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上海地区的革命报刊宣传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开始更多地致力于国内民主革命的动员组织和准备工作，先后在两广、湖南、云南、安徽、江西等地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在湖北、浙江、东北等地也进行了大量的革命酝酿工作。和这一形势相配合，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重点，也开始逐渐地由海外向国内转移。

上海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有较好的通讯印刷设备和有帝国主义的租界为之缓冲等特殊条件，继续成为革命派在国内进行报刊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不少新创刊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都在这里出版。同盟会成立以后，上海是革命派在江浙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进行组织活动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基地，同盟会的江苏和上海分会，中部同盟会的总部，和一个时期的光复会的总部，都设在这里，先后建立有爱国女学堂、中国公学、健行公学、锐俊学社等公开联络机关，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强的领导力量。这也是上海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中心的一个原因。

1905至1911年这一期间，革命派在上海先后设立了十五家报刊，它们是：《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越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光复学报》、《锐进学报》、《大陆报》和《天铎报》。其中，除了《国粹学报》专治中国国学，《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主要以妇女为对象外，其余的都是面向社会不限对象，以刊载时事政治材料为主的综合性报刊。

几种综合性报刊当中，首先创刊的是《竞业旬报》。这个刊物创刊于1906年10月28日，顾名思义是个旬刊。1907年1月24日出至第十期休刊，1908年4月11日恢复出版，1909年1月22日停刊，先后出版了三年，四十期(注一)。这个刊物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主办的，参加编辑撰稿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的学生，主要编辑人有傅君剑、谢诮庄、丁洪海、刘尧、蒋翊武等，当时在中国公学学习的胡适，也担任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对外宣布其言论主张是：“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实际上，“专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注二)。这个刊物值得提起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全部用白话文写作，以便把革命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胡适用“期自胜生”这一笔名所写的《地理学》、《真如岛》等通俗的科学小品和白话小说，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是这位五四时期以提倡文学改良著名的“白话大师”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批白话文作品。另一件是它和香港的《中国日报》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接受了后者的委托，担负了及时向后者传报有关国内革命行动消息的任务。1906年萍浏醴起义期间，《中国日报》所刊的有关这次起义的新闻专电，就是由它汇集后拍发的。

其次是《神州日报》。这份日报创刊于1907年4月2日，社址在上海四马路巡捕房对过的群学社书店三层楼上。它是继《警钟日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是这一时期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重要言论机关。《神州日报》的创办人是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是他1904年开始为报纸投稿时所用的笔名，此后常用的笔名还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太平老人是他晚年的别号。于右任从小习举子业，1903年中试陕西秋闱。1904年，以所著《半哭半笑楼诗草》有“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等激烈词句和革命排满思想，被三原县令德锐和陕甘总督升允举发，遭到通缉，改名刘学裕，逃往上海。到上海后，先是肄业于马相伯主办的震旦学院，继而又转学于复旦学院，并开始为在日本出版的一些报纸写稿。1906年4月，从上海到东京，会见了孙中山，同年11月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就纠集一些同志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此后又参加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报的办报活动，并为在东京出版的《秦陇》、《夏声》等革命刊物写稿，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派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之一。《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个报纸，它的开办费两千数百元也是于右任和邵力子在留日陕、甘、豫、晋等省的革命学生中募集得来的。主办《神州日报》期间，于右任同时在同盟会系统的中国公学任教，上午教书，下午办报，既是教员，又是记者，《神州日报》早期的一些重要评论文章，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文章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名噪一时。

协助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担任编辑撰稿和出版发行等项工作的，先后有杨毓麟、王无生、汪允宗、叶仲裕、金淮、汪彭年、劭闻泰(力子)、丁搏沙、张俊卿、黄祯祥、谭价人、李孟符、庞青城、陈翼龙等(注三)，绝大多数都是复旦和中国公学两校的校友，其中负主要责任的是杨毓麟、王无生、汪允宗这几个人。杨毓麟(1871—1911)亦名守仁，字笃生，号叔壬，笔名椎印寒灰，湖南长沙人，戊戌时期就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担任过时务学堂的教习，为维新派报刊写过稿。1902年到日本留学，在弘文书院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加入了兴中会，开始倾向于革命，编写过攻击清朝政府为“野鸡政府”，丑诋封建臣僚为“忘八官场”的极端排满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新湖南》，担任过留日学生早期革命刊物《游学译编》的主编，是这一时期革命派的著名宣传家之一。1904至1908这几年，杨毓麟主要在国内从事民主革命工作，参加过多次谋刺清廷大僚的暗杀活动，并担任了《神州日报》的主编。1908年以后，他出国到欧洲，1911年7月8日受黄花岗之役失败的刺激，自沉于英国的利物浦。王无生，名钟麒，笔名天生；汪允宗，字德渊，笔名照，也都是《神州日报》评论文章的主要作者(注四)。《神州日报》的那篇兴寄遥深、华赡玮丽的发刊词，就是由杨毓麟、王无生两人主稿，经于右任参订润色后，用“三函”的集体笔名发表的。

《神州日报》并没有公开标榜自己是革命派的言论机关，但是它的革命倾向是明显的。首先，报纸的名称就隐含有反清的思想。神州是中国的古称，在旧诗文中，它往往和故国联系在一起，用它做报名，一个明显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广大读者对灾难深重的故国的深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感情。于右任在谈到这个报纸的名称的时候，也承认： “顾名可以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1940年重庆版《新闻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其次，是不奉清廷的正朔，报顶的纪年只用干支和公元，不用清朝的帝号，创刊三个月以后，才在报头下用极小的字体列出“光绪”某年等字样以为敷衍。

接受《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派报刊仓促被封的教训，《神州日报》的一般言论“以沉郁委宛见长”(同上)，意内言外，不露锋芒，避免授人以柄。但在关键时刻，也能够挺身而出，发表一些尖锐的意见。例如秋瑾被捕遇害事件发生后，《神州日报》就曾经刊出汪允宗所写的署名论说，对杀害秋瑾的主凶绍兴知府贵福进行猛烈抨击，斥责他“嗜杀仇新”，“欺罔害民”，是“国人之蟊贼”；鼓动他即将调任知府的宁国地区人民，“本于惯习以出对付之手段”(见1908年4月12日《神州日报》)。

比较起来，它的新闻报道带有更多的革命色彩。它在“有闻必录”的口号的掩护下，详细地报道了各地武装起义进行的情况，给革命运动以极大的舆论上的支持。对反动的清朝政府，它也极尽揭露鞭挞之能事，它所发表的《呜呼盗贼世界》(1911年2月22日)、《皖北之天灾人祸》(1911年2月23日)、《北京官场之酒色财气》(1911年2月25日)、《盛宣怀之贪污史》(1911年7月2日)、《江南之凄风苦雨》(1911年7月9日)、《河北官场之烂污史》(1911年8 月18日)等新闻和通信，用大量事实证明了清政府的黑暗窳败，使广大人民加深了对这个恶劣政府的厌恶和痛恨情绪。

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这个报纸的反映是强烈的。它直斥正在“扩张势力于亚东”的美国侵略者为“帝国主义”者(1908年4月21日论说《论今日民气之可用》)，呼吁中国人民对它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侵略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它揭发了俄、英、日等帝国主义觊觎我蒙藏边疆和南满地区领土主权的大量罪行，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和他们的蚕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见该报1908年4月16日论说《西藏大势通论》、同年4 月20日论说《蒙古救亡论》、1911年9月社论《日人谋吞南满之心曲》)1908 年2月广东发生日轮二辰丸号走私被扣事件，日方态度蛮横，借端强索赔款，《神州日报》通过报道揭发了日方侵犯我国主权的事实，并发表论说，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拒买日货运动以为抵制。1909年4月，上海发生租界印捕侮辱华女的事件，《神州日报》不顾租界当局的恫吓和威胁，用大号字体进行连续报道，强烈要求惩治罪犯，维护民族尊严。这一类的宣传报道都很受读者欢迎，在他们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神州日报》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在编辑和印刷等方面，完全现代化了的大型日报。它日出对开三大张，广告和文字各占一半，文字部分共六版，各版的固定栏目是：一版“社论”、“论说”、“专电”(包括“本馆专电”和“译电”)；二、三版“要闻”；四版“各省通信”、“杂俎”；五版“沪事评论”、“本埠新闻”、“商业新闻”；六版“余录”、“文苑”及其他。以后出版的革命派大型日报，都大体参照它的这种分栏办法进行版面安排。从版面分配的情况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新闻的数量增多了，一是副刊文字受到重视。《神州日报》对新闻报道是抓得比较紧的，除了国内外要闻外，它还注意“学界新闻”的报道，以便加强和青年学生的联系，在这一部分读者当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在副刊文字的编辑上，《神州日报》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它还没有专门的副刊，但是四版的“杂俎”和六版的“余录”和“文苑”等栏都已具备了副刊的雏形。它的“文苑”栏刊有大量的小说、随笔和旧体诗词，不少作品都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

《警钟日报》 停刊以后，上海地区一直缺少一份代表革命派发言的日刊报纸，《神州日报》的出版，弥补了这个空白，它一创刊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超过一万，成为当时上海地区销路最广的报纸。

从1907年到1911年，《神州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于右任主持的阶段，时间仅共八十天。创刊不久，就因邻居失火，编辑、印刷、营业三部连带受灾，损失很大，于右任无力恢复自行辞出而告结束。第二个阶段是杨毓麟、叶仲裕、汪彭年等人共同主持的阶段，时间大约一年多，由于杨毓麟的远赴英伦和叶仲裕的投江自杀而告结束。第三个阶段是汪彭年主持的阶段，由汪负主要责任，一直维持到上海光复。前两个阶段参加的革命党人较多，主要的骨干都是同盟会员，报纸在他们的直接掌握之下，和革命组织的关系比较密切。后一个阶段，不少革命党人已经离开，主持人和同盟会、光复会都“甚少联系”(注五)，报纸和革命组织的关系已不如前两个阶段那么密切。但是，由于担任主笔和参加编辑工作的同盟会员们的努力，这个报纸仍然坚持革命的立场，直到上海光复以前，在社会上，它始终被认为是革命派的一个言论机关。

再就是被称为“竖三民”的，相继出版的三个“民”字头的报纸：《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民呼日报》 创刊于1909年5月15日，地址在上海各报相对集中的街道山东路望平街的160号，日出对开四大张，是于右任继《神州日报》之后创办的又一份大型的革命派日刊报纸。于右任离开《神州日报》后，一度应邀在蔡乃煌办的《舆论日报》担任主笔，由于“气味不投”，只呆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行辞出。1908年8月起，他开始在上海筹备办报，在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等人的协助下，只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就募得股款六万元，《民呼日报》就这样创办起来了。

新创刊的这个日报，由于右任自任社长，协助他担任编辑撰稿工作的有范光启(鸿仙)、徐天复(血儿)、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等。范、徐两个人都是从做校对工作开始，经过努力成为那一时期的著名报刊评论作家的，他们和于右任合作密切，是“竖三民”几个报纸的办报骨干(注六)。《民呼日报》自称是“人民的呼声”(注七)，标榜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民呼日报特别广告》，见1909年5月5日《申报》)为宗旨。它一创刊就从揭发清朝政府官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等种种事实入手，对反动当局发起攻击。带有副刊性质的“丛录”部分，还发表了不少鼓吹民族革命的慷慨淋漓的旧体诗词，言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了同时期的《神州日报》，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

对异军突起的这份革命报刊，反动派十分嫉恨。受到过攻击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尤为切齿。他诬指在《民呼日报》办公的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嫌疑，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提出控告。紧接着，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已故上海道蔡钧的家属、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以“毁坏名誉”为辞，向公共租界当局进行指控。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受理了他们的控告，对于右任实行拘捕，经过十四次研讯，尽管已经查明甘肃筹赈会是旅沪陕甘人士联合举办的群众团体，只在《民呼日报》办公，和该报并无直接关系，侵吞赈款之说也查无实据，仍然蛮横地将于右任“逐出租界”，并要他具结：今后不得“借开报馆，不安本分”。《民呼日报》因此于8月14日停刊。这个革命报纸只出版了九十二天，就在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被扼杀了。

《民呼日报》 的寿命虽然不长，但在上海读者中留有深刻印象，不少外地读者也深受它的影响(注八)。反动派对该报施加压力的时候，每天都有“数十起”读者来信，投寄该报，表示声援(注九)。以《神州日报》为首的上海其他报纸也曾经对该报的横遭摧残，表示同情，作过舆论上的支持。

《民吁日报》创刊于1909年10月3日，上距《民呼日报》的停刊不到两个月，距会审公廨的非法宣判才二十来天。社址仍设在山东路望平街160号。机器设备也全部是《民呼日报》的旧物。只是注册地点改在法国驻沪领事馆，利用几个租界各自为政的空子，取得了合法出版的地位。

《民吁日报》的创办人仍然是于右任。他在《民呼日报》被禁后，避居法租界的一家法商旅馆里，立即进行《民吁日报》的筹备工作：办理了《民吁日报》的登记和《民呼日报》设备的过盘手续，并为即将出版的报纸撰写了发刊《宣言书》。在《宣言书》的祝词中，他激动地写道：“予将手执斑

宋教仁

《民立报》

《民吁日报》

《竞业旬报》

《民呼日报》

管以经营八表兮，用求坠鼎而复我金瓯；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同协尔力以力扼此横流。”表达了自己愿意为民主革命事业继续挥笔战斗的决心。只是由于刚刚为租界当局所驱逐，不便于立即公开出面，才委托朱少屏(葆康)、范光启、景耀月、王无生、周锡三、杨千里、谈善吾等代为主持。朱少屏是《民吁日报》名义上的发行人，范光启是社长，景耀月是总编辑，后者是奉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到上海来营救于右任，事后留下来协助《民吁日报》工作的。于右任自己则在《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到日本去为报纸筹募经费去了。

《民吁日报》初出四大张，后增至五大张。新闻文字和广告各半。各版的安排和《神州日报》、《民呼日报》大体相近。它所标榜的宗旨是“觇民情”、“存清议”、“维国学”、“表异闻”(《宣言书》)；是“宣达民情，鼓舞民气”；是“振发国民精神，痛陈民生疾苦，保存国粹，讲求实学”(注十)。由于很快就被查封，它的这些宗旨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给读者以强烈印象的是它的大量的揭发控诉和指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报道和激烈的言论。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它从沙俄手中接管了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作为殖民扩张的桥头堡；以守备南满为借口，增加了在东北的驻军；同时以贷款设厂设公司等方式，肆无忌惮地强占我铁路，掠夺我东北的农产和煤铁等矿产资源。

《民吁日报》创刊不久，就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野心和它的种种侵略活动，作了一连串的揭露和谴责。1909年10月21日，创刊才十八天的《民吁日报》，刊出了题为《日工殴打学生之风潮》的报道，揭开了反日宣传的序幕。从这一天开始，《民吁日报》连续刊载了《贼之头目均是日本人》(11月2日)、《驳日本报之僻论》(11月6日)、《请看日本排中国货》(11月12 日)、《日本人又不文明》(11月16日)等新闻和评论，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披猖恣肆的种种暴行，表示了中国人民对蹂躏我国土、侵占我主权、凌轹我同胞的侵略者的强烈义愤。

1909年10月下旬，日本前首相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来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民吁日报》在他抵达中国之前，就发表短评，指出伊藤的这次旅行不是一般的“逍遥游”，而是一次“政治调查”，其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内情，监督中国财政”(《政治的旅行之疑问》刊10月22日该报)。当伊藤到达大连以后，《民吁日报》又发表社论《伊藤满洲旅行之阴谋》，详细地剖析了伊藤此行的目的，指出伊藤的满洲之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为中国之必将瓜分而思有以固日本之地位而立进取之基也”(刊10月26日该报)，提醒中国人民对他的阴谋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1909年12月26日，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和朝鲜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民吁日报》又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评论和报道，赞扬朝鲜革命者的英勇行为。认为伊藤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对这个它们称之为“大浑蛋”、“老怪杰”、“可怜儿”和“歌舞英雄”的老牌侵略者，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揶揄和嘲讽。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个人暗杀活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伊藤的死不可能改变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伊藤流血后之满洲》)；“其死亦且无缓和中国之亡，矧后起者其政策之激烈复有甚于伊藤，此我中国外交之前途所为愈危惧者也”(《中国外交危机之愈迫》)。

围绕伊藤的中国之行和他的被刺事件所进行的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形成了《民吁日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宣传高潮。此后不久，《民吁日报》又发表了《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刊1909年11月16日该报)等评论和署名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和沙俄一道共同攫夺我锦齐铁路路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由此掀起了又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高潮(注十一)。其缺陷则是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向英美借款筑路，以“让与利益”为条件，借英美来抵制日本的主张，表现了对另外几个帝国主义的幻想。

《民吁日报》以上的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起始于10月21日，到11月19日为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它累计发出了六十二篇指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稿件，目标明确，版面集中，搞得很有声势，成为它这一时期宣传上的中心内容。《民吁日报》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是继1903至1905年各地报刊的拒俄宣传和反美华工禁约宣传以后，中国人民在报刊上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的反击帝国主义的宣传战役。它的激烈程度，是可以和前两个战役相媲美的。它不仅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当时正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朝鲜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也是一个有力的声援。

可是，这样的宣传却为帝国主义所不容。11月初，日本驻沪总领事松冈跳了出来，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两国邦交”为辞，对清政府的上海道蔡乃煌施加压力，要求对该报进行惩处。蔡乃煌奉命唯谨，他会同了上海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蛮横地查封了这个报纸，并对社长范光启实行拘讯，经过几次审讯，由租界的会审公廨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注十二)。这个向帝国主义进行了勇猛冲击的报纸，就这样，只出版了四十八天(注十三)，就被迫停刊了。

《民吁日报》没有专门的副刊，它的“文苑”、“小说”、“佚史”、“谐文”、“丛录”、“译文”、“吉光片羽录”等栏目，散见于它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版，主要集中在第五版。其中有不少和中心宣传相配合的文学作品，如刊载于“谐文”栏的讽刺小品《拟学堂禁止学生抵制日货告示稿》等。此外，它还出有一个单独的画页，集中刊登聿光等人作的“小说画”、“新闻画”和“滑稽画”。《民吁日报》出版的时候，正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刚刚成立开始活动的时候，《民吁日报》的朱少屏、景耀月都是南社的第一批社友。由于他们的关系，南社早期的重要文献如高旭作的《南社启》、宁调元作的《南社诗序》和柳亚子等人合拟的《南社例十八条》等，都首先在《民吁日报》上发表。南社社友创作的一些旧体诗词，如柳亚子的《哭冯心侠》、《追念陶亚魂冯诏清复成一律》等，也多在这个报纸上刊出，它实际上成为南社革命诗歌的第一个发表园地。

《民吁日报》的寿命虽然比《民呼日报》更短，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它的被查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封的当天，就有人贴出揭帖，表示抗议。此后，连续几天都有人在它门前贴出“吊词”，拈香痛哭，以示哀悼。江北旅沪学界高骧、周祥骏等二百人曾经联名致电清政府的民政部，请准恢复出版。日本、香港等地读者也纷纷打电报给清朝地方政府，以“炸药、手枪”相威胁，要求立即启封(注十四)。由此也可以概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之一斑。

《民立报》创刊于庚戌年的重阳节，即1910年的10月11日，上距《民吁日报》的被迫停刊不到一年，地址在公共租界的三茅阁桥，是革命派继《民吁日报》之后，在上海创办起来的又一份大型的日刊报纸。它用“民”字打头的“民立”两个字作报名，暗示了它和“民呼”、“民吁”两报的血缘关系。

《民立报》的社长还是于右任。它的发刊词，它所发表的署名骚心、剥果的大量论说、短评和诗词，都出于于右任的手笔。在发刊词中，于右任触景生情地把《民立报》比喻为重阳前后“植立于风霜之表”的，“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愿它能够像菊花那样，不怕冷雨霜风的侵袭，凌寒自开， “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

协助于担任《民立报》编辑撰稿工作的主要是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等几个人。范、景是《民吁日报》的旧人。宋教仁则是新近参加进来的。1910年冬，他刚从日本来到上海，就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桃源渔父”、“渔父”等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主要的篇目有《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极东政局之转变》、《希望立宪党者其失望矣》、《英国之国会革命》等。这些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抨击了媚外残民压制革命的清朝反动政府，和阻挠革命的立宪党，显示了作者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地理、历史等方面的丰富知识，和良好的宣传鼓动能力，笔势矫劲，议论豪健，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读者中起过很大的影响(注十五)。此外，协助于在《民立报》担任过编撰工作的还有徐天复、吕志伊、马君武、王无生、王印川、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谈善吾、杨千里、李伯虞、覃寿等。在侪辈中以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等“四捷”著称的陈其美，担任了《民立报》的外勤记者。吴忠信、邵力子等，则主要负责报纸经理方面的工作。

租界当局在查封《民吁日报》时，曾经有过“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的判决，《民立报》因此不得不另外筹集经费，重新购置各项设备。这也是这个报纸在《民吁日报》被封十一个月后才得以出版的一个原因。在经济上，曾经给《民立报》以支持的，有沈缦云、庞青城、孙性廉、张人杰等，都是在上海的江浙资本家。其中以信成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会长、江苏资本家沈缦云的投资为最多。他一个人认股两万元，垫资三万元，成为《民立报》最大的股东(据《沈缦云先生年谱》1910年条)。

由于有资本家们为之挹注，《民立报》的经费比它以前的那两个报纸都更为充足。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民立报》的言论更经常地直接地反映资本家们的观点，充当他们的喉舌。除了宣传某些商品的“坚实华美”，和在“国产主义”的名目下，提倡使用国货，抵制外货，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鸣锣开道之外，这个报纸还在它的评论中极力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残酷压榨工人血汗的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制造舆论。连载于1911 年5月4日至5日两天《民立报》上的短评《资本家》，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这篇短评写道：(www.daowen.com)

今日之世界，金钱之所弥缝，今日之风云，资本家之所卷舒也。设吾资本家日渐衰落，不足以支配此四百兆之众，则贤而勤者终身奴隶以谋其生，愚而惰者，直沟瘠而已，是虽他族不割宰我，我已为肉登于俎，鱼游于釜矣。资本家之关系于国势，顾不重欤？

问能兴一切商工农矿新事业者谁乎？必曰资本家。问能筹办地方一切自治及慈善事业者谁乎？必曰资本家。问能肩开通之任，创立学校报馆印刷等种种者谁乎？必曰资本家。居今日而无资本家，乾坤或几于息矣。

在短评作者的笔下，“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65页)的资本，成了人类世界的瑰宝；贪婪地吮吸劳动人民脂血的资本家，成了应该顶礼膜拜的大救星。这种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牧歌式的称颂，反映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多么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制造舆论，是多么不顾一切地一个劲儿地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吸取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仓促被封的经验，《民立报》在刚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比较稳健的办法。它含蓄地宣布自己的办报宗旨只是：“唤起国民责任心”，和“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锋芒内敛，故意给人以一种平和的印象，从表面上看，革命色彩似乎不如前两个报纸那么强烈。

但是，作为革命派的喉舌，它的基本态度是革命的。尽管使用过一些隐晦的宣传手法，字里行间仍然不时闪烁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辉。创刊号上发表的南社社员周实所写的贺诗：“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鱼龙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就是一曲热情洋溢的革命赞歌。它写出了青年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们的理想和抱负，写出了他们对民主革命前途的憧憬和信心，对读者也是很大的激励。在稍稍站稳了脚跟，有了一点基础以后，它的革命色彩逐渐地浓重了起来，言论也越来越激烈了。它直斥清朝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万无可恃之政府”；它支持京津辽沈等地学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爱国运动和上海各界人士发起的带有反满性质的剪辫运动；它开辟了“民贼小传”之类的专栏，把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称为大小“民贼”，揭发控诉他们削民脂民膏和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它详细报道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黄花岗起义事件，和各地的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的坚毅勇敢，嘲讽封建鹰犬们的昏聩怯懦，公开预言资产阶级的“民党”，即将“担负今年之国事”，“战胜政府”，“改造中国”(1911年2月2日社论《担负今年之中国者何人乎》)，在读者中进行强烈的革命鼓动。这一类的宣传，在1911年5月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逐渐升级，文字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激动人心了。

对帝国主义列强趁火打劫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民立报》也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它刊载了新近发现的日本侵华组织东亚协会的详细章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假借群众团体，开展特务活动，觊觎我东北、福建等地领土主权的狼子野心。它刊载了有关西南边疆划界问题交涉情况的大量报道，和《哀片马》、《片马交涉之失败》、《论国民争权利当有真精神》等评论，对英帝国主义霸占我云南领土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支持河北、河南两省人民抵制英国“福公司”掠夺我当地矿权的英勇斗争。它刊出了《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中俄交涉痛史》以及《讨俄横议》等时事资料和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沙俄这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不断向我国扩张领土的丑恶历史，号召中国人民对这个野心很大贪多务得的侵略者保持高度警惕，进行坚决斗争。这方面的宣传，往往是和反满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极力告诉读者：清朝政府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甘心亡国之政府”，对于这样的政府，人民和它“无俱存之理，亦无俱尽之理”(1911年4月12日社论《告哀篇》)，只有推翻这个政府，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在国际宣传上，《民立报》支持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土耳其等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大量地报道了这些国家革命进展的消息，祝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新的胜利，鼓励中国革命者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对方兴未艾的欧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民立报》也给以密切注意。它开辟了一个“世界潮音”专栏，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瑞典、丹麦等国工人运动开展的情况，和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情况。此外，它还在新闻栏中，以《社会主义之大活动》为题，报道过法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以《日本女社会党记》为题，报道过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菅野营等人的革命活动情况，对他们的事业寄以同情。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民立报》的作者们曾经表示“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1911年8月4日论说《社会主义商榷》)，但是他们并不赞成在中国提倡和推行社会主义(见1911年9月1日短评《敢问社会主义家》)，对孙中山提出的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内容的民生主义，他们也并不十分热衷。

《民立报》日出四大张，编辑部分为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五大部分，版面的安排和前两个报纸大体相同。新闻的比重有所增加，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国外通信，辟有“美国通信”和“英伦通信”等专栏。后一专栏的作者是该报的“特订通信员”杨笃生。他的长篇通讯，向中国读者报道了英国最近的政治动态；介绍了英国报刊对远东问题的言论和留英中国学生社团活动的情况，夹叙夹议，引人入胜。小说、戏曲、随笔、丛谈、诗词等副刊文字，集中于第八版，刊载了柳亚子、景耀月、朱少屏、宋教仁、邵力子、叶楚伧等南社诗人的大量作品，成为南社社友进行革命文艺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郑正秋所写的《丽丽的剧评》，也在《民立报》上连载，这是中国报纸上较早的剧评专栏之一。

《民立报》出版的时候，正是上海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民主革命运动，经历了1907年的挫折以后，重新恢复发展的时候。由于工作的需要，它实际上成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重要联络机关。不少内地革命党人往来上海联系工作、通报消息、接运弹药，“均假《民立报》为东道主”(注十六)。1911年7月31日，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活动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民立报》的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吕志伊等人都参加了它的活动，宋教仁被举为文事部长，陈其美被举为庶务部长，范光启被推为该会安徽工作的主持人。8月25日晚，总会召开干事会，讨论了关于“办报”的问题，决定即以《民立报》充当它的机关报。在这以后，一直到上海光复以前，《民立报》又成为它在上海的宣传阵地和重要的通讯联络机关(注十七)。

《民立报》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它“昼夜印机不停”(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45页)，日销多达两万余份，内地“得其一纸辄费小洋数角不惜也”(惕微《光复汤邑小史》，见《辛亥革命》第七册159页)，是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高的一家日报，也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一家革命派报纸。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经是它的热心的读者，并且颇为它的宣传所感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二十五年后，他在延安和斯诺谈话的时候，还提起过它，这就是保留在《西行漫记》中的以下一段话：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情是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富于刺激性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斯诺《西行漫记》，1949年启明版117页)

接着出版的是《越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克复学报》、《锐进学报》和《大陆报》。

《越报》创刊于1909年11月，月刊，赵汉声主编。创刊号发表《宣言书》，自称以“发聋振聩，救国拯民”为宗旨。参加撰稿的有雷昭性(铁崖)等，出版一期即停。

《中国公报》创刊于1909年，陈其美、陈去病、陈毓川等主编，“为宣传革命机关”(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4页)，出版不久即停。

《民声丛报》创刊于1910年5月23日，半月刊，主编陈匡、陈其美。参加撰稿的有雷昭性、林白水、坦厂等人。它含蓄地斥责了“专制民贼”们的“跋扈嚣张”、“僭窃主权”；攻击了清朝政府的镇压党会，摧抑民气；揭露了所谓预备立宪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告诉读者：立宪的道路“于中国今日之局势非特毫无补益而且转增危险”(第一、二期《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医不对症”，根本走不通。副刊部分刊有于右任、景耀月、宁调元等南社社友的诗歌，林白水的《读史记》和描写苏菲亚的小说《双飞影》，出两期即停。

《克复学报》创刊于1911年4月，月刊，李季直主编。柳亚子曾经以愤民的笔名为这个刊物撰稿。它的第二、三期刊有《粤难纪事本末》、《革命党人列传》等鼓吹革命的文字，沪、穗两地其他革命报刊的一些文章，也经常为它所转载。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它极力宣传“政府之不足靠”(《中央集权发微》)；攻击尊君亲上等“相传的道德”，为“伪道德”；赞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天然之道德”，“真道德”；对康梁等人的立宪保皇言论，也作过抨击。只出版三期即停。

《锐进学报》创刊于1911年7月，尹锐志、尹维峻等主持，附属于锐进学社，出版不久即停(注十八)。

《大陆报》(英文名China Press)创刊于1911年8月29日，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英文日报，旨在向外国人进行宣传，“以正国际视听”，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这个报纸是孙中山在国外募集一部分经费，委托美国朋友密勒(Thomas F.Millard)、克劳(Carl Crow)、佛里许(B.W.Fleisher)共同创办起来的。除英文版外，它还计划兼办一份中文报，报名已内定为《铁笔报》，编辑部就设在它的楼上，参加筹备工作的有柳亚子、戴天仇、叶楚伧、陈其美等人，由于形势变化较快，参加者忙于其他工作，没有办成(注十九)。

这几家报纸，除了《大陆报》外，出版时间都不长。其中《越报》、《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克复学报》、《大陆报》和同盟会的关系密切，《民声丛报》的编辑部设在上海马霍路381号德福里，和《大陆报》中文版《铁笔报》的筹备处，都是同盟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前者还是同盟会支部的所在地。《锐进学报》则和光复会的关系密切，它设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那个编辑部，也正是光复会的“内部交通之所”(注二十)。

《天铎报》是另一种情况，它并不是革命派自己创办的报纸。这个报纸创刊于1910年3月11日。创办人汤寿潜，是原浙江谘议局的议长，立宪派的活跃分子，参加过浙江官绅谋害秋瑾事件，当时是沪杭甬铁路局常驻上海的总理。一年后接办这份报纸的陈止澜，是一个和洋务派有点关系的广东资本家，当时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理(注二十一)。这两个人都不是革命党。《天铎报》主要是由于编辑人的关系，才成为革命派的讲坛的。它的最初的两任总编辑：汤寿潜主办时期的陈训正、陈止澜接办初期的李怀霜，和先后担任编辑主笔的戴季陶、陈布雷、洪允祥、冯、胡良箴、马志千、徐筱泉、林映青等，都是同盟会员或接近同盟会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个报纸从创刊起，就带有一定的革命倾向。此后他们又利用了创办人“疏脱不问社中事”(《陈布雷回忆录》1911年条)的这一特殊情况，放言高论：攻击清廷的伪立宪和亲贵内阁；指责清政府为“专横无道之政府”；暗示必须以“破坏之手段”，即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副刊所刊载的柳亚子、李怀霜等南社社友的诗词，也洋溢着光复旧物和民权自由的思想。使报纸的革命色彩越来越强烈，成为革命派影响下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这个报纸日出两大张，销达四千份，在当时的影响，仅次于《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天铎报》的编辑主笔中，以文章名于时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戴季陶，一个是陈布雷。戴季陶原来是个维新派，曾经在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担任编辑达四年之久，《中外日报》上署名散魂的文章，就都是他写的。后来，他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还接触了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学说，思想有所转变，回国后，就担任了《天铎报》的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在《天铎报》工作的这一时期，戴季陶用天仇这一笔名，为“悱言”、“痛言”、“珠玑沙砾”等几个短评专栏写作大量短评，笔势纵横，文辞尖锐峭利，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陈布雷原名训恩，当时刚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以长兄陈训正的关系加入《天铎报》工作，在《天铎报》工作时期，他用布雷的笔名写作社论和短评，鼓吹革命，也颇为当时读者所称道。(注二十二)

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革命派报刊，几乎全部设在租界。它们利用租界这种特殊环境，进行合法斗争，站住了脚跟，巩固了阵地，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和前一时期的革命派报刊比较起来，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大多数革命派报刊，更加注意利用矛盾，更加注意斗争策略，更加讲究斗争艺术，以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尽管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一再进行迫害，它们当中的一些报刊也遭到过打击，受到过挫折，但是，上海的一些有利条件，仍然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革命派的宣传阵地，仍然得到保全，而且有所扩大，上海始终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出版中心。

(注一)：据胡适《四十自述》。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作“刊行不及一载”，误。

(注二)：见《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13页。

(注三)：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第五节，张次溪《纪述辛亥革命史绩书录》，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于右任《神州日报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词》，扶荔《太平老人从事新闻革命史略》。

(注四)：于右任对这三个人的文字风格作过如下的介绍：“杨笃生先生，他是对于《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人，长于小学，熟谙国史，血性尤热烈过人。故其为文，能以坚确之词义，抒其真挚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读者。”“王无生先生，他是一个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而又熟于稗史，以芳馨悱恻之词，达小雅诗人之旨，感人亦极深刻。明末遗老的复国运动，大半是走这一条路的。”“汪允宗先生，精研名理，兼通佛乘。其气质偏于沉潜，常能以深邃的观察，透视社会之黑暗面；故其文笔既曲而能达，于世相尤无所不通。他是在《神州日报》最久的一人。《民呼》、《民吁》、《民立》各报也都有他的社评。”均见于右任《如何写作社评》，刊1940年《新闻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注五)：见汪彭年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操纵时局的几点见闻》一文。这篇回忆文章所描述的下面这件事，很能够说明问题：“辛亥阳历十一月初，即上海光复前二三日，上海道刘襄孙及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士珩)曾约我到洋务局吃饭。刘张认为我经办之《神州日报》鼓吹革命有力，我必与党人接近，因招我去，即席嘱我代为转告革命党人，‘已定于两天后挂出白旗’，冀弗在期前有所举动，以免引起经济上的损失。我闻言唯唯；实则其时我与党人组织甚少联系，未知谁在主持行动，因而未能立时并直接传达。”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429—430页。汪当时是《神州日报》的经理。

(注六)(注七)：均见于右任《如何写社评》，刊1940年《新闻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这篇文章对范徐两人的文字风格有过如下的描述：“鸿仙、血儿两先生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鸿仙先生喜谈兵，二次革命后，在上海被人刺死。”

(注八)：例如当时在湖北高等师范学堂学习的朱峙三就是《民呼日报》的热心读者，他对《民呼日报》给他的影响有过如下的回忆：“同堂的刘汝(建始人)是上府富裕的同学。他定了两份上海报：一份是按期出的《国粹学报》，……一份是《民呼报》。每隔四五天可看六天前的报。这两种报皆主张民族革命。……《民呼报》则大张旗鼓，直率宣传革命。雅俗共赏，看者甚多。我这一年对革命有了显著向往。”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130页。

(注九)：据1909年5月25日《民呼日报》短评《欢迎本报者看看》。

(注十)：见1909年10月5日《民呼日报》社论《本报之四大宗旨》。这篇社论是景耀月写的，署名帝召。按该报所刊论说多为未完稿，仅创刊二十天内所刊未完待续的社论，就有十余篇之多。景耀月的这篇社论也是这样。“四大宗旨”只谈了其中的一个，“宣达民情，鼓舞民气”，即告中辍。以后也未再续刊。读者曾来函查问： “岂帝召无暇执笔耶?抑宗旨尚未定耶?”该报编者为此于10月26日刊出短评《解嘲》，表示道歉。但仍为自己辩解：“本报所载著论多为未完之稿，盖以国事危急，待解决之事件过多，不能并日而录。”这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注十一)：本节对《民吁日报》几次反日宣传高潮的介绍，主要参考了汤世英的《关于民吁日报》一文。

(注十二)：见1909年12月30日《时报》。在此以前，清政府的上海道还发布过以下的牌示：“照得《民吁报》宗旨不正，所著论说类多臆断，挑动中日衅隙，损碍两国邦交，既为日本领事所持，故饬令封禁，实属咎由自取。该报本托法商出面挂号，交法国书信馆及日本邮便局递寄各埠销售，未到本道请领执照。初则乞怜外人，以图抵制中国，被封之后，又复百出其技，鼓动多人胁制本道启封。本道既恶其张，外人亦嫌其反复，弄巧成拙，何能照准。为此牌示诸色人等一体知之，特示。”见1909年11月28日《时报》。

(注十三)：关于《民吁日报》的出版期数，众说纷纭，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作“仅四十二日”；蒋慎吾《同盟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作“刊行四十三天”；扶荔《太平老人从事新闻革命史略》作“出版未三月”；冯自由一个人就有两种说法，一为“四十余日”，见《革命逸史》第二集94页，一为“五十余日”，见《革命逸史》第三集326页。均不确。此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所藏该报停刊号原件。

（注十四)：见明清档案馆所藏清民政部档案编号1509／519。

(注十五)：于右任在《不堪回首》一文中对宋教仁在《民立报》工作的情况作过如下的描述：“记者创办《民呼报》时，欲求为文者，时康君宝忠自东京归，记者即请康君于同盟会本部中荐一能文之士，康君以宋教仁对。……庚戌(1910年)冬，先生自东京至上海，与谭君价人刘君成禺偕来，先顾记者寓所，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及其进行之方，掌而谈，记者心折。今日我报之有此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记者乃力请先生任编撰……当时上海人士无有知先生姓名者，同社中称先生为桃先生，外来之函件亦以桃先生目之。居之久，稍稍出外，人但知为《民立报》之渔父。此时之困厄坚忍，报馆与先生直相依为命，社中经费既绌，罗掘数十元为先生偿旅馆费。……先生去后，本报文字犹有渔父名者，乃方君潜及记者所为，盖恐渔父之名骤遁，易启人疑团而质先生之行踪也。”于文署名骚心，刊1913年《民立报》编《宋渔父》第一集后编。

(注十六)：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349页。关于《民立报》充当革命派联络机关的情况，可参看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

(注十七)：参看曹亚伯《武昌起义》，见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五册167页；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52页；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166页。李文所记谭人凤在武昌革命党人的一次集会上的以下一段讲话，说得最清楚：“起义之前，我们革命总部已移至宋教仁同志主办的《民立报》馆”。

(注十八)(注二十)：见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转引自洪廷彦《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的原作者究竟是谁》，刊1961年7月5日《光明日报》。

(注十九)：参看傅墨正等《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2页，上海通志馆《上海的日报》77页。又据《上海的日报》云：“《大陆报》出版不久，中国革命军即推翻满清政府，但旋因世变靡常，孙中山等无暇顾此，遂完全变为美商所有的报纸。……1917至1918年间出售给英籍犹太人爱资拉。……1930年10月由董显光代表上海及华北背景以二十六万两购得。”见该书77—83页。

（注二十一)：这个陈止澜就是香港《华字日报》创办人陈霭亭的胞侄，1920年以后他继承了伯父的事业，担任了《华字日报》的总理。见他所作《本报创办以来》，刊《华字日报七十一周年纪念刊》。

（注二十二）：戴季陶、陈布雷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笔杆子，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相继自杀。戴季陶还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