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各系军阀相继执政，他们和各地的新老军阀一道，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也影响和限制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内新闻事业的基本情况是：

一、报刊的言论出版自由继续受到限制。

袁世凯垮台后，一些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被查封的报纸纷纷复刊。1916年7月8日，北京政府内务部明令通知各省区，为此前被停邮和被查禁的《民国杂志》、《少年中国晨报》、《觉民日报》、《民国月刊》、《甲寅》、《爱国报》、《救亡报》等21家报刊宣布解禁。一些新创办的报刊，也乘机出版。到1916年年底，全国共有报纸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新闻出版事业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但这只是假象，执政的皖系军阀并没有放弃袁世凯的那一套禁锢言论的政策。弛禁只是一种姿态，没过几个月，他们就又恢复了袁世凯的全套作法。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有关报刊的一些法令，一律继续有效。为了加强对异己报刊的控制，他们还自1917年5月26日起，实行新闻邮电检查。1918年10月，又颁布了一个共有三十三项条文的，内容十分苛细的《报纸法》。在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这四年内，封报捕人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1916年11月22日，北京《公言报》以揭载北洋政府拟向美国秘密借款五百万美元消息，被控泄漏机密，发行人黄希文、编辑人王德如被捕。

1917年3月，北京《国风报》以“抨击段祺瑞太过激烈”，被判罚款。

1917年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记者陈友仁以揭露了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商借巨款的消息，被警厅逮捕，旋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徒刑四个月。

1917年6月，广州《南越报》以反对开赌，触怒地方当局，编辑兼发行人李汇泉被捕，不经审讯，即被枪杀。

1918年6月23日，广州《民主报》记者、国民党员陈耿夫以攻击当局把持财政，破坏护法，被桂系军阀莫荣新逮捕，次晨六时以“故为挑拨军心”罪名，押赴刑场枪决。

1918年7月7日，长沙《大公报》、《正义报》以刊载冯玉祥部在常德宣布独立的消息，被湘督傅良佐封闭。《正义报》经理杜启荣判刑三年六个月，《大公报》罚停二十天。

1918年9月24日，北京新闻交通社及《晨钟报》、《国民公报》、《大中报》、《中华新报》、《经世报》、《大中华日报》、《民强报》、《亚陆报》等八家报纸和一家通讯社，以揭露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方面举办满蒙五路大借款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以“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罪名予以查封，经理编辑人康心如、张季鸾等被捕入狱。

综计在这四年内，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至少有17个新闻记者遭到从徒刑到枪决的各种处分，报刊的言论出版活动，和袁世凯统治时期一样，仍然受到严厉的限禁和迫害。为了抗议封建军阀的这种限禁和迫害，不少资产阶级报刊曾经进行过斗争。例如广州各报曾经在陈耿夫被害后的第二天联合自动停刊一天，以谴责当局的这一暴行。福州的《心声报》还曾以发表宣言宣布自动停刊的办法，来控诉当局对报纸的迫害和抗议言论出版的不自由。但是，都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到了1918年底，全国报纸总数又由1916年底的289种，下降到221种，减少了23%。整个新闻出版事业仍然处于被禁锢的状态。

二、办报成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文丐卖身投靠、营私牟利的手段。

不少报纸接受津贴，沦为军阀、官僚政客的喉舌。除了议会各党团为争权夺利扩大影响而创办报纸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派军阀官僚政客，也纷纷以津贴方式贿买报纸为自己作鼓吹。黎元洪之于汉口的《国民新报》、广州的《华国报》，段祺瑞之于北京的《北京时报》、天津的《大公报》、汉口的《公论报》，张勋之于上海的《国是报》，就是这样。这些报纸早已成为他们实际上的代言机关。张勋复辟时，全国舆论哗然，纷起声讨，唯有上海《国是报》继续为他捧场，直到印刷工人出来抵制，“誓不再为排印”(1917年7月4日《民国日报》)才罢休，就是一个例子。除了以上这些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大军阀大官僚大政客外，一些盘踞地方独当一面的中小军阀官僚政客们，也极力以津贴方式贿买报纸，为自己做宣传。朱瑞就任浙督后，除派私人挟巨金到北京办报外，“杭沪各报，多以贿买”(《章炳麟蔡元培宣布朱瑞劣迹通电》，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43页)。陈就任川督后，立即命都督府军需课按月给省城某些报纸发放津贴，同时贿买了后期的汉口《国民新报》，充当自己在省外的喉舌。唐继尧在取得护国战争胜利以后，为了扩充势力于省外，立即汇出大洋一万元，资助省内一些人在北京办报。桂系军阀莫荣新担任粤督后，也通过他的参谋长郭椿森，按月给容伯挺在省城主办的《中华新报》发放“宣传津贴”，使这个报纸成为他在广东的代言机关。在这方面，多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谭延　，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他初任湖南都督的那一天起，就十分重视贿买报纸，曾经通过湖南省政府，向长沙、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的33个新闻单位(包括27家日报，3家期刊，3家通讯社)发放过津贴，每家收受津贴的数字自200至10000不等，使他的喉舌，遍于国内(注一)。

由于津贴贿买报纸成风，不少资产阶级报人视报纸为利薮，到处要钱，打秋风；人尽可夫，形同妓妾。例如主办《北京日报》的那个朱淇，就以到处伸手著名，曾经先后向北洋政府的外交部、交通部等机关和安福系等政客派系索取津贴，只要是有权势的军阀官僚，谁出钱，就为谁帮腔，以此为舆论所不齿。在广州，有的报纸竟公然为烟馆作掩护，借以牟取暴利。其法是腾出报社的一部分馆舍，以高价租给鸦片烟馆，作为秘密营业地点，用报社的招牌掩护烟民吸食鸦片。据有人统计，在1917至1919年这几年间，在广州出版的36家报纸中，就有20多家以此为业(注二），报馆卖鸦片成为公开的秘密。至于利用报纸进行敲诈勒索的事件，更是司空见惯，所在多有。

由于和军阀官僚们来往密切，不少资产阶级文人还把办报作为夤缘奔竞的终南捷径。例如主办汉口《国民新报》的那个李振，就由接受津贴，进而担任了川督陈的驻汉办事处处长。后来又利用这个报纸搭上了鄂督王占元的门路，当上了一任湖北财政厅长。由办报而被擢任县长、局长的，更是不胜偻指(注三)。

三、多数报纸的馆舍和编辑出版条件十分简陋。

除了《申报》、《新闻报》、《时报》等老牌报纸和经费比较宽裕的几家大报外，多数报纸的馆舍和出版条件都很简陋。一般办报人只要租到一两间房子，筹到三四百元经费，估计能够对付最近一两个月的印报费，就可宣布创刊。正像有的人所形容的：“多数报纸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斗室一间，即该报之全部机关，编辑仆役各一人，即该报之全体职员，印刷则托之印字局(原注：以每日一千份计，每月之印刷费一大张约需150元，两大张约需200元)。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载申报版《最近之五十年》)。这里举的虽然是民初北京一地的事实，也正是当时全国多数报纸的情况。上海的个别老报纸条件较好，有自筑的馆舍，个别报纸已经置有每小时可出报七千份至三万份的轮转印刷设备，但多数报纸的条件和北京的相去无几。被称为“有报无社”的某些上海滩上的“马路小报”，往往“出版之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以报费收入，即充印刷纸张之需，印多印少包与印刷者，广告费作为执笔者润笔，发行所则在四马路拐角报贩摊上”(景学铸：《报界旧闻》，刊1940年《新闻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连区区的“斗室一间”也没有，条件较之北京的那些报纸，还不如。报纸的编辑工作人员很少，一般只有三五个人，十几个人，少的如前引熊少豪文所描述的只有“编辑仆役各一人”。多数报纸的编辑往往还兼作校对和柜面(经理部门)工作，一人而数任，所以主编一旦被捕或被传讯拘押，报纸就得关门。在发行上，万把、两万份就已经是当时报纸的最高销数。一般只有千把、两千份，或几百份。最少的只有两份：一份交警察局备案，一份在自己门口张贴。这一类报纸，往往是用套版的办法，即利用另一份报纸的现成版面只换一个报头的办法，印制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出钱办报的人交差。这虽然近于荒诞，却完全是事实。北京、上海、广州都曾经有过这类报纸。仅广州一地，见于记载的就有《南方报》、《商权报》等两家。前者是用《民权报》的版套印的，后者是用《总商会新报》的版套印的，“其发行地点虽分为二，而编辑印刷则实同一机关”(1915年2月6日《申报》：《广东之报界》)。馆舍和编辑出版的条件如此简陋，说明旧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确实很低。但是，从办报人方面来看，也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一是时局动荡多变，报纸禁令孔多，时出时辍，风险很大，一般办报人不愿也不敢在办报活动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一是不少人以办报为跳板，从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投机，报纸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敲门砖，一旦目的达到就弃如敝屣，因此在设备上情愿因陋就简，不愿多花力量。

四、新闻业务工作有所改进，但进展不大。

和辛亥革命时期比较起来，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这几年，新闻业务工作的改进不大。可以记述的只有以下几方面：

新闻报道：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出现了专电、外电、公电、通电等名目。重要的电讯都用大号黑体字排出，并在字旁加圈加点，以吸引读者。专电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各报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炫耀自己的专电多，各报伪造专电成风，互窃专电成风。不少所谓的“本报专电”，特别是那些号称来自北京的专电，其实是编辑们躲在编辑室里凭空臆造出来的。正像胡政之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时候的电台是在主笔的脑子里的，几个人一商量，二号字的专电就来一个。”(据胡政之在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次演讲)有的报纸还大量刊载伪造的政界要人泛论国事的通电以资号召。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经因为连续刊出模拟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以黎的名义撰写的议论国事的十多通通电，遭到过罚款的处分。利用贿买电报局收发员和截收电讯等方式窃取他报专电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注四)。此外，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诲淫诲盗的黄色新闻和矜奇炫异的所谓黑幕新闻，也充斥版面，严重地毒害了读者。

评论：二次革命前，各报还都很重视评论，普遍设有社论、社说、论说、时评等栏目，几乎版版都有评论文章。有的报纸一天内就连发社论一、社论二、社论三等三篇社论；有的报纸一次就刊出论说一、论说二直到论说五等五篇论说。不少报纸还聘有专门分工写评论的主笔，在他们当中涌现了像邵力子、叶楚伧、景耀月、范鸿仙、章士钊、徐血儿、戴天仇、尹仲林、牛霹生、江季子、邵元冲、汤兆鲲、邓家彦、陈匪石、李怀霜、张客公、王博谦、章佩乙、吴爱智(虞)、李哲生、谢无量、张季鸾、孔昭绶、黄栩园、陆爱群等这样一些知名的报刊评论作者。一些短评专栏如《民意报》的“天津之话”，《民立报》的“上海春秋”、《天铎报》的“铎声”、《国风日报》的“时评”等，也办得比较活跃。二次革命以后，受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禁锢言论的影响，多数办报人不愿以言论贾祸，报纸上的评论开始减少。有的报纸很少发社论，偶尔发一篇，也是泛泛而谈，不着边际。有的报纸只写些八面玲珑不痛不痒的短评，此外无评论。有的报纸除了创刊时写过一篇堂而皇之的发刊词外，就再也没有发表过半句言论(注五)。倒是夹叙夹议式的新闻和时事述评之类文字，有所发展，出现过不少这方面的有影响的作者和稿件，开始受到读者的注意。

图片和照片：不少报纸都刊有时事性插画或出有定期的画图附张。讽刺画、滑稽画、风俗画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在一些报纸的版面上出现了带有装饰性图案的栏目刊头，以上海《太平洋报》、《民权报》，天津《民意报》等几个报纸的为最好，说明在这些报纸内部已经开始有从事美术工作的编辑人员。新闻摄影也有一定的发展，发表在《真相画报》(1912年6月5日创刊于上海，旬刊，高奇峰主编)上的《孙总统解任出府之景况》、《南京临时政府人物之一斑》等有关临时政府活动的二十几幅照片和有关宋案的十几幅照片，都有较强的新闻性，从内容的新闻价值到摄影的技巧都超过了以往的水平，达到了那一时期的新闻摄影的高峰。

广告：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我国民族工商业一度有过很大的发展，受这一情况的影响，不少报纸加强了商情和经济新闻的报道，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商业性报纸”，广告的数量陡增，广告的收入在报纸的各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增加广告收入，不少报纸在拉拢客户收刊广告上展开了竞争。有的加大折扣，降低收费标准，有的允许广告嵌入新闻版，有的则在广告的美化上下工夫。在后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太平洋报》。这个报纸由著名画家李叔同(弘一法师)担任广告设计，代客户进行美术加工，所刊广告有较高的艺术性，很能吸引读者，为其他报纸所不及。(www.daowen.com)

五、以“鸳鸯蝴蝶”为中心的报纸副刊和小报、期刊泛滥一时。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的这一段时期，报纸的副刊续有发展。不少报纸都增设了副刊性质的栏目，如《国风日报》的“四面八方”，《北京日报》的“消闲录”，《太平洋报》的“文艺”，《时报》的“小时报”，《之江日报》的“浙新语”，《四川公报》的“娱闲录”等。一些没有副刊栏目的报纸，也辟有固定的版面，刊载杂文、随笔、诗词、小说、戏曲等副刊文字。出版时间最长的《申报》“自由谈”(1911年8月24日创刊)和《新闻报》的“快活林”(1914年8月16日由“庄谐丛录”改称)等两个副刊，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

副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当中，有不少是南社的社员。这个曾经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过鼓吹的进步文学团体，在民国成立后，组织扩大了，成员增加了，社友由辛亥革命前的两百余人，发展到1188人，其中担任编辑工作的，就有128人，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长沙、杭州、吉林、无锡、香港等地的四十余家报纸，大部分都参加了副刊的编撰工作。拥有柳亚子、李叔同、陈陶遗、苏曼殊、胡寄尘、朱少屏、叶楚伧等18名南社社友的上海《太平洋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在革命的果实被篡夺，革命的理想渐渐破灭的刺激下，这个团体的成员开始分化了，除了少数人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投入反袁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外，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由徨苦闷而渐入颓唐，还有一部分人则蜕化堕落，沦为新的运动的反对者。在创作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热衷于复古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其中有一部分人更发展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健将。

鸳鸯蝴蝶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温床中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它的大本营在上海。作者大都是既有封建的文化教养，又熟悉租界洋场生活的知识分子。作品则以小说为主，有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门类，而以描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式才子佳人们相悦相恋的言情小说为大宗。在这些小说里，男女情人们像一双双鸳鸯和蝴蝶似的分拆不开，时而“轻便有趣”，时而“哀感顽艳”，以此来吸引读者，使他们沉湎于这类爱情故事之中，逃避现实，“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快活》杂志《祝词》)。报纸副刊是这一文学流派的策源地，也是它赖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基地。

类似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作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前清。但是，公认的典型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是从上海《民权报》副刊上所刊载的那些言情小说开始的。《民权报》日出三大张，副刊占一整版，不标名称，由蒋箸超、吴双热等担任主编，除“袖里乾坤”、“今文古文”、“燃犀草”、“过渡镜”、“众生相”、“滑稽谱”、“自由钟”、“瀛海奇闻”、“天花乱坠”等小栏目外，还刊有大量的长篇连载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的《霄玉怨》、《红粉劫》等。这些小说用华丽的文言写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骈四俪六，堆砌如七宝楼台，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而以徐枕亚的《玉梨魂》最为典型。除蒋、徐、吴、李四人外，经常为《民权报》副刊提供同类作品的，还有刘铁冷、胡仪、沈东讷、倪灏森、陈无我、沈肝若、张冥飞、管义华、杨尘因等。《民权报》停刊后，蒋箸超又纠集了报社中的一些人，于1914年4月25日，创办了一份《民权素》月刊，继续刊载同类作品，直到1916年4月出版第十八期后才告结束，成为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大本营。

继《民权报》之后，成为鸳鸯蝴蝶派重要基地的，还有以下的一些报纸的副刊：

《申报》“自由谈”：它创刊时设有“游戏文章”、“忽发奇想”、“付之一笑”、“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缠绵悱恻”等栏目，间刊小说、随笔等各项文字，所刊《泪珠缘》、《情网蛛丝》、《满园花》、《妍媸镜》、《众醉独醒》等连载小说，都是鸳鸯蝴蝶之类的作品。第一任主编王钝根，名晦，字耕培，江苏青浦人，和继任主编吴觉迷、姚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一道，都是南社社员和鸳鸯蝴蝶派的健将。

《新闻报》“快活林”：张丹斧、严独鹤主编，经常撰稿的有李涵秋、向恺然、程瞻庐、朱枫隐、缪贼菌、陆律西、刘山农、曹绣君、许瘦蝶、范烟桥、许指严、王西神等，所刊《侠风奇缘》、《镜中人传》、《玉金环录》、《鸳鸯剑弹词》等，也都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

《时报》的“余兴”、“滑稽余谈”、“小时报”和该报的第四版：经常撰稿的有包天笑、毕倚虹、周瘦鹃、范烟桥等，所刊代表作品有周瘦鹃的《霜刃碧血记》、《邻人之妻》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十年回首》。主编包天笑，名公毅，字朗孙，别署拈花，苏州人，南社社员，是鸳鸯蝴蝶派中的一员主将。

此外，刊有鸳鸯蝴蝶派作品为它提供园地的还有北京的《群强报》，天津的《天津晨报》、《既报》、《午报》、《国强报》，上海的《民立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广州的《国华报》等报纸的副刊和1919年3月3日作为《神州日报》的附页创刊，后来单独出版的小型报纸《晶报》以及《礼拜六》、《小说时报》、《游戏杂志》、《小说新报》、《小说大观》、《眉语》、《小说海》、《小说丛报》和早期的《小说月报》等四十余种报刊。其中《民立报》以刊登游戏式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几个人写成一篇小说——著名；《时事新报》以刊登揭发别人阴私及描述犯罪手段的“黑幕小说”著名；《晶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小型报纸的一个样板，恽铁樵、王蕴章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是较早刊登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文艺杂志，都在市民读者中有一定影响。

鸳鸯蝴蝶派是在旧中国这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孕育诞生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从诞生那天起，就以报纸副刊和一些小报、期刊为基地，用庸俗的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来吸引读者，而某些报纸副刊和小报期刊也积极为它提供版面，并利用这一类作品来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广招徕，这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报纸副刊和小报期刊泛滥一时的一个原因。北洋政府对时事政治方面的文字限禁很多，对能够麻痹和腐蚀人民群众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却从不闻问，有时还采取鼓励态度，这也是这一类副刊和小报期刊得以大量发展的一个原因。鸳鸯蝴蝶派副刊和小报期刊在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绵延不绝，其流风余韵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才宣告湮灭。

在鸳鸯蝴蝶派翩翩起舞的这一时期，在有些报纸上也出现过个别以介绍学术讨论思想传播文化知识为主的、内容较为清新的文艺副刊，其中著名的有1918年3月4日发刊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8年10月5日创刊的《京报》的副刊和《民国日报》的副刊“民国闲话”等。这类副刊在当时虽然为数不多，但已开始崭露头角。其中的《时事新报》的“学灯”和《京报》副刊，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在传播新文化方面有影响的报纸副刊。

六、通讯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创办的通讯社有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北方通讯社、华英亚细亚通讯社、新闻交通通讯社、新闻编译社、武汉的武汉通讯社、长沙的湖南通讯社、大中通讯社、中华通讯社等几十家。这些通讯社一般只有一两个访员，用复写和油印的方式发稿，发行额由数份到几十份不等，绝大部分靠官僚政客和大资本家们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一些是以记者个人的名义逐期把稿件印发给各报的，如谢彬的《新疆纪游》和邓质彬的《昆明通信》(注六)，这两份专稿都在长沙发行，免费分送各报，有点像个人办的通讯社。

在这一时期的通讯社中，最有影响的是1916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的新闻编译社。这个通讯社的社址设在北京南城珠巢街，每天下午七时左右发稿一次，外地邮寄，本埠由社员骑自行车分送各报，内容分自采和编译外电两部分，“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刊《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

(注一)：据当时上海报纸刊登的湖南省政府《各报馆津贴一览表》，说明有27家报纸、3家杂志、3家通讯社经常接受该府津贴：

(见1913年7月10日《申报》第二张第六版第三栏)

(注二)：见陆遁翁《桂系据粤时广州报纸的怪现状》(刊《广东文吏资料》第九辑)。据陆文云：“当时桂系当局正在拆城拆铺筑路，怕商民反对，需要报社支持，故不干涉后者卖烟。”

(注三)：蔡寄鸥在《武汉新闻史》中列举过不少这方面的事例。据蔡书所举的材料统计，在1912年以后的三十年内，武汉报人由办报而做官的有35人，内厅长6人，县长8人。

(注四)：参看《新闻研究资料》第一辑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一文。

(注五)：例如二次革命后在广州出版的《越华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参看《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沈琼楼、陆遁翁《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一文。

(注六)：同(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