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产阶级报刊关于立宪运动的宣传

20世纪初期，清朝政府为了缓和革命，不得不改变顽固态度，采取了包括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裁冗员、保护民族工业等在内的改革措施。同盟会成立后，在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的威胁下，又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05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9月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接着又同意成立带有议会性质的谘议局和资政院。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削弱和扑灭革命斗争，防止自己的垮台。清朝政府的这些改革措施，正中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下怀。他们和一部分要求改革的地主、官僚们一道积极组织团体，发起立宪运动，敦促清朝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力图不经过革命，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挤进政权，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国。

和这场立宪运动相配合，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当中，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关于立宪的宣传。参加这一宣传的主要有三类报刊：以康梁为首的原保皇会系统的报刊，各省市立宪团体和个别立宪派分子主办的报刊，其他拥护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报刊。它们纠结在一起，为立宪派的政治改革运动作舆论上的鼓吹。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是这场立宪运动的领导者。“预备仿行宪政”的诏旨颁布后，他们立即于1907年2月将遍布于海外的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7月成立了政闻社，政闻社被禁后，又在1911年成立了一个宪友会，对运动进行领导。

根据以往的经验，康梁们的这些团体从一开始起，就很注意抓报刊宣传。国民宪政会成立后，原隶各地保皇会的报纸，全部转为该会的言论机关，康有为为庆祝国民宪政会成立而写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一文中，曾经提到“本会报馆十余，遍于海内外”，指的就是这一批报纸。和这一篇文章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行庆改会简要章程》，末称：“以上章程为吾党第一大事，凡《(中国)维新报》(纽约)、《文兴报》(旧金山)、《新中国报》(檀香山)、《东华报》(悉尼)、《总汇报》(新加坡)、《新民丛报》(横滨)、《国事报》(广州)，一律立登勿迟”（刊1906年12月9日纽约《中国维新报》）。其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就都是这个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名单显然并不完全，至少还可以补充以下两家，即《香港商报》和上海《时报》。所有这些报纸都是康梁直接控制下的报纸，办报人多数是康门弟子，其中《香港商报》还有“吾党之总机关”(1906年3月27日中国保皇总会《告列位同志兄书》)之称。

但是，经过了前一时期和革命派报刊进行的那场大论战，康梁们的报刊宣传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不少报刊已经奄奄一息难乎为继。在论战中吃了败仗的《新民丛报》，为了“与彼党争舆论之动力，……不能不办”(注一)，这个时候还在勉强支撑。但是“出报既屡愆期，则闻者生厌，销数亦窒，而经济不能支”(注二)，已经陷于半瘫痪状态。在南洋、美洲一带出版的保皇会报刊，也困难重重，濒于倒闭(注三)。以十几万保皇党党费在上海创办的《时报》，虽然仍如《民报》所指责的，“专讲平和，专讲立宪”(《民报》·《天讨》增刊楚元王《谕立宪党》文)，但在狄楚青的主持下，经常自行其是，不听指挥。正像梁启超在向康有为汇报时所说的，这个报纸“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注四)他有点愤愤然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特派他的弟子兼女婿麦孟华到上海，对这个报纸进行整顿，但也无济于事。

旧的宣传机构既然办得毫无起色，而且多数远处海外，不能就近指导运动，在国内出版的又号令不行，康梁等决心另办一批报刊，来加强他们的宣传工作。因此有《政论》和《国风报》的出版。这是以康梁为首的一部分由保皇党发展过来的立宪派分子，为宣传和推动国内的立宪运动而创办的两个主要的报刊。

《政论》是一个月刊，1907年10月创刊于上海，社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外，每期约六十余页一册，内容分演讲、论著、记载、批评、社报等栏，蒋智由主编，共出七期，是政闻社的机关报。

这个刊物是在梁启超的亲自擘划下创办起来的。早在1907年初，梁启超就有创办这份刊物的打算，曾经多次和徐佛苏、蒋智由、黄与之等人在通信中商讨筹办这份刊物的有关问题，对它的经费、刊期、印刷、出版和稿源等问题都作过商量。开始还有过和《新民丛报》合办的考虑，后来才决定单独出版(注五)。1907年夏，他为筹办这个刊物事一度潜回上海，处理具体事务，回到日本后，又积极为这个刊物撰写稿件。他在1907年8月5日给同党的一封信中写道：

新报之文，弟即当预备，……弟所欲作之文，一为《世界大势与中国前途》，一为《宪政之运用》，一为《货币政策》(此皆大意如此，命题或尚有斟酌)，颇欲对于政府举措，常为批评训导，如此乃尽我辈之责任。如彼现在有定币制之议，我即发表吾党对此事之意见，以后或自提出问题，促政府反省施行，或于彼所施行者为之纠正。大率每期中为抽象的论文一、二篇，泛论全局者也；为具体的论文一、二篇，专论一事者也。如此则应切实而有效力。诸公谓如何?(《致蒋徐黄三公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07页)

表明了他对这个刊物的关心。信中提到的那些已有腹稿的文章，和他亲自起草的《政闻社宣言书》，后来都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当时，康有为在美洲。政闻社在国内的宣传工作主要由梁启超负责。在他的指挥下，《政论》标榜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宗旨。先后发表了《变法后中国之大政策论》、《国会与政党》、《立宪之二大原因》、《社会国家相关进化论》等文章。一方面向清政府表白：他们这伙人的活动，完全是“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政论》第一期)。一方面在币制、外债、财政、国会制度、地方自治等问题上借箸代谋，向清政府贡献意见。力图以乞求的方式敦促后者早日实行立宪以便挤进政权机关，从统治阶级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冷炙。

担任《政论》主编的蒋智由，是政闻社的主要骨干。蒋字心斋，别号观云、愿云、因明子，浙江海宁人，1901年自费留学日本，早岁一度倾向于民主革命，参加过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担任过爱国女校的经理，为《浙江潮》写过稿，发表过“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类的颂扬革命的诗篇，但不久就消极了下来。由感慨“精卫有恨，岂真大海能填？”对革命失去信心，到欣赏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最后终于投入了保皇党的怀抱。蒋和梁启超早在梁主编《清议报》时期就有来往，蒋的不少诗文曾经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很受梁的激赏。政闻社成立后，蒋率先加入，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政论》的主编，成为梁启超这一时期办报活动的得力助手。他为《政论》所写的《政论序》、《政党论》、《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等文章，力主“以汉满蒙诸民族共立于立宪之下，存皇室而予国人以参政之权”，文字也由奔放而归于收敛，已经没有一点革命气味了。

1908年8月13日清廷以“纠结党羽，化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为名，查禁了政闻社，《政论》因之停刊。政闻社和《政论》一伙人虽然在召开国会的问题上，要求急切了一些，但一心还是为清廷好，没想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像贾府的焦大似的，竟招来了一嘴马粪，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政论》停刊后，他们并没有罢休，利用原有的舆论阵地，继续进行文字上的鼓吹。

《国风报》是个旬刊，1910年2月20日创刊于上海，社址在上海四马路，发行人何国桢，内容分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等栏，以论说为主，每期约八万字，最高发行数字达三千份，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立宪派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中外日报》

《蜀报》

《国风报》

《预备立宪公会报》

《国风报》的主要编辑撰稿人是梁启超。他在《国风报》上使用的笔名是沧江。这个刊物是由他在日本大体编定后，寄至上海印刷出版的。每期刊物的半数以上的稿件，都出于他的手笔。协助梁担任编撰工作的有汤觉顿(笔名明水)、麦孟华等。

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国风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国风报第一册出版广告》，刊1910年2月2日《申报》)。先后发表了《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会与义务》、《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等文章，一方面就实施宪政所涉及的国会、内阁、官制、法制、财政、实业、外交等项问题，为清朝政府出谋划策；一方面给正在进行中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以理论和行动上的指导，给国内的立宪派分子以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励。

和《政论》一样，《国风报》对清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恭顺的。它赞颂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是“开百王未有之治，而餍率土具瞻之望”；是“仁至义尽而无以复加”。并且极力向清廷表白：它所作的，仅仅是“忠告”、“向导”、“浸润”、“强聒”；是像“孝子之事父母”那样的“反复以谏”。它的文字也是极其温和的。只是在清廷一再推迟行宪期限的情况下，才垂涕而道地说过“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国风报》第十七期沧江《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之类的愤激的话。对清廷的组织皇族内阁，也有所指责，其目的都是为了坚持保皇立宪的道路，维护清廷的统治，警告后者注意革命的危险。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它的“忠告”，这不能不使它的作者们每念及此，都有终天之恨。梁启超两年后在回忆他在《国风报》时期的办报活动时，这样写道：“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情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1912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他所发的感慨，也正是《国风报》的作者们的共同感慨。

《国风报》先后出版了五十三期，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才停刊。停刊后一度有过迁天津出版的考虑，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致，没有成功。

除了出版《政论》和《国风报》外，康梁等人还曾经有过在武汉、北京和上海等地创办日报的考虑。

在武汉办报的计划，起始于1908年春。梁启超、蒋观云、徐佛苏、侯延爽和康有为之间曾经为筹办这份报纸事，函件往来，进行过详细的磋商。首先提出在武汉办报计划的是梁启超。政闻社成立不久，他就在给蒋智由的信中谈到他的这一设想，说：“吾社今欲扩势力于内地，则汉口为必争之区，同人之意，欲急设一报馆(旁注：他党已争此着)，拟由社中经济拨一万元，更集股二万元为之，公谓如何。”(1908年12月5日《致蒋观云书》)此后，他在给徐佛苏等人的信件中，也提出了这一设想，得到赞同。经过反复讨论，他们一致商定以下几点：一、决定在武汉办报，争取在三个月内出版；二、筹募五万元作为开办费，政闻社出一万元，其余招股，第一年准备赔垫一万元；三、报名定为《江汉公报》或《大江日报》；四、由政闻社的总务长马相伯领衔充当发起人，康梁和麦孟华等戊戌党人不列名，“以免嫌疑”；五、由政闻社社员、癸卯进士、法部主事山东人侯延爽主其事；六、将《新民丛报》的全部机器设备从日本拆运到武汉，供该报使用。这些决定都由梁启超陆续汇报给在美洲的康有为，得到了康的同意。但是由于政闻社经费困难，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不久又遭到查禁，招股事也不太顺利，这一办报计划，遂成泡影。《新民丛报》的那套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就被留了下来，并入康梁等所办的广智书局。

早在1906年，康梁等就有在北京办报的考虑，这一年春天，梁启超曾经和熊希龄等人研究过“欲开一报于都中”的问题，并内定由徐佛苏“主文”，梁启超曾经写信给徐，征求过他的意见。1906年和1907年的岁尾年初，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分析说“敌党在南方一带，已占势力”，北方“为其所不及者”，力主在北京办报，并有“北京报五万早已定局”等语。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一计划并未实现。1911年初，康党伍宪子、何天柱、罗瘿公等人再度提出在北京办报的倡议。罗瘿公还专门写信给梁启超，告诉他“拟请筹三四万金，在北京开报，若孺(指潘若海、麦孟华——引者)两公均同此意，未悉长者(指康有为——引者)现在有此力量否?望切函一商”(1911年5月23日《致梁任公书》)。结果因为经费无着，没有办成。

在上海办报的计划，也是在1911年初提出来的。当时上海虽然已有一份《国风报》在出版，但还缺少一份得力的日报为他们作鼓吹。康党何天柱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经对此做过分析，说：

为今日计，仍以办一日报以张党势为要义。今日受人唾骂，而无一报以自申辩，虽有《国风》以发表政见，而不能普及于国人，此党势之所以不张也。即如沪上日报六家，《时报》不必论，《新闻报》则凡涉于开禁(按指解除戊戌党禁赦免康、梁——引者)之文牍一字不登。其余《神州》、《民立》、《天铎》、《申报》则日日造谣，日日乱骂而已。沪上商人无知无识(原注：流布内地所关非细)，日持此以为谈笑之资，令人愤绝。吾若有报以主持言论，其毒不至如是之甚也。

(《致任公夫子大人书》1911年2月17日发于上海)

极力主张在上海办报。他的这一建议，事先和在上海的麦孟华、伍宪子等作过商量，代表了他们的共同意见。当时，梁启超将有台湾之行，他有个计划，打算在台湾各地筹款十万，作为在京、沪两地各办一家日报的经费，并且内定“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结果在台湾转了一圈，毫无所获，在京、沪两地各办一家日报的计划，全部落空。

以上这些办报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都反映了康梁等人对报纸工作的重视。他们把办报和扩张他们的党势紧密地联系起来，说明他们对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是很有认识很有了解的。几次办报不成，都由于经费无着，则完全是失道寡助的结果。1899年保皇会刚成立的时候，所得捐款不下美金一百六十余万元。1904年筹办《时报》的时候，一次就拿出了近十万元的开办费。那个时候，康梁等人筹款很容易，从来不感到经济困难。后来不行了，连筹募个三五万元的开办费都很棘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和保皇、革命这两派政治力量的消长。经过1905至1907年的那场大论

战和多次武装起义，民主革命派的声势如日中天，康梁等人的保皇和君主立宪的主张已经很不得人心了。

1906年以后，各地资产阶级立宪团体和个别立宪派分子也纷起创办报刊，鼓吹君主立宪。它们和康梁直接控制下的那些报刊相配合，成为这方面宣传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这一类报刊，根据主办单位和个人的不同，可以区别为三种：全国性立宪派团体主办的报刊，地方立宪派团体主办的报刊和个别立宪派分子主办的报刊。

属于全国性立宪派团体主办的报刊，除了康梁主办的政闻社的那些报刊外，还有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创办的《预备立宪公会报》(1908年2月创刊，孟昭常等主编，半月刊)、谘议局事务调查会在东京创办的《宪政新志》(1909年9月创刊，张嘉森、吴贯因等主编，月刊)和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等。以《国民公报》的影响为最大。

《国民公报》创刊于1910年7月，每日出版，是各省立宪派代表在北京联合组织的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请愿活动，扩大请愿声势，并“即以报社作各省议员及请愿国会团体之会场”。这个报纸表面上“不对革党及他派下攻击”，而是“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清政而鼓吹立宪”(同上)，即利用革命的声势来恐吓清朝政府，迫使它接受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等立宪主张。《国民公报》的主编徐佛苏是湖南留日学生，曾任长沙学堂教员，参加过华兴会早期的革命活动，1904年和黄兴一道在上海被捕，获释后亡命日本，转投立宪派，成为立宪派的干将。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公报》号称“立宪运动之大本营”，刊载过不少“能开导国民宪政上之知识及兴味”的文章，当时还在日本的梁启超也经常化名为该报撰稿，“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以上引文均见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1910年12月，国会请愿同志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1911年5月又改组为宪友会，宪友会成立后经各省代表同意将报纸转让给徐佛苏独办。《国民公报》由此成为徐佛苏个人主办的报纸。

属于地方立宪派团体主办的报刊，有四川宪政会、法学研究会、保路同志会等立宪派团体主办的《蜀报》、《蜀风杂志》、《西顾报》、《白话报》、《启智画报》，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贵州公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主办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等。

《蜀报》1910年8月15日创刊于成都，半月刊，是宪政会、法学研究会等四川立宪派团体主办的报纸。它的开办费5000元，大部分募自省谘议局的议员，社长蒲殿俊又是省谘议局的议长，因此在社会上也被认为是谘议局的言论机关。《蜀报》的总编辑是朱山(云石)，协助他担任编辑撰稿工作的有吴虞(又陵)、杨仕钦、叶治钧、黄言昌、沈宗元、白坚、程莹度、邓孝可等。其办报目的，据《发刊词》云，是：“造成健全之舆论，直接而为本省谘议局之补助，间接而裨益政府之实力进行，以促国会之成立”和促进“光明俊伟、发强刚毅之政党”的“发生”。是为立宪派分子们的“参政”和组党活动服务的。它所刊载的《评蜀人对于国会请愿之冷落》、《论蜀人由今当竭诚竭智竭力于立宪》等文，宣传了立宪派希望用请愿的办法，要求早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蜀报》共出版了22期，1911年9月7日被川督赵尔丰封闭。(www.daowen.com)

《蜀风杂志》、《西顾报》、《白话报》、《启智画报》都是四川立宪派分子控制下的保路同志会的机关报。

《蜀风杂志》由邓孝可任主编，创刊时由铁路公司一次拨给二万四千两银子作为开办费(注六)。《西顾报》由立宪派谘议局议员池汝谦和杜万菁、邱聘三、陈子驭等担任编撰，在保路同志会所办的诸报中“最有声誉”，它用新闻纸两面印刷，日销在八千份左右，1911年8月成都为争路事实行罢市的那几天，一度销达一万四千份。《白话报》由江叙伦担任主编，主要以中下层市民为对象。这几个报刊都是在反对铁路国有的群众运动中，在成都出版，向全省发行的。它们通过有关保路的宣传，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迫使清廷接受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同时极力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以抵制革命派的影响。除了办报外，保路同志会还编印过一些小册子。其中仅罗纶、邓孝可主编的《保路同志会报告》一种，就发行达五六万份。在宣传上，保路同志会是不惜工本的。它所出版的有些报刊宣传品，往往“不取卖价”(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见《川报》1919年1月1日增刊)，免费散发。正像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中所描写的：“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作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如像日报，都陆续发行。”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对保路运动实行镇压，保路同志会的这几个报刊也连带被查封。

《黔报》和《贵州公报》，都是贵州立宪派团体宪政预备会在省会贵阳出版的机关报。《黔报》创刊于1907年7月17日，原是贵州省内“富有新政知识”和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些绅商们联合主办的一份日报，周培艺主编，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参加撰稿的作者当中有不少是和革命团体自治学社有关的知识分子。1909年宪政预备会成立后，周培艺受到排挤，自动退出，和自治学社有关的作者也纷纷引去，这个报纸逐渐为贵州立宪派首领任可澄、唐尔鳙等所把持，成为宪政预备会的机关报。易帜后的《黔报》由陈廷担任主笔，和宪政预备会新办的另一份机关报《贵州公报》一道，和当地革命派机关报《西南日报》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西南日报》揭发宪政预备会领导人唐尔鳙纵弟杀子，讥讽宪政预备会会员曹兴蕲“遭父丧未逾月，发销假”；《黔报》和《贵州公报》则嘲笑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在法政学堂讲课时念别字，暗讽自治学社社员韦可经、白铁肩等与人通奸；被揭发和被嘲讽的一方，则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抗辩。双方唇枪舌剑，纠结不休，互为人身攻击，而言不及义，只不过是想把对方搞臭而已(注七)。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1906年九、十月间创刊于广州，隶属于广东立宪派团体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总编辑卢乃钟，内容分论说、讲义、记事等栏，所刊《论地方自治团体与国家之关系》、《谘议局选举资格与公民资格之比较》等文章，极力为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歌功颂德(注八)。此外，广东谘议局当中反对禁赌一派的议员，也曾结成团体，筹办报纸，准备和主张禁赌的接近革命派的议员们所办的《可报》相对峙。馆址已选定在《可报》的对门，报名也已确定为《南天日报》，招牌刚刚挂出的当晚，就被人在门前贴上了一副“南风不竞，天日无光”的对联，以为嘲讽。由于《可报》仓促停刊，这个报纸也因而中辍，没有出版(注九)。

属于个别立宪派分子主办的报刊，有在东京出版的《牖报》、《新译界》、《东洋新报》、《中国新报》，在香港出版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实报》，在曼谷出版的《启南报》，在爪哇出版的《鸟岛日报》，在纽约出版的《纽约日报》，在旧金山出版的《金港日报》，在墨西哥出版的《墨西哥朝报》，在北京出版的《京话日报》、《中华报》、《宪法新闻》、《宪法白话报》、《北京时报》、《京都日报》、《国报》、《宪报》、《北京日报》(注十)，在天津出版的《天津日日新闻》，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南方报》，在广州出版的《时敏新报》、《醒报》、《羊城日报》、《七十二行商报》，在汉口出版的《中西报》，在成都出版的《成都商报》等。这些报刊除了几家老牌的维新派报纸外，大多创刊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主编人如《新译界》的汤化龙，《中国新报》的杨度，《舆论日报》的狄葆丰，《羊城日报》的谭汝俭，《中西报》的凤竹荪等，都是立宪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公开标榜自己的办报宗旨是“提倡立宪”，“鼓励自治”，毫不隐讳他们反对民主革命的改良派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直接控制下的一批舆论工具。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中国新报》、《时事新报》和《京话日报》。

《中国新报》1907年1月20日创刊于东京，每月出八十页约四万字一册，1908年1月12日停刊，先后出版九期。这个刊物以政论为主，除在东京印刷外，还出有上海版，是一份在当时很引人注目的鼓吹君主立宪的刊物。《中国新报》的撰稿人有杨度、胡茂如、熊范舆、薛大可、方表、李傥、谷钟秀等。它所刊载的《中国新报叙》、《金铁主义》、《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国会与地方自治》、《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代议政体论》等文章，都极力反对排满，反对民主革命，极力为君主立宪做宣传。在它看来，中国的问题“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只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建立“责任之政府”，就可以万事大吉。

担任《中国新报》“总编撰”的是杨度。

杨度 (1874—1931) 字哲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丁酉科举人。1902至1903年两次赴日留学，在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他拒不参加，独树一帜，鼓吹立宪，并应邀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担任宪政编查馆行走，参加预备立宪的有关活动，成为君宪派的一员干将。辛亥革命后，他依附袁世凯，担任参政院参政，参与筹安会活动，继续为“君宪救国”作鼓吹。晚年，在经过了大半生的探索以后，他终于放弃了君宪道路，转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坚持党的工作，直到逝世。

早在1902年，杨度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办报活动，担任过杨笃生主编的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的编辑，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当中的报刊政论作家之一。著名的《游学译编叙》就出于他的手笔。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也刊有他的诗文。杨度十分了解报纸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在和梁启超讨论保皇派报刊工作的时候，曾经表述过以下的观点，即：“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光绪三十三年《致卓如我兄足下书》)。因此他很重视办报。1905年在湖北活动的时候，就有过在当地办报的打算，由于受到革命党人的抵制，站不住脚，没有成功。《中国新报》是他主办的第一份报纸，也是他一生中单独创办的唯一的一份报纸。

在主编《中国新报》时期，杨度为这个刊物写作了大量的政论，其中最受注意的是他的那篇《金铁主义》，这篇文章共分八个小节，连载于《中国新报》的一至六期，洋洋十四万言，是这个刊物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字。在这篇长文和他为《中国新报》所写的其他政论中，杨度极力向读者宣传他的以下的政治观点，即：(一)金就是经济，铁就是军事，中国必须实行金铁主义，摆脱列强的羁缚，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国强民富能够争雄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二)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应该反对，但满族人也是中国人，“满洲人继汉人为中国皇帝，不为亡国”，因此不必排满； (三)“民主亦可，君主亦可”，关键在于改革政治，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实行立宪。由于中国情况特殊，各族人民需要以君主为共同的纽带，因此只能君主立宪，不能民主立宪。这就是他的关于国是的一整套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杨度虽然有爱国思想，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一定见解，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反对排满、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

办《中国新报》的时候，杨度正在筹组政党，他的办报目的之一也是为这一政党的建立作舆论上的准备。由于保皇的道路不得人心，他的组党愿望未能实现，《中国新报》也办不下去，发行数量一度下降到只有三百份。1908年1月，杨度以四品京堂被召入朝做官，《中国新报》也就此停刊了。

《时事新报》是在上海出版的一个日报。它的前身是《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前者创刊于1907年12月5日，主编汪剑秋。后者创刊于1908 年3月31日，主编狄葆丰。两报于1910年合并，改称《舆论时事报》。1911 年5月18日起又重新定名为《时事新报》，由汪诒年担任经理。这个报纸初创时提倡保皇，后来又主张立宪，自称“在朝有责任之内阁，在野有各级之议会，人有政见，探喉欲出，而交通之责，则在报章”，决心为立宪派作鼓吹，和梁启超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后来发展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

《京话日报》在它1906年9月被封以前也是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它恭维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是“救我四万万人民于水火之中”，称赞推行伪立宪的皇帝皇太后“真是圣明”(733号“演说”)！并且一再强调： “至于立宪有损君权一层，这句话实在不敢赞成，立宪决不能有损君权，并且君权更重”(724号“演说”)，表示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

和前两类报刊一道进行立宪宣传的，还有满族开明人士、接近官方的洋务派文人和一些受保皇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所主办的报刊。

属于满族开明人士主办的鼓吹立宪的报刊，有英敛之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满族宗室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的《大同报》和一部分八旗子弟在北京出版的《中央大同日报》。《大公报》是这几个报纸当中最先进行立宪宣传的。早在1903年立宪运动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它就发表论说《论立宪之要素》(1903年11月3日)，以示支持。1905年以后，它的每一次纪念性征文活动，都围绕着立宪进行宣传，1908年2月10日公布的二千号征文题目《实行立宪之政体如何？》、1910年11月30日公布的三千号征文题目《立宪国之要素，一曰国会，一曰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而后定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都紧紧地扣着立宪，为清廷的预备立宪活动作鼓吹。《大同报》是一个月刊，创刊于1907年5月15日，创办人存忠等是正在东京优级师范学习的满族宗室学生，它自称“以提倡立宪，融合满汉为唯一之宗旨”(见该报出版广告，刊1907年7月20日《中国新报》)，创刊号发表的乌泽声写的《大同报序》，更进一步把该报的主张具体化为以下四点：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并称：“四者中，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根本之问题。”《中央大同日报》创刊于1909年，社长恒诗峰，日出一大张，“以变通旗制，促进宪政为宗旨”，也致全力于君主立宪的宣传。这些报刊反映了一部分满族开明人士对立宪的态度。它们的创办人大多是受过资产阶级思想教育的满族中上层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狼奔豕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逼迫下，他们觉察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满清封建王朝已经面临着灭顶之灾，认为只有做一些修补、调节和改革，才能保住政权，免于覆亡。他们承认封建专制政体是致弱之源，同意让资产阶级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利，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不合理的民族压迫，同意满汉平等。对清廷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耍的那些花招，也不完全赞成。但是，他们都一致地把君主立宪政体吹捧为“最优美”和最最“完全无缺”的政体，死死地为满清封建贵族统治者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说明他们仍然是满清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是它的真正利益的忠实维护者。这些报刊有关立宪的宣传，得到了康梁的热烈支持。政闻社曾经考虑过为《大同报》和《大公报》输送主笔，给它们以人力上的支援(注十一)。清朝政府对它们的宣传也很满意。1905年10月以后，天津地方当局即不再对《大公报》的发行工作进行干扰，而且还“出示晓谕”，说它“持论尚属正大”，鼓励读者“照常购阅”(注十二)。《大同报》创刊后，北京的民政部立即给予表扬，称赞它“眷怀时事，不忘在莒”，说它所刊载的内容“诚堪嘉尚”，并通知京外各督抚将军“饬属购阅，以利销行”(注十三)，表明了它们之间利害的一致。

属于洋务派文人主办的鼓吹立宪的报刊，有《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中外日报》1898年8月创刊于上海，戊戌后继续出版;《京报》日出两大张，1907年3月创刊于北京；《刍言报》(五日刊)1910年11月创刊于北京，都是汪康年主办的报纸，都是立宪运动的积极鼓吹者。1906年9月1日清廷“预备仿行宪政”的诏旨颁布后，《中外日报》曾联合当时在上海出版的《申报》、《同文沪报》、《时报》、《南方报》等几家报纸，在张园召开“报界庆祝立宪会”，以示支持。《申报》当时已由英人美查出让给原该报华人经理(买办)青浦人席子佩盘受，也积极为立宪运动帮腔。

属于受立宪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立宪的报刊，主要有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编辑发行的《外交报》、《东方杂志》、《法政杂志》等。《外交报》是一个旬刊，1902年1月4日创刊，共出三百期，至1911年初停刊，张元济主编，是一个以研究中外国际关系问题为主的时事性刊物，对内支持立宪。所刊《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等文，从对外关系的角度论述立宪的必要，有“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等语，力图以立宪来取代革命。《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一直到1949年才停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杂志。初创时带有选报性质，内容以辑录逐月各报刊上的记事和论文为主，稍后也刊载一些自撰或特约的论文和国外报刊的译文，文前还刊有从国外报刊上复制过来的铜版时事、美术图片，印刷精美，每期发行数字都在一万份以上，是一份很有特点的刊物。早期担任主编的先后有徐珂、孟森、杜亚泉等。所辑录的文字和所刊的《中国立宪之要义》、《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人民程度之翻译》、《论地方自治之亟》等特约文章，都明显地倾向于立宪。它还专门编印了一册《宪法初纲》，辑录了有关立宪的论说和文献资料，作为“临时增刊”附送给读者，表示对清廷宣布立宪的支持。《法政杂志》创刊于1911年3月，由陶惺存担任主编，月刊，自称以“促进群治为宗旨”，在武昌起义以前的一段时间内，也是君主立宪的鼓吹者。这一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张元济，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官员，获谴罢官后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但思想上和康梁等仍然息息相通，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这些刊物为立宪运动造舆论，坚持政治改革的道路，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此外，这一时期在东京、上海、广州等地还涌现了一大批以刊载诗词、散文、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为主的小报和文艺期刊，其中主要的有《新小说》、《绣像小说》、《雁来红丛报》、《小说七日报》、《游戏世界》、《月月小说》、《著作林》、《小说林》、《小说世界》、《扬子江小说报》、《十日小说》、《小说月报》、《娱闲报》、《国魂报》、《上海白话报》、《阳秋报》、《鹤立报》、《天趣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注十四)。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和许指严主编的《小说月报》影响为最大。这些小报和文艺期刊和李伯元、吴趼人等在戊戌时期主办《游戏报》、《采风报》等报刊一脉相承，是它们的延续和发展。主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他们通过各自塑造出来的文学形象，为预备立宪造势，成为立宪派报刊宣传战线上的一支别动队。

以上三类报刊所进行的关于立宪的宣传，在舆论战线上形成了一股势力，对进行中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是这些报刊的影响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它们所作的关于资产阶级宪法和议会政治的宣传，有提高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它们为促进立宪政体的实现，对它们称之为“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和“妖孽之政府”所作的揭露和谴责，也加深了人民群众对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恶情绪，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客观上起了有利于革命的影响。这当然是它们所始料不及的。

资产阶级立宪派通过他们控制下的报刊所掀起的这场关于立宪运动的宣传，表明他们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能量，在社会上的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上层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他们还要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这些舆论阵地，和革命派进行长时期的较量。

对立宪派报刊关于君主立宪的宣传，以《民报》为首的革命派报刊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发、嘲讽、指责、控诉清廷伪立宪和驳斥立宪派报刊种种谬论的文字，在这些报刊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成为它们宣传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们痛斥君宪党为“疫党”、“狗党”、“龟党”。指责那些热衷于召开国会的立宪派分子，是“势利之念昌狂于中”的“巨奸”(《河南》第七期迅行《文化偏至论》)，是“谄媚政府”的“鹦鹉才人”、 “蝙蝠志士”(《醒狮》第一期无畏《醒后之中国》)。揭露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是“假借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民报》第十九期阙名《预备立宪之满洲》)；是“因为吾们汉族要革命，因借一个立宪的名目，来欺惑我们汉人”(《中国白话报》第九期《时事问答》)。它们告诉读者：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使人民“得虚名而受实害”(1910年《平民日报》短评《只知人民之义务》);“天下事不经破坏，必不克底于和平”(《复报》第五期社论《立宪驳议》)。号召人民：“移其请愿国会之血，而别谋所以用之之方”(1911 年2月6日《民立报》社论)；“从事革命，而不为立宪所动摇”(《民心》第五期《对于政府之民心》)。绝大多数革命派报刊，都把对立宪派报刊的批判，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香港的《中国日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梁启超《答和事人》，见《饮冰室文集》卷十一，47页)；温哥华的《大汉日报》针对当地出版的立宪派报刊的一些言论，“驳论至二百余续”(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207页)。它们的宣传，帮助人民识破了立宪派假立宪以抵制革命的伎俩，推动了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到了辛亥革命前夜，立宪派报刊的那些宣传，除了在少数上层士绅当中还能引起共鸣外，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已经完全失去作用了。

(注一)：见光绪三十二年春梁启超《与佛苏我兄书》，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49页。

(注二)：见光绪三十二年梁启超《致佛苏我兄书》，转引自前书第四册。

(注三)：康有为在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廿日《与擎一仁弟书》中曾经谈到这些报纸的困难情况。康书云： “再者，美檀之报，皆无主笔。《维新》、《文兴》二者更空白。《文兴》则乏半年矣(原注：今则抄稿者亦无)，空费巨金几倒，乃各人皆不能荐一人来。去年寄盘费与龙积之来，而又留信与盘费不给(原注：置之不理，天下有此办事法乎)，致令诸报几倒，内地人不知是何意见，倒此报于心安乎！可以此文示沪上同门诸子，并速一人来，否则立促积之来，切勿再迟误。”

(注四)：见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转引自前引《年谱》初稿428页。

(注五)：参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光绪三十三年条。

(注六)：《蜀风杂志》的情况，据张惠昌《立宪派人和四川谘议局》(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160页)。

(注七)：双方笔战情况参看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442—445页)、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刊前书456—461)、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刊史学会《辛亥革命》第六册459页)、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刊《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213页)等文。

(注八)：据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注九)：参看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刊《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注十)：《北京日报》原名《北京报》，创刊于1904年初，是北京最早的几家日报之一。创办人朱淇，字，广东南海人，原是兴中会会员，因有告密嫌疑，为同志所不齿，辗转到北京办报，“持论不务新颖”， 被目为倾向立宪派的报纸(详见《革命逸史》初集11页，及《国闻周报》第八卷四十七期凌霄一士随笔)。

(注十一)：见梁启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书》，马相伯光绪三十四年《致任公先生书》，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42页、453页。

(注十二)：见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所出告示。转引自1905年11月9日《广东日报》。同日该报还刊有亚兴作《咄咄天津官场对于大公报》一文，指责《大公报》：“除谄媚以外无文字，除颂扬以外无记载”；“以官场之眼光而称该报为正大，为和平，则该报之价值，从可识矣”； “该报慎无以大公名也，易其名曰天津官报可矣。”

(注十三)：见明清档案馆所藏清民政部档案，编号1509／489。

(注十四)：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