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新闻史

1978年以后到现在的这30年，正好是建国60年的后一半。咱们整个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是最近这30年，我正儿八经地做教学工作也是这30年。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把过去批判错的东西逐步地改正过来，从做法到观点都在拨乱反正。这样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轨：1953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开始教中国新闻史，1978年以后又回归到我原来的专业——中国新闻史。在这以前只能说是什么都搞，什么都没搞成。

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但建国以后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党员。我1984年才入党。之前像我这种情况，入党难度很大。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党员的观念上、党员的构成上，都跟过去有一些不同，注意从知识分子当中吸收党员。所以我在1984年以后成为党员，在党员里头算是资历比较浅的。解放初期当记者，政治上首先得是党、团员，或者是地下党；我有旧的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是不可能去当记者的，只能做点教学研究工作。这是在当时那个大形势下必然的选择。做教学工作其实也挺好，研究新闻史，政治上没有那么多要求。1978年以后这一切都正规了，就有条件去做自己专业上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时候临近人大建校30周年，我就给系里提出来，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周年献礼。我就跟系主任罗列商量，他同意了，然后我就着手写这本书。本来开始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献礼的书，准备写七八万字就可以了，后来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年——30周年的献礼没赶上——写成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专著。

开始写的时候受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还有当时大批判的一些观点的影响，思想上还比较“左”，写得很拘谨。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还是否定的多。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观点：改良不好，革命好。其实改革和改良在英文里是一个词，都是“reform”。但只认可改革， 贬抑 改良，说改良不好，改良就是修正主义；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产婆，革命才好。所以讲近代报刊史就老讲孙中山的革命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就否定得比较多。另外，新闻史上的人物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基本上都被否定掉了，新闻界的名人也不能 表彰。所谓“三名三高”，即所谓的名作家、名演员、名歌星，都是不可取的，是名人就要反对。再加上前30年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活动，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都被否定掉了。50年代的时候还提李大钊、陈独秀，还提邓中夏、萧楚女，后来也提范长江、邓拓。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提不起来了——李大钊成了叛徒；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范长江打倒了，在干校自杀了；邓拓是“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也成了叛徒了。结果可以肯定的，只剩下了一个毛泽东和一个鲁迅——毛泽东说鲁迅是圣人，他是贤人。——就剩下他们二位了。一时间在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人物，也不提人物，“革命”的报人不能提，旧报人不能提了，资产阶级的报人更不能提了。我开始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大背景。

随着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慢慢意识到这个思想还应该解放，过去的批判不一定是正确的，这种观点逐渐调整、修正。所以写到后来，后面的观点就跟前面的观点不一样了，解放的程度也不一样。最后《中国近代报刊史》写了1500个人物，有的是详细展开的，有的是简单提名的。由于一路写来，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前头还有很多“左”的痕迹，如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全部否定，认为都是“特务”，都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一个好人都没有，一点好的影响都没有，是全部彻底的否定。这个不是太实事求是的。现在对司徒雷登不也有了一些比较公正的评价了吗？当年由于毛主席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就没有人再给他说好话了。实际上他很早就提出中美要建交，美国当时是希望和新中国建交的，但没有被接受。司徒雷登其人对中国人民还是有感情的，可在当时，这个人是基本上被否定的。这种思想解放的程度也是逐步逐步提高的，写了两年，写到后来，成了一个“半大的解放脚”。现在那本书再版过几次，我基本上没有动那个稿子，就保留当时的那个思想状况。在后记里说明了这个认识的过程，一看便知。这书是1978年开始写，1981年出版的。当时刚从干校回来，写的时候连个桌子都没有，就把装书的几个箱子垒起来当书桌，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写的。

这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第一个成果。然后以此为基础，不断地有所拓展。一个是因为教学上有了比较多的投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有了比较多的时间从事教学；另外也有了相对宽裕的时间做一些科研工作，写了一些个案研究的文章，组织了全国50个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接着又搞了一部编年史，也是三卷，也是200多万。这一段时间，我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编辑工作，我是中国新闻事业这一部分的主编。这个工作做了五年，它要求很严谨，要求充分占有原始材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之所以从近代报刊史开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前，我在新闻史教学上在北大有一段时期是讲通史，从古代一直讲到当代，当时就我一个人在讲这门课。到了人大以后教员比较多了，我们新闻教研室有8个教员，最多的时候有10个，5个讲中国的，5个讲外国的。教员里头有很多是老解放区来的、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像黄河，是1932年的党员；刘爱芝，是“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新闻史教研室前后两届的教研室主任。有这样的一些老同志在，共产党成立以后的那一部分报刊史，就理应让老同志们让党员讲。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就好像党史，如果你都不是党员，你怎么研究啊？所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一段时期，我只是讲古近代部分，五四以后那部分就由那些老同志讲。那些老同志现在有的去世了，有的后来调到实际部门工作去了。像刘爱芝，后来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红旗》的编委，最后是《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现在也去世了。(www.daowen.com)

由于上述的原因，拨乱反正以后，我的第一本新闻史的著作是《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是因为我长时期的教学分工就是搞中国古代和近代新闻史。后来，我搞通史、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新闻史”部分，就开始介入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多个阶段，不再以古近代为限了，关注的面也比较宽一些了。但相对来说，我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比重方面，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党报以外的报刊这部分比重仍然偏大一些。这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大环境有关系，我1984年才入党，入党以前基本上这些党报、党刊的研究由党员教师去搞。

方汉奇（1926～），原名方汉迁，广东省普宁市人。中共党员，教授，新闻史学家。

方汉奇1950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在圣约

人物简介

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该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先后开设和讲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外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研究”、“名记者研究”、“港台和海外华人报纸研究”等课程。1984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同年被全国记协评选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称号，2009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委兼“中国新闻事业”部分主编等职，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顾问、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课程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等。

方汉奇先后撰写和主编了《报刊史话》、《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报史与报人》等10余部教材和专著，发表了200余篇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其中，《中国近代报刊史》（57万字）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科学、系统的记述，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史专著，曾五次再版，1987年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学新闻史教材，在国内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书刊中流传最广、发行数量最大，1996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6年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获国家教委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80余万字）是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学专著，是对70余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历史性总结，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02年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2003年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年被教育部认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其中的第一卷1994年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新闻传播史》2005年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方汉奇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近60年，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学权威和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