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业务工作的改进

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1900年到1911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报刊，在民主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报刊的业务工作也有了不少新的改进。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报刊业务上发展最快、改进最多、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以下从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报刊业务工作改进的情况，分别地作一介绍：

一、评论文的写作

政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报刊上的重要文字体裁，也是各派资产阶级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敌对思想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几乎所有报刊都以首要的位置刊载政论。所占篇幅的多少，因报而异。期刊多一些，日报少一些。有的报纸多一些，有的报纸少一些，一般都占到整个报刊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每个报刊都有一支相对稳定的政论作者队伍，设有“社论”、“社说”、“论说”、“时论”、“代论”或“来论”等栏目。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多数由编辑或主笔自撰，也有一部分是来稿。此外，作为补充，还有译自外报的“译论”和以征文方式征集来的“专论”(注一)。政论的好坏和影响的大小，成为衡量报刊质量高低的一个主要标志。报刊在群众中的口碑，主要是通过它所发表的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杰出的政论文章建立起来的。由于绝大多数的政论作者，都接受过戊戌维新运动的洗礼，受过康、梁主办的维新派报刊的熏陶，这一时期报刊政论的文字风格，具有明显的时务文体的影响：浅显条畅，说理明晰，富于感情，但也有发展。一是在文字的矫劲犀利、豪壮激荡方面，超过了一般的时务文章，这在某些革命派的杰出宣传家的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文字更为通俗，除《民报》、《国粹学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个别用纯文言文写作的异常古奥的政论和《中国白话报》、《中国女报》、《复报》等个别报刊上发表的完全用白话写作的政论外，多数政论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文体。出现了“夫革命者，建设的事业也，非破坏的事业也”(《浙江潮》第三期《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良知也，良能也，天然的而非人造的，固有的而非附属的”(《云南》第二期《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之类的文白相间的句式，显示了我国报刊政论文字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五四后语体化政论文的大量出现，作了准备。受梁启超的影响，长风未戢，一下笔就是鸿篇巨制。《浙江潮》的《民族主义论》、《国魂篇》，《民报》的《法国革命史论》等论说，都连载三期以上。宋教仁为《民立报》写的社论《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竟连载了14天，才全部刊完。个别鼓吹革命的文章，辗转袭用一些套话，用简单的口号代替说理分析，华而不实，成为新“八股”，也削弱了它们在宣传上的影响(注二)。

为了弥补一般论说文章体制庞大，撰写稽时，不能迅速地对新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的缺点，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出现了时事短评这种新的犀利尖锐的评论形式。这是这一时期的报刊在评论文写作上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发展。不少报刊都辟有专门刊载时事短评的栏目。《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醒狮》、《汉帜》、《粤西》、《江西》、《时报》(注三)、《大汉报》等报刊的“时评”栏，《河南》、《帝国日报》、《神州日报》的“时事小言”栏，《平民报》、《中华民国公报》的“神州月旦”栏，《复报》的“批评”栏，《国民报》的“拉杂谈”栏，《民意报》的“天津之话”栏等，就都是刊载时事短评的专门栏目。有的报纸的短评专栏还不止一个。例如《帝国日报》除“时事小言”外，还辟有“是是非非”栏；《民意报》除“天津之话”外，还辟有“轻描淡写”栏；《神州日报》除“时事小言”外，还辟有“编辑阳秋”栏和“民国阳秋”栏；《平民报》除“神州月旦”外，还辟有“百粤春秋”栏和“冷评”栏等等。此外，《民吁日报》有“大陆春秋”、“沪渎阳秋”、“公言”；《民立报》有“东南西北”、“天声人语”以及“上海春秋”等三个短评专栏；《天铎报》有“悱言”、“痛言”、“遒职”、“珠玑沙砾”、“上海阳秋”等五个短评专栏，其中有的专栏还析为“之一”、“之二”等几个部分，各刊短评一至数则，使短评遍布于报纸的各版。这些短评的特点是：(1)密切联系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及时地迅速地反映报纸编辑部的观点，一事一议，机动灵活，有较强的针对性。(2)短小精悍，开门见山，一气奔注，不蔓不枝，一般不超过一两百字，短的甚至只有几十字。滓去在，华逝实存。易写、易读、易懂。(3)多用讽刺笔法。于敌人极尽嘲讽、调侃、揶揄、笑骂之能事。曲折尽情，针针见血，龙拿虎掷，有声有色。《江苏》的《革命制造厂》、《祝苏报之封禁》，《浙江潮》的《呜呼犹太》、《官逼民反》、《桃源何在》，《中国日报》的《亦有利哉》，《民立报》的《宪法问题》、《呜呼甘心亡国之政府》、《黄帝子孙之元气》，《新民丛报》的《奴隶与盗贼》、《济济多士》等，或刺清廷的卖国求荣，或嗤清吏的颟顸老朽，或揭预备立宪活动的饰非作伪，都写得很有力量。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的报刊时事短评的代表作。各报的短评多数署名，每个短评专栏都有一个到几个固定的作者，如《民立报》“天声人语”栏的“骚心”(于右任)，“大陆春秋”栏的“血儿”(徐血儿)，《天铎报》“遒职”栏的“垒”(陈布雷)，《帝国日报》“是是非非”栏的“太一”(宁调元)，《时报》“时评”栏的“冷”(陈冷血)、“笑”(包天笑)等，涌现了一批在当时读者中有影响的短评专栏作者。

此外，利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在新闻中发表议论的方式，仍然被广泛运用。有叙有议和先叙后议的新闻，大量存在。在新闻后面用“按”、“本馆按”、“记者按”、“记者曰”、“执笔人编辑既竟，复书其后曰”等字样开头，另起一段，发表议论的编者按之类的文字，也经常可以看到。例如《云南》第六期在所刊的题为《赈饥民乎，抑赈饿虎也》的一则新闻后面，就附有以下的一段编者按语：

记者录此事竟，投笔奋起，绕室万匝，拔剑砍地，愤慨泣流而言曰：“梁山泊盗贼犹不忍乘人于危而夺之食，而滇吏乃悍然为之。买者食其半，其及于饥民者，尚能有几何哉。嗟呼！同胞割其肉以食其同胞，此属竟从而夺之，一张虎口，授者受者之肉，皆为之吞噬殆尽。呜呼，何其惨也。今吾敢为一语以正告吾可亲、可爱、可怜、可悯、可痛哭、可流泣之枵腹同胞曰：公等无所得食，何不食食公等之肉者之肉。闻者若以吾言为过，请以质之孟子。”出版前一日，直斋氏临时增录。

《中外日报》

直斋是该刊编辑赵伸的号，这段按语就出于他的手笔。这类按语，即事发表议论，篇幅不长，是报刊评论的一种方式；和其他长篇政论及前述各个专栏中的时事短评一样，都很好地发挥了报刊评论的战斗作用。

二、新闻的采访与写作

和戊戌维新时期比较起来，新闻的采访与写作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新闻的栏目增多(注四)，消息的比重加大，数量也有明显增加。一般的大型日报，每天都刊有二三十条新闻，多的时候在50条以上。例如1911年11月4日的《光华日报》(槟榔屿)，就刊出了60条新闻，排满了两大版，占当天该报篇幅的五分之二。期刊刊载的新闻相对要比日报少一些，但也比戊戌时期为多。例如《浙江潮》第一期就刊有“内国近事”22条，“外国近事”32条，共54条，对近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作了全面而扼要的报道。使读者即使不看日报，也能够知道新近发生的天下大事。

不少报刊为了尽快地把新近接到的重要消息报道出去，继续采用了增出号外的办法。例如《中国日报》为1906年的萍乡起义，发过“革命军大胜利”的号外；《民报》为1907年的钦廉起义，发过“防城已破”的号外；《光华日报》为传闻中的革命军攻占保定的消息，发过“保据，京路断，凯无归，乞和”的号外；《国光新闻》为彭家珍行刺良弼的事件，发过“禁卫军协统当场炸毙”的号外。这类号外，不受刊期限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印发，有较大的灵活性，报道更为及时。这方面的最高纪录保持者是武昌起义时期的《大汉报》。它曾经在半天时间内连发六期号外，使前线获捷的消息在顷刻之间就哄传于武昌。

记者工作受到重视。各报刊都有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记者队伍。如《云南》杂志就有署名“本社访员”、“本社特派员”、“本社名誉访事员”、“本社调查员”、“本社特派视察员”、“本省中央访事员”、“本省西路访事员”、“本省南路访事员”和“本社北京通信员”发表的新闻。《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神州日报》、《民立报》等，还刊有这些报纸的驻英、驻美、驻日、驻缅、驻越记者发回的长篇通信。为了加强有关革命军事行动的报道，不少革命派报刊专门派出战地记者亲赴前线进行采访。萍乡之役、黄冈之役、安庆徐锡麟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都有《中国日报》的“特约从军访员”参加。“故电报之捷，消息之灵，远非他报所及”(《民报》第十九期《代派香港中国日报》广告)。广州三·廿九之役，《民立报》的特派记者从广州发出专函，进行连续报道，内容比其他报纸为详尽。武昌起义后，不少上海报纸如《警报》、《神州日报》、《时报》等，也以派出“战地访员”前往武汉，“详探一切事实逐日函电报告”(1911年10月11日《神州日报》《本馆特别广告》)为号召。受报纸经济条件的限制，前述各报的驻外记者和战地记者多数是约请驻在地的和参加起义活动的革命党人义务兼任的。例如以“本报从军特派员”名义，在广西前线代《中国日报》采写有关钦廉起义消息的，是这一战役的副指挥员黎仲实。以《民立报》随军记者名义，在南京前线随时发回有关苏浙联军进攻南京战报的，是浙军攻宁支队的参谋葛敬恩。各个革命派报纸的工作人员之间也实行协作，互为对方的驻外记者，互相提供重要新闻。例如《中国日报》和《竞业旬报》之间就曾经有过这样的默契。《竞业旬报》的傅钝根、谢诮庄等人，都曾经为《中国日报》拍过专电，写过专稿。专任的驻外记者，或衔命到本埠以外地区执行采访任务的专业记者，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

为了在业务上开展竞争以扩大各自的影响，不仅革命派报刊注意新闻报道工作，一些老牌的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和保皇派的报纸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多的改进。《申报》于1905年2月7日改组编辑部后，立即决定采取“专发电报”、“详纪战务”、“敦请特别访员”、“广延各省访事”、“搜录商界要闻”、“广采本地要事”等措施，以加强新闻报道工作。它“不惜巨金，函请北京及各省会机关中人担任重要访稿”；“本埠各机关各公署均有特约访员，探刺机要”；做到“专电络绎，消息极灵”，以至于“以前报务至傍晚时已告竣事者，至时则时逾夜午，编辑房犹人影幢幢，下笔如春蚕之食叶”(雷《申报馆之过去状况》刊《最近之五十年》)。《中外日报》则注意在各省会聘请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的重大事件。最先为湖南省外各报撰写长沙特约通讯的肖曙生，就曾经是该报的特约记者。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后，《中外日报》上所刊的，有关“湘抚庞鸿书之惊惶无措，革命军之先声夺人，及庞抚事后于党人之惨用酷刑”等方面的报道，就出于他的手笔(注五)。新创办的几家保皇党和亲保皇党的报纸也都很重视新闻采访工作。《时报》自称“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其余各省皆有坐访，又日本东京置特别访事二员，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各一员，其余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而且注意新闻的时间性，强调“以速为主”(《时报发刊例》)。《京话日报》为了报道那王府王爷及管家长九活埋侍妾事件，曾经派出记者“访了二十多次”，而且“还有人进府细查”(1905年9月2日《京话日报》编者注)。《羊城日报》的发行人莫伯伊经常亲自出马，到他联系密切的各衙门和官僚、豪绅、巨贾、善董那里，采访重大军政消息，“每晚必在十时以后才坐轿返报馆，字房需得其亲写头条重要政闻毕，然后拼版”(注六)。其余在省港和上海等地出版的保皇党报刊也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连一向惯于办政论刊物的梁启超也开始注意到新闻采访在报纸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06年3月27日发布的中国保皇总会的《告列位同志兄书》中，即曾代表总会呼吁各地保皇党员积极为自己的机关报纸提供最新新闻，并且告诉他们：“当此各报竞争之时，必以消息灵通，新闻最多，方足以立于不败之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346页)。他也开始抓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新闻的写作也有所发展，消息的写法有了改进，样式逐渐增加，既有三言两语、简明扼要的短讯，也有字数较多、夹叙夹议的长篇新闻；既有就一个事件进行的专门报道，也有对同一类事件经过分析后进行的综合报道。多数消息的写法还是叙述性的，即按事件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的作介绍，还不善于剪裁和突出重点，显得有些死板。但是也有不少消息由于采访时捕捉到了一些细节，加以编织，写得还是比较生动的。《中国日报》的下面这条消息就是一例：

观舰败兴(题)中国水雷炮舰建安号往于福建省马尾造船局兴工建造，前次既经完竣，兹涓吉于三月初三日举行进水式，先期发帖招宴国内外贵绅。此日内外贵宾五十余人佥冒雨来会，而市民肩摩络绎来观者充满场之内外。维时镇闽将军善联以北洋水师编成陆战队，亲率之莅坛场。恭起诵经。俟其读毕，撤两旁支柱，更撤去大支柱。此时观者佥意期必目睹快捷壮观。讵料同舰进止仅三四尺即不动，唯听笙鼓洋洋，劈耳四起而已。于此建造主事法人某厉声狂奔，督部下付网绳，约小柱，极力摇曳之。然舰依然不进。终之计尽术穷，议拟变更其方法，再订期举行其式，乃辞谢来宾退回云。(刊1900年5月下旬《中国旬报》第十二期)

短短两百多字，就把洋务工作的腐败，官僚们的庸驽，外国技师的骄横和这些人当场出丑的种种情景，描述得绘声绘形，令人忍俊不禁。不需议论，就达到了对封建政府进行揶揄和嘲讽的宣传效果。

通讯这种新的新闻体裁开始为一些记者所掌握，并为各个报刊所普遍采用，出现了《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六期)、《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民报》第十期)、《调查河口情形记》、(《云南》第六期)、《广州血战记》(1911年5月3日《民立报》)、《汉口五日记》(1911年11月4日《大汉报》)、《一昼夜从军记》(1911年12月26日《神州日报》)、《比叻华侨捐助共和军之热心》(1911年11 月4日《光华日报》)和《民立报》的《英伦通信》、《神州日报》的《东京特别通信》、《帝国日报》的《北美洲通信》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通讯作品。涌现了一批像陈天华、胡汉民、陈其美、杨笃生、胡石庵、崔通约、戆公、对镜狂呼客等这样一些受欢迎的报刊通讯作者。这种新的新闻体裁，在当时还没有固定的称呼。时而称为“纪事”，时而称为“通信”，时而称为“通讯”。但从它们的形式和写作的技巧看，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报刊上的新闻通讯了。

此外，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还出现了类似特写的新闻体裁。《民报》第一期发表的《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和1911年1月16日《民立报》上发表的《张园剪发大会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前者集中描述了1905年8月13日留日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在东京町区富士见楼欢迎孙中山旅欧归来的热烈场景，后者则着重描述了上海人民前一天在张园举行集会公开剪去辫发以示和清廷决绝的壮烈情景，记言记行，夹叙夹议，兼有对会众思想活动的分析和现场情形的详细介绍，文字生动活泼，已经粗具现代报刊上的特写这一新闻体裁的雏形。

一般的新闻都注意到尽可能地让事实说话，用事实而不是用议论来表示记者的立场和爱憎，缺点是对新闻的真实性注意不够。像《大汉报》那样的哗众取宠，随意捏造新闻的事情，所在多有。《苏报》就伪造过“严拿留学生”的“上谕”(注七)。《神州日报》、《国风日报》、《南风报》、《中国日报》、《光华日报》伪造过“京陷帝奔”、“清帝及太后等确已逃匿热河”、“庆王已被获”、“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光复天津，地方官皆逃”和“本社社员温楚珩已率队渡过黄河”等类的完全无稽的新闻。不少革命派报纸利用读者乐闻清廷败绩消息的心理，不择手段地编造捷报，以求扩大影响多销报纸，已经达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有的革命报刊的编辑人员“终日以脑筋发电，腹稿新闻”(注八)，为无米之炊。把说谎和编造新闻当成了家常便饭。正像列宁所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流行最广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的。这就是……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列宁全集》第24卷93页)革命派报刊的说谎本领，和它们的西方前辈们比较起来一点也不逊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虚弱。它们的力量不足，只好打肿了脸充胖子，依靠纸上的万马千军来为自己虚张声势。

随着新闻采访工作的受到重视，新闻稿件的日益增多和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由不齿于士林的专以集里巷琐闻为业的一般“访事人”，逐渐地升格为受尊重的文字工作者。涌现了一批在新闻的采访和写作上有影响的，像陈其美、胡石庵、胡祖舜、陈耿夫、黄世仲等那样的，以不避艰险，不辞辛劳，善于交际，勤于写作和以“四捷”(注九)著称的新闻记者。其中的个别人已经跻入名流的行列，受到社会上的爱重。一些原来视记者为隶卒，诋为“斯文败类”的清朝官僚，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极力敷衍笼络。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接任不久以后，就“大宴记者”，征求意见，而且“其貌若肫盹而诚焉”(谭汝俭《四十七年来广东报业史概略》)。以总督这样的方面大员居然如此纡尊降贵地和新闻记者交往，这在十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于这种变化，不少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是十分得意的。陈耿夫就经常和别人谈起他在广州《人权报》工作时，当地“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的情景(注十)。重庆《广益丛报》的记者朱山，每次外出采访，都坐着轿子，打着写有“广益丛报记者”字样的灯笼，招摇过市(注十一)。所谓“无冕帝王”的思想，在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当中也开始有所滋长(注十二)。这当然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只是陶醉于这种幻觉之中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们，暂时还没有觉悟而已。

三、编辑工作

和戊戌时期比较起来，报纸的编辑工作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编辑技巧有了较大的提高，报纸的外貌有了明显的变化。个别的办报人还对前此报纸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注十三)。

这一时期报纸编辑工作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版式的变化，戊戌时期的报刊多数是期刊，作书册状，用赛连纸、连史纸或油光纸印刷，很像一般的旧式线装书。那时，虽然也有单张的日报，但多数仍按书籍的版式排印，单面印刷，开数较小，以便阅读后按书籍的方式装订保存，仍保留有不少书籍的痕迹。进入20世纪以后，期刊和报纸多数都改用白报纸双面印刷，报纸的开数减少，篇幅加大，每天出版对开一至三张不等，最多的如《民吁日报》，曾经一度出至五大张，每张四版，已经完全摆脱了书籍的样式，成为名副其实的报纸。从外形看，和现代的一般报纸已经没有多大区别。随着用纸、印刷和版式上的这些变化，报纸的版面也有所改变。纸张加大以后，一行直排到底的作法，太不便于阅读了，因此普遍的增加了批(栏)数，由每版一至三批(栏)增加到五至七批(栏)不等。版面逐渐趋于活跃。

(2)稿件的编排，开始打破了“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的框框，突出重点，把编辑部认为重要的新闻、专电、通讯或论说，放在头条的显著位置。字体也因稿件重要程度的不同而有区别：“其最要紧之事，则用大字，次者用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时报发刊例》)，以求醒目。改变了“各就其地冠以总名”和按照稿件收到的先后顺序以次刊登的简单编辑办法。把内容相近的稿件，经过整理以后，在一个总题目下，集中起来发表，如《中国日报》的《拳党汇报》、《拳事汇电》、《神州日报》的《鄂省大风云之详报》、《鄂乱各面之电报》、《民立报》的《武昌革命大风暴》和《中华民国公报》的《虏廷残喘记》。使用标点断句，由在字旁加圈加点，逐步发展到把句号排入正文。利用编者按的方式为一些稿件作注释，提供新闻背景。如《光华日报》的编辑就曾经为1911年11月6日该报所刊的“沪械局占，道台逃；晋得，抚诛”这条“香港来电”，添写过这样一段按语：“按上海军械局，即江南制造厂，可造战船及枪炮铁轨。去年载洵赴欧之坐船，即此厂制造。所造大炮口径，有至十二英寸半者，为中国制造厂之最。晋为山西，即直隶邻省。巡抚已诛，四路夹攻，北京之破在瞬息矣。”对于不太了解地理历史情况的读者，特别是华侨读者来说，这样的介绍是必要的。

(3)栏目的设置，除了常见的“社论”、“时评”、“宫门钞”、“专电”、“译电”、“要闻”、“通信”、“本国新闻”、“本省新闻”、“本埠新闻”、“国外新闻”等固定栏目外，各报还设置了不少新的栏目。举其大者，有专门报道某方面新闻的“政界纪闻”、“外交纪闻”、“学界纪闻”；有专门刊载简短消息的“时闻袋”、“阅报社”；有发表简短议论的“言论界”、“新鼓吹”、“演说台”、“国民之声”、“议事亭”、“社会声”、“批评”、“官绅镜”、“金玉屑”、“片金碎玉”、“上海春秋”、“大陆春秋”、“民国春秋”；有报道和探讨如何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经济”、“实业”、“商学”、“商业谈丛”；有传播和介绍最新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术”、“学说”、“译学馆”、“科学谈”、“医学”、“算学”、“化学”、“生理”；有专门刊载诗词、小说、笔记及讽刺小品等文艺作品的“游戏场”、“俱乐部”、“音乐房”、“滑稽魂”、“落花影”、“风雅丛”、“谈丛”；有临时设置的、在一个短时期内集中报道某一事件或某一方面消息的“世界潮音”、“路事”、“革党流血后之广州”、“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样的栏目，一般报刊都有十个左右，多的可达二三十个。有些栏目的设置一哄而起，成为时髦，反映了当时的风尚和编辑人的思想倾向。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秦陇报》、《夏声》等报刊都设有“军事”栏，这是为了向读者进行“军国民教育”，鼓动他们奋发图强御侮救亡。上面这几家报刊和《国民报》、《醒狮》、《云南》、《豫报》、《关陇》、《江西》、《二十世纪大舞台》、《广东日报》、《潮声》等十几家报刊，都设有“调查”栏，这是为了力图从实际出发，摸清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的问题，向读者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设有“传记”栏的报刊也在十家以上，其目的是为了用中外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事迹，特别是汉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事迹，来教育读者，激发他们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感情。此外，《国民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中国白话报》、《民报》、《有所谓报》、《江西》、《京话日报》等报刊都设有“答问”、“邮筒”、“来信”、“来书”之类的栏目，反映读者的意见，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加强了报纸和读者的联系和报纸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大量这类新栏目的设置，丰富了报纸的内容，活跃了报纸的版面，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4)标题的制作，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多数报纸的新闻和评论仍然是一文一题，目的只在提示内容，文字比较呆板。和戊戌时期的报纸标题没有什么两样。1903年以后，才逐步地有所变化。表现在：一、文字日趋活跃。打破了《西邻责言》、《立嗣后之实况》等之类的四个字一句、六个字一句的呆板句式，出现了《报！报！！报！！！俄罗斯南部之暴动》(《江苏》第六期)、《愤愤竟有图私利忘公益之奸商》(1905年8月6日《有所谓报》)等这样的一些生动活泼的标题。不仅字数不加限制，连标点符号也加了上去。二、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像下面的这几个标题，《梁士诒劣迹太多》、《盛宣怀可以死矣》(1911年《民立报》)、《可怜可怜保皇党无往而不失败》(1905年8 月31日《有所谓报》)、《孙逸仙吓煞满洲佬》(1906年《东方报》)、《请看赵尔丰一面之词》(1911年9月《帝国日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立场态度都很鲜明，都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有浓厚的宣传鼓动色彩。不少标题都写得尖锐泼辣，声情激壮，富于鼓动性，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大江报》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民立报》的《呜呼甘心亡国之政府》、《拼将歌舞送河山》，《重庆日报》的《老妓在颐和园之淫行》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大江报》和《重庆日报》的主编人还因此受到清廷的残酷迫害。与此同时，在一些报纸上还开始出现了多行题，即于主题之外，增加了解释性的或提示性的眉题(肩题)或副题(子题)。请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甲)呜呼祖国之文物(主题)

▲敦煌石宝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副题)

(1909年11月8日《民吁日报》)

(乙)呜呼又断送数百里(主题)

▲政府之甘心卖国(以下均为副题)

　▲周抚之断送疆土

　　▲宋道之将机就机

　　　▲江民之终不承认

(1911年5月25日《民立报》)

(丙)▲牛鬼蛇神▲一齐上榜(眉题)

廷试游学生等第单(主题)

(1911年5月23日《民立报》)

其中，被编辑加有▲符号的，就都是副题或眉题。这类主、副题字号大小不同，眉目清楚，主次分明。由于行数增多，字体加大，一栏的高度容纳不了，因而出现了个别的两栏题和“题二文一”或“题二文二”的处理办法，使一些重要的新闻更为醒目。标题上的这些变化，突出了重点，活跃了版面，使报纸的战斗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四、副刊

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副刊，受到了各派资产阶级报刊的重视。在“改革恶俗，开通民智”，反压迫、反侵略和“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战斗作用，成为报纸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进入20世纪以后，绝大部分报纸都在自己的版面上设置了副刊。其中有的印有专门的刊头，如《中国日报》的《鼓吹录》、《时敏报》的《醒狮》、《国民日日报》的《黑暗世界》、《广东日报》的《无所谓》(后改《一声钟》)、《世界公益报》的《噱报》、《国民报》(广州)的《亦有谓》、《危言报》的《潮报》、《申报》的《自由谈》、《大汉报》的《楚宝》和《有所谓报》、《香港少年报》、《时事画报》、《东方报》、《珠江镜报》、《社会公报》、《南越报》、《人权报》的《谐部》等。有的虽然没有刊头，欲有固定的版面，如《神州日报》的第六版、《民吁日报》的第五版、《民立报》的第八版。没有刊头和固定版面的，也多数设有刊载副刊文字的专门栏目，如《浙江潮》的“小说”、“文苑”、“谈丛”，《江苏》的“词薮”、“传奇”、“说苑”，《平民报》的“丛谭”、“诙谐”，《民声》的“文谭”、“杂俎”，《中国白话报》的“戏曲”、“歌谣”等，插刊于新闻和论说之间。在前举的各种类型的副刊当中，《中国日报》的“鼓吹录”最先问世。它创始于1900年5月中旬，在《中国日报》的旬刊上占有六栏位置，每期刊出五至九篇稿件，长短相间，共约三千六百字。《申报》的“自由谈”历史最长。它创始于1911年8月24日，一直坚持出版到1949年5月《申报》停刊，前后出版了38年。

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所刊载的主要有以下的一些内容：

(1)诗词歌谣。《浙江潮》、《江苏》的“文苑”，《湖北学生界》的“词薮”，《神州日报》的“神州诗选”等栏，所刊载的就是这一类作品。其他各报的副刊中，这一类作品也占有较大比重。不少脍炙人口、激动人心的旧体诗词和白话韵文作品，包括秋瑾、柳亚子、高天梅、于右任、景耀月、陈去病、周实等南社诗人的一些慷慨激昂、血泪交流、抒写怀抱、鼓吹革命的诗歌，就有不少是在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中发表的。

(2)小说。梁启超、严复等人利用在报纸上“附印说部”来“使民开化”和促进社会变革的设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在这一时期维新派报纸的副刊上，刊载了不少他们所谓的“政治小说”。其中，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有《佳人奇遇记》、《经国美谈》，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有《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等。这些小说和梁启超为《新小说》杂志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等一道，都旨在用文学形式来“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其间，当然也宣传过抵御外侮发愤图强之类的思想，但更多的则是在为他们的维新变法的政治方案和君主立宪的道路作鼓吹。这一时期的革命派报纸副刊上，也刊载了大量的小说。其中，有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如《斯巴达之魂》(刊《浙江潮》)、《死中求活》(刊《云南》)、《救劫记》(刊《杭州白话报》)、《日中露》(刊《湖北学生界》)；有激发民族感情的，如《南渡录演义》（刊《国民日日报》)、《崖山哀》(刊《民报》)、《好梦归来》(刊秋瑾在东京办的《白话报》)、《洪秀全演义》(刊《香港少年报》)；有描写革命党人活动的，如《孽海花》(刊《江苏》)、《狮子吼》(刊《民报》)、《飞艇恨》(刊《民立报》)、《党人碑》(刊《时事画报》)和《秋瑾传》(刊《廿世纪军国民报》)等。这些小说都不同程度地通过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演说的历史故事，向读者灌输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以才子佳人间的悲欢离合为题材的言情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各派资产阶级报纸的副刊上都有出现。《时报》上的《双泪碑》，《民吁日报》上的《劫后鸳鸯记》，《民立报》上的《葡萄劫》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大量发展，奠定了基础。除发表创作外，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上还刊载了不少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时报》和《中国日报》都译载过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河南》译载过契诃夫的《庄中》，《粤西》译载过高尔基的《鹰之歌》，《民立报》译载过托尔斯泰的《讼祸记》，《民报》也译载过不少英、俄和印度等国作家的作品。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发表，开阔了中国读者的眼界，帮助他们形象地认识世界，同时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也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借鉴。多数小说是采取每日一小段长篇连载的方式，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例如黄世仲所写的《洪秀全演义》，就在《香港少年报》上连载了一年。陆秋心的《葡萄劫》则在《民立报》上连载了三年。也有一次刊完的短篇小说，如《中国日报》上所刊的《倦游记》，《民报》上所刊的《一文钱》等，但不如长篇小说那么受欢迎。连载长篇小说，成为报纸副刊联系一部分固定读者的一个重要手段。

(3)戏曲和说唱文学。各报副刊都刊有这类文字。《民立报》上所发表的《亡国奴传奇》，《中国女报》上所发表的《精卫石弹词》和《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所发表的《鬼寒》、《安乐窝》等即是。刊载这类文字的目的，如这些报刊的编辑们自己所说，是为了“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进而“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亚卢《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在这方面，广东地区的革命派报纸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所刊载的“班本”、“院本”、“粤讴”、“南音”、“曲文”、“龙舟”、“数白榄”等戏曲和说唱文学作品，在他们的副刊文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多数用粤语方言写作，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社会下层的市民群众中不胫而走，很受欢迎。广东的革命派报刊工作者当中，有不少都是那一时期的戏剧改革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陈少白组织过“振天声”班，黄鲁逸、黄轩胄、黄世仲、欧博明、卢骚魂、李孟哲、卢博郎等组织过“优天影”班。他们一方面从事剧本创作，一方面开展业余演出活动，用文艺的方式进行革命宣传。报纸副刊成为他们发表新作、扩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园地。

(4)杂文。被后人称为“小品文”、“杂感”、“社会论文”、“文艺性论文”的这一类杂文作品，开始在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上大量出现。《浙江潮》、《民意报》上还辟有专门刊载这一类作品的专栏，刊头就叫“杂文”。带头刊载杂文的是《中国日报》的“鼓吹录”。它所发表的《直迈娲皇》、《贺万寿表》、《邻国兴兵贺万寿》、《是可忍也》、《急叫如来三宝》等文章，篇幅不长，兼有评论和文艺两种因素，把诗和政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带有明显的杂文色彩。《民立报》的“东西南北”，《洞庭波》的“鸡肋录”，《江苏》的“文苑”等栏，所刊载的也都是这一类文章。杂文这种体裁刚刚在报纸上出现，就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它说古道今，包罗万象，劲峭犀利，旨丰喻远。不少革命派报刊利用这种体裁以冷而夸张的笔法，对擅作威福的封建统治者、媚外残民的清廷文武官吏和鼓吹休明的保皇党人，进行了尖锐辛辣的嘲讽，在报刊这个阵地上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

此外，在一些报纸副刊上还刊有随笔、札记、游记、寓言等之类的小文章和楹联、灯谜等之类的游戏小品，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趣味，“鼓励人心于不觉”(《江苏》第二期《征求诗词歌赋广告》)。一些报纸副刊所举办的征联活动，也都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注十四)。

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中，确实有一些是“婉娈万状，狎满纸”，以低级趣味的东西来吸引和毒害读者的，如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报纸副刊和一些封建买办文人所办的小报副刊，但这只是少数。多数的报纸副刊，特别是革命派报纸所办的那些副刊，是健康的。它们兼顾严肃与活泼，以文学为武器，为民主革命作鼓吹，成为报纸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在配合新闻和评论进行革命宣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新闻图片和时事漫画

用图片的方式报道新闻的印刷品，在中国至少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清朝的乾隆年间(1736—1795)，北京市井间就出现过公开印卖的单张时事画，报道新近发生的社会新闻。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出现过沿途叫卖的、报道三元里战斗情况的《大败鬼子图》。这以后，天津、上海、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也相继出现过类似的时事画，报道有关反洋教运动和反侵略战争获捷的消息，如《宣泰报捷》、《华军捷报图》、《基隆淡水得胜图》、《台湾得胜图》等，以单张的形式在市间发售，“以供众览，以快众心”(1884年4月23日《申报》：《出售大捷图广告》)。(www.daowen.com)

19世纪70年代以后，《瀛寰画报》、《点石斋画报》等专门刊载新闻图片的定期画刊问世，《申报》、《述报》等报刊上也陆续刊出新闻插画，图片宣传开始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和前一时期比较起来，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图片宣传，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画报的数量大大增加。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涌现了一大批像《启蒙画报》(1902)、《北京画报》(1906)(以上在北京出版)，《时事画报》(1905)、《赏奇画报》(1906)、《时谐画报》(1907)、《滑稽魂》(1907)、《珠江画报》、《平民画报》(1911)(以上在广州出版)，《双日画报》(1907)、《图画新报》(1909)(以上在汕头出版)等这样的专门刊载时事图片的定期画刊。

其次，一般报刊也开始重视图片宣传。不少期刊如《浙江潮》、《江苏》、《民报》、《汉风》、《新译界》、《东洋新报》、《大江七日报》、《杭州白话报》、《广东白话报》、《岭南白话报》、《香山旬报》、《南风报》等，都设有“图画”专栏。不少日报如《时报》、《时敏报》、《世界公益报》、《平民报》、《震旦日报》、《中华新报》、《帝国日报》、《神州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天铎报》、《中西报》、《政学日报》、《中华民国公报》、《国民报》等，都刊有时事插画。有的日报如《神州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平民报》、《震旦日报》等，还出有图画附张，并有专业的美工人员负责编绘工作。

这一时期报刊上的图片宣传，和报刊上的其他文字宣传紧密配合，是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服务的。各报所刊的时事画主要包括以下的一些内容：

(1)声援反帝运动。《时事画报》在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所刊载的《华人受虐原因图》、《木屋图》、《广东拒约公所图》、《欢迎马潘夏出狱图》；《时谐画报》在1907年的收回路权的运动中，所刊载的《粤人警警图》、《江浙路要事绘图》，以及《图画新报》所刊载的《公理强权图》、《丧权辱国之特使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时事画“泪和墨泼”，以“描瓜分豆剖之图”(《时事画报出世之感言》)。其目的，如办报人自己所说，在于使读者“怵于惨状，而亟起以救危亡”，“犹法蜡败军形状意也”(《时事画报缘起》)。

(2)鼓吹民主革命。《民报》在创刊第一年所刊载的《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兰西人民攻破巴士的狱之图》、《法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之真景(专制君主之末路)》等历史时事画和《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等人物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它先后刊出的59幅插画中，这一部分内容的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所刊载的有关俄国、印度、朝鲜等国人民从事革命活动的画，既表示了对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的支持，也借以激励了中国的革命者。《大江七日报》所刊载的附有“此俄国立宪后杀人暴尸之惨状也，希望立宪者盍鉴诸”等文字说明的《立宪国之暴尸图》，也属于后一类作品。

(3)启发民族感情。《民报》、《浙江潮》、《江苏》等刊物上所刊的有关汉族历史上的优秀人物黄帝、墨子、岳飞、朱元璋等人的肖像画，赞颂历史上的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国郑成功大破清兵图》、《太平天国战胜清兵之真景》、《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李秀成战事会议图》、《满洲马杰战败清军之实况》等历史时事画，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旨在“光祖宗之玄灵”，“发先民之幽潜”，激发读者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爱国主义感情，以推动当前的反清斗争。

(4)支持革命斗争。《时事画报》所刊的《钦廉起义图》、《黄岗起事图》、《徐锡麟像》、《秋瑾像》、《轰击恩铭图》，《平民画报》所刊的《焚攻督署图》、《三月廿九纪念图》，《民立报》所刊的《天到五更同胞快醒图》，以及《紧报》、《大汉报晚报》等报在武昌起义后刊出的《汉口激战》、《南京之占领》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些时事画悼念革命烈士，赞颂革命的暴烈行动，欢呼民军在武装起义中的胜利，给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斗争以形象化的舆论支持。

除了以上的这些为民族民主革命做宣传的时事画外，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还刊有一部分描绘新近发生的奸杀、拐骗、塌楼、失火等社会新闻的时事画；描绘放脚、娶妇、捕鼠、祭祀、放焰口等社会活动的风俗画；配合文字对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有关天文、历史、地理、博物、格致等方面的知识性的插画；和各地著名的中国画画家们新创作的以山水、人物、花卉和翎毛为题材的写生画等等。例如《时事画报》就刊有不少岭南画派画家高奇峰、潘和等人的作品，为研究这一画派的风格和技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此外，时事漫画也受到普遍重视。不少报刊都刊有密切联系当时实际和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讽刺漫画。讽刺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侵略者、清朝封建政府和各级封建官僚。指责和嘲讽清政府的地方官吏卑污、猥鄙、贪婪、凶残、昏、颟顸的漫画，在已发表的时事漫画中，占的比重最大。《神州日报》的《官场现形图》、《帝国日报》的《童叟无欺，货真价实》（讽刺卖官鬻爵)、《岭南白话报》的《官场钱图》，《广东白话报》的《清官赴任图》、《办清乡收买人头图》等，就都是这一类作品。也有一些是对立宪派分子进行嘲讽的，如《岭南白话报》的《立宪——放狗屁臭到了不得图》。绝大部分漫画都使用了夸张的手法，被讽刺的对象都被画成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獐头鼠目的畸形人物。也有采用隐喻手法的，如《时事画报》的《龟抬美人图》、《民报》《天讨增刊》的《猎狐图》、《杭州白话报》的《张帆暗送浙江潮图》、《神州日报》的《且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图》、《政学日报》的《石龙图》等。在以上这些漫画中，乌龟被用来暗指那些破坏拒约运动，甘愿为迫害华工的美国人服役的人；狐是胡的谐音，被用来暗指满清政府；“张帆”画的是一只在恶浪滔天的江面上鼓足了风帆的航船，被用来暗指参与杀害秋瑾烈士的浙江巡抚张曾(张号筱帆)；螃蟹被用来暗指贪官污吏；石龙被用来暗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湖广总督陈夔龙(陈号小石)。画意虽然比较隐晦，但配上一定的题词以后，矛头所指，仍然一望可知。有的漫画还采取了画中藏字的办法。如《南风报》刊载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图，画的是一只雄鸡在竹丛中迎着朝阳引吭长鸣，背景的竹叶就是用“民族主义”四个字编织成的。《神州日报》刊载的《免开尊口》图，画面上只有五个双钩的缺笔字：“”。每个字都加上一个“口”字，就变成“唐绍怡议和”五个字。作者用去掉每个字中的口字，并加上“免开尊口”题词的办法来表示反对和清廷议和。熟悉时事的读者对此是心领神会的，唐绍怡即唐绍仪(宣统皇帝名溥仪，为了避讳，唐绍仪改为唐绍怡)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清廷议和代表。

随着时事漫画作品的大量发表，涌现了一批在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漫画作家。其中著名的有《神州日报》的亦民、星驰和《民吁日报》、《民立报》的聿光等。他们是中国近代报刊历史上较早的一批讽刺漫画作家。

从绘画的技巧看，这一时期报刊上的时事画和时事讽刺漫画的水平还不够高。多数作品笔法稚弱，看得出他们的作者还缺乏生活和人物素描的基本功。除了个别的作品外，一般说来还没有超过《点石斋画报》的水平。印刷的质量也差。多数是木刻的，或石印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报刊的图片使用了铜版。

但是，相当一部分的报刊图片，是和当时的形势和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紧密联系的。它们和文字稿件一样，都是报刊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的讽刺漫画触痛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这从这些漫画和刊载这些漫画的报刊不时遭到查禁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六、新闻摄影和新闻照片

摄影和照片制版的技术，早在19世纪就已经传入我国，但把这一技术运用于新闻的采访和报道，在报刊上刊出新闻照片，则是20世纪初叶以后的事情。

最先刊出新闻照片的是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在日本创办的一些报纸。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是其中的第一家。稍后在东京创刊的《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中国新报》等，也都刊有自制的铜版照片。这些照片和这些报刊的文字宣传配合得非常紧密，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新民丛报》刊载的《加拿大下议院议事之图》(第16期)、《英国议院图》(第17期)、《中国新报》刊载的《德国议事堂》(第三期)等，就都和这些报刊的君主立宪宣传有关。《江苏》所刊的《明太祖之陵》(第二十一期)，《浙江潮》所刊的《禹陵》、《会稽大禹之庙》(第6期)，《岳飞墓》(第10期)等，则是为了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鼓励他们去光复“旧物”，是和这些报刊的民族民主革命宣传紧密结合的。早期报刊上的照片，多数是风光或建筑物照片，新闻的色彩还不那么浓厚。《新民丛报》第8期所刊的两幅《檀香山焚烧华人市场惨状图》和《中国新报》第1期所刊的三幅《光绪三十二年秋季陆军大操图》，较有新闻色彩，但所报道的也已经是半年甚至一年以前的旧闻了。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一些报刊更加注意利用照片进行宣传，所刊的各类照片也带有更多的新闻色彩。《云南》第五期刊登的法帝国主义迫害越南革命志士的照片，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洞庭波》和《汉帜》第一期所刊载的《失败英雄马福益》、《大烈士姚宏业》等两幅照片，一个是新近在萍浏醴起义中牺牲的会党首领，一个是新近在上海因悲愤国事而投江自杀的华兴会员，都是当时的新闻人物。新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尤其重视新闻照片的宣传。它所刊载的《菲律宾大统领鸦圭拿度君之真像》、《中国助菲律宾战胜美国者侯将军宝华之真像》，是对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它所刊载的孙中山、史坚如、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徐锡麟、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刘道一、杨卓林、吴樾等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的照片，是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的表彰和颂扬。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的新闻人物。其中如吴樾，是在《民报》创刊的同年，在北京前门车站刺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活动中，不幸牺牲的。《民报》曾经为他发过三次照片：《炸清五大臣者吴樾》(第三期)、《吴烈士遗像及其未婚之夫人》(《天讨》增刊)、《爆烈后之吴樾烈士》(第二十一期)。后一张照片介绍了吴樾牺牲后，被仵作们揪住遗体辫发，血肉狼藉，暴尸示众的现场场景，本身就是一条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新闻。

国内报刊中最先刊出新闻照片的，是1904年在上海出版的《日俄战纪》。这是一个专门报道日俄两国在我东北地区交战情况的时事性半月刊。自开战到议和共出了三十期。纸张洁白，印刷精美。创刊号即刊有日本天皇睦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关东总督阿加克塞夫等人的照片。同年在上海创刊的《东方杂志》，也刊有“自制铜版图画”。这些照片的出现，说明我国当时已经具备制作和印刷铜版照片的能力。《日俄战纪》和《东方杂志》都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它和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是我国最先掌握照相铜锌版制版术的印刷机构。

日报刊用新闻照片的，当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的《京话日报》为最早。1906年2月22日南昌知县江召棠被法国传教士王安之杀害，当地人民在盛怒之下将凶手围殴至死，造成所谓“南昌教案”。事件发生后，《京话日报》极力支持南昌人民的这一反帝斗争，对清朝政府在交涉过程中的一味屈辱、退让极为不满，对法帝国主义分子的专横凶残深为愤慨。当法帝国主义方面传出“江令系属自刎”的消息，妄图抵赖他们的罪责的时候，《京话日报》立即在显著地位刊出了江召棠遗体颈部以上伤口部位的特写照片，并附编者按语称：“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大令召棠被天主教请酒谋杀，凶手便是劝人为善的教士。教士既下毒手，又肆毒心，捏造情形，说是自刎。本馆再四辩白，今特把江大令受伤的照像做成铜版，印入报内，请大家看看有这样自刎的没有。”(刊1906年3月29日第570号《京话日报》)以无可辩驳的摄影记录，粉碎了敌人无耻谰言，发挥了新闻照片在宣传上的特殊作用。

国内日报普遍刊用新闻照片，则是1909年前后的事。这以后，不仅《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老牌报纸开始刊登新闻照片，新创办的《时报》、《时事新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神州日报》等两派资产阶级报刊，也竞以新闻照片作为宣传手段。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民立报》和《神州日报》立即以“革党×××”为题，刊出方声洞、喻培伦、石德宽等死难烈士的巨幅照片，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同年8 月13日，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谋刺李准失败遇难，《中国日报》和《神州日报》也都刊出他们的照片，以示哀悼。《神州日报》刊出的那一张，是陈敬岳被捕后在缉捕局拍摄的，照片中的人物以手支腰，神色自若，虽在缧绁之中而英锐之气不减，很好地表现了革命党人临难不苟、从容赴义的精神面貌。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报新闻照片的数量激增。在起义打响到临时政府成立的这一段时期内，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报刊，几乎每天都有照片见报。有的报道各地光复情况，有的报道民军和清军在前线作战情况和各地人民群众惩办民贼踊跃支前的情况，所介绍的大多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而且多数拍自现场，有较强的时间性。同盟会在上海出版的《警报》，仅仅在10月20至23日的四天内，就刊出了《革命军都督黄兴》、《瑞督逃匿之兵舰》、《革命军占领蛇山轰击衙署时之写真》、《黎元洪留待后用之黄河桥》、《两军必争之武胜关》、《北军出发之图》、《国民军都督筹划出军之图》、《军用钞票之影》等十几幅新闻照片。《神州日报》也在所出的临时增刊中刊出了赵声、黎元洪等人的相片和《上海光复后之县署》、《上海道署大堂之余烬》、《上海光复后之巡警四路分局》等报道上海光复后情况的新闻照片。这些照片和十万火急地介绍各地光复情况的新闻专电相配合，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振奋人心的作用。

以上所叙述的是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事业发展的简要情况。可以看得出，进步还是很快的。

从摄影的题材看，开始只是一些静态的风景照、建筑照，很快地就转为新闻人物照和动态的直接拍自现场的时事新闻照。

从摄影的技术看，开始只能利用访求到的一些现成的照片委托别人制版，报社自己还不会摄影，很快地就发展到自己摄影自己制版。

在近十年的新闻摄影实践中，涌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摄影工作者，多数是业余的，如广州的潘达微和湖北的李白贞。不少见于当时革命派报刊的新闻照片，就出于他们之手(注十五)。也有专业的，如《神州日报》的李少穆，这个报纸所刊的新闻照片多数是他拍的，他是我国报纸上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由于他们的努力，摄影记者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注十六)，后来也有所放松。1911年10月清廷陆军部在河北水平举行演习，就破例准许京、津、沪、汉四地报馆“公同各派遣主笔记者二人，照相者二人”参加，在实际上承认了摄影记者的活动权利。

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新闻摄影还处于草创阶段。不少报纸还没有专职的摄影记者，所需的新闻照片还不得不请照相馆中的技师代拍。例如《大汉报》上所刊的在武昌起义前夕被捕牺牲的彭、刘、杨三烈士头颅的遗照，就是送上门去请汉口的照相馆代拍的。有的报纸虽然有摄影记者，但由于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也还不能很好地完成采访任务。例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那次隆重典礼，因为是在晚上十点举行，天色已黑，室内亮度不足，当时的摄影记者又没有镁光设备，只好放弃拍摄，使这样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失之交臂。

新闻照片的大量发表，活跃了报纸的版面，丰富了报纸的内容，也给报纸的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推动了图片编辑业务的发展。

七、发行和广告

和戊戌时期的报刊比较起来，这一时期新创办的资产阶级报刊更加注意报刊的经营与管理，他们力图把报纸办成资本主义企业，使报纸的销路不断扩大，有较多的广告收入，经济上也有所发展。

在发行上，为了增加销数，不少报纸改专派为批售。即由自己派人专送改为批给报贩零售，利用批零差价和加大提成比例的办法，鼓励报贩多销。不少报纸还采取向读者赠送礼品的方式，以广招徕。例如《民呼日报》向读者赠送过价值两元的“精印世界六十名人画册”。《中国日报》、《图南日报》、《民立报》等报，都曾向订户赠送过月份牌。《中国日报》的月份牌上印有“汉家何日重颁历，满族于今又改元”一联；《图南日报》的月份牌上印有“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和“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等题词，既奖励了订户，又宣传了革命思想。为了增加销路，有的报纸甚至于公开发行彩券。例如《民呼日报》初创时，就曾经印发过“福引券”一千张，规定：“如有至本社购报三份以上者，均有赠彩”(《民呼日报特别广告》刊1909年5月5日《申报》)。

广告业务也受到重视。不少报纸都订有鼓励刊登广告的优待办法，如“免费送刊十天”和打折扣之类。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涌现了不少企业和商品广告，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增加了报纸的收入。

但是，和一些在营业上精打细算、锱铢必计的老牌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比较起来，大多数新创办的报纸经营管理的经验还嫌不足。革命派在海内外所办的《民报》、《中国日报》等报，多数赔钱，全赖捐款为之挹注，不少革命报纸，如《图南日报》等，即因经济支绌而停刊。维新派所办的《时报》、《时事新报》等报，也不堪赔累，一个时期内全靠保皇会的补贴过日子。当然，对于这些报纸来说，盈利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即使在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它们也是愿意的。

报刊业务工作的以上这些改进，是为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说到底，又是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发展。他们正在为夺取政权或企图分享一部分政权和封建统治者作斗争，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大喊大叫地制造舆论。报刊业务工作的这些改进，是和这一形势以及资产阶级宣传工作的需要相适应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报纸这一舆论工具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业务工作的改进，是有成绩的。它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五四以后报刊业务工作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报纸的雏形，大体上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奠定下来的。

(注一)：例如《中国日报》就曾经多次举办专题征文。徐悲鸿《革命志士第一富豪李纪堂》一文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次征文情况如下：“丁未(1907)夏初，纪堂出资千元，在《中国报》登载广东地方自治征文，分别给奖，由陈少白评定甲乙。第一名陈春生，第二名何子耀，均《中国报》记者。第三名朱执信。少白评案：‘三篇中以朱文为最优，惜论旨浮泛，不专指广东一省，勉降第三’。”(见1948年10月号《辛亥月刊》)

(注二)：林白水曾经对这一类评论文章作过善意的批评。他在《论国民当知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白话道人也拜读了他们许多文章，但因脑气不好，往往忘记。只记得有一篇《家庭革命论》，那篇文章劈头就是：‘革命！革命！吾中国不可不革命，吾家族不可不革命。’又有一篇文章劈头也是这个腔套，道：‘怪！怪！怪！’也有的中间忽然加了许多‘！’，有的加了一个，有的连加了二个三个。有的说道：‘快哉革命！快哉革命！堂堂哉革命！皇皇哉革命！’这种文章真正令我目迷五色精神眩惑了。……我今试问这劈头大喝‘革命、革命、革命’，可算是持之有故么?可算是言之成理么?这种没头没脑的文章，他说会开通人的知识，鼓舞人的精神么?我倒有点不敢相信。”(见1904年第16期《中国白话报》)

(注三)：一般以为短评或时评这种评论体裁是《时报》首创的。《时报》自己编印的《时报馆纪念册》就把“短评”称为“时报首创之时评”。胡适《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也认为“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沿用了以上的说法，肯定了《时报》“独创体裁”，“首立时评”的功劳。其实不论短评或时评都不自《时报》始。《时报》重短评，辟有“时评”专栏，是事实，但并不是这一评论体裁的首创者。这里所引的几个报刊发表短评或时评以及它们辟设有关专栏的时间，都比《时报》为早。

(注四)：例如1904年创刊的《世界公益报》设有“万国新闻”、“京省新闻”、“粤闻”、“港闻”等新闻专栏。1911年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设有“特别纪事”、“紧要新闻”、“外省新闻”、“本省新闻”、“武昌新闻”等新闻专栏。

(注五)：据《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传记”栏。肖曾任《汉口日报》、《长沙日报》撰述，1917年卒，年55。

(注六)：据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刊《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注七)：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所刊章士钊《疏黄帝魂》。章文云：“《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注八)：据《革命逸史》第五集所刊《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一文。

(注九)：四捷指“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当时即以此闻名于时。

(注十)：见《革命逸史》第二集321页。

(注十一)：见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刊1919年1月1日《川报》《增刊》。

(注十二)：当时称为“无冠王帝”。如香港《社会公报》便有“漫说无冠王帝，操无上之极权，伫看主笔先生，祝文明之社会”等语。见1907年12 月5日该报创刊号《发刊词》。转引自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注十三)：如郑贯公在《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就提出过不少和改进编辑工作有关的建议。参看1961年12月号《新闻业务》所刊黄流沙作《晚清爱国报人郑道》一文。

(注十四)：例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期间，在广州出版的《游艺报》曾经以“货喜禁销能拒约”的上联，悬奖征对，目的很明显，是在为抵制美货运动作宣传。又如1908年前后，香港《中国日报》、槟榔屿《光华日报》都曾拟出上联，悬奖征对。《中国日报》的上联是朱执信拟的“未离乳臭先排汉”，投函应征的有“将到毛长又剪清”、“横扫膻腥独立旗”等十万余联。《光华日报》的上联是吕志伊拟的“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以应征的“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一联为冠军。这些徵联活动都有明显的反清色彩。

(注十五)：参看1963年3月29日《羊城晚报》所刊建人作《摄影家潘达微》和《辛亥首义回忆录》155页所刊李白贞作《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两文。潘原籍番禺，号铁苍，擅绘画，曾经参加《时事画报》、《平民报》、《震旦日报》等报的编辑工作，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1929年死于香港，卒年50。李原籍黄陂，共进会员，工国画，武昌起义后，不惜身冒危险在阳夏前线从事战地摄影，保存了许多珍贵镜头。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武汉市文史馆，1957年卒时为71岁。

(注十六)：端方因摄影获罪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端字午桥，又字陶斋，满洲正白旗人，1908年任直隶总督，1909年以在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沿途摄影，被劾“大不敬”，革职。以端方那样的政府大员尚且以摄影获罪，一般布衣百姓在这方面的动辄得咎，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