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民初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学研究活动

和辛亥革命前比较起来，民国成立以后的这一段时期，新闻记者的工作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记者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除了增派地方通讯员外，力量比较雄厚的报纸都设立采访部，争聘第一流人才长驻北京，用专电和通讯的体裁报道新近得到的消息。个别大报还派出驻外特派记者参加巴黎和会等重大国际会议的采访活动。电报费成为报社的一项重要开支，“较诸开办费数倍有加”(黄节《天民日报》发刊词)。记者之间，竞争激烈。能不能采访到重要的独家新闻，成为衡量报纸业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出现了新闻记者为争取正当的工作权利，要求减免新闻电费和实行某种协作而组成的职业团体，组织过中外新闻记者之间的联欢、恳亲和互相访问视察等之类的业务交流活动。

由于迫害严重，禁忌较多，各报评论的篇幅有所削减，在政论的写作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除了个别报纸的个别文章外，多数政论没有在读者中留下什么印象。较有进步的是新闻通讯的写作。云谲波诡的时局动态，张为幻的议会新闻，显要人物的大言谠论，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幕前幕后的活动等等，都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不少新闻通讯采用第一人称，夹叙夹议，文字生动，写作上很有一些特色。

多数记者特别是一般报纸的本埠访员和地方通讯员的写作水平并不高，水平较高的主要是一些大报派驻首都北京的记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颇擅技巧，有较高的写作水平，成为在当时有影响有口碑的著名新闻记者。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一、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其中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二、接触过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办报经验；三、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熟练的驾驭文字的技巧和应对肆应的能力。不少传中外的新闻电稿和通讯，就是这些人在麻将桌旁和觥筹交错之余匆匆拟就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刘少少、徐凌霄、胡政之等。

黄远生(1885—1915)，名为基，字远庸，又字远生，以字行，江西九江人。1904年以进士身份赴日留学，习法律。回国后，先是在邮传部、编译局、法政讲习所等机关任职，旋辞官不就，转而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申报》、《时报》等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少年中国周刊》、《论衡》、《东方杂志》、《庸言》和《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等报刊撰稿，是民初新闻记者中的巨擘。在此以前，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多数是报刊政论作家，以新闻的采访和写作而负盛名的，黄远生是第一人。

黄远生有较敏锐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新闻感，有丰富的采访工作经验，有很强的文字组织和表达能力。他强调新闻记者须有“四能”：(1)脑筋能想，(2)腿脚能奔走，(3)耳能听，(4)手能写。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的文字条理清楚，流利畅达，夹叙夹议，幽默风趣，善于捕捉细节，用事实说话。他所写的《官迷论》、《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三日观天记》、《苦海呻吟录》等新闻通讯，对民初政局的黑暗，军阀、官僚政客和议员们的种种丑态，作了刻画入微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绘声绘形，栩栩如生。虽然使用了半文半白的并不通俗的文体，还是很引人看。他的通讯辑为《远生遗著》四卷，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新闻通讯文集。

黄远生标榜自己公正客观，自称在民初的党争中处于超然地位，实际上并不是无所偏袒的。他贬抑孙中山，排诋同盟会—国民党，赞助、支持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政治上有明显的倾向和爱憎。对袁世凯，他是持拥戴态度的，虽然也对袁的怙势揽权、大借外债等倒行逆施作过批评，但只是小骂大帮忙，并不认真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后，黄远生态度暧昧，在袁的压力下写过一些含糊赞同的文章，并接受了御用报纸《亚细亚报》总撰述的名义，直到最后才表示决绝(注一)，终于在访美途中被反袁人士当作袁党刺死。

邵飘萍(1886—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一面教书，一面为上海各报撰写地方通讯。1912年，和杭辛斋合作，在杭州焦棋杆创办《汉民日报》，自任主笔，“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曾被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以此蜚声于时，被浙江新闻界推为省报界公会的干事长。1913年8月，《汉民日报》被封，他东走日本，入东京政法学校学习，并约集同学三人组成东京通信社，向国内发稿。1916年回国，先是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担任主笔，撰写时事短评，继而被《申报》聘为特派记者，长驻北京，担任新闻采访和新闻专电的拍发工作。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 年10月5日又在北京创办著名的日报《京报》，自任社长，以迄被害去世。他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当过地方通讯员、特派记者、编辑、主笔和社长；办过报纸；办过通讯社；担任过社论、短评、消息、专电等各种新闻体裁的写作任务，既熟悉报纸的编辑采访业务，又有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在新闻学的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是民初新闻界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在政治上，邵飘萍远比黄远生为进步。他很早就从事反袁斗争，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从事帝制活动，他发奸伏不遗余力。袁世凯垮台后，他继续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活动作斗争，所办《京报》以“铁肩辣手”自期勉，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支持以广东为基地的南方革命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攻击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触怒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遭到枪杀。晚年的邵飘萍，是一个对工农革命抱有强烈同情，并积极献身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事业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自由主义者”(1979年版斯诺《西行漫记》127页)。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邵飘萍在新闻的采访和写作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才能。他察物精审，治事勤敏，广交游，重然诺，不惜小费，耳目众多。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挖空心思出奇制胜的那一套，他都优为之。常常能够得到一些有质量的独家新闻。他为《申报》所写的中德断交消息、黎段交恶消息和有关金佛郎案的消息，都先于他报，内容也远比他报为详尽(注二)。在他担任《申报》驻京记者期间，《申报》的北京专电，由每日不过一二百字，扩充到五百字至两三千字，《申报》的“北京特别通讯”口耳相传，风靡一时，他也因而成为名满京华、饮誉全国的新闻记者。邵飘萍文思敏捷，机杼灵活。他和黄远生一样，都有一种随处都能写作的本领。他的不少专电和通讯都成于茶楼酒馆等应酬场所。他的文字纵横自得，鲜明生动，标题也制作得十分活泼显豁，很引人看。他所编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重点即在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是他这一时期从事采访写作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

林白水(1876—1926)，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福建侯官人。白水、宣樊、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等，都是他的笔名。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在孙翼中主办的《杭州白话报》担任编辑，开始办报生涯。此后，他一直以主要精力从事办报活动，先后担任过《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报的主编、编辑、记者，并积极为其他报纸写稿。1917至1918年他在北京创办《公言日报》，自任主编。《公言日报》停刊后，又续办《新社会报》(后更名《社会日报》)，以社长名义从事新闻采写活动。1926年8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于北京天桥。

林白水是以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面貌开始他的办报活动的。他参加过爱国学社等革命团体，参加过万福华等人谋刺清吏王之春的活动。他早期主办和担任过编撰工作的一些报纸，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在那些报纸上，他积极宣传抵制外国侵略和热爱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舆论上的鼓吹，有过一定的贡献。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林白水也不是一个十分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革命宣传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色彩，他只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并不反对“自己汉种的皇帝”和“要君忠君”的思想(《中国白话报》第三期，白话道人：《做百姓的事业》)。一直到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徘徊于君主立宪论和民主共和论之间，举棋不定，革命派的《民立报》和君宪派的《时报》上都刊有他化名写作的文章。民国成立后，他投身共和党，积极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帮闲，曾经受聘为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参政院参政、直隶都督府秘书长，奉派帮办过福建军务善后事宜，并在共和党的支持下当选过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他所办的报纸，接受北洋各系军阀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福建督军署及盐务、财政、金融等部门的津贴，以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他们捧场。晚年所办的《社会日报》，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并攻击二七罢工和五四运动。他以讥骂北洋政府的官僚而横遭枪杀，是无辜的，因而得到社会的同情。

林白水的文章意到笔随，挥洒自如，能够“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冷峻尖峭，淋漓尽致。他在主办《公言日报》和《社会日报》时期为这两个报纸所采写的头条新闻，有事实有分析，夹叙夹议，生动活泼，形成一种新的新闻模式，风行一时，为不少记者所模仿。

刘少少(1870-1929)，原名和，字少双，湖南善化人，少少是他的笔名。少贫，就学于岳麓书院，为学使徐仁铸所激赏。戊戌后赴日留学，习法政，并积极为杨度主办的《中国新报》撰稿。1909年应陆鸿逵之邀，担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以少少笔名撰文，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民国后，继续为各报撰稿，先后担任过《湖南公报》、《公言》、《中华》等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京国咸知刘少少其人”(《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1918年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仍不时为各报写稿，以迄去世。刘少少辛亥前倾向于立宪派，民国后隶籍共和党—进步党，晚年仍热衷于政治活动，经常和下野政客相过从。学术上则致力于道家学说的研究，宣扬太极图，鼓吹封建国粹，反对白话文，为鲁迅所不齿。刘少少为各报所写的文章“庄谐杂出，时杂倭语，而务出己意”，“时有新思，琼绝意表”(同上)，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

徐凌霄(1888—1961)，笔名彬彬，1916年起，继黄远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京报》创刊后，又被聘为特约撰述。他以熟悉历史掌故著名，所写新闻通讯注意有关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文笔美畅又富于趣味，很能引人入胜。徐凌霄对中国传统戏曲也很有研究，是民初著名的报刊剧评专栏作家之一。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成都人，安徽省立高等学堂毕业，1905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习法律。1911年回国，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共和报》的翻译、编辑、记者，王郅隆主办时期的天津《大公报》的经理、总编辑、记者，《新社会报》的总编辑，国闻通讯社的社长和新记《大公报》的经理兼副总编辑等职务，是一个在旧中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1911至1919年这几年，是他刚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的时期。这一时期，他除了搞过短时期的翻译，写过几篇社论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担任过《大共和报》的驻京记者和《大公报》的驻外特派记者，拍发过介绍北京政局动态的新闻专电，报道过段祺瑞部马厂誓师荡平张勋辫子兵的消息和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由于他精通英文和日文，能够深入现场采访，所得的消息往往比侪辈为快捷。1918年欧战结束后，他立即出发去欧洲进行采访，是巴黎和会中唯一的中国记者。和会结束后，他连续访问了英、法、意、瑞等国，撰写旅行通讯，名噪一时，很受国内读者欢迎。

此外，民初以采访写作著名的记者还有张季鸾、张蕴斋、朱少屏、夏奇峰、王一元、李昭实等。这一时期的张季鸾主要为上海的《民立报》和《新闻报》采访新闻，他从南京拍给《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他在通讯中透露的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合同全文，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一个导火线。

新闻学的研究活动也初步地开展了起来。(www.daowen.com)

早在20世纪初叶，现代资产阶级新闻学就被介绍到中国来。除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介绍性文章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过日本人松本君平写的《新闻学》(1903年商务版)和美国人休曼写的《实用新闻学》(1913年广学会版)。

一些出国留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注意选修新闻学课程。最早出国学习新闻学的是邵力子，他从1907年起，就在日本专攻新闻学(参看傅学文《邵力子生平简史》，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其次是徐宝璜，他是1912年起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习新闻学的。新闻教育也开始为一些资产阶级报人和教育家所重视。1912年6月4日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特别大会，曾经通过设立新闻学校的议案。1916年1月，自称“以提倡改良商业为主”的上海《商务报》，曾经有过一个招学生十名赴日留学，专攻新闻，“年赠学费日币三百元”的计划。1918年起，北京大学增设新闻学课程，聘徐宝璜主讲，供文科各系学生选修，开我国大学开设新闻学课程之先河。

在社会上重视新闻学研究的空气影响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事务所即设在北大文科大楼二层的校长办公室内，主要集会地点在文科大楼三层的第三十四教室。这个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研究的主要项目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它每周活动二至三次，活动的方式主要是请导师和中外名流记者演讲，同时组织实习和讨论。1919年4月22日起，它创刊了一份会刊《新闻周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刊物。1920年以后，会务逐渐停顿。

这个新闻学研究会由北大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徐宝璜教授主持。担任导师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徐宝璜，一个是邵飘萍。

徐宝璜(1894—1930)，江西九江人，191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留美，1916年回国，先是在北京《晨报》当编辑，继而回到北大，担任教授兼校长室秘书，主讲新闻学课程，同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各项活动。1920年他先后在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民国大学的代理校长，平民大学的新闻系主任，并积极筹备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系。他在担任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期间，每星期一、三晚上七至八时，都要给会员讲一次新闻学基本知识，内容从新闻的定义，到报纸的性质任务，兼及报纸工作的编辑、采访、评论、发行等各个方面，对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作了探讨。被有些人推为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和“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1930年6月1日病逝于北京。

徐宝璜

黄远生

林白水

邵飘萍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邵飘萍当时正忙于《京报》的出版工作，也欣然受聘为导师，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的各项活动。从1918年10月31日起，到1919年底止，除了寒暑假和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一段时间外，他几乎每个星期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都到新闻学研究会作演讲。他给会员们讲的主要是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他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体会和经验，现身说法，妙趣横生，很受欢迎。

新闻学研究会虽然是北京大学校内的学术团体，但按照《简章》规定，“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校内会员每人年纳会费四元，校外八元”，只要在会内研究满一定期限，即由该会发给证书。1919年10月16日该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由蔡元培代表会务领导部门向参加听讲的会员颁发了证书。其中得听讲一年证书的23人，得听讲半年证书的32人，共55人(注三)。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以文、史、哲、法等系的学生为多，此外还有一些是学校的教职员。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也是这个会的会员，曾经参加过半年左右的听讲和讨论活动。

新闻学研究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对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活动起了很好的倡导作用。两位导师根据他们在会上演讲的讲稿整理出来的两部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后来都公开出版，和1917年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一起，是我国人自己编写出版的最早的一批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的著作。

(注一)：1915年9月以后的《申报》上刊有黄远生的以下三则启事：《黄远庸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刊1915年9月6日《申报》第一张第一版)，《黄远庸致亚细亚报馆书》(刊1915年9月16日《申报》第一张第二版，声明不就该报总撰述职务)，《黄远庸致大陆报函》(刊1915年9月18日《申报》第三张第十一版，重申拒绝与亚细亚报合作决心)。

(注二)：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一文曾经对邵飘萍采访金佛郎一案的经过，作过如下的介绍：“某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飘萍必欲得此消息，乃雇一小汽车，待于门侧。待法国公使入，飘萍即尾随其后，坦然而入，门者以其为法国公使之同行，故未禁止。飘萍入内后，尽得阁议之内容，翌日完全见报，段内阁为之大骇。”(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四辑)邵飘萍自己也对他的采访活动作过片段介绍，下面是其中的一例：“愚某次在北京饭店宴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于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重要消息已达于上海”(见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第10页)。可以想见他的采访活动之一斑。

(注三)：新闻学研究会得听讲一年证书的会员名单为：陈公博、何邦瑞、谭植棠、区声白、倪世积、谭鸣谦、黄欣、严显扬、翟俊千、张廷珍、曹杰、杜近渭、徐思达、杨亮功、章韫船、傅馥桂、温锡锐、缪金源、冯嗣贤、肖鸣籁、欧阳英、丘昭文、罗汝棠。得听讲半年证书的会员名单为：李吴祯、陈秉瀚、徐恭典、朱云光、姜绍谟、来焕之、马义述、杨立诚、易道尊、毛泽东、罗阶、钟希尹、常惠、吴世晋、王南邱、鲍贞、韩萌谷、陈光普、朱存粹、华超、朱如濡、舒启元、刘德泽、梁颖文、倪振华、杨兴栋、曲宗邦、尉士杰、黄琴、吴宗屏、高尚德、陈鹏。以上共五十五人(据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