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二次革命前后的反袁宣传和袁世凯对报刊出版事业的迫害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暗杀，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早就对袁怀有戒心的人，激于义愤，极力主张讨袁，一些原来迷信议会政治、热衷于搞责任内阁的人，这时也憬然觉醒，投入反袁斗争，因此有所谓的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敌我力量悬殊，不久就在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下宣告失败。

宋案发生后，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都以大量的篇幅连续报道事件的真相，揭露袁世凯指使部属行刺民党领袖的内幕和袁世凯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实现其独裁统治的狼子野心。这方面的宣传，以北京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上海的《民立报》、《中华民报》，长沙的《长沙日报》等几个报纸最为激烈。《民国报》在宋教仁被刺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明白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暴徒，乃吾人之政敌也”(1913年3 月23日时评《宋君教仁遇害感言》)。《国风日报》公开发表社论，指责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1913年4月29日社论《政府之罪状》)。《国光新闻》在社论中，怒斥“政府杀人”，“政府暗杀人”(1913年4月29日社说《宋案之第一次宣布》)。《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都用要闻版的整版篇幅刊登有关宋案的报道，对宋被刺的经过，凶手的供词，从凶手处搜获的袁党秘密策划刺宋的往来函电，都作了详细介绍，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是刺宋的元凶。与此同时，还发表了《呜呼万恶之奸徒》、《哭宋遁初先生且诏吾党》、《综论大暗杀案》等评论文章，对袁的暴行进行谴责，号召人民和“貌记共和之名，阴行专制之实”的窃国大盗作殊死斗争。赣宁事起，又最先刊出了孙中山的《讨袁通电》，黄兴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誓师文告》和江西、南京、安徽、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地宣布独立和发动讨袁军事行动的消息。《中华民报》自称“自出版以来，讨袁之声无日或断”(1913年7月20日刊定夷作《本报一周年之回顾》)，所刊《叛逆之政府》、《利害拼一掷耳》、《我看还是违命好》等评论，对宋案前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了进一步的揭露。《长沙日报》则发表了孔昭绶等人所写的评论文章，详细列举了袁世凯的二十四大罪状，昭告天下。此外，有的报纸还出版了反袁专刊，如《民国新闻》的《公论》；有的地方还创办了以反袁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报纸，如广州的《讨袁报》。前者创刊于1913年7月19日，每晚出铅印四开一小张，汪兆铭、蔡元培、张继、吴敬恒等任撰述，以评论为主，随上海国民党系统的几个报纸免费分送(注一)。后者以前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中国日报》记者谢英伯为总编辑，杨愿公等为撰述，在省港两地发行。这些报纸都极力鼓吹武装讨袁，壮大了反袁方面的声势，给各地的反袁军事行动以舆论上的声援。

8月18日，江西讨袁军失败；9月1日，南京失守；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黄；11月4日又下令解散国民党；所谓的“二次革命”，在转瞬之间，即告结束。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和孙、黄等领导人的纷纷出走，各地的反袁报刊也遭到了严重摧残。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开封、南昌等地的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全被查封。其中仅广州一地，一次就被封掉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等六家。上海各报因为多数在租界内出版，不能直接查封，就采取禁售的办法，限制它们在内地发行(注二)。《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民国西报》等报，就是因为遭到禁售，经济发生困难，被迫停刊的。有的则通过租界当局借端加以迫害，例如《中华民报》，就是因为总编辑邓家彦被控“有意扰乱人心”，判押西牢半年，罚款五百元，因而被迫停刊的。除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外，其他在宋案中发表过反袁言论和在二次革命中同情过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报纸，也受到残酷迫害。1913年5月24日，杭州《浙报》以所刊新闻“挑衅军队，激成内乱”，被罚停三星期；1913年6月12日，杭州《汉民日报》以“庇护乱党”的罪名被勒令停版，记者邵振青被捕入狱；1913年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以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论说，宣传“政府而叛国民，军人不应听政府之命令”，被罚洋一百元，罚停一星期，旋被查封；1913年8月20日，福州《群报》等几家报纸以“议论荒谬”被查封，记者祝茂等被捕；1913年 10月13日，北京《超然报》以“毁坏军人名誉”被“停止出版”；1913年8月，广州《震旦报》、《粤东公报》以“言论激烈”被封。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了139种，和1912年初的500种比较起来，锐减了300多种，即此，也可概见报纸在“二次革命”前后受摧残情况的一斑。有的人把这一段报纸受摧残的历史称为“癸丑报灾”(1913年是癸丑年)，也足以说明报纸所受迫害的严重。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以及和他们有历史渊源的人，继续在国外和国内租界地区出版报刊，冲破封锁，进行反袁宣传。出版地点主要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地。

在东京出版的有《国民杂志》和《甲寅》两种。

《国民杂志》是一个月刊，1913年4月15日创刊于东京，是“中华国民党驻日各部共同之机关杂志”，初创的一个时期，“在东京编辑，在上海发行”，和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月刊是姐妹刊物，都为“二次革命”作过鼓吹。“二次革命”后，继续出版了一个时期，旋停。

《甲寅》也是一个月刊，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发起人是胡汉民。以章士钊“非同盟会员，亦非国民党员，愿鼓吹革命，资格颇老，对孙、黄相当尊重，无甚轩轾，此时主办此志，应最合宜”(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刊《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所以推他担任主编。协助章担任编辑工作的，是二次革命后卸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逃往日本的陈独秀。经常撰稿的除章、陈外，还有高一涵、周鲠生、杨端六等，包括了各方面的反袁人士。这个刊物设有时评、评论、通信、文艺等栏，自揭“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所刊章士钊用秋桐这一笔名写作的《政本》、《政力向背论》等政论文，虽然也有反袁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主张缓进，态度平和，正像当时人所形容的：“言不急切，欲徐徐牖启民志，以俟期会”(章太炎《重刊甲寅杂志题词》)，不像其他在海外出版的反袁报刊那么剑拔弩张。这个刊物经常脱期，1915年5月出至第五期后移至国内印刷出版，同年10月停刊(注三)。

在上海出版的有《正谊》、《民权素》、《民信日报》、《民意报》、《生活日报》、《中华新报》等。

《正谊》由谷钟秀主编，以“指导社会”、“忠告政府”为宗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称它是“为失望于袁世凯而作”(第五章13页)；《民权素》由刘铁冷、蒋箸超主编，以“抨击政府之最有力之《民权报》”的“巍然”继承者自居；《民意报》、《生活日报》都和徐朗西有关，参加后一报纸出版活动的，除徐外，还有谢良牧、叶楚伧、邵力子、朱宗良等；《民信日报》的创办人则是一部分四川籍的国民党员。这些报刊绝大部分都出版于1914年，寿命很短，一般都只出版了不到一年，就都因经济困难而停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华新报》。

《中华新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社址在上海法租界三洋泾桥东，是一部分国民党员在袁世凯阴谋称帝声中为了反袁的需要创办起来的。报纸的主持人是谷钟秀和杨永泰，先后在这个报纸担任工作的，有欧阳振声、徐傅霖、李述膺、吕复、陈白虚、曾松翘、谈善吾、吴敬恒、张季鸾、钮永建、汪馥炎、包世杰、吴应图、沈钧儒、曹谷冰等。1916年11月，政学会在北京成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该会的成员，有的还是主要领导人，这个报纸自然地成为该会的言论机关。在反袁的问题上，这个报纸的态度是坚决的，发刊词就直斥袁世凯“于对外丧权辱国之后，乃为一姓之子孙帝王万世之谋，以二三近幸官僚之化身，悍然冒称国民之公意”。护国军兴，它还特辟《护国军纪事》专栏，详载云南护国军总部和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的各项函电文告，对各路护国军的进展情况也作了详细报道，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以舆论上的制裁。这个报纸的副刊由陈白虚担任主编，办得也很有特点，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吴敬恒的《庵客座谈话》等，就都是在这里连载的。上海版的《中华新报》出版到1924年冬停刊。在这以前，《中华新报》还出过一个北京版，创刊于1916年9月1日，由张耀曾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康心如任经理，李述膺、韩玉辰、高仲和、周太玄、梁秋水、华林等协助编撰工作，是政学会在旧国会复会后设在北京的一个言论阵地，1918年9月停刊。

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一方面组织武装讨袁，一方面创办报刊，进行反袁宣传。

中华革命党的大部分报刊是在国外出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日本出版的《民国》杂志。

《民国》杂志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刊期不定，每期出大三十二开本二百余页一册，是孙中山抵达日本后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创办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即转为该会的正式机关刊物。这个杂志由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长居正(署名东辟)任名义上的发行人，政治部部长胡汉民(署名去非)任总编辑，参加编撰工作的还有朱执信(署名前进)、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邹鲁、田桐、苏曼殊等，都是一时之选。所写文章，全部使用笔名。《民国》杂志的中心内容是反袁，所刊胡汉民的《发刊词》、《亡中国之外债》，朱执信的《无内乱之牺牲》、《暴民政治者何》、《革命与心理》，邵元冲的《国民性论》、《国民宪法之修改与其成立》，亚苏的《袁世凯之约法会议》等评论文章，都揭露了袁世凯独裁专制媚外卖国的罪行，驳斥了袁党分子把参加反袁斗争的革命者诬为“暴民”的无耻谰言，主张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给“弁髦宪法，蹂躏人权，袭民主之名，行帝者之实”(《发刊词》)的元恶大憝以坚决的武力上的制裁。除政论外，《民国》杂志还辟有“译述”和“文艺”两栏，刊载了苏曼殊以三郎笔名写作的连载小说《天涯红泪记》，和周瘦鹃以微尘笔名翻译的《大私归士》等域外文学作品。

此外，在国外出版的中华革命党各支部机关报刊还有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晨报》(李是男、黄芸苏主编)、《民国》月刊(谢英伯、冯自由、孙科等主编)；在纽约出版的《民气报》(谢英伯、赵鼎荣等主编)；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版的《新民国晨报》(胡汉贤、夏重民等主编)；在多伦多出版的《醒华周报》；在古巴出版的《民生报》；在秘鲁出版的《民醒报》(周卓吾、李介平、刘伯擎等主编)；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吴荣新主编)，《大声杂志》(温雄飞主编)；在新加坡出版的《国民日报》(丘明昶、雷铁崖等主编)等(注四)。其中《少年中国晨报》、《新民国晨报》、《民醒报》、《自由新报》、《大声杂志》等五家，是由辛亥革命前即已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刊改组而成的，其余的则是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陆续创办起来的。

在国内出版的属于中华革命党的报刊，限于条件，数量很少，而且多数托庇于当地的租界和外国当局，主要的有在上海租界出版的《民国日报》，在天津租界出版的《公民日报》和在香港出版的《现象报》。《民国日报》创刊于1916年1月22日，社址在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负责领导和筹办这个报纸的是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当时奉派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的陈其美。负责报纸的日常经理和编辑事务的，是邵力子和叶楚伧。协助撰稿的则有朱执信、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后来以创办《世界日报》名于时的成舍我，曾经在这个报纸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对和助理编辑。《民国日报》以讨袁为主旨，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阵地。袁世凯垮台，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后，它继续出版，并转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刊。《公民日报》创刊于1915年9、10月间，社址在天津日租界旭街，社长刘揆一，编辑刘铸生、张静庐等，是中华革命党在华北地区唯一的言论机关和通讯联络机关，“内容完全是反对袁政府的”(张静庐《旧大公报被封之谜》，刊《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现象报》创刊于1915年10月中旬，是中华革命党在港澳地区的唯一的宣传机关，先后担任经理的是罗翼群和朱卓文，担任总编辑和编辑的有邓寄芳、陈云峰、梁楚三等。这个报纸日出八开八版，销约两三千份，利用和香港电报局的特殊关系，所刊电讯较当地的其他报纸为快，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事发生后，“该报即先于当地各大报发号外加以报道，故当时颇能吸引读者”(罗翼群《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的回忆》，刊《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但寿命很短，只出版几个月，即停。

同盟会和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民党，由于放弃了原来的革命纲领，又渐渐与封建军阀官僚合流，民国建成以后，威信大大下降。以国民党为基础改组而成的中华革命党，在群众中也没有多大声望。加以后者在入党手续上采取了立誓约、摁指印等作法，为一些人所反对，入党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工作开展不大，远不足以号召群众。它所办的以上那些报刊，数量既不多，刊行期间也大都很短。在国外出版的很难进口，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在国内出版的，受到查禁，发行地区超不出租界的范围，不少报纸因为销路不畅，经济十分困窘，至于难乎为继。如《现象报》，报社工作人员只供给食宿，没有其他报酬，不少人坚持不了，只好挂冠而去。《民国日报》则“馆员欠薪不必说了，即连印报的纸头，也有时没钱购买，甚至挨到半夜当了东西买纸头才得出版”(叶楚伧《五千号纪念刊序》，刊1930年3月13日《民国日报》)。它们在国内和港澳地区读者中的影响，往往还比不上进步党方面的报纸，在反袁的宣传上，远远起不到领导的作用。

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排挤了国民党，把政权窃夺到手以后，并不就此罢休。他野心勃勃，先是废除了妨碍他独裁的临时约法，擅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负责制，延长总统任期，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最大限度，继而又酝酿帝制，妄想黄袍加身，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维护他的反动独裁统治，袁世凯除了厚植私党和扩充反革命武装外，还很注意控制舆论。他采纳了梁启超的建议，“居服从舆论之名，举开明专制之实”；“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注五)；极力把舆论阵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首先是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就有自己办报的打算，曾经通过他的死党梁士诒和梁启超秘密联系，打算由袁出钱，由梁出面，在上海“组一机关报”，以“渐转舆论”，抵制革命。因为条件没有谈妥，没有办成(注六)。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大权在握，立即着手办报，先后在北京创办了《金刚报》、《亚细亚报》，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又指使他的御用党公民党在北京出版《民视报》，在广州出版《时敏报》；指使他的死党汤芗铭在长沙创办《国民新报》(后改《大中报》)。此外，在帝制活动进行到高潮期间，还有过“于南洋、美洲各埠扼要繁盛之处，设立报馆二三所，发行华、洋文报纸”(见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档号1001／3214)的计划，因为遭到抵制，未能实现。已创办的这些报刊当中，以《亚细亚报》和《神州日报》较有影响。《亚细亚报》由声名狼藉的帝制分子薛大可担任主编(注七)，吸收了君宪派分子丁佛言，封建余孽樊增祥、易实甫等担任撰述，日出三大张，是袁府御用报纸中言论最反动、最猖獗的一家。《神州日报》则是由袁乃宽经手从汪彭年手中盘进的，主编孙钟是臭名昭著的帝制派议员，利用《神州日报》的旧招牌，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一部分读者当中，曾经起过鱼目混珠的蒙骗作用。

宋教仁

袁世凯

其次是收买一部分报刊，以为己用。例如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新社会日报》、《国权报》、《京津时报》、《大自由报》，上海的《大共和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檀香山的《华兴报》，以及广州的《华国报》等，就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袁世凯的收买。据不完全的统计，直接或间接接受过袁世凯收买的报纸，总数在125家以上。收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一次付给巨款，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则仅仅是零星的施舍。在这方面，袁世凯是不惜小费的。奉派去上海代他收买报纸的人，一次就携款30万元。代他去北京某报“商请转移论调”的，一出手就是10万元(注八)。当然，价码因报而异，并不完全一样，有多到几万元、十几万元的，也有少到只有几千、几百元的。例如用来收买长沙《大公报》的只是一张三千元的支票，用来贿赂广州各报的则仅仅是“袁头三百板”。对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报纸发行人和编辑记者，袁世凯也用致送宣传费、著书费，发给干薪和招待酒饭等办法进行笼络和收买，要求他们按照他所定的调子撰写新闻和评论，为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注九)。

第三是限制言论自由，对反对他的报刊进行摧残和迫害。为了使他的摧残舆论的暴行合法化，袁世凯在1912至1914年的这几年内，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对报纸的登记出版发行和编辑采访写作等活动，横加干涉。《报纸条例》颁布于1914年4月，明文规定：禁止刊载被认为是“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外交军事之秘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的文字；禁止“军人”、“行政司法官吏”和“学校学生”办报。对报纸发行、编辑、印刷人的条件也作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出版法》颁布于同年12月，进一步规定：所有报刊出版物在发行或散布前，必须呈送一份给当地警察机关备案。早一些时候颁布的《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则给警察机关以随意停止报纸出版的权利。这些已经十分苛细的法令，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层层加码，不断地有所增益。发行前呈送警察机关备案的规定，后来被发展成为出版前的预检制度，各地军警机关都派出专人分驻各报审阅大样，随意删改或扣发稿件。湖南的巡按使署还制定过一个检查报纸条例七条，由军巡两署会派候补知事一人，专任检查之责。《报纸条例》中关于每家报刊须缴纳保证金100至350元的规定，在有的地方被擅自增加到700元，“无力缴纳者，均勒令停版”(赵凯《福州之新闻事业》，刊《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念刊》)。同一条例中规定的报纸发行、印刷、编辑人必须“年满二十岁以上”，在有的地方被擅改为“三十五岁以上”，无理地剥夺了青年人的办报权利，“限制了多少办报的朋友”(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刊1919年1月1日《川报》增刊)。在有的地方，不仅有关“国体”、有碍“治安”和事涉“机密”的文字不能见报，连被认为“有损官厅威信”的言论，也明令禁止发表。

在多如牛毛的各类禁令的束缚下，报纸动辄得咎，被封禁的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反袁色彩比较强烈、言论比较激烈的一些报纸，如天津的《新春秋报》、《新天津报》、《赤县新闻》、《公民日报》，上海的《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广州的《觉魂报》、《华国报》，长沙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等，被扣上“决系乱党机关”和“逆报”等之类的帽子，遭到封禁，一些反袁色彩并不浓厚的报纸，如汉口的《大汉报》，成都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因为在言论中偶尔冒犯了袁党，也被硬扣上“无端造谣，煽惑军心”之类的罪名，遭到封闭或禁止邮递等处分。在袁世凯以出卖领土主权为代价，积极投靠帝国主义，以换取后者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发表反日言论和透露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内容而遭到查禁的报纸，为数也很不少，上海的《五七》、《救亡报》、《爱国报》和广州的《时敏报》等报，就是因为刊载了这方面的稿件，才被警方勒令停版的。(www.daowen.com)

报人遭到迫害的事件，更是所在多有。不少编辑记者横遭枪杀，知名的有北京《正宗爱国报》的主笔丁宝臣、《民主报》的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开封《民立报》的编辑敖瘦蝉、罗锐青，记者刘绶青、贾侠飞，职员邢拱宸，广州《震旦报》发行人康仲荦，汉口《大汉报》编辑余慈舫，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等。绝大部分都是以“暗助党人，希图推翻政府”或“煽惑军心”之类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的。其中如敖瘦蝉，仅仅因为写了一副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若逢张振武，说我即来”，就被诋为反袁，不经审讯，立即绑赴刑场枪决。由此可以概见袁世凯及其死党们草菅人命到什么程度。至于因办报而被捕系狱的事例，更是不胜偻指。《大汉报》的胡石庵、丁愚庵、朱伯馨、颜觐棠、范凤俦，北京《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农，《四川新闻》的魏倬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就都因违反了前引的那些禁令，而身陷缧绁。侥幸没有被拘捕的编辑记者们，在豺狼当道，言禁綦严的情况下，也经常遭到传讯、呵斥和各种难以忍受的刑辱(注十)。新闻记者的言论和人身自由，受到践踏，他们的尊严也扫地以尽。

综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共四年零两个月的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从1913年的“癸丑报灾”，到1916年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而实行的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全国报纸的总数始终只维持在130～150种上下，几乎没有增长，形成了民国以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袁世凯给新闻出版事业带来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在他统治时期，报纸和报纸编辑记者所受到的迫害，比之清朝封建政府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黄远生的以下一段感慨，很能够反映当时一般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怨望心理：

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远生遗著》：《忏悔录》)

封建社会其实并不存在黄远生所说的那种“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自由，黄远生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极力烘托出袁世凯统治下的言论出版的不自由。对如此摧残舆论禁锢言论出版自由的独夫民贼，受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产生时日曷丧的思想，务以去之为快呢！

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在酝酿帝制的过程中，他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并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转载了美国政治流氓古德诺和杨度、刘师培等人所作的“研究”帝制的文章，为帝制作鼓吹。此外，他还禁止各报发表抵制帝制的言论，强迫它们印红报，用“洪宪”帝号纪年，但是受到了坚决的抵制。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和国民党当中的激进分子以及一些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纸，如《民国日报》、《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沙日报》等。这些报纸都曾受到过袁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迫害，但反袁的立场始终不变。在湖南反袁驱汤斗争中复刊的《长沙日报》，刚刚恢复出版，就发表了孔昭绶所写的《湖南民党讨袁世凯檄文》，历数了袁的一项逆罪和十八项大罪。其余各报也纷纷发起对袁的舆论声讨，攻击帝制运动，拒用洪宪帝号，支持反袁的武装斗争。

在广大人民意志的强烈震撼下，不少原来拥袁的资产阶级报纸也开始转变态度，加入了反袁的行列。例如进步党系统的报纸就是这样。这个党的一些报纸，原来都是袁世凯的应声虫，为袁的当选总统和镇压“二次革命”，发表过不少捧场文章，造过不少拥戴的舆论。筹安事起，他们看到反袁的声浪越来越大，帝制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为了抢夺旗帜进行政治投机，同时也为了保存自己，才开始强调“拥护共和”，进行反袁宣传。进步党领袖人物和宣传家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表现，最足以说明问题。1912到1915年这几年，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这几年当中，他在袁世凯的手下当过人才内阁的总长和参政院的参政，拿过袁世凯致送的带有收买性质的每月三千元的著书费，充当了袁的高级清客，为袁的内外政策出了不少点子，帮了不少腔。直到袁的帝制活动遭到广泛抵制，万无成功的希望时，他才赶忙在由他担任总撰述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大中华》杂志上，抛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示异议(注十一)。由于帝制活动不得人心和梁的名气，这篇文章传诵一时，很有影响，也为作者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由袁政府的帮闲帮凶，一变而成为反袁的健将。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抢夺旗帜。这一点在他给同党的一封信中，表述得非常清楚：“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专集》之二十三第28页《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整个进步党报刊的反袁宣传，正是在梁的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此外，历来态度比较保守的一些老牌资产阶级报纸如《申报》、《华字日报》等，也由拥袁转为反袁。《申报》还公开发表声明，拒受袁的贿赂，并指责帝制活动为“无端自扰”，“实难赞同”(1915年9月3日《申报启事》)。

帝国主义的报纸，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报纸，对袁世凯就任总统以来的罪恶活动，包括早期的帝制筹备活动，一向是非常支持的。这时，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也不敢不有所收敛，并转而发表部分诋袁文字，为本国政府另找走狗预留地步。这一转变，在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顺天时报》的版面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死心塌地地坚持为洪宪帝制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报》、《民视报》、《金刚报》、《神州日报》、《大中报》等几家御用报纸和以天主教教会名义在天津创办的《益世报》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反动报纸。它们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抵制。1915年9月11日，《亚细亚报》上海版刚一创刊，就接到署名“君主之敌”和“中国公民一分子”的警告信，声明：“如再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接着，就于1915年9月12日和同年12 月17日两次被炸。第一次炸死了一名门警，第二次，弹从二楼窗口掷入，主任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注十二)，终于被迫停刊。其余几家报纸虽然照常出版，但已无人问津。《神州日报》附袁后，“全馆人员，一律辞去”，“销数一落千丈”(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43页)。《大中报》“除向政府机关派销外，几乎无人订阅”(张平子《关于汤芗铭在湘暴行的回忆》，刊《湖南文史资料》第八辑)。《金刚报》因为没有人看，竟发展到由北京警务部门以派巡警持枪分送的办法，实行武装卖。《益世报》因为附和帝制，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反对，也受到部分爱国天主教徒的反对(注十三)。人心向背决定了这些报纸和那些“臣记者”们的命运，它们和他们的活动早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历史笑柄。

1916年3月，袁世凯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宣告垮台。反袁斗争取得了胜利。报纸受禁锢受迫害的历史也暂时告一段落。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专横最凶残的窃国大盗。他对报刊出版事业的控制和摧残，其严密和专横程度，也是前无古人的。他的那些禁锢言论出版自由的作法，既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又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色彩，是为近代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袁世凯虽然垮台了，他的那些摧残报刊出版事业的手法，仍然为后来的反动统治者所继承，给旧中国的报刊出版事业带来了长期的严重的灾难。

(注一)：1913年7月20日《中华民报》刊有《公论》告白一则云：“此民党对于最近国事临时所发布之意见。分社论、名论、舆论粹言、时评、谈丛等栏。外埠各大要地附入《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强报》等附送，本埠另加当日新闻一纸，每晚六点钟出版。”

(注二)：淞沪警察厅曾经发布过以下禁售布告：“案奉江苏都督民政长兼会办江苏军务行署通令内开：照得新闻报纸为舆论机关，自非宗旨纯正议论平允，不足以代表人民心理，导引政治进步。乃有《民权》、《民立》、《民强》各报，专为乱党，鼓吹异说，破坏民国，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信口开河，肆无忌惮，亟应从速禁售，以免淆乱人心。为此，训令该厅长遵照，凡《民权》、《民立》、《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立即禁止售卖，并布告人民，一体知悉，切速勿违，此令。等因，奉此，合亟布告周知，仰各卖报人遵照。嗣后凡《民权》、《民立》、《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均即禁止售卖，凡我人民亦应一体勿再购阅上开各项报纸，以免淆乱人心，是为至要”(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二编314页)。对国外发行的报纸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如1913年12月7日袁政府内务部警务司即曾通令各省，以“语多妨害治安”为由，禁止仰光《觉民日报》在国内发卖。见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209。

(注三)：《甲寅》后来曾经两度复刊。第一次复刊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出版，先是日刊，同年2月17日起改周刊。第二次复刊于1925年7月，开始在北京出版，第37期起迁天津出版，周刊，1927年2月停刊。

(注四)：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391页、第四集137页、138页、140页，《华侨革命开国史》33～36页；胡汉贤《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刊《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高承元《1912年到1925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刊《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曾虚白《中国新闻史》790页。

(注五)：见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致袁世凯函，转引自李侃《从梁启超看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堕落》。李文刊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

(注六)：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和梁启超商量办报事，见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罗致梁启超函，及民国元年三月十五日梁士诒致梁启超电。罗函云：“燕(梁士诒号燕孙)谓公言论机关所需款几何，答言非十万两不能开手，欲握言论之中坚，非绝大报不可。燕谓大众商量，亦以公为君主立宪主持最力之人，得公主持于下，必可渐转舆论，其意似甚欲项城出资，组一机关报，此事当熟商之。鄙意谓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梁电云：“□□□□已到，已到，袁统□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日间唐赴宁，再与逸仙□□，谅可成事，成□再电。请兄先到京，后到沪。请先著小册鼓吹，怡。”均载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时在日本，正在作回国准备。

(注七)：薛大可字子奇，湖南人，早年加入过华兴会，1904年万福华之役，与郭人漳同在上海被捕，后至日本，与徐佛苏同投身君宪党，担任过《中国新报》的编辑。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代袁在京沪两地办《亚细亚报》。帝制失败后，继续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创办过《黄报》、《国报》，以声名狼藉，始终不受欢迎。大革命后，在哈尔滨创办《东华日报》，又以攻击当地报纸“狗屁不通”，引起公愤，被斥为“帝制余孽”，遭到合力抵制。抗战时在重庆，新中国成立后去台湾，60年代前后病死于台北。

(注八)：这里指的是袁世凯派他的农商次长张仲华贿买北京《国光新闻》遭到拒绝的一件事。见冯自由《田桐事略》，载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27页。

(注九)：例如袁的死党军法执法处总办陆建章在一次专门招待记者的宴会上，就曾经代表袁对得到过他的小惠的记者们发出以下指示，要他们不顾事实地为袁政府粉饰：“今民国既已告成，诸君何妨用其固有主张为国家鼓吹之。有如财政虽勉可支持，然即十分困难，诸君何妨在报上说得并不十分困难。国内本无十分党见，然即内部稍有异同，诸君何妨说得并无党见。国内并无何等不统一，然即稍有不十分统一之处，诸君何妨说得统一。则国家之受赐，不即多乎。”(见《远生遗著》卷一，196页)

(注十)：例如江西新闻记者黄邦直、福建报馆主笔王文耀，都曾被当地军政长官抓去责打军棍。（见《远生遗著》卷四《谈屑》，及《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年刊》所刊赵凯《福州之新闻事业》）

(注十一)：《大中华》杂志是个月刊，1915年1月20日创刊于上海。《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1915年8月20日出版的该刊第八期。据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说：“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见《饮冰室文集》卷五，16页)

(注十二)：向《亚细亚报》投掷炸弹的是中华革命党的外围组织民义社的两个社员杨玉桥和肖美成。这两个人都加入过同盟会，投弹后当即被捕，旋被判处死刑，分别于1916年1月4日及1月27日被袁政府的淞沪护军使枪杀。

(注十三)：例如英敛之就曾经写信给主持《益世报》工作的某教士，对该报的拥袁言论进行指责。英敛之在信中写道：“《益世报》之创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某亦何苦妄加干涉，然早断其必无好果矣，因靛缸不能出白布也。乃报纸既出，果污词秽语，不一而足，以教会教友之资本，作相反道理之提倡，已为不合，乃愈出愈奇，弥撒圣体之字样，竟与壮阳海狗肾同列于广告，某诚不知何所取义也，其效果但令人识此恶劣之报，为天主教人所办而已。今者更穷蹙无归，势迫利使，遽变宗旨，丑态百出，犯社会之公怒，南北各报排斥之来者已不一见矣。在教会出名之报，本当处于中立地步，前者以无端之邪火任意讥贬；今者又以无端之邪火百般谄媚，胁逼要挟，情形显然，无怪人言之啧啧也。某固知言论有自由权，某亦何敢妄干人之自由，唯念我亦天主教一分子，今见此玷辱圣教道德，败坏圣教名誉之事，倘缄默不言，天良何在。……今《益世报》恶果已成，其已暴露之污点，非一时所能洗刷，最妙唯求公此后不必以圣教会之事之言，登之该报，以清界限，无重为我圣教会羞，是所切盼。”转引自陈垣《天主教徒英敛之的爱国思想》(刊1951年4月20日《大公报》)一文。陈文云“信上虽未明言他们赞成帝制，但就是因为他们赞成帝制，不过信上不便说出而已”。《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后来加入中国籍的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中华公教进行会监督雷鸣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