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和他们的办报特点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新的增长，成为这一时期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个新兴的在当时还处在上升阶段的阶级，非常需要用新的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把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办报是他们达到这项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

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1895年颁布的《兴中会宣言》，就把“设报馆以开风气”，列为“本会拟办之事”之首。1903年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在列举它的“三种进行方法”时，把“鼓吹”即宣传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暗杀”和“起义”。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纸。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干事会，就讨论了“办报”问题。说明他们对宣传工作，特别是报刊宣传工作，抓得很紧，很自觉。

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对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他的评价是很高的。1912年初，他在《民立报》为他举办的一次欢迎茶话会上，总结前一阶段革命报刊工作的成绩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其初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卒抱定真理，一往不渝，并牺牲一切精神、地位、财产、名誉，使吾所抱之真理，屹不为动，作中流之砥柱。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唯知报纸有此等力量，则此后建设，关于政见政论，仍当独抱一真理，出全力以赴之，此所望于社中诸君子者也。(刊1912年4月17日《民立报》)

此后，在他所写的《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935年三民图书公司版《中山全书》第三集)孙中山是重视武装斗争的，武装斗争的事业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始终占有很大比重。这一段话并没有丝毫轻视武装斗争的意思，却更足以说明他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报纸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但是有一点自始就很明确，就是他们都认识到报纸是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是一种可以“提倡民气”(1911年4月3日《民立报》短评《沪人眼中之报纸》)，“输入思想”（《云南》发刊词），“宣布公理”，“激励人心”，“辩诬讼冤”，以及和敌人“笔战舌战”(1905年7月12日《有所谓报》)的十分锐利的舆论武器。郑贯公所说的“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咄，此何物？咄，此何事?曰报纸也”(《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秋瑾所说的“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中国女报》发刊词)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活动家们对报纸性质和作用的共同看法。

1903年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注一)，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流行的对报纸作用的某些论述，也经常为革命派报刊所称引。例如《浙江潮》第四期筑髓撰《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一文，就转引过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拿破仑的“报馆一家，犹联队一军也”，“有一反对之新闻纸，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毛瑟枪殆有加焉”(注二)，以及俾斯麦的“经营社会者，不可不利用报纸”等几段话。同文和稍后发表的《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等文，还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关于报纸是可以和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贵族、僧侣、平民等三个等级相媲美的“第四等级”(或译“第四种族”)的比喻。《国民日日报》的那篇文章，还提出了“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的问题。它们和孙中山所写的《民报》发刊词及前引的郑贯公所写的《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等文，都是革命派最早的一批论述报纸作用和对资产阶级新闻学进行探讨的著作。

和资产阶级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报刊活动家们并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报刊活动家们曾经私下里把属于自己一派的报纸称为“吾党”的“党报”(注三)。他们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报纸为党报，而且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报纸为“机关报”(注四)，并进一步提出了创办各种类型的机关日报的主张。例如郑贯公在《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就极力宣传“凡有会必有其自治之制度之规则，则其会必有一报以为机关，……皆有其机关之报。”鼓动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运动的群众团体拒约会立即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纸。陈天华也在他为《民报》所写的中篇小说《狮子吼》中，借主人翁之一文明种之口阐述了他的创办资产阶级政党机关报的思想：“各国的会党，莫不有个机关报，所以消息灵通。只有中国的会党，一盘散沙，一个机关没有，又怎么行呢？这个机关报是断不可少的。”(见《狮子吼》第八回，刊《民报》第九期)后来小说中的主人翁们果然办起了他们的机关报纸——“时事新报馆”。这，虽然出于虚构，却如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希望大量创办能够为自己立言的机关报纸的急切心情。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种创办机关报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俄国革命党人办报活动的影响。早在19世纪末叶，中国人民就从当时的报纸上，得知俄国革命党人秘密出版地下报纸的消息。最早的一条消息刊于1880年9月26日的上海《申报》，语焉不详，连被介绍的这家地下报纸的名称也没有著录，从时间看，有可能指的是这一年在彼得堡创刊的《工人曙光报》。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得到的有关俄国工人报纸出版的消息。稍后，俄国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办的《钟》、《北极星》、《现代人》、《祖国年鉴》、《大俄罗斯》等报刊的出版情况，也通过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辗转地介绍给中国读者(注五)。这些报刊在当时被笼统地称为“俄国民党的机关报纸”，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们对它们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有些地方的革命党人还有过“仿俄国虚无党办法”出版秘密机关报纸的计划(注六)。给革命党人创办机关报的思想以直接影响的，则是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办报活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就曾经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向中国读者介绍过后者的活动情况：

俄之革命党当言网至密之时，为秘密运动，其最大机关报日出至数十万纸。俄革命党旧分三大派，今则有组合为一民权立宪党之势，其军人往昔亦主革命，而与民党不和，时为大冲激，近亦渐趋于同，皆以革命报鼓吹之力为多。(《民报》第三期：《民报之六大主义》)

试观俄罗斯革命党人，其不能容足于国内而远适西欧者，于瑞士，于巴黎，于伦敦，从事于文字之鼓吹，以发挥光大革命之事业，影响所及，不特在国内者得其应援，全欧之思潮亦为之丕变。吾党之士力固未逮，所志则同。故有民报之著述，以体会国民之心理，表示革命之精神意思。此固视为生平责任之一，而未敢有懈者也。(《民报》第二十五期：《续刊词》)

后一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那些“不能容足于国内而远适西欧”的革命报纸，很明显指的就是列宁主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份中央机关报：先后在莱比锡、伦敦、日内瓦等地出版的《火星报》和先后在日内瓦、巴黎等地出版的《无产者报》。把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引为同道，对他们的事业表示同情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们，正是力图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那些机关报刊为榜样，来创办自己的机关报纸的。

但是，和康梁等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报刊活动家们仍然讳言他们的报纸的阶级性。他们给自己的报纸起了“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之类的名字；把他们所办的报馆奉为“社会之公器”、“国民之代表”(1905年1月24日《世界公益报》《告白》)，把它们的言论粉饰为“造人群之幸福”(1910年6月22日《南越报》：《本报创刊一周年之纪念文》)的“国民之舆论”(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其目的都是为了用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来混充全民的利益，以赢得全体人民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

至于办报的目的，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来说，那是很明确的。简言之，就是为了革命。这一点，绝大部分的革命派报刊都是毫不含糊的。请看它们的声明：

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唯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通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行于专制之国。民报革命报也，以使人真知革命为目的。(《民报》：《民报之六大主义》)

舌专制毒，腕挥自由笔。(《江苏》：《内国时评》)

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素。(《汉帜杂志宗旨》)

警醒数千年睡狮之憾梦，铲却数千年专制之政体，纠正十八行省野蛮之官吏。(《东方报宗旨》)(www.daowen.com)

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惊醒睡魔。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唯兹杂志，始克独具此伟大之魄力。(《云南》：《云南杂志万岁！云南杂志万万岁》)

当然，能够这样公开地揭橥其革命的办报宗旨的，主要是那些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出版的报纸。至于大部分在国内出版的报纸，怵于封建的淫威，就不可能说得那么直截。但是，即便这样，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含蓄地表述过它们为革命办报的思想。例如《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中所说的，“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和“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等即是。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是很自觉地把报纸当作一种锐利武器，来为他们的民主革命事业服务的。

此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也十分看重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人民文化科学水平方面的作用。他们把报纸尊为“民之导师”(《黄帝魂》199页)，“国民教育之大机关”(《浙江潮》第四期：《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和“输入文明之利器”(《河南》第八期，鲁迅作：《破恶声论》)。把“开通民智”(《少年报出世之广告》)、“国民之知识”(《湖北学生界叙论》)和“使一切无智识之辈……日进文明”(《珠江镜报发行告白》)，当作自己办报的一项宗旨，力图使读者从封建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摆脱愚昧状态，更好地投入他们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利用报纸来“开民智”这一点上，他们和维新派的那些报刊活动家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只赞成用“开民智”等温和手段来改革中国的政治，反对任何激烈行动；而他们则认为“开民智”不过是一种治标的措施，只有用革命的武装起义，推翻封建政府，才能根本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总括起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是十分重视报纸的舆论工具作用的。他们对报纸在充当阶级的喉舌和阶级斗争工具等方面的作用，是认识得很清楚的。这一点，不仅从他们阐述报纸性质、任务、作用的一些文章中得到印证，也为他们的报刊活动实践所证实。在他们看来，报纸确实是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一个十分锐利的武器。

从1900年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共进行了近十年的办报活动。他们这一阶段的办报活动，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一、报刊活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紧密结合，报刊的战斗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部分革命派报刊都由当地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成为革命党人联络、集会和进行革命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不少报纸如《民报》、《中国日报》、《民立报》、《民声报》、《大江报》、《国风日报》既是革命宣传机关，又是革命的指挥和联络机关。除以新闻报道和言论指导、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外，不少在国内或沿海一带出版的革命报刊，还担负了武装起义后勤工作的任务：试制、储运军火，准备军需物资，招待起义战士。在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则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筹措军费，给国内的武装起义以物力上的支援。每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包括重大的民主政治运动和重大的革命军事活动，都得到了革命报刊在宣传上的密切配合，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教育了人民，鼓舞了斗志，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二、有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报刊宣传工作者队伍。兴中会时期，从事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会员仅14人。同盟会时期发展到200人以上。这是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宣传队伍。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三十来岁，绝大多数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年。从本人的成分看，多数是学生，革命的留日学生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些人往往既是革命的宣传家，又是革命的行动家。“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一身而二任。经过近十年的宣传工作实践，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像章太炎、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冯自由、郑贯公、于右任、杨笃生、章士钊、柳亚子等那样的在当时有影响的报刊政论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当中有的人中途变节，成为叛徒；有的人渐入颓唐，成为学者；有的人随俗委顺，沦为反动政治势力的帮凶；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其中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近十年的宣传工作实践，他们积累了不少的办报经验，特别是在封建政府直接控制下，冲破重重桎梏，从事革命办报活动的经验。学会了怎样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关系，各种公开的职业身份(如议员、善董、军官、教师)作掩护，出版报纸，进行宣传上的合法斗争。学会了怎样给自己的报纸披上一层保护色，做到像孙中山所指示的那样，“其言论表面当主平和，以不触满政府之忌，而暗中曲折引人入革命之思想”(注七)，逐渐地提高了斗争的艺术。

三、报刊宣传的面有了扩大，报刊的文字也力求浅显通俗。戊戌维新时期的维新派报刊主要以缙绅、士大夫和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为对象。和那一时期的维新派报刊比较起来，革命派报刊的读者面有了扩大。它们的对象不仅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国内识字不多的新军、会党、手工业工人和华侨中的小贩、农业工人和个体劳动者。在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中进行宣传，成为一部分革命派报刊的中心任务。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些革命家们毕竟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把革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那些“先知先觉”的“聪明睿智之大人”和“豪杰”们的身上。把“下等社会”的广大工农群众，视为“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其愚更可悯矣”的群氓。没有把人民群众当作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没有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勇气。他们的报刊，仍然以“中等社会”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宣传对象，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当中，很少影响。列宁在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弱点时，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个党的弱点是什么呢？弱点就是它还没有能充分地把中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吸引到革命中来”(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原刊1913年5月3日《真理报》，译文刊1978年第3期《历史研究》——第一次在中国发表)。这一点，在他们的报刊宣传活动当中，也自然地有所反映。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为了扩大他们报刊宣传的影响，已经注意到报刊文字通俗化的问题。试办过一些白话报纸，一般报纸上的文字也力求通俗显豁，出现了所谓时务文体。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家们在报刊文字的通俗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创办过一些完全用口语编写的白话报纸，品种、数量和编辑水平，比戊戌时期有显著的提高。有的还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上的一般政论文章，也比戊戌时期流行的时务文体，更为浅近直截，但基本上还只是通俗化了的文言文，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还有很大距离。个别人的文章由于炫耀国粹，一返皇古，较之戊戌以前的文章更为佶屈聱牙，索解为难。

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领导。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是一个由几个资产阶级政治团体联合组成的，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反满派等各方面人物在内的、思想分歧组织松懈的政治联盟。它从成立时起，内部就不够团结，组织就不够严密。这一特点，在这一时期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主要表现为：(一)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同盟会总部没有专门管理宣传工作的领导机构和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班子。除了个别重要机关报刊由党魁或总部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出版、经常得到他们的帮助外，其他分散在各地出版的革命报刊，多数是由当地的革命组织或个别革命党人，根据当地革命形势的需要，自动地、有的时候则是自发地创办起来的。后一部分报纸得不到总部的及时而又统一的领导，往往独断独行，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安排。(二)没有一个完整的共同的宣传纲领。除了在反满和反对保皇和君主立宪这两个问题上，各报的言论较为一致外，其他方面往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79页)。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宣传同盟会的十六字政纲和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旧三民主义的，只不过是《民报》、《中国日报》、《廿世纪军国民报》等有数的几家报纸。不少报纸对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持怀疑态度。《警钟日报》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若行可以立亡中国》的社论，《民立报》发表的题为《敢问社会主义家》的短评，就公开地对民生主义(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表示反对。《民立报》主编宋教仁还说过“天地间无民死主义，高谈民生，岂非无的放矢”这样的话(注八)。首先提出平均地权这一主张的《民报》编辑部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胡汉民就曾经是平均地权的反对派。其他赞成平均地权的人在所写文章中对平均地权的解释，也很不一致。有的主张“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章太炎《代议然否论》)；有的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见《民报》第十期所刊报道)；有的则把平均地权的活动限制在城市范围内，根本不考虑农民的土地问题。不少报纸和它们的办报人因为很少宣传民生主义，被称为“二民主义者”。还有一些报纸和它们的办报人连民权主义也很少宣传，被称为“一民主义者”。(三)各派报纸和报纸工作者之间门户之见很深，互相攻讦，各不相让。不仅同盟会和光复会、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各派报纸和报刊工作者之间，派性很深，经常以细故互相丑诋(注九)；一派内部的各个报纸之间，也经常发生龃龉。例如同属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中国日报》和《有所谓报》、《广东日报》之间，就曾经为抵制美货运动的宣传问题，意见分歧，发生争吵。《中国日报》、《国民日日报》、《秦陇》杂志等一个报刊内部的编辑人员之间，也时时因意见不同而发生纠纷。《国民日日报》因此停刊，《中国日报》因此改组，《秦陇》杂志因此按编辑人员出身学堂的不同，拆为《夏声》、《关陇》等两家。在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这些报刊和它们编辑人员之间，不是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互相补台，而是把矛盾公开，互相拆台，干了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给革命的宣传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政治上的软弱。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完成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注一)：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出版了日本人松本君平作的《新闻学》，内容主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新闻学的著作。

(注二)：拿破仑的这段话经常为当时的报刊和其他专著所称引。意思差不多，而所举的毛瑟枪的数目则互有出入。如《浙江潮》所刊的这篇文章作“四千毛瑟”，景梅九的《罪案》作“五千毛瑟”，柳亚子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作“十万毛瑟”。此后，还有作“三千毛瑟”的。

(注三)：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5页《致南海先生书》，266页《与夫子大人书》。

(注四)：如《民报》即称《中国日报》为“中国革命的机关报之元祖”，见该报第五期所刊《代理中国日报广告》。

(注五)：例如罗志高所写的小说《东欧女豪杰》第二回中，就对这些报刊的出版情况作过介绍。这篇小说刊于1903年出版的《新小说》。

(注六)：例如广州的革命党人就有过“仿俄国虚无党办法，设一秘密活版报，定名为《飞炸日报》”的计划。见1906年7月7日《有所谓报》所刊访稿《喜喜秘密活版报将出现于羊城》，转引自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注七）：孙中山的这段话见于他1909年写给王子匡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了怎样利用掩护手段出版公开报刊的问题。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注八)：据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刊《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注九)：例如陶成章、章太炎和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就曾经为续刊《民报》的问题，在报纸上互相攻讦。文学社的《大江报》和共进会系统的报刊之间，也有过争执。《大江报》上即曾刊有“请孙尧卿先生今后不要再至本社”的告白。孙尧卿即孙武，是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见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