造了日本政治史上80％的最高内阁支持率，在冷战后内阁如走马灯频繁更迭的情况下，一举实现了迄今为止同时代执政时间最长的长期政权。在其五年零五个月的任期内，他对内力主打破派阀政治，着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实践了以“邮政民营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改革；对外则在“重美轻亚”的思维指导下，无视中韩等国民的民族感情，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严重损害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怪人宰相”小泉主演的“剧场政治”，无疑成为透视新世纪初期日本治乱兴衰的一个难得的重要舞台。

1942年1月8日，小泉纯一郎出生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一个政治世家。家族本姓鲛岛，祖籍鹿儿岛县，因其父入赘小泉家，故改名小泉纯也。小泉纯也1937年当选众议员，战后继承岳父的地盘复归政界，曾先后担任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祖父(实际上是外祖父)小泉又次郎，1908年当选众议员议员，曾先后担任横须贺市长、邮政通信大臣、众议院副议长，因全身纹身，又被称为“纹身大臣”。

小泉纯一郎1967年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69年8月，父亲小泉纯也突然病逝，小泉被召回国。同年12月小泉接替父亲在神奈川县的选举地盘，以自民党公认候选人的身份仓促参加众议院大选，获得103000票，以4000票之差而落败。翌年，小泉当了福田赳夫的秘书，视福田为“政治之师”。自此，小泉认识了福田的长子福田康夫，长其五岁的福田康夫一直喊小泉为“纯”，也结识了时常出入福田府邸的森喜朗。福田赳夫出任首相后，森喜朗担任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任官房长官。二十多年后，到森喜朗、小泉内阁时，福田康夫和安倍晋三分别出任了官房长官和副长官，环顾周围，还是“福田、小泉、森和安倍”四个姓氏，只是“上下主从”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已。

1972年12月，小泉再次出马竞选，在福田的大力支持下，获得122188票，成功当选众议员，时年30岁，^[1]小泉家族跻身于三代政治世家。当选的小泉，加入清河会，隶属福田派，深得福田的信任和重用，作为大藏和厚生领域的一名政治家，开始拼搏于宦海之中。1978年，经福田夫妇做媒，36岁的小泉与SS制药公司创始人泰道照山的孙女佳代子结婚，育有三子，四年后离婚，此后一直独身。1979年，小泉出任大平内阁的大藏省政务次官，据说从那时起就主张邮政民营化。独来独往、敢于直言的小泉，作为一名政策通为大家所熟知，可是挑战自民党选举堡垒的行为，为自民党的政治家们所不容，视其为永田町的“怪人”。1988年，当选众议员15年后，小泉初次出任竹下登内阁的厚生大臣，出道并不算早。此后又陆续担任宇野内阁、桥本内阁的厚生大臣和宫泽内阁的邮政大臣。

小泉作为福田派的嫡系，在长期的“角福战争”中，即田中角荣派与福田赳夫派的派阀斗争以及后续斗争中，始终是福田派的重要人物。随后福田派发展为安倍派，安倍晋太郎去世后，派名又改为三塚博派，小泉为本派的第三号人物。1998年三塚派变为森派后，小泉升为该派第二号人物。为了对抗自民党最大派系竹下派(即旧田中派)多年主导日本政坛的局面，1991年小泉还与同期当选的宫泽派的加藤纮一、渡边派的山崎拓联手组成“YKK集团”(三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1994年5月以三人为核心正式组建跨派系的年轻国会议员政策集团“新世纪集团”，小泉担任负责人，逐步摸索着独自的升迁之路。

既非派阀领袖，又没担任过党政重要职务的小泉，却执意参选自民党总裁，在一般政治家看来，这显然是有违常规之举，而对于小泉，不断参选恰恰为其成功登上权力巅峰积累了业绩。1995年9月，自民党在经历了建党以来第一次短暂下野，还没有完全“复权”的情况下，为了赢得下次众议院大选，自民党大多数议员支持威望较高的桥本龙太郎出任总裁，时任总裁河野洋平不得不临阵宣布退出下任总裁选举。失去竞争对象的“拳击手”独立舞台，这无疑没有卖点，为了引起各界关注，改善自民党“密室政治”的形象，自民党决定重新推出“第三位党总裁候选人”，进行所谓的公开民主选举。三塚博派二号人物森喜朗担心得票太少将有失颜面，且影响今后政治前途，谢绝参选。而没有思想负担的小泉倒是态度积极，欲通过总裁竞选提高个人声望。然而独来独往的小泉，一是手下没有党羽，二是因坚持主张邮政民营化，即使是本派议员也因顾忌邮政团体手中的选票，不敢贸然支持小泉。于是，如何达到30名国会议员推荐人的必要条件成为小泉竞选总裁的障碍。拥有72名国会议员的三塚派居然没有凑够30名推荐人，最后不得不求助原宫泽派，才勉强征集到了30名国会议员的签字。选举结果可想而知，桥本获得304票，小泉得票87张。1998年7月，桥本因参议院选举失败而辞职，“怪人”小泉再次出马，与“凡人”小渊惠三和“军人”梶山静六(田中真纪子的评价)同台角逐，可既没得到盟友山崎拓和加藤纮一的支持，也没巩固好本派清河会的阵营，结果是小渊225票，梶山102票，小泉84票，小泉依旧成为淘汰对象。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常败将军”小泉，在森喜朗内阁之后，第三次登台竞选，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在2001年4月23日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以298票对155票的绝对优势战胜此前普遍看好的桥本，当选新任总裁。小泉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有几个主要的有利条件。

首先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民迫切期望能有一个强势首相，实施切实有效的政策，打破经济萧条的困境。其次，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不思进取，内部体制僵化，遴选机制欠缺，以至于人才严重缺乏。到了森喜朗内阁后期，甚至出现了靠原首相和原总裁支撑内阁的局面，人才缺乏的窘境由此可见一斑。再则，“密室政治”的产物森喜朗的连连失策，造成自民党深感危机，面对同年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党内爆发出“这样下去自民党会灭亡”的呼声。于是自民党迫于压力，大幅扩大了地方党员选票的比例，将47个都道府县的选票分别由一票扩大为三票，使地方党员与国会议员的票数比例变为141比346，相对扩大了地方党员的发言权。当然从结果来看，这也是桥本等主流派的失算之处。同时，随着派阀政治的松动，为了树立新的形象，各派阀未对党员的投票对象做硬性限制。因此，在传统派阀政治作用下两度充当陪衬的小泉，借机打出“改革日本”、“摧毁自民党”、“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的口号，宣布辞去森派会长职务，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彻底的改革派”形象，抓住了广大国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心理，迎合了地方党员和年轻议员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愿望，打破了大派阀垄断或其支持者当选的常规。在都道府县的总裁预备选举中，由于绝大多数地区采取了“胜者通吃”的方式，小泉一举获得了87.2％的地方票，远远超过了桥本龙太郎；而实际上从投票率来看，小泉是58％，桥本是30％，^[2]差距并没那么大。这样的结果直接影响了国会议员的投票，第一轮小泉就取得了过半数的绝对优势。应该说这种看似“首相公选”的方式，是造就小泉总裁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桥本派的死对头、颇有人气的田中真纪子的声援，明显增加了“小泉旋风”的强度。

“小泉剧场”就这样在经济低迷、政治闭塞的背景下拉开了帷幕，成为大众传媒时代诞生的“首相”的象征。小泉充分利用电视和互联网，诱导媒体，提高支持率，将国民舆论作为政权运营的基础。个性十足的外表，刚毅顽固的品性，“怪异”的做事方式，保守而兼具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想主张，不仅折服了传统的保守派，也吸引了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和女性的青睐。内阁成立之初，支持率高达80％，^[3]超过了60％多的田中角荣和70％多的细川护熙，为历届内阁支持率之最。之后小泉内阁的支持率也基本上一直保持在50％～60％之间的高位，从未掉下过40％。一时小泉首相像歌坛巨星或影响明星一样，成为万众瞩目、众相追捧的“超级政治明星”。

小泉入主首相官邸，标志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政界新老交替，旧有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2001年4月26日，经过参众两院选举，小泉当选为第87届内阁首相。组阁时，他不接受传统的派阀推荐，甚至也不和党其他领导人商量，而是自己单独定夺。小泉的“手法”，首先是打破“论资排辈”的惯例，大胆启用年轻议员。一般来说，自民党议员当选过五六次以后才有资格做大臣，而本次小泉任用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仅当选过三次，行政改革大臣石原伸晃和防卫厅长官中谷元也只当选四次，大批启用年轻议员，这在自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其次，积极吸纳民间人士和女议员入阁，力度之大，为战后历届内阁之仅见。本次内阁启用的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竹中平藏、文部大臣远山敦子和环境大臣川口顺子均为民间人士，前面提到的三位女性，再加上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法务大臣森山真弓，一次任用五位女性当大臣，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强烈地吸引了媒体和国民的眼球。第三，削弱派阀领袖的人事发言权，排挤了最大派系桥本派。按照自民党的传统，新首相组阁，本来是各派领袖推荐人选，首相照单敲定。可是这次小泉却打着“破除派阀政治”的旗号，绕过派阀领袖，不同他们商量，直接给自己相中的对象打电话，降低了派阀领袖的权威，削弱了派阀在人事任用方面的政治功能，而且，小泉还任用了两名无派阀人士。此外，最大派系桥本派，只占了两席，被挤到了权力中心的边缘，实际上等于宣告了“田中—竹下—小渊—桥本”一派主导日本政坛二十余年历史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森派在小泉任内壮大为自民党第一大派，占据了21世纪初期近十年的权力大本营。

“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与发展”，小泉上台后于5月7日首次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示“改革无禁区”，要实行“新世纪维新”，积极推进经济、财政、行政、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改革。改革本不是什么新鲜词汇，多年来为历届内阁和朝野政党所推崇，其之所以成为小泉内阁耀眼的金字招牌，关键在于小泉以非同以往的风格或手段上演了一场场可谓“精彩纷呈”的“剧场政治”。

“首相统帅”、“官邸主导”的决策程序，一定程度打破了过去重视与官僚协调、党内调整的“下情上达”式规则，体现了小泉“强人首相”的政治风格。作为落实桥本内阁的行政改革和中央省厅重组的重要一环，2001年1月设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直属内阁府，负责编制财政预算计划，决定经济运营的基本方针，内阁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强化。而且，由于1994年选举制度的改革，自民党内的权限也逐渐集中到了总裁手中。在制度保障和民意支持的基础上，小泉自己亲任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议长，委任民间学者竹中平藏担任该咨询会议主持人，会议主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经济财政政策大臣、总务大臣、财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日本银行总裁，除了上述相关主要阁僚参加外，还网罗了四位民间的改革派人士，如牛尾电机会长牛尾治郎、丰田汽车会长暨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大阪大学教授本间正明和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咨询会议主导决策的方式，改变了以往官僚起草方案、自民党族议员事前审查、然后上报内阁会议批准的“自下而上”的程序，打破了“政官财”铁三角的体制，削弱了派阀政治影响的同时，抑制了官僚和族议员的势力，从根本上动摇了“55年体制”。所以有学者指出，自民党一党独大形式本身由于1993年细川内阁的成立而终结，然而55年体制的特征此后却依然在延续。彻底打破这种特质，从真正意义上尝试终结55年体制的，就是小泉纯一郎首相。^[4]

在这种新的决策形式下，小泉本着重视市场、强化竞争、控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实施了一系列所谓的“结构改革”，主要包括进行财政改革，大幅削减公共事业开支，缩减国家财政支出；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复兴，处理不良债券，从2002年10月到2004年度末，大银行的不良债券比率下降一半；改革养老金和医疗制度，提高患者负担费用和保险费比率；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实施“三位一体”的地方财政税务改革，削减国家对地方的补助金，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税源，同时减少地方交付税；通过改革特区制度，推进规制改革，在医疗、农业、福利以及教育等领域促进市场化竞争；废止石油公团、日本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推进邮政事业等的民营化，旨在实现一个“简约高效的小政府”。可想而知，小泉改革，必然促动了官僚和族议员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在不少方面均遭到强烈抵制，然而，由于小泉着力推进，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其中邮政民营化改革最为引人瞩目，成为“小泉剧场”的压轴大戏。面对自民党内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小泉一改过去日本传统政治的协调妥协方式，借机导演了一出“好人坏人”善恶对决的舞台剧，把党内的反动派指认为“抵抗势力”，而在外部则寻求媒体和国民的支持。简单明快的激情言语、力道十足的举止形态，可以说已经掩盖了国民对问题本身的理性思考，使得民众纷纷成为“煽情首相”的感性“俘虏”。为小泉摇旗呐喊的群众团体“小泉会”就“小泉首相像谁？”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有21％的人把他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舟，也有11％的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8％的人认为他是林肯。^[5]由此同样可以窥视出“小泉政治”的剧场成分和令人担心的另一面。

如上所述，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的一贯主张。其实，早在桥本内阁时代，邮政民营化已经成为行政改革的研究课题。小泉主政后，将邮政民营化定位为“改革的核心”。2005年7月5日，邮政民营化法案提交众议院表决，绵贯、龟井等37人投了反对票，古贺、高村等14人缺席或弃权，共有51人造反。结果是233票赞成，228票反对，仅以5票之差通过。8月8日，在参议院的法案审议表决中，自民党有22人反对，8人弃权或缺席，结果是反对125票，赞成108票，以17票之差法案被否决。^[6]同日，小泉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果断罢免了拒绝在解散决议上签字的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自己兼任农林大臣，断然决定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参议院否决，却解散了众议院，小泉行为显然有悖于永田町的政治常识，虽然在宪法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种“异端”行为，正是小泉政治的体现。

他在解散众议院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日解散了众议院。处于改革核心地位的邮政民营化法案被参议院否决，我认为就是国会判断邮政民营化没有必要。也就是说，这次解散是邮政解散。赞成还是反对邮政民营化，我要清楚地问政于民。……约400年前，伽利略在‘地球中心说’盛行之下，因坚持‘太阳中心说’而获罪。即使如此，那时的伽利略还是坚持自己的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学说。……果断进行改革的政党自民党，誓与反对民营化的民主党进行斗争，如何选择，我想就教于民。”^[7]言外之意，小泉将自己比作伽利略，为他本人和自民党赋予了正义的化身和改革派的形象，而将自民党内的反对派和民主党打扮成了传统的守旧势力和落后的顽固分子，以致于人们将“邮政解散”同时称之为“伽利略解散”。

众议院解散后，自民党内的造反议员，一部分脱离自民党，另立新党，一部分虽留在自民党内，但没有获得自民党的公认，只能以无所属的身份参选。而小泉亲自派兵点将，在造反议员的选区均安插了“刺客”。在9月11日举行的第44届众议院选举中，由于“剧场”效应，投票率比上次增加了7.65％，达到67.51％，自民党大胜，获得296席，民主党获得113席。自民党以相对较小的选票优势赢得了较多议席，小选区下出现了大量死票。本次当选的自民党议员中有83名被称为“小泉之子”的新当选议员，加上公明党31人，执政党联盟占据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此前反对和弃权的自民党议员，大多数转向成为邮政民营化的支持者。同年10月，邮政民营化法案顺利通过国会参众两院。2007年10月，日本邮政公社民营化正式实施。

小泉邮政选举的成功，得益于其戏剧化的选举战术，同时也是国民对小泉本人及其部分改革政绩的肯定。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国际背景是，在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带动下，日本的出口和投资均有增长，日本经济从小泉主政初期的景气最低点逐渐走上复苏轨道。与此同时，小泉改革在结果上造就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之时，也导致一些方面公共服务水平下降，社会差距和地方差距扩大，贫困阶层增加，自杀人数居高不下，在2003年达到创纪录的34427人。^[8]国民在对未来生活的惴惴不安中，“一亿总中流”的意识逐渐远去，而“下流社会”成为时代流行语。

较之经济政策，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话来说：“小泉内阁不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内阁。与我当首相时主导的政策非常相似，是属于以民族性和统治为中心的政策……我和石原慎太郎、小泉纯一郎拥有共同的政治DNA。”^[9]可以说，中曾根这番话极为恰当地把现代日本社会里几个奉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鹰派人物归类到一起。不同的是，外交安全方面，小泉在中曾根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如果说中曾根是“有主见的保守政治家”，那么小泉就是典型的“无主见、无战略的保守政治家”。他打破禁区，主张修宪，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积极对外派兵，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了与亚洲周边邻国的关系。

缺乏外交经验的小泉上台后，在军事及安全问题上，追随美国，不断强化日美同盟，热心加强军事实力，企图“借船出海”，以此来树立其所谓的“大国形象”。2001年4月，小泉在出任自民党总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日本留有严重的战争后遗症，将来必须修改宪法第九条……自卫队不是国家军队，这很不正常，在必要之际自卫队抵御外侵，依据宪法解释却是违宪，岂不荒唐。”三天后就任首相的小泉又重申了上述立场。^[10]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定位，日本利用“9·11”事件后的反恐之名，仅用了25天便完成立法程序，于10月29日先后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反恐怖三法案，突破了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限制、武器使用限制以及国会对海外派兵权限上的限制，为日本海外派兵铺平了道路，成为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0天后，也就是11月9日，日本便以“反恐”为名派出特混舰队驶向印度洋，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至此，小泉政府实现了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常态化，日美军事合作的范围超出远东地区，扩大到世界各地。

2002年4月16日，小泉内阁又通过“有事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扩大了首相指挥权限，增加了对国民的限制与惩罚条款。同年12月，日本派遣驱逐舰前往印度洋支援美军的“倒萨”行动。2003年4月，日本又派遣三艘军舰支援美军的伊拉克战争。2003年5月15日众议院正式通过《有事法案》(6月6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日本有媒体评论说，“有事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将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第一步”。小泉则表示，“有事法案”的通过是“日本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5月20日，小泉在国会第一次公开宣称：“自卫队实际上就是军队”，公开为自卫队“正名”。2003年7月又通过了使自卫队合法地向伊拉克派遣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从2004年1月开始，上千名自卫队陆续被派往伊拉克。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开赴战争地区，也是迄今为止派往海外的规模最大的部队。

就追随美国的外交，小泉自己做出了“真实的表态”。2005年11月，小泉在京都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日美关系越紧密，越能与中国、韩国和亚洲建立良好的关系。”^[11]人们普遍认为其主张就是只要日美关系搞好了，中国也好，韩国也好，都会跟着日本走。此番观点自然遭到各方的严厉批判。小泉认为人们歪曲了他的本意，进行了反驳。然而，正如日本评论家若宫启文先生所言，不能不说他这番话终于道出了对美国“一边倒”的“真心话”。《读卖新闻》的主笔渡边恒雄则认为，这是“无知的短见，愚蠢至极”^[12]。

小泉还将争取日本“入常”当作一个招人耳目的招牌，也是实现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入常”后，日本就可以谋求安理会否决权，利用联合国进一步追求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方面的利益，建立日本参与主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同时，欲以此为契机，从根本上“告别战后”，改变在国际上的政治弱势地位和“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形象，以一个政治大国的资格，面向21世纪，面对亚洲和全世界。终因连想依靠的美国这棵大树也不愿为其遮凉，表示反对，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的赞同。(www.daowen.com)

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日本与中韩的经济文化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下，小泉却在任期内连续六次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最低点，两国首脑互访连续中断五年，甚至在“10+3”会议框架下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亦一度破天荒地被取消。

考虑到与中韩等国的关系，上台之初的小泉没有按照竞选总裁时约定的8月15日，而是于2001年8月13日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也是自1996年桥本以来在职首相的首次参拜。中国虽然表示了强烈反对，但还是于同年10月8日，同意小泉访问中国。小泉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会谈。同月21日，上海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小泉再次举行了会谈。2002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日，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开幕式，同时，当月小泉参加博鳌论坛，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举行会谈。小泉主政后的最初一年间，中日关系总体还是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然而由于小泉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的再次参拜，逐渐恶化了中日关系，影响了两国国民的互信，中日之间出现了不正常的“政冷经热”现象，实际上已经波及甚至损害了双边和地区多边的经济合作关系，失去了诸多良好的合作发展时机。最终导致2005年4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面对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小泉却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剧目，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忍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斗士，暗示了自己不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决心，恰好也迎合了日本新保守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小泉在2001年5月21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白：“现在我遇到什么烦心事，就对自己说‘要有那些特攻队员的精神’”，“受命总理大臣的今天依然是这样，与那些特攻队员的精神相比，这点辛苦算得上什么。”^[13]显而易见，只能说小泉不仅缺乏基本的善恶观念，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无知。80岁的日本最大媒体《读卖新闻》董事长渡边恒雄，在接受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现在那帮根本没经历过战争的右翼分子将“神风敢死队”标榜成为天皇献身的烈士，其实“全是谎言”，“说什么他们(神风敢死队员)是带着勇气和快乐离开的，还高喊‘天皇万岁’”!渡边愤怒地说，“他们只是待宰羔羊。事实是，他们每个人上飞机前都低着头，步履蹒跚。有些人连站都站不住，是被其他士兵架起来推到机舱里去的”。“小泉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历史或哲学，不学习，一点文化都没有。这就是他说出许多蠢话的原因，比如‘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还有‘中国和韩国是仅有的批评靖国神社的国家’，这都源于无知。”^[14]

对于靖国神社，小泉并不存在什么一以贯之的思想或信条，在其当选首相之前，并没有参拜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是为了竞选总裁、荣任首相提出的竞选口号，进而坚持参拜，也是诱导国民情绪，故弄玄虚的姿态。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其固执的个性，只是他也没有预想到问题发展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小泉的目的就是欲借靖国神社问题，想做个一次性的“了断”，妄想不负责任地彻底甩掉历史包袱，消除“战败国”的痕迹，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这就是小泉“没有战略的战略”。他声称，“参拜靖国神社纯属个人良心问题，别人不应说三道四”，“靖国神社不能成为外交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追悼战死者和祈求和平的方式”。不仅没有丝毫反省之意，反倒是强词夺理，倒打一耙。殊不知历史的和解是现实合作的基础。为了促进与亚洲邻国的理解和信任，只有彻底反省，通过协商、研究，了解对方的立场和看法，逐步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或方法，否认、超越或回避是行不通的。正如渡边恒雄先生相信的那样，除非日本能对战争中所作所为做出检讨，否则日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

在亚洲外交渐陷困境的时候，2002年9月17日，小泉闪电访问朝鲜，与金正日进行了日朝历史上的首次首脑会谈，联合发表了《日朝平壤宣言》，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五十多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在国内政治丑闻不断和经济形势不大明朗的情况下，小泉欲借访问朝鲜来赢得国内的支持，也为自己的外交生涯添上一笔，果然一度下降的内阁支持率又有所上升。同年10月，当朝方按照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协议，允许部分日方所称的“被绑架者”回日本探亲后，日本方面却单方面违背诺言，拒绝将这些人送还朝鲜，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刚刚启动的邦交正常化进程旋即中断。2004年5月22日，小泉再度访朝，向朝鲜承诺提供25万吨粮食和价值1000万美元医疗设备的援助，金正日则同意让五名日本人质的家属回日本。小泉访朝，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依旧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更加刺激了日本对朝鲜的不信任感。尽管效果极其有限，但吸引了世人瞩目，也成为小泉剧场的一个重要曲目。

乘着旋风而来，扬着沙尘而去。这位“煽情首相”、“强人首相”，在“砸碎自民党”的口号下，将日本政治由“数量政治”切换到了“剧场政治”，倡导首相政治主导，冲击了原有的55年体制，实现了一定的构造改革。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勇气和决心，尚属难得，精神可嘉。然而，当人们回过头来评价小泉内阁的功过得失时，如东京大学御厨贵教授所言，“实际上，他君临相位的五年零五个月间，相应展开了充满刺激的‘趣味’政治。然而，冷静分析的话就会明白，小泉内阁没有为日本提示什么未来构想或长期战略。即使是备受争议的靖国神社参拜，也不能说为日本国家的将来传递什么信息，结局只能说是一个单纯的表演而已。若不会引起误会的话，小泉政治就是没有计划的‘赌博’，……小泉无非是个拥有天性的‘赌徒’。”^[15]

剧场政治一时打动了选民，而小泉改革却逐渐拉大了社会差距，丧失了民心，造成三年后自民党丢掉了政权。小泉本意想延续执政党寿命，不料却歪打正着最终真正地摧毁了自民党，成为自民党的“罪人”。换个角度来看，小泉或许也可以说是实现日本民主政治转型和政权交替的“功臣”。功过评说大概需要留待后人从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去定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执政1980天的小泉，在即将交出大印之前的2006年8月15日，这个日本战败投降的最敏感的日子，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兑现了他曾经许诺的“8·15参拜”。参拜行为，无疑作为外交“负遗产”传给了他的后任和日本国民。

【注释】

[1]足利利昭：《新自民党人物风云录》，翼书院2001年，第19页。

[2]足利利昭著：《新自民党人物风云录》，翼书院2001年，第29页。

[3]足利利昭著：《新自民党人物风云录》，翼书院2001年，第24页。

[4]内山融著：《小泉政权：“煽情首相”改变了什么？》，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第14页。

[5]王志俊著：《从海部俊树到福田康夫：冷战后日本11首相》，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6]内山融著：《小泉政权：“煽情首相”改变了什么？》，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第99—100页。

[7]首相官邸主页，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5/08/08kaiken.html

[8]《新闻赤旗》，2004年7月23日。

[9]高洪：《追问小泉的政治DNA》，《世界知识》2006年第7期，第37页。

[10]《朝日新闻》，2001年4月28日。

[11]若宫启文著、吴寄南译：《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12]“对谈：渡边恒雄与若宫启文——谈靖国、论外交”，《论座》2006年第2期。

[13]2001年5月21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日本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http://kokkai.ndl.go.jp/

[14]《新民晚报》，2006年2月16日。

[15]御厨贵著：《政治的终结、政治的肇始——从后小泉到政权交替》，藤原书店2009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