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遍布京津地区和国内各省的革命宣传阵地

在上海、省港、武汉等地革命报刊活动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国内的革命报刊宣传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在1905至1911年这五六年内，从封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沿海诸省，到东北、西北、西南乃至于新疆等边远省份，到处都办起了革命派的报纸。革命派在国内的宣传阵地遍布于除湖南、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内蒙、西藏以外的二十几个省市地区。新创办的革命派报刊不下五十余种。它们利用清廷为了点缀预备立宪活动而颁布的“庶政公诸舆论”的上谕，取得合法的地位，冲破了封建专制政府禁锢言论的牢笼，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现将这些省市地区革命派报刊出版的情况简述如下：

北　京　北京在1905年以后开始有革命党人活动，不少同盟会员潜入市内，建立了同志团、共和会、义兴局等革命小团体，以学校、医院、商店、照相馆为掩护，进行秘密的革命串联活动。与此相配合，他们还创办了一批公开报刊，作为自己的舆论机关。它们是：《帝国日报》、《国风日报》和《国光新闻》。

《帝国日报》 创刊于1909年11月。社长陆鸿逵，主编宁调元、刘和等。社址在北京前门外五道庙堂子胡同。日出两大张。

《国风日报》 创刊于1911年3月。社长白逾桓(化名吴友石)，编辑景定成、田桐、程家柽、仇亮、王雅如、王虎臣等。社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南柳巷。日出一大张。

《国光新闻》 创刊于1911年8月9日。田桐、景定成、续西峰、井勿幕、龚国煌等主编。社址在北京西草厂胡同。日出一大张。

这些报纸的编辑记者，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员，其中如宁调元、田桐、景定成、程家柽等，都曾经多次参加革命派在海外的办报活动，是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骨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抱着“中央革命”的目的，潜入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除办报外，还致力于秘密的革命组织工作。

受条件限制，这些报纸的经费都很困难。《帝国日报》、《国光新闻》靠革命党人的秘密资助，才得以勉强出版。《国风日报》的开办费只有两百元，一切因陋就简：“资无所出，竟以毅力为之；屋无半椽，苟且将事；纸笔印刷则赊其所相识者；文稿累累，以襟袖储之”；“出未逾月，风行三辅，才得僦小室于南柳巷中以支笔砚”(注一)。

由于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辇毂之下办报，公开亮出旗帜，进行正面的革命宣传，是不可能的。这些报纸只能采取较为隐蔽曲折的手法。它们表面上都装出一副拥护预备立宪的姿态：或宣称以“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宗旨，如《国光新闻》；或宣称以“扶持宪政，指导舆论，扩张国权，发表政见”为宗旨，如《帝国日报》；一般的评论文章，陈义不高；不少报纸还以第一版的大量篇幅，刊载“上谕”、“宫门钞”和封建臣僚们的奏牍，给自己披上一件非革命的外衣。另一方面，则大量地利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揭露清朝政府对外昏庸卖国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卖官鬻爵残害百姓的大量事实，以激发读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感情。一些时事评论也极尽隐喻嘲讽之能事。为了遮住封建鹰犬们的耳目，它们的绝大多数的文字似乎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在大量的温和的文字的掩护下，在一些新闻和评论文字的夹缝中，在它们的有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仍然不时地显露出犀利的革命锋芒。以《帝国日报》为例，它在一些短评和消息中，斥责过清朝政府是“无作用无道德之政府”(1911年2月16日)；把媚外卖国的清廷外务部官吏比之于“娼妓”(1911年3月8日)；攻击压迫百姓的封建警察为“无赖”，为“陶犬瓦鸡”，为“可恶之巡警”(1911年2月15日)；赞颂因行刺清贵族洵贝勒而被判刑的革命党人邝佐治为“侠士”(1911年2月19日)；并在几个副刊的专栏中，连载有关南明的掌故，介绍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等人的事迹，发表南社社员们创作的蕴含着种族革命情思的旧体诗词；这些，都闪烁着掩抑不住的革命光辉，给呻吟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人民以很大的精神上的激励。“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这是在《帝国日报》上发表的南社社员马和所写的诗句。它既是对南社同人的勉励，也是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敌人心腹地区所从事的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生动写照。他们的“蓄电”活动，是有成绩的。

由于大部分报纸都在民政部门办有登记和批准手续，是公开的合法的出版物，社址又多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段，它们因此往往也被革命党人利用来作为进行地下革命活动的联络基地。程克、冷公剑、张友于、温楚珩、熊克武、裴梓青、张秋白等往来北方各地、密谋起事的革命党人，多在这些报馆中寄宿。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同志团”的几次集会活动，纠集革命武装袭击武库的策划活动，都是在《国风日报》社内进行的(注二)。密谋在滦州发动起义的几次会议和彭家珍行刺良弼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则是在《国光新闻》社内进行的(注三)。一些革命党人还利用报社加强和在校学生的联系。例如《国风日报》就和当时设在通县的华北协和书院的进步师生有密切来往，“每日赠送书院报一份”，并组织该院师生“撰稿寄投北京《国风日报》发表，鼓吹革命，或讽刺清廷”(注四)。当时在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学习的周玳、刘精三、支应遴等人，也经常往来于《国风日报》，了解革命形势，进行秘密串联(注五)，使这个学校的同盟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全校一千多个学生当中，剪掉辫子以示同情革命的在七百人以上。正因为进行了这些活动，《国风日报》在当时社会上同情革命的人士当中，有很大影响，不少人把它和同盟会的总机关报《民报》并举，认为这两个报纸“都可抵得十万大军”(注六)。

对这些报纸的活动，清廷早有觉察，经常借端向它们寻衅，如《帝国日报》以“报道失实”受到过一次警告和一次拘押处分；《国风日报》以“造谣污蔑，极骇听闻”，受到过一次罚款处分；《国光新闻》则以被侦缉人员在报社内搜出署名“河北省大都督”的秘密革命文告，遭到查封。但是由于它们早有准备，呈报上去的发行人姓名全部是化名，事先又得到消息，及时走避，并没有遭到多大损失。

天津　天津迟至1911年才开始有革命派的报纸。最早出现的是《克复学报》，这是同盟会外围组织克复学会的机关报，以“排满和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李季直主编，参加撰稿的有童启曾、童冠贤等，出版几期即停，在北洋法政学堂和北洋女师学堂等当地学校的学生当中，拥有不少读者。其次是《民意报》和《民国报》，都是1911年10月后成立的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前者由李石曾、赵铁桥、张煊、罗世勋等担任编辑，社址在天津法租界，以“鼓吹实行中央革命”为宗旨。不少来往京津一带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党人，都以该报为秘密联络点(注七)。后者由甄元熙任社长，孙炳文（明）任总编辑，任维坤(即任锐，女)、梁漱溟等任编辑，创刊不久即迁北京出版(注八)。

直隶　直隶地区最早的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是1905年前后吴樾在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当时他正在保定两江公学任教，同时负责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的工作。《直隶白话报》是他为开展军国民教育活动而创办起来的通俗革命报刊。1905年9月，他去北京行刺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以身殉难，《直隶白话报》也随之停刊。1906年同盟会河北支部在保定成立，京、津、保、滦等地的革命宣传活动也蓬勃地开展了起来。由于清朝地方当局控制很严，保、滦两地都没有办成报纸，除了印发传单外，经常采取选印《民报》、《国粹学报》等革命派报刊上的好文章，通过邮局寄送的办法，来进行宣传。寄送的对象，多数是事先调查好的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包括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参加这项活动的有陈幼云、刘仙洲等(注九)。

河南　河南同盟会总分会成立于1908年，成立后不久，即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由李炯斋、罗殿卿、刘醒吾等主持，专门负责在东京出版的《河南》等革命报刊在省内的发行工作，成为同盟会设在河南地区的第一个宣传机构。“豫省各地风气之进步，该书社大有力焉”(《革命逸史》第三集282页)。同年，被当局查封。1911年春，在黄花岗之役的影响下，河南的革命思潮，日益蓬勃，运动新军、会党和地方武装的活动加紧进行。与此相配合，革命党人还在开封创办了一份《国是日报》，作为自己的言论机关，推前《河南》杂志总编辑刘积学担任主编，这是同盟会河南总分会在省内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纸(注十)。

山西　同盟会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参加者逾百人，这些人入盟不久，即纷纷潜回省内，在同盟会山西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秘密串联，并在省城太原先后创办了《晋学报》、《晋阳白话报》、《晋阳公报》、《并州日报》、《山西民报》等报刊，作为革命的宣传机关。《晋学报》创刊于1906年，主编王用宾，编辑郭可阶、梁颂光，是山西省最早的“民办”报纸，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省内出版的最早的革命报刊。1907午，《晋学报》改名《晋阳白话报》，仍由王用宾主编，景定成、刘绵若(翼若)、景耀月等人分任撰稿之责，以言论激烈被地方当局封禁。《晋阳公报》创刊于1907年11月，是同盟会山西支部继《晋阳白话报》之后，创办起来的一份大型的日刊报纸。总编辑王用宾，经理刘绵若，编辑记者武缵绪、仇元、张树帜、蒋虎臣等，发行于省内各州县，销路很广，“同志间传通声气，结纳豪俊，皆以(《晋阳公报》)报馆为总机关”(《辛亥革命》第六册172页)。1910年春，晋抚丁宝铨以铲烟为名，发动官兵开至交城、文水两地，屠杀百姓至百余人。《晋阳公报》特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对屠杀经过和伤亡情况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评论，揭发清吏残民以逞的罪行，进而指责清政的黑暗，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清朝地方当局对此大为震恐，罗织了“簧鼓革命，摇动人心”等罪名，对这个报纸进行了迫害：报馆被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入狱，刘绵若“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他和报社有来往的社会人士也受到株连，遭到放逐或监视的不下数十人。只有王用宾因事先得到风声，逃往日本，才得以幸免。王字利臣(也写成理成)，又字太蕤，山西猗氏人，清末廪膳秀才，由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考取留学日本，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以后即在省内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上述三个报刊都由他主编，是这一时期山西地区革命派的主要报刊活动家(注十一)。《并州日报》、《山西民报》则是在1911年太原光复前后出版的。前者由归国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张起凤任馆长，总主笔是一位姓阮的越南革命志士，协助编辑工作的有薛笃弼等。除办报外，革命党人还在省内各地创办了一些输送和代销革命书报的机构，主要的有南桂馨在太原创办的振华派报社、景定成在运城创办的回澜公司、李岐山在运城办的汇文书局等。这些机构既是革命报刊的秘密发行机关，又是各地革命党人进行串联的秘密联络机关。当时在崞县办学的续西峰，也为革命报刊的传播做了不少工作(注十二)。

山东　山东同盟会组织在省内出版的革命报刊，有《济南白话报》和《渤海日报》。《济南白话报》是一份油印报纸，日出八开一张，创刊于1906年，社址在济南市白雪楼(即今趵突泉公园内)。编辑和撰稿人为刘冠三、王讷、丁耕农、王祝晨等，都是同盟会员，其中有些人还是济南山左公学、山东优级师范等校的在校学生。出版不久，即遭封闭。担任主编的刘冠三也受到了开除学籍的处分。这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一家宣传民主革命的报纸。《渤海日报》1911年前后出版于烟台，创办人李凤五、齐芾南、丁训初等，主要在当地清军陆海军下级官兵中进行宣传，既是同盟会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又是同盟会在当地策划武装起义的重要联络机关。烟台光复之役所发起的由玉皇顶直扑海防营的战斗，就是在《渤海日报》社内商量决定的(注十三)。

陕西　陕西同盟会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秋。主要负责人是井勿幕，首批发展的会员有焦子静等三十余人。1908年井勿幕第二次由日回陕，召集同盟会员成立了陕西分会，和在东京的陕西同盟分会一道，共同进行省内的革命发动工作，并着手在省内发行刊物，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陕西同盟会在省内创办的革命刊物有：1909年创刊的《兴平报》，1910年创刊的《帝州报》、《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1911年创刊的《暾社学谈》、《光复学报》等。以《兴平报》和《丽泽随笔》的影响为最大。前者由张瑞玑主编，原在兴平出版，后迁西安，改名《兴平星期报》，所刊“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论说及文学作品，都对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尽情揭露。《兴平星期报》停刊后，改名《帝州报》，一直出版到辛亥革命以后。后者由郭希仁、王铭丹、贺绂之等担任主编，每月出版两次，每册十五页，是个半月刊，所刊“临潼户书以弊生弊”等报道，揭发了清政府的窳败，在陕西人民当中，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

浙江　浙江地区因为密迩上海，同盟会成立后，当地革命党人多利用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报刊进行宣传，自己办报不多。除了配合沪报在军学两界印发过一些传单外，只在1911年夏在宁波创办过一份旬刊《武风鼓吹》。《武风鼓吹》是同盟会外围团体国民尚武会设在宁波的分会的机关报，章主编，公开标榜以“阐明武德，激扬武风，使合郡人士皆有同仇敌忾之心，以合于军国民之资格”为宗旨，实际上进行的是民主革命的宣传。“宁波各界人士、青年学生，莫不争相订购，先阅为快”(注十四)。

江西　1906年起，和几次武装起义相配合，同盟会在江西开展了大量的宣传组织活动，在1906至1911年这五年中，先后创办了《自治日报》、《江西民报》、《赣报》等鼓吹革命的报刊。前两个报纸在南昌出版，编辑吴宗慈等，“把江西各界人民都激动起来了”。《赣报》则是同盟会外围组织赣学会的机关报，“暗中鼓吹革命”，为赣州的光复作了大量的舆论上的准备(注十五)。

安徽　安徽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派报刊集中在芜湖、安庆两地。在芜湖出版的有《安徽俗话报》和《皖江日报》。《安徽俗话报》创刊于1904年3 月31日，半月刊，是安徽地区最早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担任主编的是陈仲甫(独秀)，协助他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房秩五等。陈仲甫当时是芜湖安徽公学的教员，他以这个公开的职业为掩护，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一方面在新军中下级军官和警察学堂的学生当中进行革命串联，一方面创办了这份报纸，在社会上进行反清思想的宣传，用“三爱”这一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揭发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安徽掠夺矿权和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大量事实，激励了读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报纸创刊后，很受当地青年读者的欢迎，销路很广，初创时每期发行1000份，后增至3000份，不少期的报纸重版至三次才满足需要。1904年11月一度被迫停刊，四个月后恢复出版。1905年8月，以主编人陈仲甫离芜去皖北进行革命联络活动，宣告停刊，共出22期。《皖江日报》创刊于1910年冬，由同盟会会员陈子范担任主笔，发表过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副刊上刊出的“可怜牛马无猜惯，槽枥相安二百年”等隐喻反清思想的诗句，在读者中传诵一时。在安庆出版的为《通俗报》，创刊于1908年，主编韩衍，编辑陈白虚、孙养、高超(语罕)等，都是同盟会员。《通俗报》创刊的时候，熊成基在安庆发动的起义刚刚失败，当地的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报社的经费非常困难，“报馆同人仅能维持伙食”，但仍坚持出版，用通俗的语体文，作革命宣传，揭露社会的丑恶和清政府的黑暗，支持铜官山人民反对出卖矿权的斗争，对安徽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韩衍又名重，宇蓍伯，江苏丹徒人，江南高等学堂学生，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转入北洋幕府任安庆督练公所文案，后弃官参加民主革命，从事报刊宣传活动。他志果气锐，学博才雄，曾因办《通俗报》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被后者派出的刺客刺中五刀，创伤未愈，就在报上刊出《告刺客书》，表示决不向恶势力屈服。“和他共过事的人，从未见他有悲观失望的情绪，总是热烈地鼓励大家革命”(注十六)。

广东　除省城广州外，广东地区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派报刊有在汕头出版的《中华新报》、《岭东日报》，在东莞出版的《东莞旬报》，和在香山(今中山)出版的《香山旬报》，以《中华新报》、《香山旬报》的言论为最激烈。《中华新报》创刊于1907年，原名《新中华报》，先后在该报担任编辑工作的有谢逸桥、陈去病、叶楚伧、林百举等。谢名元骥，广东梅县人，是《中华新报》的发起人。创办这个报纸的时候，他是同盟会的汕头分部长，公开的职业是潮汕铁路局的高级职员。他一方面秘密进行“往来运械递信诸务”，为在潮汕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一方面创办这份报纸，进行公开的革命思想发动工作； “当是时潮梅之言革命者，群推逸桥为祭酒”(《革命逸史》第二集196页)。1907年5月，黄岗起义失败，清吏捕名党人甚急，谢逸桥不能在汕头立足，潜回梅县，转至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新中华报》也被当局查封。1908年4月17日《新中华报》改名《中华新报》继续出版，由叶楚伧担任主笔。不久以后，因为在杭州组织秋瑾遇难周年纪念活动，遭到当地清吏迫害。逃亡到汕头的陈去病，也参加了编辑工作，使这个报纸的阵容大为加强。副刊中刊有不少南社社员的作品，成为南社革命诗歌在华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园地。1911年4月，以发表赞扬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的评论，被当局再度查封。《香山旬报》1908年9月16日创刊于香山石岐，每期出三十二开本一册，自揭宗旨为“监督地方行政，改良社会风俗，提倡实业，网罗文献”，实际上是同盟会在石岐的革命言论机关和地下联络机关。主编郑彼岸，编辑李锐进、黄冷观、李磷庵、郑道安等，多数是同盟会员。和同盟会在海外创办的旧金山《大同日报》、檀香山《自由新报》、新加坡《中兴日报》等革命报刊，保持有互为特约通讯和代理发行的关系。所刊的文章，不用清廷正朔，宣传“恢复自由”， “咸革旧染”，鼓吹“振大汉之天声”，带有明显的反清革命色彩。香山地区的老同盟会员刘思复，早就在县内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以谋刺粤水师提督李准未遂被捕。《香山旬报》创刊时，他被囚于香山狱中，仍经常以化名为该刊撰稿，所作《粤语解》、《寥斋笔记》等，在该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1911年2 月7日，《香山旬报》出至第84期，改名为《香山循报》(周刊)继续出版，由李磷庵接任主编。所刊“班本”《祝元旦记者登台》有“慨神州，已不是，黄炎甲子”，“只可叹，山河依旧，面目全非”等语，反清革命的色彩仍然十分强烈。但是，由于原来的撰稿人有不少已经离开香山，刘思复出狱后也转至香港从事革命活动，编辑部的力量大为减弱，质量已大不如前了(注十七)。

广西　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在东京加盟的广西籍留日学生潜回省内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省城桂林建立了同盟会广西支部，在学兵营、陆军小学、干部学堂、谘议局等军队、学校和民意机关建立分部，秘密发展革命组织；一方面积极办报，建立舆论阵地，进行公开的革命宣传，先后创办的报刊有《漓江潮》、《独秀峰》、《武学报》、《指南月刊》、《南报》、《南风报》、《民铎日报》(以上在桂林出版)、《西江报》(在南宁出版)、《广西日报》、《梧州日报》(以上在梧州出版)等(注十八)。

在这些报刊当中，最先出版的是《漓江潮》和《独秀峰》，它们的主编马君武、卢汝翼、蒙经、万武等，都是广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卢汝翼还是广西同盟会最早的主盟者。这两个刊物的寿命都不长，前者只出两期，后者只出一期，就停刊了。

影响最大的是《南报》和《南风报》。

《南报》　创刊于1910年9月23日，月刊，每期出线装一册，约三万字。自揭以“军国主义为纲，世界、民族两主义为目”和以“研究对南方针”为宗旨，社址在桂林文昌门内福旺街2号，是同盟会广西支部成立后创办起来的第一个正式机关报。编辑发行人署侯声，是这个支部的秘书长赵正平的化名，他是这个刊物实际上的总主笔。这个支部的支部长耿毅、总参议何遂和下属各分部的分部长梁史、刘建藩、蒙经等，都以笔名积极为该刊撰稿，以何遂(笔名贱夫)撰写的稿件为最多。刊物每期的印刷费也由这些人分担。《南报》　是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出版后一部分免费分送各学堂；一部分公开发售，每期印刷两千份，创刊号曾连续印刷了三版，在省城的社会上引起了强大的反响。《南报》的言论受到了当地警方的注意，补办登记注册手续迟迟不予批准，因此只出了三期就停刊了。《南报》停刊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民立报》曾在它的“大陆春秋”栏发表题为《呜呼南报》的短评，以示同情，并鼓动说：“呜呼！热血南方人，快招《南报》魂！无公理之可倚，唯铁血之可凭。山灵水秀毓苍生，头颅自有价，莫谓秦无人。”(见1911年1月1日《民立报》)

《南风报》　创刊于1911年2月13日，月刊，是广西同盟会支部继《南报》之后创办的又一份正式机关报。这个刊物自称“持灌输世界知识，发扬军国精神之主义”，每期发行两千份，社址仍在桂林文昌门内福旺街2号。担任总主笔的还是赵正平，只是编辑发行人改由廖璋出面。从各方面看，它都是《南报》的继续，不少《南报》没有刊完的稿件，如何遂所写的介绍南疆形势的《滇越游记》等，即在这个刊物上继续连载。它在广西巡警道衙门履行过登记批准手续，是一份公开出版的合法报纸，一直坚持出版到广西光复，才自动停刊。

《南报》

这两个刊物给读者以突出印象的，主要是它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从本省的实际出发，这两个刊物对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华南边疆的野心，极为关注；对它们蚕食我滇、桂两省领土主权的活动，极为愤慨；尤集矢于给广西造成直接威胁的法帝国主义。《南报》的创刊号上即刊有《想定敌国论》和《法兰西最近世史》两文，明确地把法帝国主义指为“吾南中国之想定敌国”。同期“本国纪事”栏“外患之部”所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六条消息中，直接揭露法帝国主义的就有《法人之云南之势力》、《法人私测金沙江》、《法人之经营南清》、《法人之注意桂边》、《法人谋滇之进步》等五条。另外一条《英法与滇陲》，也和法帝国主义有关。《南风报》刊载的《对南作战论》、《法国陆军军制》、《南疆英法之竞争》等文，同样地把法帝国主义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对后者的军事实力和侵华的兵力部署，作过详尽的剖析。同时还刊载了《讨法兰西檄文》等中法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献，和《桂军春秋》等回忆中法战争时期的几次大的战役的文章，激发读者的爱国主义感情，号召他们对法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同仇敌忾，和后者的侵略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敷衍警方的检查，维持合法的出版地位，这两个刊物也说过“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谤朝廷皇族”之类的话，但是，它们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色彩还是十分浓重的。《南报》以很大的篇幅向读者讲述有关汉族祖先轩辕黄帝的传说，描述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详细经过，介绍孙中山、黄兴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报道山东、湖南、安徽、满洲、滇边、贵州、广西、盛京等地的“灾乱”和“民变”消息，目的都在启发读者反清革命的思想。《南风报》这方面的宣传，较之《南报》并不逊色。它的创刊号的扉页刊有一幅题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水墨画，画面上画的是一丛墨竹，竹下有一只雄鸡在引吭长鸣，竹叶中隐藏有“民族主义”四个大字，画侧附歌有“忍令山河久变色”，“鸡声喔喔自南夏，探首东窗方见曙光晶”等句，含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期的社论《南风观》，在详细介绍从洪秀全到孙中山的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同时，把这些革命斗争比之为“舒卷烟云、呼啸波涛之大风”，赞颂它们“直接以反抗政府，间接以反抗外人，一扫千年来蜷伏于专制政体下噤不敢声之奴性”，倾向也是十分鲜明的。在以后几期的新闻和时事评论中，这个刊物详细报道了倪映典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和黄复生等在北京行刺摄政王的消息；介绍了同盟会领导的惠州、钦廉、镇南关、河口等几次武装起义的情况；谴责了清政府内政外交的腐败无能。它的“传记”、“国魂集”、“文苑”、“丛录”等栏，也刊载了大量有关瞿式耜、张同敞、石达开等明末以来抗清英雄人物的传记材料，张同敞所写的《浩气吟》，石达开所写的《庆远白龙洞题壁》，以及编辑们自己写的以反清为题材的散文、诗歌、戏曲、漫画作品，为广西地区的反清革命活动造了大量的舆论。

《南报》和《南风报》的出版，很受进步读者的欢迎，在广西的军学两界很有影响，不少在校的学生，包括军事学校的学生，都是它们的热心读者，课余还经常到报社去访问，交换意见。

此外，刘古香、周放年、王狮灵、刘震寰等在桂林主办的《民铎日报》，甘绍相、区笠翁等在梧州主办的《梧州日报》，也是这一时期在广西有影响的革命派报纸。

和这些革命报刊的出版相配合，广西地区的革命党人还创办了不少文化机关，主要的有桂林的翰芳斋、石渠书局，南宁的南宁阅报社、邕内阅报社，这些文化机关以出卖书籍文具和陈阅普通书刊为掩护，进行革命书报的发行和传阅活动，扩大了革命报刊宣传的影响。

广西地区革命派办报活动的一个特点是，参加编辑撰稿工作的那些同盟会员们，都另有公开职业。其中大部分还是现任军官，如何遂是广西新军参谋处筹略科的科长，赵正平、耿毅等是陆军小学陆军干部学堂的教官。有的则是谘议局的议员，如蒙经。因此，巡警道方面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查封。这也是《南风报》得以坚持出版的一个原因。

福建　福建地区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派报刊集中在福州、厦门两地，在福州出版的有《建言日报》、《警醒报》、《民心》；在厦门出版的有《厦门日报》、《福建日日新闻》、《南兴报》。从1902年起，福建就开始有革命党人活动，先后建立有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汉族独立会、桥南公益社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但是互不统属，力量比较分散。1906年夏，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大部分革命团体纳入同盟会的统一领导，革命的形势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福建地区早期的革命宣传活动，主要依靠革命党人分别设立的各种阅报社来进行。著名的有福州的益闻社阅报所、福州书报社和厦门的鼓浪屿阅报所、闽南阅报社。通过这些阅报社，秘密地传阅、翻印、散发革命书报，播撒革命种子。1910年广州起义后，为了加速革命的进程，当地的革命党人才开始考虑办报。前举的六家报刊，都是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由福州、厦门两地的同盟会员陆续创办起来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建言日报》。这个报纸创刊于1911年1月10日，社址在福州仓前山梅坞岭，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张海珊、刘通、林斯琛、黄光弼等，林觉民在回乡为黄花岗之役作准备期间，也曾积极为该报撰稿。这个报纸的内容分为“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个部分，开始的一个阶段，因为有林长民、刘崇佑等个别立宪派人士参加合作，对外曾经标榜“以发挥宪政精神，指陈地方利病为宗旨”(见该报在上海各报所刊广告)，但不久就完全摆脱了后者的羁绊，极力昌言革命，所刊新闻、评论，“嬉怒笑骂，皆成文章，极为一般社会人士所爱读”，凡“关心时局者，莫不以斯报之评论为依归”(郑祖荫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41—42页)，成为同盟会福建支部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重要言论机关。其次是《民心》。这是一个月刊，1911年3月创刊于福州，主编林刚，一开始就标榜“共和主义”，鼓吹“民权”，反对君主立宪，表示“唯坚心一志，从事革命，而不为立宪所动摇”(见该刊第五期《对于政府之民心》，原文“革命”两字作“□□”)，民主革命的倾向，十分鲜明，给同情革命的读者以很大的鼓动。此外，张海珊在厦门创办的《南兴报》，黄乃裳在厦门创办的《福建日日新闻》，也都很有影响。《南兴报》创刊于厦门光复前夕，发行达1300份，破当地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为厦门的光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注十九)。

四川　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的革命派报刊，主要有《重庆日报》和《广益丛报》，都是活跃在重庆地区的革命党人在当地创办起来的。四川早在1903年就成立了不少资产阶级的革命小团体，同盟会四川支部成立后，成都、重庆两地都设有分机关，入会者数以百计，革命的形势很好。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成都地区领导不力，受到当局的打击后，没有能够及时地积聚力量，把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一直没有办成报纸，这是前举的两家革命派报纸都在重庆出版的一个原因。《重庆日报》创刊于1904年10月17日，社址在重庆方家十字麦家院，初由日本侨民竹川藤太郎主办。半年后竹川因病回国，改由卞小吾接办，萧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参加编撰工作。卞小吾接办以后，延杨庶堪、朱叔痴等革命党人参加编辑出版工作，使该报成为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在杨庶堪等人的擘划下，这个报纸着重从揭露清朝政府的腐朽黑暗和清朝官吏的庸劣贪残入手，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曾经大胆地揭发过重庆知府满人鄂芳的劣迹，刊载过题为《老妓颐和园之淫行》的激烈攻击慈禧太后的消息，受到了对清朝政府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社会进步人士的欢迎，销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由创刊时的五百份，陡增至三千份，被认为是“西南的一支革命劲旅”(《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338页)。1905年6月2日卞小吾被捕入狱，《重庆日报》也被迫停刊。卞小吾名，四川江津人，1902、1903两年出游北京、上海等地，结纳了不少革命党人，1904年回到重庆后，一方面发起创办东华火柴厂，一方面以变卖祖遗田产所得的六千两白银，独资接办《重庆日报》，为革命派提供讲坛，是一个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卞被捕后，系狱成都，1908年6月13日为官方嗾使暴徒杀害，成为四川新闻工作者以文字杀身之第一人。《广益丛报》创刊于1905年前后，创办人杨庶堪、朱蕴章等都是同盟会员，“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联络开明人士，进行了一些工作”(向楚、朱必谦《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刊《四川文史资料》第一辑)，但言论不如《重庆日报》那么激烈，1907年前后仍在出版。1908年至1911年这几年，四川地区的同盟会和共进会组织急于进行军事冒险，把主要力量放在联络新军会党和发动武装起义上，先后在彭县、江油、泸州、江安、成都、叙府、广安、嘉定、黔江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其间为了秘密联络和宣传工作的需要，也仿效外省的办法，创办过一些书报社，陈列和散发过一些革命宣传品，但办报的活动有所减弱，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需要言论机关为之配合的情况下，没有再办起一份能够登高一呼，在省内有影响的报纸。

云南　云南地区早期的报刊全部集中在昆明。最早倾向革命的报纸是1905年后创刊的《云南日报》，创办人孙璞，编辑钱用中、赵世铭、甘德光，这也是云南地区最早的一份日报。稍后创刊的还有《义声报》、《民意报》、《星期报》和《云南公报》，这些报纸的编辑人多数是地方上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清政之不纲”和“列强谋滇之急”都发表过愤激的言论，同情革命，但还不是正式的革命机关报。云南革命党人在省内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纸，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国民会在昆明创办的《国民话报》。这个报纸出版于云南光复前夕，由该会会员李、孙天霖等负责编辑发行，每期刊印千册，分别邮寄到全省的每一个县，托人代售，以宣传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不少往来昆明的革命留日学生都在该报下榻。国民会并入同盟会后，这个报纸即转为同盟会的报纸，先后出版十期。省城以外，蒙自、个旧等县的同盟会组织限于物力，没有可能办报，它们主要通过秘密传阅国内外出版的革命报刊和散发传单等方式来进行宣传(注二十一)。

贵州　贵州地区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派报刊，是自治学社主办的两个机关报：《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自治学社号称“同盟会之别派”、 “自治党”、“西南党”，成立于1907年，是贵州地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张百鳞、钟昌祚、黄泽霖等联合创办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创办不久就归附于同盟会，被同盟会总部承认为该会的贵州分会。自治学社刚成立，就决定办报。这个社的社章第三章第十二条曾经提出：“本社成立后，社员散居各地，必有一机关交通联络，共期社务之发达”和“代表全社之意见”。《自治学社杂志》就是根据这一条社章创办起来的这么一个机关。它是一个月刊，委托当地书局代印，每期印数不多，只在社内发行，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出版不久即停。为了更好地宣传学社的主张，扩大它的影响，吸取了办《自治学社杂志》的经验，学社的领导人决定另外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日刊报纸，作为自己的言论机关，这就是不久以后出版的《西南日报》。为了办好这份报纸，学社召开的1908年年会上，特地作出了专门的决议，筹措了专门的经费，派人到上海购置了全套印刷设备(注二十二)，为报纸的出版作了充分的准备。报名初定为《惧报》，取“孔子惧，作春秋”之意，申请登记时被贵州巡警道驳回，理由据说是“惧报之名，不甚雅驯，有失政府期望宗旨”，批令“另拟报名呈送备核”(转引自《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174页)。最后才改定为《西南日报》。这一报名反映了学社领导人企图联合川、滇、黔、湘、粤、桂等西南六省，“以图全局”的思想。《西南日报》创刊于1909年7月，张百麟自任总编辑，协助他担任编辑撰稿和发行等项工作的先后有黄泽霖、杨寿、刘镇、张镜波、许阁书、周培艺、陈守廉等，都是自治学社的骨干。这个报纸新闻和评论并重，新闻除“中央要闻”外，在编排上平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广东等六栏，着重报道这六个省的消息，“力谋六省关系之接近”(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见《辛亥革命》第六册422页)，有明显的西南地方色彩。评论则“一以急进为宗旨”(《革命逸史》第三集358页)，宣传过民主共和的思想，对地方官员摧残民权草菅人命的暴行，也进行过严厉的指责。但是，“立言不贵猛烈，而贵静细。苟可以偿国利民福之奢望，虽迂回曲折，有所不恤”(《西南日报》349号张百麟文，转引自《辛亥革命》第六册422页)。这是由于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和地方当局对一个公开出版的报刊所能够容忍的限度，力图保住阵地，作长期坚持打算的缘故。《西南日报》宣传上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内容，是和当地立宪党人的斗争。以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为首的贵州立宪派分子，以教育会、商会和一些公立学校为基地，在谘议局刚刚成立的一个阶段，在省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都拥有很大的实力。为了削弱他们的影响，《西南日报》根据采访得来的一些事实，通过新闻和评论，对他们的一些丑行，作了详细的揭露。这方面的主要报道有：一，揭发任可澄等立宪派分子利用办学机会，侵蚀公款逾万；二，揭发立宪派领袖唐尔镛讹占财产未遂，唆使其叔枪杀堂弟，事后又包庇凶手逍遥法外；三，揭发立宪派分子曹兴蕲“遭父丧未逾月，发销假”。对这些立宪派分子通过他们的报刊所作的辩解和反噬，则依据事实，逐一驳回。这些报道和评论撕破了这伙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们的绅士外衣，把他们虚伪的假道学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他们不齿于士类，无法在当地立足，同时也使得自治学社一方得到更多的舆论支持，在两派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缺点是多数的报道和评论仅止于人身攻击，并没有从政治上揭露立宪派，肃清他们的危害，清除他们的影响，使人们对立宪派分子后来的反扑，失去警惕。《西南日报》的出版和它的宣传，对贵州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它使“黔人之思想为之一变”(《革命逸史》第四集236页)，使自治学社的工作，“随报纸的发行而飞跃进展”(《贵州辛亥革命史略》，刊《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四期)。在《西南日报》的推动下，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自治学社在省会的各法定机关如谘议局、教育总会等单位，都占有很大优势，全省五十个州县都建立了分社组织，入社的社员达一万四千人，为1911年的贵州独立作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注二十三)。(www.daowen.com)

奉天　1907年春，宋教仁、徐镜心、吴禄贞等在沈阳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这以后，奉天地区的革命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同盟会外，陆续出现了铁血会、共和会、新民武学研究会等革命小团体。新建立的这些小团体没有办报，同盟会则由于宋教仁、吴禄贞等几个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就相继离开，组织涣散，也没有办起正式的机关报纸，除了利用公开的“讲演社”和“阅报社”演讲革命道理、陈列和秘密散发革命书刊进行宣传外，主要利用会员自办的一些报纸作为讲坛。这一类报纸见于记载的有《东三省民报》和《国民报》，都在沈阳出版。前者创刊于1908年前后，主办兼主编人赵中鹄，是活跃于奉天教育界的同盟会员，当时是谘议局的议员，创办不久即因经费困难停刊。后者创刊于1911年，主办人张榕，主编杨大实、赵元寿、田又横等，是和新成立的革命小团体联合急进会关系密切的同盟会员，这份报纸同时也是联合急进会的言论机关，鼓吹“人道主义”和联合满汉人民共同建立“共和政体”，为奉天的光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创刊不久，受到了反动官绅驻奉天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张作霖、袁金铠等人的联合镇压，张榕、田又横等被暴徒刺死，该报也被迫停刊。此外，还有个别同盟会员利用在社会上的其他报刊担任编辑的机会，在这些报刊上开辟一小块阵地，作为革命的讲坛。例如在奉天天主教报纸《大中公报》担任总编辑的沈肝若和在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担任编辑的徐镜心，就是这样。沈在秘密加入同盟会后，即在该报辟设“三千毛瑟”一栏，专门刊登会内同志送刊的攻击清政府的稿件；徐镜心也利用《盛京时报》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

吉林　1909年孙中山派廖仲恺、林伯渠、徐镜心等到吉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同年在他们的指导下，在长春创办了当地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长春日报》。《长春日报》的主持人是蒋大同。蒋原名卫平，直隶永平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生，以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遭到清廷缉捕，逃往东北，加入同盟会，以贩书为掩护，秘密推销和散发革命书报。创办《长春日报》后，他又以报馆为基地在长春、黑河等地的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协助他担任主笔的徐竹平、董耕芸，也是同盟会员。1910 年2月，参加安庆新军起义失败后逃来东北的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蒋、徐受到牵连，徐被捕，蒋出走，《长春日报》也被迫停刊(注二十四)。

新疆　新疆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伊犁。1910年前后，同盟会员、新军协统杨缵绪从湖北调至伊犁驻防，即以伊犁为基地，建立了同盟会组织，深入当地的新军和哥老会中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在当地创办了一份报纸《伊犁白话报》，作为同盟会的公开宣传机关。《伊犁白话报》的编辑撰稿人有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等，都是随杨缵绪调来新疆的湖北籍同盟会员，也都是新疆地区革命派秘密活动的骨干。担任主编的是冯特民。冯名一，笔名鲜民，湖北江夏人，毕业于湖北自强学堂，青年时代就加入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5年以后又加入了同盟会，在武汉和陆费逵一道办《楚报》，进行革命鼓吹，到新疆后，他积极地参加了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是当地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适应在少数民族当中进行革命宣传的需要，《伊犁白话报》同时用汉、维、蒙三种文字出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唯一的一份用少数民族文字编印的革命派报纸。它不仅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而且十分注意向少数民族同胞灌输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它告诉少数民族读者：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镇压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牢狱，压迫者当中既有满洲贵族，也有他们的汉族走狗，他们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伊犁白话报》的宣传鼓动下，新军中加入同盟会的日益增多，当地少数民族也积极支持革命，新疆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快的发展(注二十五)。

在大量编印出版革命报刊的同时，不少省、市地区的革命党人，还创办了不少书报社，通过它们秘密传递和发行革命报刊，进行革命宣传。陕西的公益书局，湖南的作新译社就是这种类型的书报社。前者为陕西同盟会员焦子静、刘俊生所创办，地址在西安南院门，专门“贩卖一切革命书报”(1912年12月19日《国风日报》新闻《陕甘旅京同人欢迎井茹二公详志》)，《民报》、《夏声》等在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经过伪装辗转运到陕西后，都由该局“毅然任销售之责”，“鼓吹革命，厥力不鲜”(景梅九《扶荔宫诗存》注，刊《辛亥月刊》第二期)。后者为湖南同盟会员张镇衡、邹永成、谢介僧等所主办。地址在长沙南阳街，成立于1904年，开始属华兴会，后归同盟会领导，一直坚持活动到1911年湖南独立。这个书报社除了秘密代售各种革命书报外，还自行雕版翻印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在当地秘密散发，它不仅是同盟会领导下的文化出版机关，而且是同盟会在湖南的秘密联络机关之一。内蒙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当地的革命党人主要利用自办的“书子房”(当时民间传递信件的机构)来进行革命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他们通过“书子房”传递革命书报，散布革命传单，掩护革命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各省市地区进行的办报活动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一、多数是当地的同盟会组织创办起来的。一些未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小团体所创办的报刊，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这些革命报刊相濡以沫，互相支援，形成了一个在同盟会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革命宣传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它们的主编和发行人绝大多数是同盟会员，其中大部分还都是革命的留日学生，一批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负笈东渡，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学习和寻求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从事办报活动的骨干。

二、秘密与公开相结合，而以公开出版为主。不少报刊在出版前，都按照清政府新颁的各项出版条例，履行过注册登记手续。为了适应公开出版的需要，这些报刊采取了和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不同的宣传手法，学会了怎样用化名来发表文章和办理注册手续，学会了怎样用较为含蓄的语言来宣传革命的主张，学会了怎样用各种有利的社会关系为自己作掩护，力图用韧的战斗，守住阵地，伺机狙击敌人，和后者进行合法的斗争。由此在一部分报刊中产生的一个缺点是文字曲折隐晦，不够显豁，揭露性的宣传多，正面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少，革命理论的宣传不足。这一缺点，在敌人力量比较强大、压迫比较严重的地区出版的报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发展不平衡。除了上海、武汉、省港地区外，办得比较活跃的，是两广、京津、闽赣、云贵等几个地区的革命报刊。它们在当地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他省份的革命报刊，就相对地差一些。这也和各地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有关。革命报刊宣传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往往也正是那些革命的群众基础较好和力量较强的地区。这些报刊办好了以后，反过来又给当地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很大的推动。除沿海和交通方便地区的革命报刊较具规模，有较好的印刷和电讯传送设备可资利用，新闻报道较为及时，内容较为充实外，大多数内地或边远地区革命报刊的出版条件都很差，一切因陋就简，纸张粗糙，印刷质量低劣，新闻报道不及时，内容也比较单薄，其中的有些报纸，“不过稍具报纸之雏形，并未能具有真正新闻纸之完备条件”(张燮友《山西的新闻事业》，刊《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区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不平衡。

由只能在海外办报和托庇于帝国主义的租界办报，到深入到国内各地办报，这是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所办的这些报纸，遍布于从沿海到内地，从反动统治者鞭长莫及的边疆到敌人腹心地区的全国各地，在亿万人民当中吹起了民主革命的号角，迎接了1911年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一)：见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稿本，原件藏南京史料整理处，档案号34／280。

(注二)：见《王元震革命事略》，刊1912年11月19日《国风日报》。

(注三)：参看韩锋《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

(注四)：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448页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一文。

(注五)：见刘精三《辛亥革命经历记》，刊《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注六)：见山西文史研究馆《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刊《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注七)：《克复学报》的情况据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一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425页。《民意报》的情况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274页，及《四川文史资料》第一辑陈宪民文。

(注八)：参看《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另据梁氏1980年4月10日函告：“《民国报》创办时，总编辑为孙炳文，我为驻北京的外勤记者，偶尔写一些短评，孙兄一次赠给我漱溟二字为笔名，于是沿用至今。我起初以寿民为号。”

(注九)：据《革命逸史》第三集197页，《民国史人物传记》，尚明轩作《吴樾传稿》，及1961年10月6日《河北日报》所刊刘仙洲《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一文。

(注十)：据《革命逸史》第三集282页，《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244页。

(注十一)：据《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所刊政协临猗县委会朱锡三所写传记材料。王用宾光复后曾任河东军政分府民政长、山西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注十二)：据张燮友《山西的新闻事业》，刊《申时电讯社创立十周年纪念刊》；江地《辛亥革命在山西》，刊1961年10月7日《山西日报》；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及侯少白《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纪事》，刊《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编；王用宾《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及薛笃弼《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断》，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辑。又： 《晋阳白话报》，王文作《晋话报》；刘绵若，王文作刘绵训。

(注十三)：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山东文史资料》第四辑，王祝晨《清末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回忆》一文；1961年10月11日《大众日报》所刊鲁志《辛亥革命在山东》一文。

(注十四)：见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176页。

(注十五)：据彭程万《江西光复和光复后的政局》，周兆麟《辛亥南昌起义之夕》，陈锐等《辛亥赣南光复始末纪略》，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304、372、374页。

(注十六)：据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记韩衍》，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朱蕴山《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的几个重要人物》，刊1961年10月11日《安徽日报》。引文见朱文。

(注十七)：据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广东辛亥革命史料》所刊郑彼岸《辛亥革命香山起义回忆》一文，《广东文史资料》第五辑所刊郑佩刚《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一文，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21页。又：林百举一作林伯杞，见《革命逸史》。

(注十八)：据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黄绍雄《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刊前书第二辑；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李任仁《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蒙起鹏《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报刊》，刊《辛亥革命在广西》；可橹《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南风报》，刊1961年10月7日《广西日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及1911 年2月5日《民立报》所刊《南报》广告。黄文的叙述间有错误。

(注十九)：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丘廑亮《厦门的辛亥革命》，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陈孔立等《辛亥革命在福建》，刊《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二期；史滇生《福建光复前后》，刊1961年10月8日《福建日报》；丘廑亮《辛亥革命在厦门》，刊1961年10月10日《厦门日报》；及1911年1月7日《民立报》所刊《建言日报》出版广告。又： 《南兴报》，陈文作《南声报》。

(注二十)：据杨丙粗《重庆报纸小史》，刊《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卞仲《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政协大足县委员会《辛亥革命前大竹书报社的革命活动》，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向楚、朱必谦《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刊《四川文史资料》第一辑。

(注二十一)：据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张若谷《辛亥革命前后的个旧》、马竹髯《南防光复回忆录》，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孙璞《重九战记》，刊《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81页。

(注二十二)：据吴雪俦、胡刚在《贵州辛亥革命散记》一文中记述《西南日报》经费筹措情况云：“(当时有印刷报纸能力的)贵州通志书局控制在宪政预备会手里，决不会替自治学社印报，自治学社为了筹足购买印刷机器的费用(约三千银洋)煞费苦心，先是在会员中征得股款五百元，稍后又由张百麟向其岳家征得股款一千五百两，最后才凑足数目，以三千五百元的代价，在上海购来全部机器，社员黄佛青亲赴上海购买，辗转运来贵州。”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174—198页。

(注二十三)：据忍庐《辛亥革命在贵阳》，刊《越风》杂志第20期；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平刚《贵州革命先烈事略》、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周培艺等《贵州血泪通告书》，刊《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 《中国国民党史稿》； 《革命逸史》第四集。

(注二十四)：据196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196页、202页、211页；宁武《辛亥革命前后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刊1961 年10月11日《辽宁日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130页； 《革命逸史》第二集。

(注二十五)：参考《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所刊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概述》两文，及《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所刊鲍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