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3 方汉奇先生与中国新闻史学研究
刘泱育
作者简介：刘泱育（1976－），男，黑龙江木兰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方汉奇（1926— ），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至今，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院系的顾问、课程教授、兼职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报史与报人》（1991）、《新闻史的奇情壮采》（2000）、《发现与探索》（2009）等，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中国新闻传播史》、《〈大公报〉百年史》等。曾三次获吴玉章奖，一次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一、新闻史学领域的耕耘者：“一息尚存，从吾所好”(1)
2004年，在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新闻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九大学科之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是不被承认，不受重视的 (2)。作为新闻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史学研究更是长期处于冷门和边缘的位置。然而，方汉奇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道路中，却始终耕耘在新闻史学领域，没有开辟别的研究方向，这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是罕见的。其中原因固然非一，但在笔者看来，重要原因在于，新闻史学是方汉奇先生一直的兴趣所在。
方汉奇先生对新闻史学的兴趣萌自高中时期的集报活动。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读书期间，他继续集报，出于对新闻史学的兴趣，先后写了《中国早期的小报》和《两宋的新闻事业与新闻自由》等论文，其中，《中国早期的小报》于1948年6月至8月在上海《前线日报》的“新闻战线”周刊上连载，这是方先生的第一篇新闻史学论文(3)。
大学毕业后，方先生将对新闻史学的兴趣与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的职业合二为一，凭借对新闻史学的浓厚兴趣，在六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对新闻史学的研究既涉及对中国古代报纸的探求，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开拓，也涉及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的聚焦、对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的考察，还涉及对中国新闻史学史和新闻教育史的评述，并且在每一方面都绝非浅尝辄止。
以论文为例，就对中国古代报纸的探求而言，方先生陆续发表了《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和《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等多篇论文；就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开拓来说，他陆续发表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等论文；就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的聚焦而言，方先生先后对鲁迅的报刊活动、对撰写中国第一部新闻实务著作的邵飘萍、对《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就对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的考察来讲，方先生陆续发表了《互联网络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国加入WTO后内地报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论文；就对中国新闻史学史和新闻教育史的评述而言，方先生陆续发表了《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花枝春满，蝶舞蜂喧——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七十年来中国的新闻教育》等多篇论文。这位新闻史学领域辛勤的耕耘者，迄今已在海内外学术园地上发表新闻史学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了五部个人文集，但方先生的成名作却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于1981年的《中国近代报刊史》。
“被公认为近30年新闻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突破苏联新闻史的写作模式，从‘左’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十分注意写出中国新闻史自身的特色”(4)。全书篇幅达57万余字，概括了1815到1915年约100年间的报刊史，既包括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也包括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既包括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也包括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报刊。此书既重视对中国近代新闻业务改革及办报思想的研究，也重视对中国近代新闻史人物的介绍与研究；就前者而言，既分析了梁启超等人的办报思想，也论述了民国初年新闻业务的改革情况；就后者而言，一下子介绍了1500多人，其中重点展开介绍的超过100人，在“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这在当时是要冒一点风险的，是要准备挨批的”(5)。
《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后获得多种科研奖项(6)，不但被认为“是五十多年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早期和近代报刊的发生、发展的专史”(7)，而且其所开拓的研究范式成为此后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两大主导范式之一(8)。此书“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拓的整体、系统研究新闻史的基础上，在研究的科学性、精准性上更上了一个台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具有界碑意义的学术突破，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
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有了兴趣，做学问不但可以“不息”，而且可以做到“深入的研究”(10)。《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虽然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但这本专著却花费了方先生近三十年的学术积累，没有对新闻史学浓厚的兴趣，没有在兴趣驱动下长期坚持的不息的学术积累，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先生在新闻史学领域的不倦耕耘及其成就，作为历史的经验昭示着：将兴趣与职业结合在一起——幸福而卓然有成的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二、新闻史学研究的组织者：“嘤其鸣矣，求其友声”(11)
方汉奇先生在六十余年的新闻史学道路中，不仅是新闻史学领域不倦的耕耘者，而且也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出色的组织者。他不但先后组织编写了多种新闻史教材与著作，而且与同人一起组建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使新闻史研究者有了一个交流与协作的学术平台。
（一）组织编写新闻史教材
方先生认为，“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只要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12) 基于对教材重要性的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方先生组织编写了多部新闻史教材。他所组织编写的教材，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首先是填补空白的意识。由方先生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和《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等教材，在当时都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其次是通力合作的思想。在方先生看来，一部高质量的教材，最好由多人通力“合编” (13)——教材主要是向学生普及知识，因而不但要写得通俗易懂，而且更重要的是需吸取各家之长，以便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获益。基于这种考虑，方先生先后与陈业劭、张之华、谷长岭、蔡铭泽、陈昌凤、丁淦林、黄瑚、薛飞、杨雪梅、王润泽、赵永华、赵云泽等学者通力合作，编写新闻史教材。
再则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方先生认为，“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具有十分强烈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都应该是与时俱进的”(14)。
新闻史教材的编写也要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尽可能地使学生通过教材学习到较新的知识。因此，方先生主编的新闻史教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出更新，最近更新的一部教材则将中国新闻传播史写到了2008年。
（二）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
1986年夏，方汉奇先生倡议创办中国新闻史学会(15)。1989年4月3日，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方汉奇先生任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
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后，“以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发展为宗旨，持续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学术组织活动，为全国新闻史学术研究的交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仅推动了新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促进了新闻史各类专业学术团体的发展。同时学术研究队伍空前发展，以高校教师为基本力量的新闻史研究队伍有500多人，高校新闻院系教师等专业人员、新闻单位的研究人员的合作和协作也得到较大加强。”(16)
方汉奇先生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达15年（1989～2004），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史学会先后组织了十次大型学术研讨会(17)，并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通讯》、《新闻春秋》系列专刊、《新闻春秋》论文集，与报刊合办《新闻春秋》专栏。不但促进了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交流与协作以及新闻史学研究的进展，而且促进了与海外新闻史学界的交流和对话。
（三）组织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著作
1987－1999年，方汉奇先生主编了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此书“是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是中国迄今规模最为宏大的新闻史专著，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8)。就主编此书而言，方先生认为，“一部体例详备卷帙浩繁的多卷本中国新闻史，只靠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只有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博采众长，各出机杼，集腋成裘，才能事半功倍。”(19)在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过程中，方先生先后组织了全国50位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队伍中涌现出来的精英和骨干”。(20)编写出来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集中展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既全面阐释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又系统评述了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还总结了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它的优良传统和新闻宣传发展的自身规律，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所未有的。它的问世，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突破。”(21)
1992年，方汉奇先生组织13位新闻史学者启动《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课题，此课题上限起于中国古代报纸肇始的公元713年，下限止于课题结项前不久的1997年。时间跨度达1285年，所记述的史实则涉及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2000年，篇幅近200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出版，“这是方老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之后完成的又一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记载的极为丰富的、可靠的中国新闻史史料，是能够长久使用、永久保存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编年史》具有夯实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的积极作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2)。
此外，方先生还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人物》、《〈大公报〉百年史》、《中国新闻学之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等多部著作。
三、新闻史学人才的培养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3)
自195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开始讲授新闻史课起，至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继续招收新闻史方向博士生，方汉奇先生已在高校执教60年。60年来，他对新闻史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仅体现在招收培养新闻史学博士方面，而且体现在为众多的新闻史学著述作序。
（一）“巧思精琢成大器”(24)——培养新闻史学博士
1984年，方汉奇先生成为中国新闻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次年开始招收培养新闻史方向的博士，至2010年，方先生已招收和培养近40名新闻史方向的博士，5名博士后。
1.方汉奇先生培养新闻史学博士的指导思想
方汉奇先生对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非常关注，“尽量给他们提供好的引导，帮助他们扩大视野，打好基础，在他所从事研究的范围内选择好突破口，然后帮助他做好学位论文。”(25)
就方先生给博士生提供好的引导，助其扩大视野打好基础而言，由一位学生专著的后记中可窥一斑：“入学第一次见面，您交代了第一学年的学习任务：七十多个书目、二十篇读书报告、四篇专业论文。尤其是那一月一次的约见，我都要超出往常多倍的紧张与认真，唯恐先生睿智的双眼看破了我内心的无知与懒惰。”(26)
就指导学生做好学位论文而言，方先生认为，通常要抓好四个环节：选题、酝酿、谋篇和写作。(27) 在选题上，除了要了解本学科的现状，还要选好突破口，并适当地考虑客观需要。至于研究的题目，则可大可小。大题目，如《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等，小题目，如《〈蜜蜂华报〉研究》、《〈述报〉研究》《〈上海犹太纪事报〉研究》等。在酝酿的过程中，首先要广泛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其经验，明白其得失，以高屋建瓴之势，在前人的肩膀上重新起步”，而后充分占有与论文写作相关的材料，进行深入的酝酿和推敲。在此基础上，“为整个论文作好宏观的规划，设计好一个严谨的框架和结构，拟出一个比较详细的有两至三个层次的写作提纲”。在写作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运用新的语言，进行新的概括，做出新的分析，补充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见解，得出新的结论”。
方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严格的要求与悉心的指点上面，而且体现在人生境界的昭示方面——不止一名学生对先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感，方先生“常常在不经意间”向弟子们“展现了一种人生的大境界”。(28)有学生认为，“向先生学习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人生境界。先生是树人的人，潜移默化地为他人点燃生命之火”。(29)
2.方汉奇先生所招收和培养的新闻史学博士（后）
方先生培养的新闻史学博士，绝大多数选择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且卓有建树。限于篇幅，仅略举在京的部分博士。
有多人担任（过）新闻传播院系或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彭兰教授，等等。
有多人成为新闻传播学界著名学者或成长为后起之秀。如，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清华大学郭镇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涂光晋教授、周小普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李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副教授、赵永华副教授、赵云泽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傅宁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宋素红副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彤旭副教授，北京大学邓绍根博士后等等。
方先生培养的博士后，目前已有三位出站。其中，艾红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蒋建国现为暨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兰肖现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二）“为他人作嫁衣裳”——作序新闻史学著述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方汉奇先生迄今已为新闻史著述作序六十余篇。方先生所作之序至少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积极扶助后学，乐观厥成(www.daowen.com)
在方先生看来，“写序主要是对书作者研究成果的一种支持”，(30)近三十年来，他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裳”，除为自己相稔之人作序外，对于素昧平生的新闻史研究者的作序之请，他亦热情回应，乐观厥成。有新闻史研究者在著作后记中写道：“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方汉奇教授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与我素昧平生。论文付印之际，方教授应我所请，欣然作序，使本书增色不少，其鼓励后学、奖掖后进的大家风范令我感佩之至。”(31)
2.仔细研读著作，细思慎写
方先生认为，写序“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书的具体内容，琢磨琢磨才能动笔”，(32) 有时因时间安排不开，他就与作者商量，过一些时候，等时间许可再动笔写作。对此，倪延年教授曾忆道：方汉奇先生“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因为最近教学任务紧张，一时没有时间动笔，等他把两周的教学任务结束后，就立即动笔写序。就这样，在我们的这本《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就有方老先生写的序。回想起当时我们接读到方老先生的来信和序言文稿时，心里真是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33)
3.表达治史思想，臧否分明
方先生所作的书序也体现了他的新闻史学研究思想，如，“应该重视新闻史人物的研究”，“要研究旧中国军政派系办报的历史”、“必须了解地市报纸的历史”等等；同时，对于作者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方先生的意见是“可以各说并存，让读者择善而从”；而对于有些著作中的缺憾之处，方先生也不讳言，在序言中直接点出，以便作者今后做出进一步的研究与修订。
结语
作为中国新闻史学领域辛勤的耕耘者、出色的组织者和重要的人才培养者，方汉奇先生个人的学术道路与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进展息息相关。中国新闻史学研究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中开展最早、成绩最突出的一块”(34)，这离不开方先生和其他前辈学者在过去岁月中的超凡努力。饮水思源，我们永远感谢、尊重前人的努力；以史为鉴，后来者也许有必要反躬自问：自己能从前辈学者的学术之路中，悟到哪些？
（转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223—227页）
【注释】
(1)范曾谈中国诗歌之美：2009年3月8日CCTV－1《我们》节目。
(2)方汉奇：《方汉奇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3页。
(3)刘泱育：《论方汉奇的学术研究起点》，《东南传播》2009年第10期。
(4)童兵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87～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5)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6)《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当年，即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1986年获得晋版优秀图书一等奖及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奖，1987年获首届吴玉章新闻学奖金一等奖。
(7)何炳然：《简评〈中国近代报刊史〉》，《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
(8)另一主导范式为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见童兵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87～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113页。
(9)童兵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87～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10)丘桑主编：《少年中国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47～249、264页。
(11)《诗经·小雅·伐木》。
(1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总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2010年4月25日笔者对方先生的访谈。
(14)方汉奇：《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学》，2003年7月22日《光明日报》。
(15)张涛：《初创轶事》，2009年4月《新闻春秋——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88页。
(16)童兵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87～2008新闻学与传播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17)2009年4月《新闻春秋—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专刊》，第20页。
(18)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序言》（3卷本）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20)方汉奇：《要重视新闻史的研究》，见王永亮等编著：《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70页。
(21)丁淦林：《丁淦林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22)赵玉明，李磊：《跨世纪四年间中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巡礼》，见方汉奇主编：《新闻春秋：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23) 《史记·李将军列传》。
(24)李宝昌诗：《岫岩玉赞》，见http://www.cbsks.cn/news/html/83.html。
(25)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6)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后记》，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27)方汉奇：《选题·酝酿·谋篇——怎样写作学位论文》，《新闻战线》2005年第5期。
(28)李磊：《〈述报〉研究·后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29)赵永华：《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后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30)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1)任桐：《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后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80页。
(32)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3)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后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
(34) 张振亭：《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