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思潮的传播和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报刊活动

在北洋军阀权倾一世，民国新贵气满志骄，而孙中山等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徘徊彷徨，陷入极度苦闷的情况下，一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却挺身而出，上下求索，开始了他们早期的报刊宣传活动。他们致力于各种新思潮的介绍和传播，同情和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高擎起“民主”、“科学”和反封建的旗帜，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向封建买办势力和“白发的中华”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早在民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一些革命民主派的报刊就致力于新思潮的介绍。北京的《国风日报》，天津的《民意报》，广州的《民生报》、《天民报》、《平民报》，长沙的《湘江日报》等报，都辟有“新思潮”、“新世潮”之类的专栏，对各种最新的政治思想学说进行剖析，其中不少报纸还对社会主义进行过探讨。在《社会星》、《新世界》、《人道》、《民声》、《进化》、《劳动》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报刊上，也刊载过不少译述和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报刊上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往往带有主观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有的和无政府主义纠缠在一起，混淆不清。有的实际上是在宣传社会改良主义。但是，这些宣传启发和鼓励人们去探索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过一定的铺垫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1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北京《晨钟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就以大字标题刊载了这个消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一伟大胜利的惊喜和仰慕心情。这以后不久，在《言治》、《新青年》等报刊上，也出现了不少庆贺和赞颂十月革命的文章，它们欢呼俄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欢呼“赤旗”的胜利，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加速了他们走俄国人道路的进程。

陈独秀

鲁　迅

《青年杂志》

《狂人日记》

“民主”和“科学”的宣传，也开始为一些报刊所重视。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封建专制和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文章，“科学”成为这些报刊宣传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五四前出版的一百多种报刊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评论、通讯和科学史等方面的文章，不下一千篇，其中仅《新青年》一家，就刊出了十一篇。不少报纸还增辟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专栏，同愚昧落后思想和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与此同时，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创始人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纷纷以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面貌，活跃在宣传战线上，从事于振聋发的办报活动。他们当中的代表，是鲁迅、陈独秀和李大钊。光复前后的鲁迅，先是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和校长，继而又应邀到南京和北京的教育部任职。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教职和公职，一面从事文学宣传工作，和不少报刊保持联系，参加它们的编辑出版活动，积极为它们撰稿。

和这一时期的鲁迅有过密切来往的第一个报纸，是《越铎日报》。

《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创刊于绍兴，日出一大张，经费主要来自陶成章在绍兴主办的北伐筹饷局的不到一百元的一笔余款。实际担任编辑和经理工作的先后有陈去病、宋紫佩、张越民、王铎中、陈瘦蝶、陈子英、马可兴、孙德卿、赵汉卿、金剑英、杨祖同、杨愧活等，绝大多数是南社在绍兴地区的分社越社的成员和绍兴府中学堂的教师、学生，其中不少人和光复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报纸创刊时，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曾特地发来贺电祝贺。

鲁迅十分支持这个报纸的出版，积极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曾经列名于它创刊前印发的《出报传单》，并被推为它的名誉总编辑。《越铎日报》创刊的第一天，就刊出了鲁迅用黄棘这一笔名所写的《越铎出世词》，为报纸规定了以下的主旨：“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表扬万物。”此后不久又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和周建人合写的《维持小学教育之意见》和一篇对绍兴军政分府负责人王金发进行严肃批评的文章。对报纸的日常编辑工作，鲁迅也很关心，经常帮助缺乏办报经验的年轻编辑们审阅来稿，选译“西报要闻”和设计版面。《越铎日报》先后设置的“铎声”、“吴越春秋”、“越人肥瘠”、“稽山镜水”等几个专栏，大多出于他的建议。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大院内的那棵四季桂下，经常有年轻的《越铎日报》的编辑们来访和座谈。在鲁迅的热心帮助和积极指导下，《越铎日报》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办得很有起色，评论、新闻都很受读者欢迎，销路最好时曾达一千七百余份。

从“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这一主旨出发，早期的《越铎日报》支持新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对混入新政府的旧官绅、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等人的罪行作过揭露，对新任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宽纵反动官僚和任用私人等举动，作过善意的批评。一个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报社内部的一部分和封建官僚地主有渊源的右翼分子，以孙德卿、王文灏(铎中)、陈瘦蝶等为代表，排挤了陈去病、宋紫佩等原负责人，把持了报社的编辑经理大权，篡改了报纸的方向。变向后的《越铎日报》，对新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采取敌对态度，先后刊出了《敬告军政分府》、《军分府之大发财》、《立早先生入囹圄，致人敢怒不敢言》等文章，在接受了王金发的五百元赠款以后，仍然对他实行人身攻击，“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编造“十大罪状”，诬他“祸绍殃民”。孙中山以临时政府大总统名义来电为王剖白，也遭到这个报纸的攻击，指责孙“怪诞悖谬”，说他“得贿掩丑，为虎作伥，污我民族，羞我国法”，同时还用漫画和副刊文字对他进行丑化。与此相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却极力谄媚，称袁为“统一山河”的“民国功臣”；对章介眉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极力包庇，为他呼冤，并提供篇幅，刊出他所写的攻诋王金发的长文。对一贯反对革命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和自由党头目何几仲，也极尽吹捧之能事，使这个报纸完全沦为反革命一方的舆论工具。

鲁迅对《越铎日报》的转向，是很不满意的。他不赞成报社中的一些人接受王金发的变相津贴，认为那样就难以居于舆论的地位，实行对行政长官的监督；也不为外间盛传的王金发将对他有不利行动的谣言所动，照常打着有明显的“周”字标记的灯笼上下班；但是，却坚决反对王文灏等人所采取的把王金发置于死地的“打倒”态度；对把持了《越铎日报》的孙德卿等一干人也并无好感，曾经在《日记》中嗤其“可笑”和虚妄。1912年4月27日范爱农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曾有“《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等语。鲁迅的回信未见，但从范函的口气看，鲁迅和他的爱憎是一致的。

鲁迅和《越铎日报》直接发生关系的时间只有大约四十余天。1912年2月下旬，鲁迅离开绍兴经杭州到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以后又转往北京工作，此后，除了不时接到《越铎日报》寄来的报纸和1914年由周作人录送他的一篇《艺文杂话》交该报发表外，没有再和它发生过联系(注一)。

在担任《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期间，鲁迅还编辑出版了一期《越社丛刊》，这是他一生中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杂志。《越社丛刊》(第一期)出版于1912年2月，附《越铎日报》发行，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分支越社的机关刊物。这一期《越社丛刊》设有“文录”和“诗录”两栏，“文录”栏刊有鲁迅以“会稽周乔峰”名义发表的《辛亥游录》、以周作人名义发表的《古小说钩沉序》等文。“诗录”栏则刊有柳亚子等人的作品。鲁迅的小舅父鲁寄湘所写的忧心时局的《仲秋夜坐书感》一诗，也在这一栏发表。《越社丛刊》只出版一期即停。

这一时期和鲁迅有过密切来往的第二个报纸是《民兴日报》。

《民兴日报》1912年4月20日创刊于绍兴，是被排挤出《越铎日报》的宋紫佩等人合力创办的，以敢于揭发当地党棍和豪绅们的劣迹名于时。参加写稿的除《越铎日报》出来的一些人外，还有周仲翔、周建人、范爱农等，日销约三百份，同年11月以经济困难停刊。鲁迅和这个报纸保持有较密切的联系，1912年4月他从南京回绍探亲时，曾专程到丁家弄报社所在地看望个别编辑记者。到北京后，几乎每天都能够收到一个星期前的《民兴日报》。范爱农的死讯传到北京后，鲁迅十分悲痛，曾写有《哀范君》诗三章，寄交《民兴日报》发表，刊登在1912年8月21日的该报副刊上，署名黄棘。这是鲁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批诗作。《民兴日报》即将停刊的时候，宋紫佩等人又以稽山公会的名义另行创办了一份《天觉报》。《天觉报》创刊于1912年1月1日，1914年1月停刊，先后出版三年。鲁迅在它创刊前夕，曾特地拍发了一封文为“敬祝天觉出版自由”的贺电，表示祝贺，刊于该报创刊号。另据传说，鲁迅还曾在该报发表过一篇小说，因为原报无存，已经难以查考了(注二)。(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鲁迅，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家乡的光复。和同时期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他对这次革命满怀希望，相信经过革命的涤荡，民主政治可以实现，报纸也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拂煦下，发挥舆论机关的作用，“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越铎日报》的《出世辞》，就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他发现革命后，“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民主共和云云完全是镜花水月，眼前看到的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新的官僚军阀取代了旧日的封建统治者，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失望、颓唐、愤激、惶惑的心情交织在他的心里，他在观察，在沉思，并且开始了新的探索。

这以后的几年，鲁迅潜心于古代文献的钩稽和研究工作，除了在《社丛刊》和《绍兴教育杂志》发表过两篇评介古代文献专著的文章，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过几篇有关美育和儿童教育的文章，在《小说月报》和《中华小说界》发表过一两篇文言短篇小说和介绍海涅诗的译文外，没有再和日报来往，也没有写过什么时事性的评论文章。

鲁迅重新开始为时事报刊大量撰稿，是在1918年。这一年初，正在编辑《新青年》的钱玄同代表刊物前来约稿，鲁迅欣然同意。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五期《新青年》上刊出的《狂人日记》，就是他的应约之作。这是他为《新青年》撰写的第一篇稿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他为报刊撰稿和参加它们的编辑活动的新阶段。在此后的一年内，除《狂人日记》外，鲁迅先后为《新青年》撰写了《孔乙己》、《药》等几篇著名小说，《梦》、《爱之神》等五首新诗和《随感录》25、33、35、36、37、38以及《我之节烈观》等近十篇时事短评和杂文；为《每周评论》撰写了《美术杂志第一期》、《敬告遗老》等四篇书评和杂文；同时，还参加了《新青年》的部分编辑工作，向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礼教、道德、风尚和封建的旧文化，发起了勇猛的冲击，发出了震惊天地的呐喊。蓄积已久的被压抑的感情，像炽热的火山岩浆一样，冲破禁锢它的重重藩篱，迸发了出来，披靡横前，沛然莫御，给读者以巨大的感染。

武昌起义爆发时，陈独秀正在浙江的一所中等学校教书。安徽光复后，一度担任安徽师范学堂的校长和柏文蔚担任都督的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逃往上海，闭门著书，旋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鼓吹反袁。1915年才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出版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月刊，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刊物。陈独秀是它的创办人和最早的主编人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一开始就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民主主义的口号，反对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的“三纲”以及“忠、孝、节”等奴隶道德，反对尊孔和定孔教为国教，提倡科学，主张文学革命，唤起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主编《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彻底、很坚决，他的办报活动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的声望，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公认的思想运动的领导者和主将之一。

李大钊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了他的办报活动。1913年4月，当他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担任了该校北洋法政学会会刊《言治》的编辑部长，在新创办的《言治》月刊上，发表了《大哀篇》、《隐忧篇》、《论民权之旁落》等27篇忧国忧民的诗文。这是他和报刊发生关系的开始。

1914年，李大钊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肄业，1916年4月返国。在此期间，李大钊利用课余时间，继续从事报刊活动，先后担任了留日学生进步团体神州学会的机关刊物《神州学丛》和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的主编。前一个刊物创刊于1915年，后一个刊物创刊于1916年，都以反对袁世凯盗窃国政、帝制自为为目标。李大钊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联邦与邦联》、《民彝与政治》等文章，表明了他和“筹安之徒”、“复辟之辈”周旋到底，“不稍优容，永绝其萌”的决心。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为当时在日本出版的反袁刊物《甲寅》月刊撰稿，揭露了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箱勾结狼狈为奸的阴谋。这是他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二个阶段。

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回国后不久就又开始了他的办报活动。在1916年5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这三年内，他担任过《晨钟报》的总编辑，参加过《新青年》、《少年中国》、《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协助过《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杂志》的出版，并积极为《宪法公言》、《中华》、《通俗》、《太平洋》、《言治季刊》等刊物撰稿。这是他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三个阶段。

《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于北京，是李大钊亲自主编的第一份日刊报纸。它的创办人是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初创时有基金一万元，另外每月还可以从汤化龙处领到两千元左右的津贴。李大钊以留学期间得到过汤的资助的关系，被邀请担任它的第一任总编辑，经理则是汤的私人代表——刘道铿。刚刚学成回国的李大钊，很想利用这个报纸充当传播民主主义思想的阵地，但因言论处处受到掣肘，未能如愿，只工作了22天，就毅然辞职。在主编《晨钟报》期间，李大钊先后为这个报纸撰写了《本报立言旨趣》、《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等评论文章和《别泪》等文学作品，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刊该报社论前“警语”栏)自勉，号召同时代的青年，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撞起“自由之钟”，“勇往奋进”，为“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而战斗(引文见1916年8 月15日《晨钟报》：《晨钟之使命》)。

《新青年》是李大钊参加过编辑工作的另一份重要刊物。他为这个刊物所写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文章，歌颂了积极进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了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对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为其他几个刊物写作的大量文章中，李大钊冲破了历史网罗，批判了旧的思想传统，宣传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初步地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勇于探求真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还表明他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和有着熟练的写作能力的杰出的报刊政论作家。

此外，不少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也开始了他们的报刊活动。青年毛泽东曾经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向《新青年》投寄稿件，并积极筹备在长沙办报。正在南开学校学习的周恩来担任了校内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的主编和南开校刊《校风》的编辑代表兼总经理。正在求学期间的恽代英，则是《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等刊物的积极撰稿者。何叔衡、谢觉哉、陈延年等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时也开始担负一定的报刊编辑工作，并经常为报刊撰稿。他们的办报活动和他们的革命工作紧密结合，成为他们早期革命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加办报活动的这些现代革命史上的杰出人物，当时大多数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个别人虽然已经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办报活动，服务于正在进行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封建军阀买办统治者作威肆虐、踌躇满志的时候，惊伏起蛰的春雷已经隆隆作响，新民主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隐隐可见。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报刊的出现，中国报刊的历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一)：一般认为鲁迅曾经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过四五篇文章，但据高信考证，有的文章并未在《越铎日报》上发表，有的文章根本不是鲁迅的作品。如《书苑折枝》1927年刊于《北新》，署名楮冠，并未在《越铎日报》上刊出；《百草书屋札记》(署名巴人)不是鲁迅的作品，是史天行(齐涵之)当作鲁迅在《越铎日报》上的作品冒送给许广平的(见高信作《百草书屋札记等文的质疑》刊1977年4期曲阜师院院刊《破与立》)。《越铎日报》先后出版十六年，大革命后改组成为国民党绍兴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

(注二)：关于鲁迅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参考过以下几篇文章：张能耿《鲁迅早期与报刊的关系》、沈鹏年《鲁迅著述资料编目》、谢德铣《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莽《夜生活》、王鹤照《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