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花八门的政党报纸

民初的报纸，包括光复前已经创刊的和新创刊的报纸，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党报纸。

这些报纸五花八门，分隶于不同的资产阶级党团，充当它们的喉舌，竭尽全力地为它们自己做宣传。其中绝大部分是国会中的两大党团同盟会和共和党的机关报。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小政党，组成国民党。1913年5月共和党联合民主党、统一党、民国公会和另一个国民党组成进步党。原同盟会、共和党的机关报继续分隶于这两大政党，充当它们的言论机关。

同盟会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辛亥革命后，它由秘密变为公开，并且吸收了不少旧官僚和立宪派分子，它所颁布的政纲虽然多少还保留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但比起秘密时期的革命纲领来，已经倒退了一大步，旧同盟会政纲中的“平均地权”、“实行民生主义”等主张，几乎全部被删除。国民党成立后，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部分沦为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政客集团，它的纲领比同盟会公开后的细领，又有所倒退。共和党是立宪派分子、旧官僚和一部分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人，为了对抗同盟会于1912年5月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国会开会后，它和梁启超、汤化龙等立宪派头目保持密切联系，又联合一些小党，组成进步党，成为国会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党团。这两大政党，一个是袁政府的在野党，一个是袁政府的与党，在国会内外的一切方面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各自都出版了大量的报纸，为自己作鼓吹。

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于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河南、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全国各主要省市。

其中，在南京出版的是《民生报》，创刊于1912年7月1日，社址在南京卢妃巷横街，日出两大张。自称：“由中国同盟会同人组织，为完全同盟会之机关报。”内容除社论、新闻、时评、插画和副刊文艺作品外，还专门辟有“同盟会记事”专栏。

在北京，除武昌起义前创刊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和从天津搬来的《民国报》外，新出版的有《亚东新报》、《民主报》、《民立报》、《中央新闻》等。

这一时期的《国风日报》已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景梅九担任主任，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孤愤子、景胜公、罗毅父、吴虎头、宋寰公、刘定僧、张超父、王筑隐、朱民史、华林等(见该报1912年12月23日启事)，是同盟会—国民党在北京的主要机关报。因为经常对袁政府进行指责，曾经多次受到“停刊三日”处分。1912年11月，沙俄迫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变外蒙为沙俄殖民地，《国风日报》揭载了条约的全文，并曾刊出《论政府及人民宜全力对外》、《哭库伦》等评论文章，表示愤慨。《民国报》迁京后，进行了改组，由汤漪继任社长。

新出版的报纸当中，以《亚东新报》(注一)为最有影响。它创刊于1912 年5月上旬，日出两大张，销约千余份，社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南横街附近的粉房琉璃街，是在同盟会干将宋教仁的亲自擘划下出版的。社长仇鳌，总编辑易象，担任编辑记者的则有赵缭等。报上的文章，全部使用文言文。当时，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担任农林总长，这个报纸就是他利用从清廷农工商部接收来的印刷机器和铅字设备办起来的。出版以后，他经常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发表长篇评论，为政党政治作鼓吹，很受社会重视。《亚东新报》初创的时候，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的活动正在进行，它的宣传，在促进国民党的组成方面，起过相当的作用。

另外几份报纸，如仇亮主办的《民主报》，张树荣主办的《中央新闻》、张季鸾、曹成甫主办的《民立报》等，也都有一定影响。

国民党成立后，在北京出版的这些报纸在党本部领导下联合了起来，组成了一个“国民党新闻团”，统一步调，共同进行宣传上的斗争。

在天津，主要有《民意报》和《国风报》。前者在两党斗争中，旗帜鲜明，被共和党方面指为“彼党之明机关”(罗瘿公《致梁任公书》，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90页)。1912年12月20日，孙中山曾特地为该报周年纪念撰写了祝词，表彰它在宣传上的业绩。后者是国民党直隶支部的机关报，“出版一年，即被封禁”(熊少豪《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刊《最近之五十年》)。

在上海，除光复前即已创刊的《民立报》、《天铎报》、《大陆报》(英文)外，新出版的有《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国民》、《民强报》、《民国西报》(英文)等。

《民立报》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民国初建的一段时期内，仍然被认为是同盟会的总机关报。海外党人拍给同盟会领导人和民国政府的电报，有不少即特别注明由《民立报》收转。同盟会领导核心经研究后确定的一些方针政策，也首先派人“言于《民立报》”，以“唤起舆论”(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这一时期的《民立报》日出三张半，十四版，除社论外，还刊载大量选论、译论，围绕制宪、行宪，“人民主权”，“建设民国”等问题，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民立报》积极鼓吹北伐，反对南北议和，先后发表过《宣战篇》、《议和尚可信耶》、《纵横篇》、《论今日亟宜消灭南北问题》、《和局之破裂观》等社论和选论，主张“出全力以助北方光复”，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对汪精卫和杨度一道组织国事共济会，和袁世凯勾结，“意感虏廷不杀之恩”、“为彼满皇说法”(1911年11月22日《民立报》社论《无聊之共济会》)的种种背叛活动也进行过斗争。临时政府成立后，《民立报》原来的负责人和主要的编辑记者纷纷出任要职，如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朱少屏任总统府秘书，陈其美任沪军都督，连报社经费的主要资助人沈缦云也被选任为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报社各方面的力量，都大为削弱。这时，《民立报》的社长仍由于右任挂名，实际上的编辑负责人是刚刚从英国留学回国的章士钊。1912年5月，于右任以忙于政治活动，委托刚刚卸任安徽铁血军司令的范鸿仙“主持社中一切”(《范鸿仙启事》，刊1912年5月10日《民立报》)。这以后不久，章士钊因为编发了一些和同盟会主张相抵触的评论和来稿，又不是同盟会员，不为会众所谅解，挂冠而去，和王无生一道合办《独立周报》去了，《民立报》编辑工作，遂改由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等共同负责，以迄停刊。

《天铎报》这一时期的总主笔，已由戴季陶改为李怀霜，协助李担任编撰工作的有柳亚子、陈布雷、邹亚云等。在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裁遣南方民军，反对撤销南京留守府，攻击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等方面，发表过不少激烈的言论。以柳亚子用“青兕”这一笔名所写的评论文章，最为脍炙人口。

《太平洋报》创刊于1912年4月1日，日出三大张，其中第一张第三版有三分之一左右篇幅刊载英文新闻，是同盟会方面于民国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它的全部印刷设备，来自光复前同盟会在上海租界马霍路办的一个秘密印刷所，是由当时担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调拨给它的，报社的日常经费也由陈其美负责维持(注二)。《太平洋报》的社长是姚雨平，经理是朱少屏，总编辑是叶楚伧。协助编撰工作的有柳亚子、苏曼殊、李叔同(弘一法师)、余天遂、林一厂、胡朴安、姚雏、胡寄尘等，绝大部分都是南社社员。副刊由柳亚子、李叔同担任主编，是南社社员的主要园地。这个报纸只出版了半年左右，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中华民报》创刊于1912年7月20日，以“拥护共和，进行防止专制复活”为主要宗旨，“讨袁之声无日或断”(《本报一周年之回顾》)，是同盟会系统各报中，反袁最坚决的一份报纸。创办人邓家彦，字孟硕，广西人，留日在日本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同盟会成都分会负责人，临时参议院成立，邓是代表广西的议员，选举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力排众议，独投孙中山一票，以此深受袁世凯的忌恨(注三)。

《民国新闻》创刊于1912年7月25日，出版预告有“非有精确之新闻，无以造正大之舆论；非有正大之舆论，无以扶初步之共和；本社有怵于斯，厚集资金，创立兹报”(见1912年5月24日《天铎报》)等语，以“保障共和政体”为主要宗旨。发起人吕志伊、姚勇忱、陈陶怡、张恭、吴敬恒等。筹备时，震于汪精卫的盛名，曾经有过请他担任总编辑的考虑，汪未就，实际担任该报总编辑的是刚从日本回国的邵元冲。《民国新闻》、《中华民报》和自由党主办的《民权报》在当时有“横三民”之称，并以言论激烈名于时。

《国民》月刊创刊于1913年5月，是同盟会方面主办的一份时事性杂志。孙中山为该刊题写了刊头，并且和黄兴一道为该刊撰写了《出世辞》，勉励会员“以进步思想，乐观精神，准公理，据政纲，以达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目的”。

《民国西报》创刊于1912年夏，社址在英租界博物院路(今虎丘路)50号，每天下午出版(星期日休刊)，是同盟会在上海外侨和国际友好人士当中进行宣传的重要机关，主要用英文，1913年起，兼用法文。总编辑马素，副总编辑韦玉等，全部工作人员不到十人，这个报纸是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代表孙中山经常到报社传达意见、联系工作的是邓家彦和宋霭龄，后者当时是孙中山担任督办的全国铁路督办处的秘书。《民国西报》为揭露封建军阀破坏共和的阴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宣传，在当时的国际上，引起过一定的影响(注四)。

除《民国西报》外，英文《大陆报》这一时期也是同盟会的对外宣传阵地。孙中山曾通过该报，宣传过他的修筑铁路“发展中国财源”，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的主张。

《民强报》创刊于1912年5月28日，主编王博谦、章佩乙，出版时间不长，也是同盟会系统的报纸。

在武汉，除了起义后恢复出版，不久即被黎元洪以“图谋不轨”罪名派人查封的《大江报》外，新出版的有《民心报》、《震旦民报》、《春秋报》、《民国日报》等。

《民心报》创刊于1911年12月，社址在武昌斗级营，是前文学社领导人之一、武昌起义后担任都督府军务部长的蒋翊武创办的，负责编辑工作的有蔡寄鸥、毕斗山、毕勋武、高仲和、赵光弼等，积极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工作，被公认为同盟会的言论机关。

《震旦民报》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社址在汉口歆生路兴业里十三号，日出三大张，内容分社说、译论、国内通信、国外通信等二十个栏目，是共进会员接任鄂军都督府军务部长的张振武出资创办的。张樾(荫廷)任总经理，宛思演、方觉慧任正副总编辑，协助编撰工作的则有邓狂言(裕黎)、刘菊坡(复)、马野马、何仲公、蔡寄鸥、李慎安、张肖鹄(祝南)等。这个报纸开始和民社方面的关系比较密切，发表过一些拥黎的言论。后来由于张振武和民社头目孙武之间发生尖锐矛盾，才转向同盟会，成为后者的言论机关，曾经发表过不少指责黎元洪怙势揽权摧残革命的文章。副刊上刊载的《床下英雄传》、《新空城计传奇》等长篇连载小说，也都是讥刺嘲讽黎元洪之作。1912年8月，张振武被黎元洪唆使袁世凯诱杀于北京，《震旦民报》的反黎宣传更为强烈，曾经发表《黎元洪竟欲为汉高耶》等短文，对黎大加抨击。

《民立报》

《国民公报》

《太平洋报》

《春秋报》创刊于1912年春，社址在武昌三道街，是参加过阳夏保卫战的文学社社员胡玉珍主办的，担任编辑的有范希仁、王缵承等，被认为是“同盟会之机关”(王缵承《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46页)。

《民国日报》创刊于1913年元旦，社址在汉口旧法租界伟英里，主办人皮宗石、黄九言、曾毅、杨端六、周鲠生、赵光弼等，经费由湖南方面拨付，“乃国民党最有力的机关报”(蔡寄鸥《鄂州血史》217页)。

在湖南，主要是《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

《长沙日报》创刊于1905年，社址在长沙南门外铜元局，原是端方抚湘时以公款创办的一份官报，武昌起义后停刊。1911年9月1日湖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长沙日报》为革命党人所接收，迁社址于青石井(后再迁府右街)，委派颜昌(息庵)主持报务，任戆忱、黎锦熙、宋让楠、李晋康等分任主笔和编辑，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一时很受欢迎。此后不久，由于编辑人员中还有不少非同盟会员，宣传上不能得心应手，重新改组，指定由同盟会员文斐(牧希)、傅熊湘(君剑)分任正副总编辑，孔昭绶、黄钧、刘谦、郑泽、龚芥弥、马惕冰、谭艺甫等任编辑，言论激切，是同盟会—国民党在湖南的主要言论机关。

《国民日报》的前身是《湖南民报》和《军国日报》。《湖南民报》创刊于1912年7月，社长唐支厦，总编辑彭名时，编辑陈天倪等，是湖南同盟会的机关报。《军国日报》原名《军事报》，创刊于1911年9月，1912年7月改称《军国日报》，社长唐蟒，总编辑肖汝霖，也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两个报纸于1913年初合并改组为《国民日报》，由罗介夫任总经理，胡谔城任总编辑，李隆建、易象、周鳌山、黄菊人等分任编辑撰述，是新改组的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机关报。

此外，在长沙出版的《黄汉湘报》、《大汉民报》、《湘汉新闻》、《天声报》、《天民报》、《女权日报》、《大同日报》等，主办人多数是国民党员，也被认为是国民党方面的报刊。

在河南，有1912年在开封创刊的《民立报》，总编辑陈伯昂，编辑记者敖瘦蝉、章宗裕、贾侠飞、罗锐青、张笃庆等，是奉孙中山之命创办起来的河南国民党支部的机关报。

在安徽，有同盟会员韩衍于1912年前后在安庆创办的《安徽船》(日报)和《青年军报》。前者即由他自己担任主编，发刊词有“堂堂世界撑开去，无限风波自在行”，“笔底战场开，砚上龙蛇走”等语，表明了他准备以此为战场和一切腐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决心。在韩衍的主持下，这个报纸评议时政，毛举鹰击，笔意恣酣，淋漓尽致。它揭露混进革命行列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分子是“蜕去一层壳之保皇党”；嘲讽他们“清庭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它反对孙中山自愿让位给袁世凯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承认，我孤云(韩的笔名)一个人也不承认袁世凯作大总统”，并且预言：“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表明它的编辑人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有不断革命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幸的是，这样一位有胆识、有志行、有气节的革命者，在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刚刚发表完以上这些言论后不久，就被反动分子暗杀了。韩被暗杀后，这两个报纸也随即停刊(注五)。

在四川，有在成都出版的《天民报》、《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四川民报》、《寰一报》；在重庆出版的《国民报》、《新中华报》。《四川民报》由谭创之任总编辑，郭亮东、张赤父、李晁甫任编辑；《新中华报》由郑雨笙、任季声、杨鲁成、黄鹤龄、朱叔痴等任编辑，都是直属国民党四川支部的机关报。

在云南，有国民党云南支部在昆明创办的机关报《天南新报》。蔡锷到昆明后曾经为这个报纸亲笔题写过“大狮子吼”四字祝词，以示支持。

在广东，除光复后继续出版的《中原报》外，还有在广州重新恢复出版的《天民日报》，新创刊的《民生报》和由港迁穗出版的《中国日报》。

《中原报》由郭唯灭、李孟哲主持，《天民日报》由黄晦闻、夏重民、潘达微等主持，《民生报》由陈德芸、陈仲伟主持，都和当地同盟会组织保持密切关系。

原来在香港出版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机关报《中国日报》，于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后，迁至广州出版，社址在广州第八甫(今光复中路)。该报创办人陈少白当时在广东都督府担任外交司司长，由于陈的关系，这个报纸在都督府领有巨额津贴，经济不虞匮乏，规模极大。在广州出版的这一时期，这个报纸继续由卢信主持，总编辑李民瞻，编辑潘蕙畴(秋士)、陈春生(春醒)等，每天都有两篇以上的社论发表政见，发行数字逾万，是同盟会—国民党在华南地区的主要机关报。

在广西，有1912年下半年国民党广西支部长蒙经和卢汝翼在南宁创办的《民风报》和国民党桂林地区负责人李天佐、蒋道援、杨伯调等在当地创办的《民报》。

在福建，有福州国民党支部的机关报《福建民报》和当地国民党员主办的《群报》，每日出版一张至一张半，发行数字在千份以上(见赵凯《福州之新闻事业》刊《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念册》)。

共和党—进步党的报刊也遍布于国内，主要集中在京、津、沪、汉和湖南、四川、两广等省、市、地区。

在北京，除了辛亥前即已创刊的《国民公报》、《北京日报》外，新出版的有王简斋主办的《京津时报》，毕惠康主办的《天民报》，黄大暹主办的《新纪元报》和《北京时报》等。在这些报纸当中，较有影响的是徐佛苏、蓝公武主编的《国民公报》。它的执笔人除徐、蓝外，还有梁启超和黄远生。黄主办的《少年中国》三日刊，也随《国民公报》分送。《天民报》是用袁世凯拨给进步党的经费创办起来的，社址原在虎坊桥观音寺，后移至永光寺西街，和汤化龙的关系密切，汤经常在这个报纸上化名发表文章。《新纪元报》创刊于1912年4月22日，原名《北京日日新闻》，章太炎曾经为它撰写过《发刊词》，称赞它“视他报犹颇质信”。此外，王印川主办的《黄钟日报》，万绳主办的《国华报》等，和进步党也一度有过瓜葛。

在天津，有1912年12月创刊的《庸言》。这是梁启超主编的一份以政论为主的理论性半月刊(1914年第二卷以后改为月刊)。内容分建言、译述、艺林、佥载等四大部，表面上也讲一些拥护民国和为民国政府借箸代谋的话，骨子里却依然站在君宪派的立场，反对民主，反对共和，为封建亡灵招魂。吴贯因所写的歌颂“专制政治”，怀疑“共和政治果适合于中国之国情与否”的《今后政治之趋势》、《中国共和政治之前途》等文和严复从他原来的立场倒退后所写的驳斥洛克、卢骚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民主和天赋人权理论的《民约平议》等文，就都是在《庸言》上发表的。《庸言》的发行遍于全国。由于梁启超在舆论界享有很大的声望，这个刊物刚一创刊就销达一万份，七八期后，又增加到一万五千份(注六)，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这一时期，梁启超先后担任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和币制局总裁等官职，同时又是民主党、进步党的主要头目，不论在朝或在野，他都始终没有放弃《庸言》主笔的名义，说明他对这一舆论阵地是多么重视。

在上海，除光复前即已出版的《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外，新创刊的有《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东大陆报》和《不忍》、《雅言》、《中华杂志》等。

《时事新报》自民国成立后，即由共和党接办，以后又成为进步党的喉舌，直接受梁启超指挥，“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梁启超《致亮侪我兄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758页)。《时报》于辛亥后已改由狄楚青独资经管，康、梁等已不能置喙，但由于狄楚青和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混迹于进步党内的老立宪党人的特殊关系，仍然是共和党、统一党和后来的进步党的重要讲坛。《神州日报》是另一种情况，它原是同盟会方面的报纸，民国成立后，由于主持人汪彭年入京做议员，加入了共和党，才宣告易帜，由同盟会方面的言论机关转为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言论机关。

新创办的几家报纸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共和日报》。这个报纸创刊于1912年1月4日，日出两大张，社址在上海老旗昌路247号，是临时政府成立后，最先出版的几家报纸之一。新创刊的这家日报，原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该会章程第十八条便有“本会设《大共和报》为发表言论机关”的明确规定。1912年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同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1913年5月又联合其他几个小党改组为进步党，《大共和日报》相继充当一脉相承的这几个党的机关报，一直到1915年夏自动停刊。《大共和日报》的最早一批工作人员是杜杰风(经理)、马叙伦(总编辑)、汪东(编辑)（注七)，以后相继在这个报纸担任编辑记者工作的还有王伯群、钱芥尘、张丹斧、余大雄，胡霖(政之)等。这个报纸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主要是因为章太炎的关系。章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会长，统一党的暂行总理，共和党的理事和《大共和日报》的首任社长。这个报纸早期的言论是直接受他指挥的。他为这个报纸撰写了《发刊词》、《宣言》、《时评》、《与张謇论政书》、《布告反对汉冶萍抵押之真相》等22篇文章，发表了许多攻击孙、黄，攻击临时政府，加深同盟会内部裂痕的奇谈怪论，引起了社会上的许多议论和旧同盟会员对他的不满。

《民声日报》创刊于1912年2月，黄侃主编，协助黄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刘仲蘧、汪旭初等。这个报纸是以黎元洪、孙武为核心的带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政治团体民社的言论机关，标榜“进步主义”，极力为湖北集团的利益作鼓吹，反对临时约法，反对临时参议院，处处和同盟会作对。民社并入共和党后，转为共和党的言论机关，旋停。

《东大陆报》创刊于1912年7月10日，《雅言》创刊于1913年12月，一个是日报，一个是期刊，均由康宝忠担任总编辑，为共和党所掌握。康是章太炎弟子，《雅言》上因而刊有不少章太炎的诗文。(www.daowen.com)

《不忍》是一个月刊，创刊于1913年，康有为担任主撰，康门弟子陈逊宜、麦鼎华担任编辑。刚一创刊，就以封建卫道者自居，提出了“人心之隳落”、“政治之窳败”、“教化之陵夷”、“纪纲之亡绝”、“国粹之丧失”、“国命之分亡”等十“不能忍”(康有为《不忍杂志序》刊1913年2月《不忍》第一期)，叫嚷“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认为“中国今日之时，万无立民主之理”(康有为《救亡论》刊1913年8月《不忍》第七期)，极力为封建势力的复辟制造舆论。这个刊物政治上接近于进步党，和《申报》、《新闻报》等态度保守的老牌报纸一样，都是进步党宣传上的友军。

在武汉，属于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有《中华民国公报》、《群报》、《国民新报》、《讨报》、《共和民报》等。

《中华民国公报》的几任社长和主要编辑人员都是共进会员，和孙武、刘成禺等人的关系密切。民社成立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加入为社员，这个报纸因而成为民社的喉舌。民社并入共和党后，又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发表过不少谀黎诋孙的文字。

《群报》创刊于1912年，是汪书城、何辑五、马效田、贡少芹、谢等人在黎元洪的资助下创办起来的，原是共和促进会的言论机关，该会并入进步党后，转为进步党的机关报，社址在武昌昙华林。曾经发表过一些为黎元洪饰美的作品，并和《震旦民报》展开过笔战。

《国民新报》创刊于1912年春，主持人李华堂；《共和民报》创刊于1912年，主持人张海若；《讨报》创刊于1913年7月15日；也都是共和党的言论机关。后两个报纸出版的时间很短，《共和民报》只有几个月，《讨报》还不到30天。

在山东，充当共和党言论机关的主要是从省谘议局的某些议员手中接办过来的济南《大东日报》。

在湖南，主要是《湖南公报》。

《湖南公报》1912年4月创刊于长沙，社址在长沙东长街(后迁洪家井)，是一个大型对开日报。先后在这个报纸担任经理和编辑工作的有贝元徵、李葆霖、袁家元、黎锦熙、李抱一、任凯南、曾星笠、陈天倪、张平子等。经费由共和党负责，但工作人员并不全是共和党员。1913年进步党成立后，转为进步党的机关报，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律入党。贝元徵、张平子等人因此自动退出，另行创办了一份《大公报》。留下来担任经理和总编辑的有刘腴深、黎锦熙等人。拥袁拥汤，经常和当地的同盟会—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展开笔战，袁死后停刊。

在四川，属于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报纸，有在成都出版的《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日日新闻》、《四川正报》、《谠报》、《西蜀新闻》、《天声报》，在重庆出版的有《正论报》、《益报》。《共和日报》后来改称《四川民报》，先后担任主编的有杜万菁、邓亚琛、谭创之等人，被认为是胡景伊的都督府的准机关报。《公论日报》创刊于1912年2月25日，原是统一党的机关报，担任编辑记者的有孙少荆、刘师培、吴虞、饶伯康、谢无量、潘立三、祝芑怀、张梦余等，有不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这个报纸后来和演进党的《演进报》合并，改称《四川日报》，由黄美涵担任主编，成为共和党的言论机关。李宗吾所写的《厚黑学》，就是首先在这个报纸上连载的。

在广东，属于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报纸主要是在广州出版的《华国报》、《天职报》和《国报》。《华国报》创刊于1913年，创办人唐恩溥、林灿予、马名隆等，都是进步党在广东的骨干。担任编辑工作的谭汝俭、张镜藜、冯智慧、陈柱亭等人，则多数是和保皇党有渊源的知识分子。这个报纸最多时发行到一万份，在陈炯明、胡汉民担任都督期间，以攻击粤政，“屡被停版”。《天职报》原是统一党的言论机关，主编人卢少芝、赵秀石、何名汉等，后来转为共和党的机关报。《国报》则是从保皇党的《国事报》变化而来的进步党报纸。编辑陈新亚等，多数出身于保皇党，和康、梁的关系密切，康有为曾经为该报撰写过发刊词。

在广西，属于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报纸，主要有在南宁出版的《指南报》，在梧州出版的《良知报》和在桂林出版的《公言报》。《公言报》的主笔王豫、谢宗韩等，是进步党在广西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骨干。

这两大政党之所以不惜工本大量办报，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张大自己的声势，夺取省议会和国会议员选举的胜利，为本集团在议会和政府机关中的权力之争，制造舆论。

从它们所自揭的办报宗旨看，两大报团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它们都大唱高调，极力标榜自己是如何拥护民主共和，如何致力于“发挥民主立宪之精神，巩固共和国建国之基础”；如何注意“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如何“为吾民光大智慧”；如何“平正允当”，“不偏不倚”；如何为民请命，关心民瘼，“以谋国利民福”和“注意民生主义”等等。和两党所宣布的那些政纲一样，两党报纸所宣传的这些办报宗旨，都只是为了说说好听，是并不准备认真实行的。连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在总结他们这一阶段的办报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其时，本党报纸虽如雨后春笋怒生，然其宣传不过注意现政府议会之设施而已，主义等之宣传甚少也。”(《中国国民党史稿》513页)。

在两大报团之间引起激烈争论的主要是以下一些问题：一、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二、实行总统独裁下的“超然内阁”、“人才内阁”，还是实行责任内阁的问题；三、国务员对国会负责还是对总统负责问题；四、对外借款问题。同盟会—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从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出发，反对中央集权，反对总统把持下的所谓“超然内阁”、“人才内阁”，反对国务员只对总统负责，反对袁政府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举办的“五国大借款”。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报纸则持相反立场。此外，在议和、建都、历法、发起国民捐、遣散民军和议员选举等问题上，也各持一端，争论不休。例如同盟会方面的报纸主张建都南京，而共和党前身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统一党等方面的报纸则主张建都北京或武昌。新闻报道也是这样，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正像有的人在回忆文章中所描绘的：“同一事件，甲乙记载，必迥然相反。故阅报，即知其属于某党，至记载之孰真孰伪，社会不辨也。”(注八)。两党报纸之间的争论，有的是出于两党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的原则分歧，这里面有个是非问题。有的则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权力利害之争。当时人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曾经感慨地议论说：“今以大借款为例，甲党之报今赞成而前反对，乙党之报则今反对而前实赞成。甚至同在一时，赞成唐绍仪之借款者，而不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赞成熊希龄之借款者，而不赞成唐绍仪之借款。又试以对于政府之态度而论，于其未入国民党之先，则甲党赞成，而乙党思推倒之。于其既入国民党之后，则乙党赞成，而甲党思推倒之。同此一人，而前后有尧桀之别，同此一事而出入有霄壤之分。”最后得出结论是：“推其原因所由来，不外所争在两派势力之消长，绝无与于国事之张弛而已。”(《远生遗著》卷一84页《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虽然议论者本人在两党之间有所偏袒，但还是多少的道出了一点事实。

《庸言》

《大共和日报》

《不忍》

争论之不足，则继之以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互讦阴私，互诋为“贼党”、“贼报”。

人身攻击之不足，又发展为殴人毁报的全武行。北京发生过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国风日报》、《民主报》、《亚东新报》、《民国报》、《女学日报》、《民意报》等七报工作人员数十人，在田桐、仇亮、仇鳌、魏尧、公孙长子率领下，捣毁《国民公报》，殴伤该报主笔徐佛苏、蓝公武的事件(注九)。长沙也发生过共和党方面的《湖南公报》被捣毁的事件。在两派报纸辩论激烈时期，双方都作有武斗的准备。国民党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的《湖南公报》，“各记者出入时，均带手枪一支”(见1913年5月25日《申报》)。国民党上海各报派遣记者去北京采访时，也发给武器，以便自卫和在“被困至于无路可走时”，用来自杀(注十)。

在势如水火的这场斗争中，共和党—进步党一方的报纸处处吹捧袁、黎，贬抑孙、黄，又经常发表反对约法诋毁共和的谬论，自然为人民所唾弃。同盟会—国民党一方的报纸由于妥协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又致全力于议会党派之间的权利意气之争，把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完全置之脑后，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人民的心目中，共和党—进步党的报纸固然是立宪余孽的喉舌，同盟会—国民党的报纸也没有多少革命的气味。

从数量上来看，同盟会—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在民国成立到二次革命爆发的这一年多时间内，始终占有较大的优势。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几个大城市的舆论界中也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同盟会是一个松懈的政治联盟。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旧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组成的国民党，由于成员复杂，又有不少跨党分子，其松懈程度较之同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宣传上也是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例如被公认为同盟会机关报的上海《民立报》，就曾经公然反对过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建都南京和举办汉冶萍抵押借款的主张。当南京同盟会总部指责上海有些报纸接受袁世凯的贿买时，这个报纸和同盟会系统的另一份报纸《天铎报》，居然列名上海日报公会的通电，向“南京同盟会会长孙中山”表示抗议。同派报纸之间，经常因意见相左，发生龃龉。例如《中华民报》和《民强报》就曾经联合起来和《民立报》展开笔战，在重要稿件的编发问题上，也各行其是，互不通气。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撰写的那份英文对外宣言，被《天铎报》首先拿到手，立即抢先译发，同在一个城市的《民立报》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只好连呼“可惜!”。同一个报纸的内部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意见有时也不一致。例如1911年11月2日的《民立报》先是发表社论《议和驳议》，反对南北议和。既而毁版重排，另发了一篇题为《檄文中之檄文》的社论，支持议和。两种版本的报纸并存，都流布于社会，严重地暴露了报社内部意见上的分歧。这种种情况，加上报纸上所进行的有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一错误口号的宣传，对袁妥协的宣传和大量的宗派主义的宣传，都大大地败坏了同盟会(国民党)的声誉，使读者深感失望。不少在武昌起义前后，“昼夜印机不停”，日销多达两万份的报纸，到了1913年的上半年，只剩下千份左右。有的连这个数字也达不到，它们的名字也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除了上述两大政党的报纸外，这一时期的一些较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创办报纸充当自己的言论机关。如：

自由党办有上海《民权报》和武汉《自由日报》。前者创刊于1912年3 月1日，周浩发行，戴季陶、何海鸣等主编，自称“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织而成”(见1912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所刊该报广告)，和同盟会—国民党各报的观点接近，与《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并以言论激烈著名，有“横三民”之称。“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和“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等口号，就是这个报纸在和袁政府及租界当局作斗争时，提出来的。

国家学会在上海、北京两地办有《国权报》。上海版创刊于1912年5月15日，北京版创刊于1912年6月15日。

中国共和研究会在上海办有《共和报》。

国民联合会在天津办有《中华日报》。

国民协会在上海办有《民报》，在福州办有《民心日报》。

中华共和宪政会在上海办有《共和宪政杂志》，陈福民任主编。

中华平民党在上海等地办有《中华民生报》。

大同民党在上海办有《大同民报》。

工商勇进党在上海办有《工商日报》。

东社在上海办有《齐民日报》。

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在上海办有《女子共和日报》。

社会党在上海办有《国民临时报》，1911年12月7日创刊，日出对开一大张。

中华民国工党(打着工党招牌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上海办有《觉民报》，1912年5月10日创刊，徐企文等主编。

中国社会党(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任党魁，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在上海办有《社会日报》、《人道周报》、《社会党月刊》、《社会世界》、《新世界》等报刊。《社会日报》创刊于1912年2月1日，日出四开一小张，自称“本党言论之总机关”。《新世界》创刊于1912 年5月14日，煮尘主编，是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机关报(注十一)。

晦鸣学舍(无政府主义团体)办有《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周刊，1913年8月20日创刊于广州，刘师复主编，后改《民声》，迁至澳门出版。

订有计划、并刊出广告准备创办报刊的，还有以下一些政党：公民激进党、共和协进会、女界协济社、女子共和协进会。

以上除了自由党、中国社会党和晦鸣学舍所办的少数几个报刊出版时间较长，给读者稍稍留下了一点印象外，其余小政党所办的报刊，连同它们所属的那个政治团体，都只是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匆匆“过客”，旋办旋停，寿命很短，还没有来得及留下什么影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注一)：《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高承元《1912年到1925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一文作《亚东新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一文作《东亚新闻》。此据1912年5月25日该报在《天铎报》上所刊广告。

(注二)：据叶楚伧《民国日报五千号纪念刊序》，刊1930年3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转引自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卷下，72页)。

(注三)：邓家彦在二次革命后曾遭到袁世凯的迫害，被判监禁一年。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

(注四)：参看张祥麟《孙中山先生创办上海〈民国西报〉的经过》，(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注五)：参看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记韩衍》、《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两文(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及朱蕴山《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几个重要人物》一文(刊1961年10月11日《安徽日报》)。

(注六)：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梁1912年12月18日、1913年4 月18日所作的两封《与娴儿书》。前书云：“《庸言报》第一号印一万份，顷已罄，而续定者尚数千，大约明年二三月间可望至二万份。果尔，则家计粗自足矣。若至二万份，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一万份则仅不亏本，盖开销总在五六万金内外也。”后书云：“报却可作乐观，已销万五千份矣，个人生计良得也。”

(注七)：据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43页。

(注八)：见张季鸾《追悼飘萍先生》，转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四辑)。

(注九)：据1912年7月13日《申报》所刊《国民公报风潮始末记》。《国民公报》被捣毁的近因，是该报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时使用了“南京假政府”等字样。同盟会方面以此指责该报“反叛民国，破坏约法”。该报申辩说：“假政府，殆指假定政府即暂设政府而言。”同盟会方面不听它这一套，于是大打出手。

(注十)：参看1948年9月《报学杂志》创刊号所刊《董显光回忆录》。董在这篇回忆录中谈到1913年他奉派去北京执行采访任务的经过时，这样写道：“后来孙先生派我为上海六家报纸的驻北京记者。我启程赴北京的前夕，他给我一支手枪。我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他答道：‘当你执行任务而被困至于无路可走时，可用手枪自杀。’”

(注十一)：这个刊物是一个半月刊，社址在上海法大马路自来火行西街五百三十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