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和秋瑾的办报活动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71页)。在中国，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妇女的积极参加，她们当中的先进分子不仅加入各种团体，从事政治活动，而且致力于宣传工作，创办了不少妇女报刊，为妇女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大量的舆论上的鼓吹。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办报活动的妇女，是裘毓芳。裘字梅侣，无锡人，是1898年4月创刊的《无锡白话报》的创办人。她所创办的这个报纸，支持变法维新，虽然也提倡过女学，但还不是一个完全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

这以后，一些在上海兴办女学的维新派妇女联合创办了一份《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见1898年《湘报》87号所刊《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这份《官话女学报》创刊于1898年7月，旬刊，由康同薇、李蕙仙等主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妇女报纸。不久，变法失败，这份报纸也随之停刊。

稍后出版的另外一份妇女报纸，是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女学报》。它的编辑部设在上海新马路华安里，月刊，由《苏报》代为发行，初创时用薄纸单面印，第二年起改用报纸两面印，每期约六十页，内容分插画、论说、演说、女界近史、译件、尺素、词翰等栏。1903年6月，《苏报》被封，它也连带停刊(注一)。停刊后不久，一度在日本恢复出版，大约在1904年初左右停办(注二)。这个刊物完全以妇女为对象，于提倡女学之余，进一步提出了争女权的主张，要求妇女独立，男女平等，“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女学报》第二年第一期《独立篇》)，并且把妇女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号召妇女和男子一道，共同改变整个国家“受制于外人”的状况。对帝国主义侵华、排华的罪行，也通过刊登来信和附加编者按语等方式，作过一定的揭露和批判。迁日出版后所刊载的《沈荩死》、《章邹囚》等诗文，带有明显的反清革命的色彩。

《女学报》的创办兼主编人是陈撷芬。她原籍湖南衡山，生长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市)，是《苏报》发行人陈范的长女。《女学报》创刊的时候，她一方面办报，一方面担任上海爱国女学校的校长，是那一时期思想比较新颖的知识妇女。后期《苏报》的革命宣传给了她很大影响，她开始成为革命的同情者。《苏报》被封后，她倾全力资助革命报刊《国民日日报》的出版，表现了很大的革命热情。到日本后，她加入了反清秘密会党三合会和留日女学生组织的“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具国家之思想以得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的妇女团体共爱会，积极参加拒俄运动，随后又和秋瑾一道改组共爱会为实行共爱会，被推为会长。在此期间，她还恢复了《女学报》的出版，以楚南女子的笔名为这个刊物写作了大量的论说和传记文学作品，使这个刊物带有一定的革命倾向。

从1902年《女学报》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年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妇女报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主要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对象的妇女报纸，它们是：

《岭南女学新报》1903年创刊于广州，冯活泉、周蕙卿、余美德、施梅卿、张仪贞、杨慈新、陈秀琼、柳眉等担任编撰。

《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于上海，丁初我主编。

《妇孺报》(月刊)1904年5月创刊于广州。

《白话》(月刊)1904年9月24日创刊于东京，秋瑾主编。

《女子魂》1904年创刊于东京，抱真女士主编。

《女界灯学报》(月刊)1905年4月创刊于广东佛山，何志新、李颖圆等任编撰。

《女镜报》(月刊)1905年创刊于广州，郭用逮、容巧倩、黄绛霄等任编撰。

《北京女报》1905年创刊于北京，张展云主编。

《中国女报》(月刊)1907年1月创刊于上海，秋瑾、陈伯平主编。

《中国新女界杂志》(月刊)1907年2月创刊于东京，朱奋吾任总经理，燕斌、刘青霞等分任编撰工作，是同盟会河南支部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月刊)1907年创刊于东京，恨海女士主编。

《神州女报》1907年12月创刊于上海，陈志群主编。

《天足会报》1907年前后创刊于上海。

《中国妇人小杂志》1907年夏季创刊于上海。

《女报》(月刊)1909年1月创刊于上海，陈志群(以益)、谢震主编。

《妇女星期录》(周刊)1910年前后创刊于香港，洪舜英主编。

《留日女学会杂志》(季刊)1911年5月创刊于东京，唐群英主编。

这些妇女报刊绝大多数在东京和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版，主编人大部分是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新一代的知识妇女，其中有一部分还是留日学生。

从内容看，这些妇女报刊大体上属于两种类型。一类以单纯的“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为主旨，着重于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虽然也鼓励妇女成为“社会女子”，但并不急于要她们参加政治活动。《北京女报》、《女镜报》、《女界灯学报》等就是这一类的代表，它们在政治上倾向于维新派。另一类也提倡女学和女权，但是，它们把这方面的宣传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鼓励妇女既做女权运动的先锋，又做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它们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其代表有《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女报》等。

属于革命派的这几个妇女报刊当中，言论较激烈、影响较大的是《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和《神州女报》。

《女子世界》从1904年1月创刊，到1906年停刊，断断续续地出版了十八期，是辛亥革命时期历史最长的一家妇女报刊。它初创时，由丁初我任主编，第二年第六期起，改由陈志群(以益)任主编。丁是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会员，陈和当时在上海的同盟会员有密切来往，和秋瑾也保持有密切联系，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这个刊物在它的社说、演坛、传记、译林、文苑等栏中，刊出了《女子家庭革命说》、《争约之警告》、《女魂篇》、《女界革命》、《女权说》、《女雄谈屑》、《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革命妇人》、《革命与女权》、《哀女界》等大量文辞激烈的政论和文学作品，积极鼓吹“政治之革命”和“家庭之革命”并举；号召妇女们，居家的拒买美货，在美厂做工的“快快一起同盟罢工”，投入正在激烈展开的反美拒约斗争，号召妇女们以苏菲亚等外国的女中豪杰为榜样，和男子一道，“携手以上20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逐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和“独夫民贼”及“异族走狗”作坚决斗争，表现了强烈的革命倾向。对“束缚驰骤二千年之久”的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法、学说、风俗、社会宗教”，也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成为《中国女报》创刊以前的一个时期当中，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响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秋瑾对这个报纸十分激赏，曾经写信给它的编者，推之为妇女报刊中的“巨擘”，表示“不胜心服”(1907年4月3日《致女子世界记者书》，见《秋瑾集》46页)，给它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

《中国女报》是继《女子世界》以后，在国内出版的又一份有强烈影响的革命妇女报纸。它的寿命不长，只出版了两期，但在中国妇女报刊的历史当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女报》名义上的主编是陈伯平(注三)，实际上负主要责任的是秋瑾。

秋瑾 (1877—1907) 原名闺瑾，字卿，笔名竞雄、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1904年她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离夫别子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共爱会、十人会、三合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她加入该会后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并从事办报活动。1907年7月计划在绍兴发动武装起义，事泄被捕，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我国第一个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革命妇女。

秋瑾不仅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她具有非凡的宣传鼓动才能。在日本留学期间，“每大集会，……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陈去病《鉴湖女侠传》)，她所写的发表在《女子世界》、《洞庭波》等报刊上的革命诗文，也给读者以很大的感染。(www.daowen.com)

秋瑾从事办报活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在1904年到1907年这三年当中，她先后创办了两个妇女报刊：《白话》和《中国女报》。

《白话》是以秋瑾组织的革命社团演说练习会的名义创办的，社址附设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中国留学生会馆内，由秋瑾自任主编，先后出版了六期，是秋瑾主办的第一份报纸。在这个报纸上，她先后发表了《演说的好处》(第一期)、《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二期)、《警告我同胞》(第三、四期)等文章，和其他作者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中国历史的摄影》、《说廉耻》、《好梦归来》等论说和文学作品一道，于反对缠足、提倡女学、要求男女平权之余，初步地宣传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这些文章直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胡人”、“野种”、“骚鞑子”，指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曾、左、李等忠实于清朝政府的汉族军阀官僚为“可杀不可恕的死奴才”，表现了激烈的反满情绪，和力主保清保皇的《新民丛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演说练习会的成员并不限于妇女，《白话》也并没有标榜为妇女报刊，但它实际上以妇女为主要对象，是当时在国内外妇女中很有影响的一个报纸。

《中国女报》是秋瑾主办的又一份妇女报纸。1906年春，秋瑾从日本回到上海，先是和易本羲等筹建中国公学，以办学为掩护，进行革命的组织活动，继而在虹口的厚德里，创立了一个蠡城学社，作为革命联络机关。不久，又借用蠡城学社的社址，和陈伯平一道，创办了这份《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个月刊，内容分论说、演坛、译编、传记、小说、新闻、调查等栏，自称“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原刊上海《中外日报》，补刊于《中国女报》第二期)。秋瑾亲自给这个刊物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秋瑾把这个刊物比喻为指引中国妇女前进的“一盏神灯”，并阐明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之黑暗”、“中国前途之危险”、 “中国女界之黑暗”、 “女界前途之危险”“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大光明世界”。

协助秋瑾担任《中国女报》编辑校对工作的有陈伯平(白萍)、徐双韵两人，积极为它撰稿的，除陈伯平外，还有吕碧城、钝夫、燕斌、陈志群、黄公、挽澜女士(陈伯平之妹)等人。不过，它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了那篇署名的发刊词外，秋瑾还为这个刊物写作了《敬告姊妹们》、《勉女权歌》、《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是这个刊物的最主要的撰稿人。

在她为《中国女报》所写的这些诗文中，秋瑾以激动的词句，犀利的笔触，痛斥了迫害妇女的封建买卖婚姻、封建纲常名教、封建宗法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妇女的思想；表示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和对媚外辱国的封建统治者的无比憎恨；洋溢着猛挚热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色彩。其中如《感时》中的“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中国女报》第一期)等充满了激情的诗句，刚一发表，即已脍炙人口，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在他们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连载于《中国女报》的章回体长篇弹词《精卫石》，是秋瑾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它预定为二十回，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部弹词主要写的是一批内地妇女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妇女解放，走出封建家庭，结伴赴日留学，参加革命团体，进行民主革命，最后得到胜利的故事。作品中的主人翁黄鞠瑞(后来改名黄竞雄)，就是以作者本人为模特儿来塑写的。在这部作品中，秋瑾痛诋了甘心卖国的清朝政府和“奉仇为父，残害同种”的保皇党，阐明了革命的必要性，号召有志之士加入“真革命党”，公开地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宣传鼓动。

考虑到多数妇女缺少文化教育、阅读有困难这一事实，《中国女报》采取了“文俗之笔墨并行”的办法，“以便于不甚通于文理者，亦得浏览”(《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对此，秋瑾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作过如下的说明：“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中国女报》第一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女报》的文字远较同时期的其他妇女报刊为浅豁。秋瑾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她为这个刊物所写的文章，除了少数旧体诗词外，全部是通俗的白话文。这些白话文既注意到口语化，又有一定的文采，表现了作者在修辞和驾驭文字方面的卓越才能，达到了那一时期的白话文的最高水平。

秋瑾在筹办《中国女报》时期，对这个即将出版的刊物曾经有过一个如意的打算：“集万金股本(二十元做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敬告姊妹们》)；除出版外，还“另设招待员一员，如有我妇女同胞往东西洋游学，经过沪上者，及就学沪上者，人地生疏，殊多不便，当为尽一切招待之义务”(《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企图把这个刊物办成一个能够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较大贡献的舆论阵地，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碰到的就是经济上的困难。计划中的“万金股本”，征集了半天，“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敬告姊妹们》)。直到创刊号出版前夕，只筹到数百元资金，依靠了徐自华、徐双韵两姊妹捐助的一千五百元，才勉强付印。由于费用不足，创刊号只能用劣质的报纸印刷，印刷和装订的质量很差，影响了销路。第二期改用道林纸印刷，又增加了内容，质量有所改进，但成本也随之提高，为了筹付印费，秋瑾到处奔走，直到把她嫂嫂张顺以家藏的珍本《又补斋画册》借去典押，才勉强出版(注四)。其次在人力上也有不少困难。主持《中国女报》的秋瑾、陈伯平这两个人，当时都在进行秘密的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既要写文章、办报，又要奔走各地从事各种联络活动，编辑部的人手不足，感到十分紧张。正因为这样，秋瑾原来的“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的设想，并没有实现。为往来上海求学的内地妇女“尽一切招待之义务”云云，也只是一句空话。尽管秋瑾自己“经营罔倦，编纂益力，并日冒风雪走求援助，栖栖不以为苦”(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这个刊物在1907年3月4日出版了它的第二期以后，就被迫中辍了。

1907年春，秋瑾为发动武装起义事回到绍兴。此后半年内，她一方面奔走于绍兴、金华、丽水之间，联络会党和军学两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还积极为《中国女报》第三期的集稿、编辑和付印的事奔忙。她在答复读者询问的一封信中，告诉她“三期之报，仍拟续出”(《秋瑾集》45页《致徐小淑书》)，表示了要把报纸办下去的决心。1907年4月23日，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中国女报》第三期的编辑计划，把预拟的几个选题“社说”《论学部之严定女学章程》、《呜呼二十世纪之女子》、“演坛”《专制毒焰之膨胀》等，提出来和他商榷，并约他写稿。说明办报事已有进展。1907年6月17日，她又在从绍兴发出的一封信中，告诉这位朋友：第三期的《中国女报》已经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秋瑾集》49页《致女子世界记者书》)。可惜的是这封信发出后不到一个月，秋瑾就在绍兴被捕。《中国女报》的另一个编辑人陈伯平也因参加徐锡麟在安庆发动的起义，先期牺牲。这个报纸的第三期终于没有能够问世。清方在逮捕秋瑾时，曾经在她的住处搜获一批残稿，其中有尚未付梓的《精卫石》的片段，这大约就是《中国女报》编辑部的最后一批遗物了。

《神州女报》发行于1907年底到1908年初，它实际上是《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的延续。它的主编就是原《女子世界》的主编陈志群。1907年3至7月这一期间，陈志群曾经多次写信给秋瑾，讨论办报问题。当时《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都因经费困难中辍，都在进行招股工作，陈志群因此有过两报合办的倡议。对此，秋瑾在几次回信中答复说：

合办一则，本为美举，然其中大有苦情在，不能为君告。……鄙人为愤世之人，国事繁多，诸务猬集，奔走不暇，恐绵力不胜重任，有负女报界之责任；不如分办，则长有君等之一师团，为女同胞决最后之胜负，何如?区区苦衷，尚希原谅。(1907年4月3日发于绍兴，见《秋瑾集》46页)

《女报》经费毫无，而瑾又须襄办学校及他事，甚形无暇，且财才两困，恐有中止之患，则贵报亦波及，岂非以一人而失二报，瑾之罪大矣，何以对二万万之同胞耶？……万一之间，二报或同时消灭，则未免可惜。如君实意欲合办，尚祈三思而后之决定，则瑾亦只可唯命是从，勉力而为之耳。(1907年5月5日发于绍兴，见《秋瑾集》47页)

其目的在避免同归于尽，为妇女解放运动尽可能地多保全一个舆论阵地。秋瑾就义后，陈志群没有让《女子世界》单独恢复出版，却另办了这份《神州女报》，正是为了实现他曾经和秋瑾一再商谈过的两报合办的愿望。遗憾的是《中国女报》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不能及身而见了。新创刊的这份《神州女报》除了刊出《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传》、《虚无党之圣徒苏菲亚传》、《猿狐计》等文章外，还重新发表了秋瑾的《演说的好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勉女权歌》、《看护学教程》等诸文，秋瑾和《女子世界》记者的十几封往来通信，也第一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它公开地赞美新近以所谓“逆案”被捕处死的革命烈士，重刊她的遗作，鼓吹反清革命，带有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这样的刊物，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期望长期出版。它大约只出了两期(注五)，就像彗星一样地消逝了。

另外两家《中国新女界杂志》和《女报》，相对地说，不如前举的三家那么激烈。《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留日河南籍女同盟会员燕斌(炼石)、刘青霞担任主编，发行数字最多时曾达五千份(注六)。内容分论著、演说、译述、文艺、时评等栏目。曾被秋瑾批评为“不敢放言”(注七)。但最后仍以所刊《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一文，被日本警方勒令停刊，只出版了六期。《女报》自称“由商学界诸同志发起”(《女报》发刊词)，担任主编的是陈以益(志群)和谢震。第五期增刊《越恨》，详载了秋瑾案件的有关材料，对烈士的死难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和同情。此外，它所宣传的主要是反对男尊女卑，反对三从四德等一般内容，并没有明显的革命词句。但在《越恨》出版以后，即不再续刊，问题可能出在《越恨》上。对那些公开表彰叛

秋瑾

《中国新女界杂志》

《中国女报》

《女学报》

逆的文字，哪怕只有一点点，封建统治者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除了热心办报的那些妇女报刊的发行人外，这一时期的新闻界还涌现了不少热心新闻工作的女编辑女记者，著名的有《江苏》的胡彬夏，《湖北学生界》的楚北英雌(王芳妻)，《中国白话报》的林宗素，《天义报》的何震，《觉民钟报》的郑慧文、郑慧材，《东莞旬报》的刘博鸿等。不少留日女学生和杰出的妇女活动家如何香凝、方君笄、张雄西等，也积极地为报刊撰稿。《江苏》、《云南》、《醒狮》、《洞庭波》、《江西》、《复报》等报刊上，经常刊有她们投寄的稿件。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都倾向于民主革命，和陈撷芬、秋瑾、燕斌等一样，都是这一时期首先觉悟的有影响的妇女知识分子。

在革命报刊的发行工作上，妇女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同盟会在澳门创立的专门陈阅革命书报的濠镜阅书报社，在上海创立的专门在茶楼、酒肆、旅馆、火车站推销《民立报》的女子进行社，以及光复会在上海创立的专门贩卖革命书报的锐进学社等，都由这些团体的妇女会员主持(注八)。和爱国学社关系密切的女青年徐宝姒，同她的父亲一道，“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革命逸史》初集123页)，经常出入上海福州路青莲阁等茶馆，叫卖各种犯禁书报，不下百数十种，“行人趋之若鹜，至为畅销”(同上)。她们都为革命报刊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把妇女解放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结合了起来，在进行男女平等，反对父权、夫权的束缚，主张婚姻自由，鼓励妇女自营生计，摆脱对男子的依赖等方面宣传的同时，还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促进了妇女的觉醒，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使不少妇女走出封建家庭，和男子一道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它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妇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存在于整个封建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的深处这一点，还缺乏认识，不少报刊天真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会给妇女带来彻底的解放，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也远远不够系统，不够有力，说明了它们的办报人在思想认识上还有很大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这些妇女报刊的出版，无疑地受到不少妇女读者的欢迎，但是，严格地说，其影响仅及于知识妇女当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在广大的妇女群众当中，它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连《中国女报》这样的办得较好的妇女报刊，尚且有“知音寥寥，将伯谁呼?同心缺少，臂助无人”(秋瑾《致徐小淑书》，见《秋瑾集》45页)之叹，其他妇女报刊的效果和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列宁全集》28卷163页)。没有力量发动更多的妇女冲破封建藩篱，投入革命斗争，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原因，也是力不从心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

(注一)：据张静庐《关于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刊1962年8月18日《光明日报》。

(注二)：据阿英《辛亥革命书征》。他看到过在日本出版的这个报纸的第四期，证明它确曾迁日出版。又：秋瑾于1904年4月到达日本，抵日后即参加各种妇女团体活动，但从未提起此报，估计它在秋瑾到达前已经停刊。

(注三)：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云“陈伯平名渊，别字墨峰，会稽人，少长福州，回里后，肄业大通师范学校，勤学寡言笑，兼能诗，善方言，甚为徐锡麟所契重，徐挈游日本，欲学陆军不得，转习警察，旋弃归，专习剑击。丙午秋，秋瑾在上海开设女报馆，聘为主笔。暇辄踞小阁私自出爆药试验，一日迸发，身伤如鱼鳞，及少平复，又渡日本从药师习制炸药，业成归国，即欲北上刺铁良，锡麟止之。伯平曰：革命之事万端，能以一人任者，独有作刺客。因刻“实行委员”一印以自励。丁未五月，与徐锡麟、马宗汉同在皖起事，遂刺恩铭，破军械局，后以弹尽被虏兵当场击死，年二十有六”。见该书56页。

(注四)：据徐双韵《记秋瑾》、秋仲英《秋瑾和中国女报》两文。徐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212—213页，秋文刊1979年3月4日《浙江日报》。

(注五)：阿英曾见到过两期。见所作《辛亥革命书征》。

(注六)：发行数字见1907年7月《中国新报》所刊《中国新女界杂志广告》。又据广告云：该刊“除按期发行杂志外，另设编译部，组合男女学界名手担任编译女学应用书籍，由本社印行，以饷祖国”。

(注七)：秋瑾《致女子世界记者书》其二有云：“近日女界之报，已寥寥如晨星，□□之杂志，直可谓之无意识之出版，在东尚不敢放言耶！”这封信写于1907年4月，信中所指的“□□之杂志”显然就是《中国新女界杂志》。见《秋瑾集》46页。

(注八)：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第六辑张馥真《辛亥前后江浙妇女界的革命活动片断》及《广东辛亥革命史料》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参加革命的回忆》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