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武昌起义和反正前后的报刊

1911年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和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资产阶级的报刊宣传十分活跃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相配合，积极进行民主革命的鼓吹，极大地鼓舞了人心，促进了全国二十几个省的光复和反正，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和临时政府的成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发生在这一年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是阳历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之役。这一次武装起义组织了近八百人的敢死队，集中了各地同盟会的精英，是一次十分壮烈的革命军事行动。不少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骨干如宋教仁、朱执信、林觉民等，都参加了这次行动。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中，就有七名是革命派报刊的工人和工作人员。他们是：

林觉民福州《建言日报》主笔

林文东京《民报》经理

李文甫香港《中国日报》总理

罗仲霍新加坡《中兴日报》工作人员

周华新加坡《星洲晨报》工作人员

劳培新加坡《星洲晨报》工作人员

李文楷新加坡《星洲晨报》印刷工人

这是继秋瑾、陈伯平、卞小吾等之后的又一批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报刊工作者。

黄花岗之役爆发后，省、港和上海等地的革命派报刊都立即组织报道，展开了一场很有声势的革命宣传。首先是有关起义的新闻报道。起义爆发后才两天，《民立报》就突破了清廷的新闻封锁，在要闻版的头条地位，刊出了该报记者从南方发来的有关起义情况的七条专电，向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一消息。5月3日以后，又连续在要闻版以《广州血战记》、《革党流血后之广州》等为题，刊出该报记者从广州发来的详细介绍起义经过情况的“专函”和有关起义的补充报道，仅5月6日那一天就占了两个整版。《神州日报》也辟有“发难纪事”专栏，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与此相配合，各报还刊出了不少编者自撰的社论和短评，对起义表示同情。《民立报》在于右任用骚心笔名所写的总题为《天乎……血》和《粤事镜原》的几组“近事短评”的社论中，一方面宣称：“革命党”完全是“不良政治下之产儿”，“假面政治之下，革命党万不能断”；一方面正告清廷：“汝兵虽劲，汝刑虽厉，吾敢断言，为汝自杀之具而已”(1911年5月1日、4日《民立报》)。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给起义以道义上的支持。其次是有关黄花岗死难烈士革命事迹的宣传。《民立报》、《神州日报》、《大江报》、《克复学报》、《中国日报》等都辟有专栏，连载烈士的传记材料，赞扬他们前仆后继、奋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民立报》、《神州日报》还以“革党某某”为题，刊出过方声洞、喻培伦两位烈士的巨幅铜版照片。《大江报》则征集了一部分烈士的遗文遗信，另印成册，随报附送。不少报纸在所刊的烈士传记中，巧妙地运用引述烈士原话的办法，来进行革命宣传。如《神州日报》就在《方声洞小史》一文中，引述过方在牺牲前逢人便说的以下一段话：“非一刀两断，颠覆□□政府，以建共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一日”(1911年8月2日《神州日报》)。政府前的“满清”二字，虽然空出，但其矛头所指，是一望而知的。此外，不少报纸还刊出了大量纪念和歌颂黄花岗之役的诗词、戏曲和时事漫画等文艺作品。《南越报》所刊的粤讴《黄花影》，《新少年报》所刊的班本《羊石风云》，《平民画报》所刊的时事画《焚攻督署图》、《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图》、《三月廿九纪念图》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革命报刊的以上宣传，使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反清革命的热情，把民主革命运动，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推向最高潮。黄花岗烈士们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的事迹经过革命报刊的宣传，已经家喻户晓，使人心大为振奋。受报刊宣传的影响，社会上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起义失败后，在有些地方，秘密宣誓加入同盟会的“异常踊跃”(《革命逸史》第三集256页)。凡是支持革命的报纸，都极受欢迎。报纸上只要刊登了有关起义的新闻，“则销路大增，售至绝市”，而“倘有诋毁革命言论，即无人购阅”(梁镜球《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经过》，见《广东辛亥革命史料》2－3页)。人心向背已经明显到这样的程度，使得一些坚持反革命立场的报纸，也不得不慨叹“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国风报》1911年第11号《粤乱感言》)。说“革命论”者不能自完其说，不过是恶意中伤，说“非革命论”者的不能自完其说，倒是多少反映了当时的事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南方的革命军事活动暂时受到挫折，沉寂了下来，但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革命的报刊宣传活动也没有中辍。在1911 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到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的这半年时间内，除了旧有的革命派报刊继续出版外，各地革命党人还新创办了《人权报》、《天民报》、《中原报》、《齐民报》(以上在广州出版)，《国是日报》(开封)、《锐进学报》(上海)、《公理报》(马尼拉)、《南侨日报》(新加坡)等一大批报刊，进行革命宣传，扩大了革命的舆论阵地。这些新创办的报刊，和继续出版的其他革命报刊一道，在1911年4月以后的半年时间内，着重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揭露清廷的腐朽黑暗和它所推行的伪立宪活动；二、反对铁路国有，支持四川、湖南、广东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和抗捐抢米斗争；三、鼓动新军士兵参加反清革命；四、号召海外华侨支援国内的武装起义。

这时，《民报》已经停刊，《中国日报》又被禁止进口，在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派报纸是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后，它又成为这一总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在国内的革命派报刊当中，居于领袖地位。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一部分革命党人感到沮丧，一些人因而气馁、消沉。这一情况在《民立报》的宣传中也有所反映：刊载过一些意态消极和悲观失望的文章，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它的驻欧特约通讯员杨笃生就是这一期间在利物浦投海自杀的。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在整个报纸的宣传活动中也不居于主流地位。同盟会中部总会酝酿成立的阶段，报纸的言论就又重新趋于激昂。这以后所发表的宋教仁、于右任、景耀月等人的评论，公开指责“朝政之颠倒”和“政府之倒行逆施”，号召“以自力改革而造成新国家”和推翻“专制之恶政府”，都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给读者以很大的鼓舞。在新的武装起义即将爆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民立报》仍然不失为革命宣传战线上的一只有力的号角。

此外，《大江报》、《神州日报》等报这一时期的宣传也很有声色。《大江报》直接在新军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神州日报》则公开指责盛宣怀、赵尔丰、端方和郑孝胥为“川乱之祸首”，以极大的篇幅连续揭发盛宣怀的丑史，有力地声援了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反对铁路国有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驻在武昌的新军工程八营的士兵们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五千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继起响应，瑞等地方官员狼狈潜逃，清廷的统治机构顷刻瓦解，武汉三镇只经过了两天多的战斗就全部光复，“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的愿望很快地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迫切希望知道有关起义进展情况的详细消息。各地的革命报刊和起义爆发后新创办起来的一大批革命的和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报刊，满足了读者的这一要求，它们一方面欢呼起义的胜利，一方面增加篇幅对来自武昌的消息进行了大量的及时的报道，把胜利的喜讯迅速地传遍全国，给封建统治者造成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局面，加速了它的灭亡。

武昌起义的爆发地武汉三镇，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宣传的一个中心。

起义的枪声打响的时候，原来在这里出版的多数革命报刊已经被迫停刊。为了迅速扩大起义的声势，宣传临时革命政权机关的各项主张，革命党人在起义后仅仅几天的时间内就陆续创办出一大批新的革命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机关。它们是鄂军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公报》、汉口军政分府的《新汉报》、文学社的《民心报》，胡石庵的 《大汉报》和张振武的《震旦民报》等，以《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的影响为最大。

《大汉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4日，社址在汉口歆生路，由承印过《大江报》的大成印刷公司负责印刷，胡石庵主编，倪琴舫、颜觐棠、范韵鸾、张云渊、朱钝拓、陈华湄、夏容宇、余慈舫等协助编辑，创刊的时间距武昌起义的爆发才四天，是起义后创办起来的第一家革命派报纸。

新创刊的这份报纸用油光纸单面印刷，日出相当于对开报纸那么大小的一大张，内容分“社说”、“时评”、“译电”、“要闻”、 “各属新闻”、“军政纪事”、“阳夏纪事”、“满清末日记”等栏。创刊第一天就刊出了以军政府名义发布的革命檄文，和大量有关起义军事进展情况的消息。此后又陆续刊出了军政府的各项命令文告，各省响应起义的动态和清廷调兵遣将穷于应付的消息。起义军方面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致驻汉海军舰队司令萨镇冰的劝降书，也首先在这个报纸上刊布。

当时，武汉地区的其他革命报刊正在筹备，还没有来得及出版，外地的革命报刊对武汉的情况又不够了解，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起义后的武汉的动静，《大汉报》的创刊，受到了他们的极其热烈的欢迎。创刊第一天就发行了三万份，三天后增加到四万份，七天后增加到四万八千份，“直至机器之力告竭乃止”(注一)。后来由于机器被毁，印刷有困难，发行数字才有所削减，但仍维持一万份左右达一年之久。《大汉报》的读者遍于全国，它刚一创刊，上海和苏、浙、皖、赣、湘、闽等省、市就纷纷来函订阅，距离较远的山、陕、川、粤等省份，每份卖到一至二元。当时还为清廷所控制的京、津地区，“有以五十金购本报一纸者”(注二)。在有的省市，《大汉报》创刊这件事本身就被认为是一桩大新闻。有五十多家报纸刊出了介绍《大汉报》版面的铜版照片。它的创刊号第一次运到上海的时候，有的报纸还特地为之发出“革党《大汉报》到沪，已有人见过”(1911年10月20日《警报》)之类的消息。《大汉报》所刊登的各类稿件，有相当一部分为各地报纸所转载。湖南革命党人主办的“衡州阅报社”，曾经翻印《大汉报》千余份，暗中四处分送。远在东北的新军革命团体“新民武学研究会”，还曾经从秘密收到的《大汉报》中摘录出“民军”胜利的消息，油印成传单，在当地秘密散发(注三)。

《大汉报》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清廷就派出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在汉口保卫战进行过程中，地处战区的《大汉报》，一方面积极支前，给抗击清军的起义战士以力所能及的后勤支援，一方面继续出报，鼓舞士气，一直坚持到最后。该报记者在事后发表的通讯《汉口五日记》中，对他们在汉口保卫战最后几天的活动，有过如下的描述：

(10月27日)是夜，散兵无从归队，歆生路一带，遍处皆是。本馆自编辑房至印刷处，胥为军人坐满。记者彻夜未寝，亲督馆中夫役出茶水遍给，且与谈战败情事。……(10月28日)歆生路一带遂为战斗之要点，一时炮弹枪丸如雨下落，才五分钟，本馆门前已落空炸子母弹十四枚。本馆中印刷工人四十余名，一时尽散，遗者但记者及访员詹茂林、校对关维汉与学徒六人。……记者仍偕詹(大悲)站立门首观战事终局。……更视我军已如泉退下，……记者窘极，急与詹趋路中迎而呼曰：“诸位弟兄休退，诸位其何以对汉口百姓！”且呼且泣。中有热情者，闻言多拍胸曰：“转去！转去！”……记者至此知战胜已无望，始弃本馆，匆匆奔入租界。(原刊《大汉报》，转引自1911年11月22日、23日上海《神州日报》)

在这一次保卫战中，《大汉报》牺牲了三名工作人员，损失了一万五千多元资产，机器设备和各种存稿皆付一炬。大家都以为它短时期内恢复不了了，没想到它只经过了短短三天的筹备，就又在武昌恢复出版。复刊后的《大汉报》，继续为革命作鼓吹。除发布有利于民军的战报外，还辟有专栏，用白话文逐日对北军作策反宣传。“北军观之乃纷纷感动，有泣下者”(注四)。11月末12月初，汉阳失守，武昌告急，都督府被轰起火，黎元洪出走葛店，人心惶惶，纷纷逃反。《大汉报》在武昌的社址也被北军炮火击中，“门墙屋脊皆毁坏”(注五)，但仍坚持出版，曾经一天连发六次号外，报道各地民军获胜消息，使人心得以稳定。事后在武昌一带流传过这样几句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注六)。民国成立以后，黎元洪追念前功，还特地对该报进行褒奖，曾经以副总统的名义，赠给该报一块“赤手回澜”的匾额(注六)。

《大汉报》比较重视采访工作，派出过不少记者分赴火线采访战事新闻，它的不少稿件，确实是自己采访得来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稿件，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告和各地民军作战获捷的消息，是它的编辑记者们，根据需要坐在编辑室里编出来的。例如创刊号发表的那篇鄂军军政府檄文和稍后两天发表的《孙大总统告同胞书》，就都出于杜撰。后一篇文章发表时，孙中山还在伦敦，临时政府还没有成立，总统选举尚未进行，很明显是假的。但也有不少人信以为真。有关方面也没有出来否认。编造出来的各地民军作战捷报和声援武昌起义的消息，数量更多。创刊号发布的四则新闻专电，“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驻军宣告独立，并即向武汉赴援”；“湖南驻军起义，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下游上驶军舰均被截获”；几乎全部出于编造。专电中提到的那些事件当时根本没有发生。武昌告急时刊布的一些有关他省战胜、援兵立至的号外，也完全是向壁虚构。当时，大部分的读者都同情革命，希望革命成功，乐于看到各地民军获胜的消息，同时，由于局面混乱，形势多变，一时还难辨真伪。这是《大汉报》的那些伪造的新闻得以流传的一个原因。为了一时的宣传效果，奉行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报人们是不惜以报纸的信用作赌注的。《大汉报》的编辑们就是这样。他们对自己伪造新闻的那些活动，并不害羞。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曾经这样得意地说过：“把声势说得夸张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注七)

《大汉报》的创办兼主编人是胡石庵。

胡石庵 (1880—1926)原名人杰，又名金门，别号天石、忏憨室主，湖北天门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7岁为诸生，19岁到北京，从谭嗣同游，戊戌变法失败，逃回湖北，肄业于经心书院，以“行为弗善”被开除。1900至1906年这几年，他先是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活动，失败后，又参加了陈伯平等人谋刺铁良的活动，和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活动(注八)，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开始办报，主编过文学期刊《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4月创刊于汉口)，并积极为沪、汉两地的中西、公论等报撰稿，发表过《新儒林外史》、《马上女儿传》、《蒲阳公梦》、《湘灵瑟》、《明珠血》等四十多部短中篇连载小说和其他散文作品，“于无形中提倡种族社会等思想，使人感悟”(注九)，与李涵秋齐名，一度成为武汉地区知名的报刊小说作家。1910年，他独赀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于汉口，承印《大江报》，支援文学社的革命宣传活动，并秘密翻印《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武昌起义后，他继续从事办报活动，利用大成汉记印刷公司的设备，创办《大汉报》，为革命做宣传。二次革命后，又创办了一份《天声报》，“鼓吹国家主义”(注十)，以迄去世。创办《大汉报》的时期，是胡石庵一生中最有声光的一段时期。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他就以大幅白纸和黄纸，用毛笔手写《大汉报》两张，分贴于汉口的江汉关署和英租界附近，报道有关起义的详细消息，吸引了大量读者。这就是三天后铅印出版的《大汉报》的前身。《大汉报》正式创刊后，他倾全力于办报，亲自采访，亲自撰稿，文思敏捷，运笔如飞，刚创刊的那几期，“自论说以下皆其一手所为”(注十一)。每期报纸出版后，都很受欢迎，到处挤满了看报的人群，他也因此赢得了不少荣誉。一些参加起义的新军官兵曾经称赞说：“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注十二)，有的人甚至于说：“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注十三)，都生动地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影响。他是一个有一定的宣传才能，善于捕捉战机，不择手段地为共和国的诞生制造舆论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

《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6日，晚于《大汉报》两天，地址在武昌大朝街68号原湖北官报印刷局。它自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机关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正式言论机关。它的创办费六百两，是经过黎元洪的特别批准，在刚刚接受过来的藩库存银中拨付的。以后的每月五千元的固定经费，也是由军政府或刘公主持的北伐总司令部按期发给的。这个报纸初创时每日出一次或两次不定，每次出一张或两三张不定。后来固定为每天出两张半，内两张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另半张用连史纸单面印刷。开始一段时期自称“系国民公报”，所以“不取阅者分文”，连一些与公益事件有关的广告也概不收费。后来才逐渐改为每份收费铜元两枚。它每期发行约四千份左右，除分寄省内外各机关学校外，还单独拨出两百份张贴于武汉市区各街道和各公共场所，供众阅览。每期报纸贴出后，都有大量读者聚观。

这家报纸刚一创刊就在自己的门口贴出一副对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把民国公报四个字嵌在其中，并且标榜“以颠覆现今之异族恶劣政府，改建简单社会主义之民国”和“说明现今世界之大势，陈述精密之学理，内以指导民族之进行，外以联合世界之情感”为宗旨(见1911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公报》《本馆章程》)，大体上承袭了同盟会政纲和《民报六大主义》中所提出的那些主张。它设有“社论”、“要件”、“专电”、“译电”、“西报译要”、“东报译要”、“特别纪事”、“紧要新闻”、“外省新闻”、“武昌新闻”、“神州月旦”、“江汉阳秋”、“文苑”、“谐谈”、 “插画”等栏目，着重刊登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创刊初期曾经刊登过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中华民国军政府颁布的国旗、元帅、副元帅旗、海军旗、陆军旗的图样，军政府鄂军都督和所属参谋、军务、外交、政务等部的文告，将校团、奋勇队、女子军事团及各地光复军揭橥宗旨招兵买马的启事，新出版的革命书刊的广告和战地红十字会的公告等，给人以一派除旧布新欣欣向荣的印象。二、有关起义进展情况和各省光复情况的详细报道。既有本报记者自己采写的消息，也有来自各地的特约通信。这一类稿件每天约占两个整版。三、有关清廷内部应付革命情况的报道。曾经以《敌军近情》、《虏廷残喘记》等为题，刊载了大量介绍清廷组织力量负隅顽抗和清军受到阻击狼狈败退的消息。四、有关革命形势和军政府内外政策的评论。汉阳被清军占领后，武昌城内外一度十分混乱，它坚持照常出版，并且学着《大汉报》的样子，刊登了大量以闭门造车的方式编写出来的某省响应、某省独立、某省起义的电讯和伪造的桂、苏等省的独立檄文，借以安定人心，鼓励士气。

参加《中华民国公报》编撰工作的主要有牟鸿勋、张樾、任素、张祝南、蔡良村、朱峙三、刘菊坡、龙云从、张世禄、蔡寄鸥、严山谦、高攀桂等，绝大多数都是两湖总师范的学生。其中，牟鸿勋是它的创办人和第一任社长。牟字猷宣，湖北利川人，共进会员。武昌起义前夕，和刘尧等三烈士一道被捕入狱。起义后，被冲入狱中的民军迎出，刑具未卸，就和军政府领导人商量办报。五天后，《中华民国公报》就创刊了。《公报》出版不久，他被调任大都督府的各部总稽查及军府参议，民国成立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1928年死于武昌。张樾是它的总主笔和第二任社长。张字荫廷，湖北郧阳人，两湖总师范的高才生，经、史、文学都很有根底。《公报》的发刊词和以黎元洪名义发表的祭天文及《昭告海内袍泽檄》，都出于他的手笔。民国后，在汉口创办《震旦日报》，1913年病故。这两个人和任素(岱青)、张祝南(肖鹄)等，都是《中华民国公报》的主要骨干。

《中华民国公报》虽然由军政府出资，挂有“公报”的招牌，自揭为军政府的机关报，实际上受共进会的指挥，是共进会直接控制下的言论机关，官报的气味并不浓厚。在起义取得初步胜利，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时刻，它对参加起义的湖北各革命团体的态度还比较公允，没有明显的偏倚。拥黎，而不谀黎。至少在以报社名义发布的评论中，没有一句过分吹捧黎元洪的文字。它的成员后来有不少参加了反对袁、黎的斗争(注十三)。

《大汉报》、《中华民国公报》和其他革命报刊的出版，及时地向武汉地区人民报道了起义胜利的消息，宣传了鄂军政府的政策法令，使民军的士气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些报纸被邮送到外省市以后，对那些地方的光复斗争也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上海，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出版印刷条件，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宣传的又一个中心。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上海人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报馆最集中的望平街及其附近的几条马路，顿时成了全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不少人一早就赶到这里，争购当天出版的报纸。不少人伫候在报馆门口，把记者包围起来，打听最近的消息。整条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开”，“攒首万人”，“交通为之中绝”(1911年10月19日《申报》)。有的报纸为了多登革命消息，宣布暂停收刊广告。有的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一接到电报就立即印发号外。多的时候一天印发六七次以上。遇有紧要新闻连号外也来不及印时，就索性写在大幅白纸或木板上，挂在报社门口，使读者先睹为快。“聚而观者，肩摩足骈，塞街不断。”(1911年10月15日《申报》)每一条胜利的消息，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喜悦。欢呼声、鼓掌声，响遏行云。

当时还在出版的《民立报》、《神州日报》、《天铎报》等革命派报刊，尤其受到重视，成为革命消息发布的总汇。

《民立报》是最先向上海人民报告武昌起义消息的一家报纸。起义爆发后的第二天，它就以头号宋体字刊出了有关起义的专电。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以整版篇幅刊载介绍起义进展情况的消息、通讯和图片。对武汉地区的地理形势和起义酝酿准备的经过，也作了详细的报道。为读者提供了不少背景材料，很受读者欢迎，销数陡增至两万份。“报纸一出，购者纷纷，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注十四)

《神州日报》是从10月12日即起义后的第三天起，开始报道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的。同日发表了汪允中写的社论，庆贺起义胜利，欢呼“天佑我汉，胡运告终”(注十五)。10月13日起，它又增辟了“鄂省大风云之详报”、“本报鄂乱专电”、“鄂乱各面之电报”、“辛亥湖北革命史”等专栏，以几个整版的篇幅，为读者提供有关的报道。同时配发了供读者参考的《武汉形势图》、《革命军总统黎元洪之相》、《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等新闻图片、照片和资料，也很受读者欢迎。当上海有些人对革命军不够了解，心怀疑惧时，它及时地刊发了鄂军政府的各项文告，并在社论中宣传“革党之举动固甚文明”，劝告上海市民“慎毋惶惶然以自相扰乱”(1911年10月15日《神州日报》)，为上海的光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由同盟会员李怀霜担任主编的《天铎报》，也连日发表评论，“为民军张目”。这时，陈布雷刚刚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加入该报担任主笔，这一类评论大多出于他的手笔，间亦署名，成为他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开端。

此外，为了给读者提供有关起义的最新情况，造成声势，扩大影响，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上海报馆集中的望平街一带，像雨后春笋般地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为革命派鼓吹的临时性的小型报刊。总数不下三十种，举其大者如下：

《革命军》(亦名《新中国之少年革命军》、《少年中国革命军》，1911 年10月15日创刊)

《警报》(1911年10月19日创刊)

《新事报》(1911年10月22日创刊)

《午报通信》(后改《午报》，1911年10月23日创刊)

《国民晚报》(1911年10月24日创刊)

《紧报》(1911年10月26日创刊)

《国民日报》(1911年10月28日创刊)

《国民军事报》(1911年10月28日创刊)

《电报》(1911年10月30日创刊)

《民声》(1911年11月2日创刊)

《大汉报晚报》(1911年11月3日创刊)(www.daowen.com)

《大汉新报》(1911年11月3日创刊)

《大汉报》(后改《大汉晚报》，1911年11月4日创刊)

《新汉报》(1911年11月4日创刊)

《光复报》(1911年11月4日创刊)

《新世界》(1911年11月7日创刊)

《新汉民报》(1911年11月8日创刊)

《机关急报》(1911年11月9日创刊)

《快报》(1911年11月9日创刊)

《大风》(后改《大风晚报》，1911年11月11日创刊）

《大汉公报》(1911年11月11日创刊)

《军政总机关报》(1911年11月11日创刊)

《兴汉报》(1911年11月12日创刊)

《飞报》(1911年11月17日创刊)

《迅报》(1911年11月19日创刊)

《民国报》(1911年11月21日创刊)

《独立白话报》(1911年11月24日创刊)

《钟声日报》(1911年12月1日创刊)

这些报刊集中出版于武昌起义后到临时政府成立前的这一段时期，寿命不长。少数出版到两三个月，六七十期；多数只出版几期到十几期，刊期不定。多数是日刊，个别的是双日刊，还有一些是一日多刊。它们为了把消息及时地报道出去，往往一天出版好几次，做到“如有急电，随到即刊”(《本报特别启事》刊1911年10月30日《电报》)。大部分没有固定的社址。随便找一个栈房、茶室或小菜场，作为通讯联络地点，再找一家印刷所出来承印，就办了起来。篇幅一般很小，从三十二开到八开、四开不等，以八开大小的居多。铅印的和石印的都有。杂用各色有光纸和多种颜色的油墨印刷。五彩缤纷，目不暇给。内容以新闻为主，以“专电”、“急电”的多少为号召，间刊插画及诗歌、五更调等文学作品，文字多数比较浅豁。

主办这些报刊的有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也有一般的革命同情者。从它们自己所起的“大汉”、“新汉”、“兴汉”、 “光复”、“革命军”等报名，和它们对官军和封建官僚们所使用的“满贼”、 “民贼”、 “屠户”、 “汉奸”等蔑称中，可以看出，它们的立场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总的倾向是支持革命的。它们热情地报道有关起义的最新消息，欢呼革命的每一个胜利，赞颂民军的纪律，揭露清军的暴行，和《民立报》、《神州日报》等革命报刊桴鼓相应，紧密配合，成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宣传战线上的一支有力的轻骑队。

绝大多数的小型报刊是以革命宣传为目的的。这一类报刊，编辑严肃认真，印刷也十分精美。但也有一些是带有投机牟利性质的。后一类报刊只求多销，不择手段。为了抢时间，它们的编印十分马虎，特别是一些小型的石印报纸，书法稚弱拙劣，文字鄙俗不通，评论辗转抄袭，并无新意，一望而知是粗制滥造出来的。有的小型报纸为了争取多销，极力迎合群众的心理，不惜哗众取宠，伪造电讯。例如《大风晚报》所刊的“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民军光复天津，地方官皆逃”(1911年11月27 日)，《新世界》所刊的“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1911年11月7 日)，《钟声日报》所刊的“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1911年12月1日)等电讯，都明显地出于伪造。这一类假消息刊登得多了，前后又自相矛盾，人们受过几次欺骗以后，就不那么轻信了。为了继续吸引读者，于是有的编辑人又在所刊电讯后面加上“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等字样。待到连一些注有“千真万确”字样的电讯也被证明并不真确时，就更难以取信于人了。为了达到多销的目的，个别小型报刊还大摆噱头，大搞生意经。例如有份叫《军政总机关报》的小报，新闻评论都不突出，却耍了一个花招，在每期报纸的左上角上印有图案一方，中嵌“大汉光复”四字，旁注：“俟汉军全数恢复日，持此领银壹角，以副雅意。”后来又在报上对这项活动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此项酬金总须满虏灭亡，大汉重兴，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一共和政府，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登报改元时，始得领取，以为国民祝贺之资，兼酬资助本报之雅，届时当备款以待，决不食言”(刊1911年11月19日该报)云云。到哪里去领?“二马路东首外国坟山。”这简直是拿读者开玩笑。革命宣传和投机敛财这两件事似乎不能相容，然而在这些报刊身上却被奇妙地结合了起来。对于某些赞成民主革命而又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人说来，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对于它们的这些作法，广大读者并不十分在意。他们从起义爆发的那天起，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被联翩而来的无数捷报激动得如痴如醉，即使有一些人混水摸鱼，借端敛财，他们也不遑计较了。

在所有这些临时性的小型报刊中，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是《警报》。

《警报》创刊于1911年10月19日，社址设在上海城内的一家小印刷所里。“见方不到一丈的楼面，编辑、印刷、校对却色色俱全。”(柳亚子《辛亥光复忆语》，刊《越风》第30期)它每天出版两至三期，出版后送至望平街一带发行。其特点是：一、印刷精美。用道林纸铅印，每天使用的油墨颜色都不同，先后用过绿、蓝、红、黄、黑、棕等色，文字图片都很清晰，很引人看。二、迅速准确。因为篇幅小，每天发行的期数又不限，“所得要电新闻，接到随刊，晨暮不计”(《本报条例》)，基本上做到了迅速二字，充分满足了读者希望尽快知道最近消息的要求，报道的事实也比较准确。三、内容充实。除“要电”、“专电”、“无线电”、消息、通讯和时评外，还刊有大量专稿、译稿、新闻照片及诗词、歌曲等和形势紧密配合的文学作品。它所刊载的《武汉革命军之命令》、《革命军之新法令》、《中华国民军政府鄂军都督之布告》、《革命年表》、《革命军都督黄兴小史》、《孙逸仙事略》等专稿，《瑞督逃匿之兵舰》、《革命军占领蛇山轰击衙署时之写真》、《国民军都督筹划出军之图》等新闻照片和翻译过来的外报记者从汉口发出的通讯报道《观战记》等，都很有特点。第九期起它还特辟专栏，以《特别警闻》、《第二战详记》等为题，连续刊出该报特约记者从汉口前线发回的战报，报道了记者通过“亲炙”直接采访到的有关“革军”和清军作战的详细消息，“事实情真”，也很受读者欢迎。《警报》的主编是柳亚子，协助他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的还有朱少屏、胡寄尘、金慰农等，都是同盟会员。它的出版时期不长，估计不到一个月。上海光复以后，参加编辑的这几个人都忙于接受其他任务，它就不再出版了。

在发行《警报》的同时，柳亚子、朱少屏在伍廷芳等人的协助下，还计划创办一份《铁笔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社址就设在英文《大陆报》的楼上。总主笔也商量好由当时还在日本的景耀月担任。由于景未能及时回国，这个计划中的报纸并没有办成。但是它设在《大陆报》楼上充当筹备处的那间办公室，却成了革命党人经常聚会议事的一个临时据点，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都经常出入其间，为上海光复的准备工作作出了贡献。

此外，其他省市的革命报刊也纷起突破清廷的新闻封锁，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地报告给读者。在北京，尽管清廷陆军部、民政部、内城巡警总厅等机关极力封锁消息，“饬知内城各报馆暂缓登载鄂事”(民政部档案1509／466)，并派出“检阅委员”实行新闻预检，北京人民还是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市民们“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各报馆之揭示牌，围聚而观者，日辄不绝”(李剑农《武昌革命始末记》)。革命派主办的《帝国日报》、《国风日报》等报纸，更公开地抵制检查，倾全力于有关起义的报道。《国风日报》在反动派“以兵队架巨炮于门以钳制其言论”的情况下，也“相持无让”，“毫弗为屈”(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其他各地的报刊，在接到消息后，也立即以号外等方式进行宣传，它们欢呼起义的胜利，声援湖北军民的斗争，把各地人民都鼓动了起来，使革命的洪流在短短的几天内就以沛然莫御之势奔腾于全国。

武昌起义后不到半个月，湖南、陕西的革命党人率先起来响应。此后一个多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独立各省派出的代表在南京集会，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宣告诞生。

在武昌起义到临时政府成立的这一段时间内，各地革命报刊除了继续以大量篇幅刊出有关武汉地区民军和清军交战情况的消息外，还极力扩大革命的声势，以显著的地位报道了各省市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消息，各地民军连战获捷的消息，苏浙联军攻占南京的消息，华北地区的京、津、保、通、滦等地新军发动起义的消息和清军到处挨打狼狈溃逃，各地封建政权机关掩门下旗土崩瓦解的消息，极大地鼓动了人民的革命情绪，动摇了清朝政府的军心。使革命党人欢欣鼓舞，鹰扬奋发；使封建统治集团“举朝惊骇，莫知所措”(卢智泉、温楚珩《记北京〈国风日报〉》，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使形势更加迅速地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

不少革命报刊和革命报刊工作者还积极参加了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光复活动。

在上海，《民立报》、《神州日报》、《民声报》都成了当地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光复前夕的某些准备工作，就是在这些报馆中进行的，《民立报》是其中的中心，它“特辟一室，夜间不备灯烛”，专供革命党人“秘密商议起义事”(郑逸梅《小阳秋》：《光复上海之四烈士》)之用。分途担任外交、军事、筹饷、策反和联络商团等项工作的革命党人，“每晚在民立报馆聚会，交换意见，互相报告，讨论进行事实”(涤非《民立报为上海光复大本营》刊《辛亥月刊》第二期)。一些从外地赶来参加敢死队的会党头目，甚至“即吃饭总是到《民立报》馆去吃”(张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民立报》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这在当时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武昌起义以后，上海革命党的活动已经半公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绝对保密，因此，每天“自动来《民立报》馆访问，要与革命党相见者，户限为穿”(同上)。《民立报》的这一地位，在上海光复后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还在国外的孙中山，对国内同盟会骨干及国内的革命工作，凡有指示，都直接把电报拍发到《民立报》，由它代为收转。它实际上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一个重要指挥所。《神州日报》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上海革命党人往返沪杭秘运军火，策划以武力光复杭州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馆址“屡次作为党人秘密集会会场”(钟丰玉《光复杭州回忆录》，刊《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它的不少编辑和助理编辑都参加了光复杭州的准备活动。

在广州，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武装光复”的部分准备活动和这个支部后来采取的通过潘达微、邓慕韩等人联络“在籍大绅”，实行“兵不血刃”的“和平独立”的一些秘密活动，都是以《齐民报》(宣布独立后即改名《平民日报》)为基地进行的。为独立后选举产生的第一任广东大都督预备的印信，也是在这个报社刻制的(注十六)。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在新光复和新近宣布独立的省市，还创办了一大批新的革命报刊，它们是《大汉民报》(注十七)、《湘省大汉报》(以上湖南)(注十八)、《江西民报》(江西)、《山西民报》、《河东日报》(以上山西)、《大汉滇报》(昆明)、《民国报》(上海)(注十九)、《江苏大汉报》(苏州)、《安庆日报》(安徽)(注二十)、《皇汉大事记》、《国民报》、《共和日报》(以上四川)(注二十一)等。其中，有的是当地同盟会组织新创办的机关报，如《民国报》、《共和日报》；有的则是刚刚成立的革命政权机关，如各地军政府、军政分府新创办的机关报，如《山西民报》、《河东日报》、《国民报》。有的则是当地同盟会员为了革命的需要，主动创办起来的。它们和原已出版的革命报刊一道，在这一段时间内，积极进行除旧布新的宣传，鼓吹对盘踞北方几省的封建残余势力实行北伐，发起“捐输军饷”运动，为革命武装筹募经费，把各界人民都鼓动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加速了清廷的崩溃。

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和一些立宪派分子的投机革命，不少原来鼓吹立宪，反对革命，言论保守的报纸，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它们像变色龙一样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颜色。武昌起义刚爆发的那几天，它们还把这场革命当作“乱耗”来报道；把参加起义的新军，称为“乱军”；对“乱机四起”的形势，表示沉痛；对清廷的举措乖方，表示惋惜。过了几天，随着革命声势的不断扩大，它们开始说革命的好话了。在称谓上也把“乱党”、“乱军”改为“革党”、“革军”，不再用诬蔑性的词句了。它们当中的不少报纸，包括立宪派直接掌握下的《时报》、《时事新报》和态度保守向来“即对于社会上寻常细故，亦不敢发一妄语、发一过量语”(张蕴和《五十年中之二十年》，刊申报《最近之五十年》)的《申报》，也开始增出午刊、晚刊或号外，扩大有关革命的报道，对革命改持同情态度了。直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势如燎原，清廷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些报纸才完全转到革命方面，并集矢于清廷，对后者实行攻击。这时，除了在清廷控制地区出版的个别立宪派报纸如天津《大公报》，还在以《文武之不降》、《革军之溃败》(见1911年12月27日《大公报》)等之类的报道，为清廷捧场外，其他地区的大部分立宪派报纸都改口支持革命了。一些以反对革命出了名的立宪派报纸，这时也作出姿态，力求向革命靠拢。和立宪派重要人物张謇关系密切的《时报》，除增出专门报道革命进展消息的《战报》、《紧急号外》外，还另办了一份《民报》，请杨荫杭(老圃)为主笔，专以“鼓我民气，一我民心，增我民力，全我民德，补我民缺”(见1911年11月21日该报所刊《发刊词》)为宗旨。在广州出版受康梁指挥的《国事报》，甚至戏剧性地宣布向革命投降：燃放串炮，悬挂“汉族光明”旗帜，并在报社门口两侧贴出对联式的字招：“广东现已独立，快看《国事报》投降！”(注二十二)但是，演惯了反面角色的人，一旦改演正面角色，总觉得有些不像。这些报纸也是这样，它们口头上拥护革命了，思想感情并没有完全转过来：对它们曾经矢志效忠的“隆裕皇太后”和它们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道路，还不忍马上割舍；对破天荒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有不少芥蒂，因此，不免于时时露出马脚来。例如《时报》就发表过攻诋“共和”的言论，《时事新报》也曾经为革军的失利发过号外，并因此受到读者的惩罚(注二十三)。正像列宁在分析俄国资产阶级右派对待俄国民主革命的投机态度时所说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家，而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革命家，也得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们愤怒地看着革命取得进展，责怪专制政府助长革命，……但是客观情势迫使他们站到革命的基地上来，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立足之地。”(1960年版《列宁选集》第1卷，第614页)

资产阶级报刊在武昌起义后的几个月内所进行的革命宣传，其规模和声势都是空前的。武昌起义只过去了一个多月，全国就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宣告易帜，暂时还在清廷控制下的地区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威肆虏的封建统治者在转瞬间就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绝境。这，原因很多，而革命报刊的宣传鼓动无疑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一阶段革命报刊的宣传也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一、忽视了对封建旧污的涤荡，完全放弃了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使大量的封建残渣余孽保存了下来，成为革命的隐患。二、忽视了把武装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只着重在上层士绅中进行“和平独立”的思想发动，满足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有关各省光复情况的报道，使大量的反革命武装得以保全，能够伺机反噬。三、忽视了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宣传，个别报刊如新创刊的《民国报》还简单地提到过同盟会的四大纲领，多数报刊连提也不曾提起。在它们看来，只要把清朝政府打倒，革命就算成功，革命的任务和策略等问题，是不值得花时间去探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没有力量把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报刊的宣传活动中，也是暴露得十分充分的。

(注一)(注二)(注四)(注五)：均见《大汉报历史记略》。署“大汉报编辑同人”倪琴舫等15人合撰，作于1912年，未刊，湖北革命博物馆藏有它的抄件。这篇《记略》自我吹嘘的成分不少。所举的几个发行数字，就很可能有夸张。其述国外报纸对该报评价的部分，主要引用原文，相对地说来较为可靠，摘录如下，以见其国际影响之一斑：“美国纽约报称本馆为‘革命军之先锋’；又称为‘革命军雄厚完全之现象’。日本大阪、朝日、每日之新闻有谓：‘支那文字之怪物’。葡国某报则谓本报为：‘支那报界新产英物，坠地即飞’。露国某报谓本报区区一纸‘实有震动中国之魔力’。英国太悟士报谓本报为：‘湖北首领报。’又谓： ‘民国之第一张报纸’。法国少年报亦谓本报为：‘革命后之第一出版物’。巴黎日日新闻则举本报证实拿破仑‘一报纸贤于十万毛瑟’之言。德国官报谓本报为：‘革命党之利器。’又曰：‘革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诸如此类，不及备述。

(注三)：见冯玉祥《我的生活》110页。

(注六)(注七)：见蔡寄鸥《鄂州血史》10l页、104页。

(注八)：据蔡寄鸥云：胡隶兴中会籍，后来又是同盟会员。见所作《鄂州血史》及《武汉新闻史》。但冯自由《革命逸史》所开兴中会会员名单及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所开湖北籍同盟会员名单中都没有胡。

(注九)(注十)(注十一)：均见范韵鸾所作《大汉报主干胡石庵事略》，稿本，原件存湖北革命博物馆。胡办《天声报》事，亦见1916年8月湖北民政长给北京内务部的呈文，见内务部档案。

(注十二)：见胡贽《辛亥史话》，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214页。

(注十三)：关于《中华民国公报》的情况，可参看以下几篇文章：谢石钦《樗公随笔》，刊《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84页；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147页；张肖鹄《回忆辛亥武昌起义》，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183页；及蔡寄鸥《鄂州血史》104页。

(注十四)：见沈焕唐《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48页。

(注十五)：见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79页。

(注十六)：据邓警亚《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刊《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注十七)：据《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所刊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文，及《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所刊刘《辛亥湖南光复时的大汉民报》文。刘文对《大汉民报》作过如下介绍：“《大汉民报》出刊于辛亥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即长沙反正之日。其时，武昌首义不久，虽然声势浩大，但清廷已遣冯国璋率领北洋军驰赴武汉，企图一举扑灭革命政权，大局仍颇危急。湖南方面革命酝酿虽达成熟阶段，但反动统治势力仍然强大，人民痛清政不纲，外患日急，对于武昌起义固然欢欣鼓舞，然当时景况如斯，亦不免动摇观望，于是宣传动员乃刻不容缓，同盟会员杨宗实遂邀集李任民、刘、游大瀛、饶某、陈某组织《大汉民报》，即于焦陈发难的同日，即九月初一日出刊，社址设在曾子庙(张文作：顺星桥枣园)，日出一大张，成为湖南反正后首创之宣传革命报纸。对于唤起群众，团结革命力量，从而壮大革命声势，安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先后仅出四阅月云云。”

(注十八)：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190页刊有《湘省大汉报》照片，下注： “《湘省大汉报》第三号于长沙光复后第六天出版，里面登载了各州县热烈响应革命的消息，同时也有立宪派攻击革命的反动言论。”从照片看，该报是一份四开四版一小张的日刊报纸，报头下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九月六日第三号”等字样。内容分“各省电报”、“本省纪事”、“论说”等栏。

(注十九)：《民国报》创刊于1911年11月21日，旬刊，鸡鸣、朴庵主编。创刊号刊有鸡鸣《民国报六大主义之宣言》，揭该报言论宗旨如下：①建设共和政体；②以汉族主治而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③维持现在社会经济之恐慌与安宁之秩序；④实行社会主义，先平均地权；④规定外交之方针(旧条约一律承认，旧债一律认还，争取列强在革命战争中中立)；⑥企图世界之平和。同期还刊有胡汉民的题词。

(注二十)：据李公在《辛亥革命在安徽》一文中介绍，《安徽日报》以李公为总经理，夏印农为总编辑，鲍际唐、焦龙元等为编辑，开办费两千元由合肥、芜湖两军政府拨给，日出两大张，根据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进行宣传。李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

(注二十一)：据温少鹤《辛亥重庆光复的回忆》及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

(注二十二)：据大汉热心人辑《广东独立记》，刊《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期。

(注二十三)：1911年10月19日《时事新报》在报社门口贴出革军战败官军战胜的号外，登时有千百读者前往攻诘，索阅电稿，无著，大哗，当即毁去牌子一块，号外数纸。次日，该报接得匿名信数封，谓倘若再登官军胜革军败之谣，即将以炸弹奉赠云。在此以后， 《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等报，也均曾以刊载革军失败的消息被捣毁。这些事件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这些一贯反对革命的报纸的憎恶心理。即便消息属实，也得不到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