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响彻海外的革命号角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在当时称为南洋的东南亚，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华侨聚居的地区，继续创办报刊，和在日本出版的《民报》等革命报刊相呼应，大造革命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革命派这一时期在海外创办的报刊，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带。这一带拥有近二千一百万华侨，是海外华侨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也是华侨人力物力较强和祖国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地区。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缅甸、菲律宾等地，都办有自己的报纸。

在新加坡，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先后有《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

《南洋总汇报》创刊于1905年冬，是陈楚楠、张永福、许子麟、沈联芳等人，在刚刚停刊不久的《图南日报》的基础上，增募一部分侨商资本创办起来的。创办初期，这个报纸“不用大清年号，称清光绪皇帝为载，与以前《图南日报》之立言宗旨，尚能始终一贯”(《革命逸史》初集174页)。但不久以后即因投资人内部意见的分歧，实行拆股，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接办，结果为思想保守的陈云秋、朱子佩等一派的股东所得，它由此转为亲保皇派的报纸，时间在1906年春。

《中兴日报》创刊于1907年8月20日，是刚刚加入同盟会不久的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邓子瑜等革命华侨，在当地同盟会分会的领导下创办起来的(注一)。铅字和大部分印刷设备，则是由香港《中国日报》代为购办的。地址设在新加坡的吉宁街13号。最先担任主笔的是由香港《中国日报》推荐来的何子耀、王斧等二人。1908年3月，一大批原来在安南一带进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盟会员受到法越当局的驱逐，转移到新加坡，同年5月，河口起义失败，又有一批同盟会会员撤退到这里，由国内和日本等地辗转来到这一带进行筹款活动的革命党人也很不少，这些人都积极地参加了《中兴日报》的宣传工作，先后担任主笔的有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居正等，担任过撰稿任务的有黄兴、张继、陶成章、林时、王虎军、张西林、何德如、胡伯镶、林希侠、方瑞麟、周杜鹃等，其中有不少人参加过《民报》的工作，是同盟会宣传方面的骨干。当时在新加坡进行革命组织活动的孙中山，也经常挥笔参战。《中兴日报》的力量因而大为加强，一度销达四千余份，除在新加坡发行外，还远销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诸岛，成为同盟会在南洋一带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1909年5月，孙中山离开新加坡前往欧洲，其他骨干力量也分赴南洋各地进行革命发动工作，《中兴日报》的力量大为削弱，加以陈楚楠、张永福两人经营商业失败，无力维持报纸的开支，几次招股，都不足以弥补亏损，勉强出版至1910年初停刊。

《星洲晨报》创刊于1909年，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主办，1910年秋冬间停刊。《南侨日报》创刊于1911年初，同盟会员黄吉辰、卢耀堂主办，一直出版到武昌起义以后，是《中兴日报》停刊后，在当地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革命报纸。此外，1908年前后，当地同盟会员还创办过一份用马来文编写的《阳明日报》(Haya Matl Harl），在不通中文的华侨土生子弟中进行革命宣传(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292页)。

在马来亚，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1906年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等人在槟榔屿(又名庇能，现名槟城)创办的《槟城新报》，1909年至1910年林道南在吉隆坡创办的《吉隆坡日报》，1911年陈占梅在同一地点创办的《四州周报》和1910年在槟榔屿创办的《光华日报》等，以后一个报纸的影响为最大。

《光华日报》创刊于1910年12月20日(注二)，每周出版六天，社址设在槟榔屿打铜街120号，是同盟会南洋支部和同盟会槟榔屿分会的机关报。筹备期间，曾计划约请当时在国内的宋教仁前来担任主笔，宋以事冗，未能就道，改由刚刚来到槟榔屿的胡汉民、汪精卫、雷铁崖等担任主笔。先后为该报撰稿的，除胡、汪、雷外，还有周杜鹃、徐子木、陈耿夫、方南岗、苏钟山、陈匪石、罗一士、李慕曦、李怀霜、金葆光、公孙咽冰、梁醒生、郑墨西、高定渊、陈承谟、陈宗山、傅无闷、戴季陶等人。槟榔屿是马来亚当时的首府，早在1906年即已建立同盟会分会组织，是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心。1909年5月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来此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经常往来其间，不少筹划在南方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秘密军事会议，也都在这里召开，使这个地方逐渐取代新加坡，成为南洋地区的革命大本营。《光华日报》在这里出版，其影响也遍于南洋，成为《中兴日报》停刊后，革命党人在南洋地区的主要宣传阵地。

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在泗水(现名苏拉巴亚)出版的《泗滨日报》、《民铎报》，在棉兰出版的《苏门答腊报》和在巴达维亚(现名雅加达)出版的《华铎报》等。《泗滨日报》创刊于1908年，由当地侨商中的部分同盟会员集资而成，总编辑是曾任《中兴日报》主笔的田桐，是在印尼地区出版的最早的革命派报纸。《华铎报》创刊于1909年，初为周刊，后为三日刊，白苹洲主办，原来的言论态度偏于保守，1911年4月以后，同盟会员廖嗣兰接任了该报的主笔，才开始转为革命派的报刊。转变后的《华铎报》以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指责清廷的腐败黑暗和介绍清初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历史为主要题材，深受荷属东印度诸岛的华侨读者欢迎，每期销逾三千份，成为南洋地区较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之一(参看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刊《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在暹罗（泰国），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华暹日报》和《同侨报》等。《华暹日报》1906年创刊于曼谷，原名《美南日报》(创刊前不久改名《湄南日报》)，初创时只是一份普通的华侨报纸，政治倾向不明显，1907年改组为《华暹日报》后，才有明显的革命色彩，成为暹罗地区最早的革命派报刊。改组后的《华暹日报》由肖佛成担任社长，陈景华担任总编辑，分华文、暹文两版，协助肖、陈分任编辑撰稿和发行工作的有沈荇思、王杏洲、何少禧、陈美堂、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等。1908年同盟会在暹罗成立分会，肖佛成任会长，陈景华任书记，沈荇思任会计，这个报纸成为分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华暹日报》的出版工作得到过香港《中国日报》的大力支持，后者曾经推荐前《有所谓报》记者王斧、前《图南日报》记者康荫田等到该报充当过一个时期的主笔。《同侨报》也在曼谷出版，创刊于1908年，是著名的“四大寇”之一的尢列创办的。

在缅甸，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光华日报》、《进化报》、《全缅公报》等。

缅甸的这份《光华日报》早于在槟榔屿出版的那份《光华日报》，它创刊于1908年8月27日，是当地的同盟会分会利用部分侨商的资金，在刚刚停刊不久的《仰光新报》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社址在仰光百尺路六十一号。经理是同盟会缅甸分会的会长庄银安。先后担任主笔工作的为杨秋帆、居正、吕志伊、陶成章，协助编辑撰稿工作的为黄大哀、何荣禄、苏铁石、傅春帆、陈绍平、林文曲、黄兰士、徐赞周等，都是同盟会员。每期发行约1700份，大部分是赠阅。这个报纸从一创刊起，就致力于革命宣传，称清廷为“建虏”，比亲贵于“贼徒”，旗帜十分鲜明。陶成章的那部介绍华东地区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专著《浙案纪略》，也在这个报纸上连载。《光华日报》出版才几个月，就在反动势力的胁迫下，被迫停刊，报社的设备也被股东们拍卖。为了恢复这一舆论阵地，同盟会缅甸分会特地召开了全体大会，在会员中募集办报经费，“一夜集股一万三千余盾”(《革命逸史》第四集153页)，于同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重新恢复出版。重新出版的《光华日报》，设在仰光五十尺路二号，由陈仲赫、陈汉平等担任经理，居正、吕志伊等担任主笔，继续进行革命宣传。1910年3月，《光华日报》再度被迫停刊，一个多月后改名《进化报》继续出版，由陈钟灵任经理，吕志伊任主笔。《进化报》只出版了八个月，又被迫停刊，经过短时期的准备以后，又重整旗鼓，改名《缅甸公报》继续出版，一直坚持到武昌起义以后。

在菲律宾，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1911年春在马尼拉创刊的《公理报》，总编辑吴孟嘉，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菲律宾分会的机关报。这个分会的几个负责人郑汉淇、宋震、李箕等，都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叶楚伧则是这个报纸驻上海的特约撰述员。

《中兴日报》

《槟城新报》

其次，分布在美属中太平洋的檀香山，美国大陆的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秘鲁的利马，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等华侨人数较多的城市。

在檀香山(今夏威夷群岛的火奴鲁鲁市)，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杂志》和《启智报》等。

《民生日报》创刊于1907年夏，是当地侨商同盟会员曾长福买下了《檀山新报》(即《隆记报》)的全部设备，经过改组后创办起来的。改组后的《民生日报》，开始一段时期仍由原《檀山新报》的主笔张泽黎主持编辑工作，不久以后，改由东京同盟会总部推荐来的、曾任《中国日报》记者、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卢信(别号梭功)担任总编辑，是这一地区继《檀山新报》之后在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份革命报刊。和《民生日报》同时创刊的还有一个《启智报》，这是洪门系统的报纸，邓秀隆、林怀等主编，也倾向于革命。

《自由新报》创刊于1908年9月，是在《民生日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改组以后创办起来的。1910年4月同盟会檀香山分会成立后，转为该会的正式机关报(注三)，隔日刊，每星期一、三、五出版。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卢信、温雄飞、吴荣新等。这个报纸公开宣布以“颠覆异族政府”和“建立中华共和国”为宗旨；主张用“明讨暗杀，抗粮罢工，同时并起，千途杂进”（注四)的办法和清廷作斗争；昌言革命，略无顾忌。发刊词是一篇四六骈文，以“呜呼！神州已矣，痛黄裔其长沉；奴隶甘乎？哀人心之尽死”为始；以“文字收功之日，还我山河；英雄应运之秋，荡平虏寇”作结，写得很有激情。它是这一时期檀香山地区最有声势、最有影响的革命报纸。除了隔日出版外，它还编印有《自由言论》、《人道》、《革命真理》、《扬州血泪》、《急救中国策》等小册子和传单，在华侨中广为散发，进行革命鼓吹。此外，卢信等人还在1909年另办了一个《大声杂志》，作为姊妹刊物，和《自由新报》一道，共同进行革命宣传。

在美国大陆，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是在旧金山出版的《少年中国晨报》。这个报纸创刊于1910年8月18日，社址在旧金山企利街。它的前身《美洲少年》是当地华侨爱国团体少年学社办的一个油印周刊，创刊于1909年。1910年2月16日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宣告成立，少年学社的成员全部入会，《美洲少年》也进行了改组，改为日刊，定名为《少年中国晨报》，成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的正式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的总编辑是黄超五，协助黄担任编辑撰稿工作的有黄芸苏、崔通约、张霭蕴等，负责翻译和发行工作的则是黄伯耀。担任美洲同盟总会会长的李是男，也积极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担任副刊主编。《少年中国晨报》创刊的时候，由革命党人担任主笔的洪门致公堂主办的《大同日报》仍在继续出版，两报在宣传上配合默契，使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影响大为加强，不少原来偏于保守的侨胞，“渐有倾向革命之势”(《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30页引1910年孙中山致赵公璧书)。1911年6月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实行联合，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两报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加拿大，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华英日报》、《大汉日报》、《新民国晨报》等。《华英日报》、《大汉日报》都出版于温哥华。前者创刊于1906年，为当地革命侨胞周天霖、周耀初所首创，崔通约任主笔，1908年停刊(注五)。后者创刊于1910年，是当地洪门致公堂的言论机关，先后担任主笔的有张泽黎、冯自由等，都是同盟会员，鼓吹反清革命不遗余力，“侨胞莫不人手一纸”(《革命逸史》第三集340页)。《新民国晨报》是在维多利亚出版的，创刊于1911年初，谢英伯、冯自由等都担任过它的主编，是同盟会加拿大分会的机关报。

在秘鲁，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是《民醒报》。这个报纸是一个周刊，1911年3月10日创刊于利马，李硕夫、周卓吾、李介平、刘伯擎等主持，“传布赞成革命党之事甚多”(注六)，后改日报，是南美地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侨报。

在澳大利亚，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派报刊有《警东新报》、《民国报》等。《警东新报》1908年创刊于墨尔本(注七)，和香港《中国日报》保持密切联系，“专事提倡革命”。《民国报》1910年创刊于悉尼，是当地致公堂人士主办的报纸，刘涤寰、伍洪培、黄右公等主编，“亦专事提倡革命”(见《辛亥革命》第二册69页)。

欧洲的华侨人数较少，革命派没有力量在那里办报，但是那里的革命党人也很注意舆论宣传。有的基层革命组织例如以留比学生为骨干的同盟会比利时分会，就设有编译部，组织专人经常为当地报纸写稿，利用外报作为自己的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宣传。(www.daowen.com)

和他们的办报活动相配合，革命党人还在各个华侨聚居地区，创办了大量的书报社，陈列各地出版的近期革命报刊，供众阅览。这一类书报社仅东南亚的英属海峡殖民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两个地区，就有“星洲书报社”、“开明书报社”、“同德书报社”、“槟城书报社”、“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等一百三十五处，成为当地同盟会组织联络群众、宣传革命的重要基地。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海外各地创办的报刊，基本上属于三种类型。一种是各地同盟会分支会有计划地创办起来的机关报，如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槟榔屿和仰光的《光华日报》、曼谷的《华暹日报》、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维多利亚的《新中国晨报》；一种是各地同盟会员自发地创办起来的革命报刊，如槟榔屿的《槟城新报》、新加坡的《星洲晨报》、吉隆坡的《吉隆坡日报》、泗水的《泗滨日报》、墨尔本的《警东新报》；一种是同盟会员协助创办并参加编辑工作的洪门致公堂系统的报纸，如旧金山的《大同日报》、温哥华的《大汉日报》、悉尼的《民国报》。它们的情况各自不同，但是有些遭遇是相同的。

第一是人力不足。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几家同盟会机关报如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在一个时期内曾经集中了较多的骨干力量外，多数报纸都感到人力不足。不少报纸缺少得力的主笔，不能全面地系统地阐明同盟会的各项纲领主张。理论上的宣传尤其薄弱，除了“反清复汉”外，没有提出什么更有鼓动性的口号。就是那些力量较强的报纸，也缺少足够的编辑采访人员。没有或很少本报记者采写的通讯和专电，国内新闻全靠剪报，国外新闻全靠翻译外报，为了补足版面，编辑人员经常弄虚作假，“终日以脑筋发电，腹稿新闻，须写三四千字始能充实篇幅”(《居正述参加南洋办报之经过》，见《革命逸史》第五集247页)。

第二是经费困难。同盟会本身没有办报专款，多数报纸由于发行和广告的收入较少，赔累较多，全靠会员中的侨商为之挹注，一旦这些人营业失利手头拮据，报纸即难乎为继。新加坡先后出版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几个革命派报刊，就都是这样停刊的。当地的革命报刊宣传活动，因此中断过好几次，累计时间在两年以上。由于缺少办报专款，有的报刊不得不广泛地向会外的侨商筹募经费，报纸的宣传经常受那些态度保守的股东们的掣肘，不能畅所欲言。仰光的《光华日报》和檀香山的《民生日报》就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报纸不得不重新改组。

第三是需要经常地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

首先是和这些地区的帝国主义殖民当局作斗争。后者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是抱着敌视态度的，各地的殖民当局都颁有法令，对革命报刊从登记出版到发行实行种种限制，使办报人员动辄得咎。不少编辑人员都因为触犯了他们的禁令而遭到迫害。《泗滨日报》的总编辑仅仅因为所刊《南国记》一文，揭发了当地殖民地政府虐待华侨的一些事实，就被荷印当局无理驱逐出境。法越当局则自1908年起就禁止革命党领袖入境，使革命派在当地办报的计划难以实现。檀香山和旧金山的美国当局曾经以报纸工作人员不属于他们同意入境的“官、商、教、学、游”等五类人为辞，禁止革命报纸的主笔入境。《檀山新报》的陈诗仲，《民生日报》的卢信等都曾因此受阻。后者是经过力争以后，才迫使美国当局承认主笔属于教员一类，获准入境的。

其次是和清廷派驻这些地区的使领官员作斗争。在帝国主义殖民当局的支持下，清廷派驻这些地区的使领人员也经常狐假虎威地对正在出版的革命报刊进行破坏。他们惯用的手法有二：一是勾结驻在国政府，对革命报人进行迫害。不少革命报人因为清廷使领人员的指控，受到当地政府的传讯。在缅甸，由于清廷驻仰光领事肖永熙的告密，《光华日报》的两个负责人，竟然被扣上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帽子，受到押解回国“交粤省大吏惩办”(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38页)的处分，若不是新加坡的革命同志在船过该埠时实行紧急营救，险遭毒手。一是行文国内禁止各报入口，拘捕曾经资助革命派办报的回国侨商，和籍没他们原籍的财产。后面这一手比较厉害，清廷驻仰光领事肖永熙、清廷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等都经常以此对当地侨商进行威胁，曼谷侨商《华暹日报》的股东马兴顺回国探亲时即以“附逆党恶”的罪名被捕，一些在革命问题上不是十分坚定的侨商，在领事们的威胁面前有所动摇，不少股东收回股本，放弃了对革命报刊的资助，或者要求报纸改变态度，给有些革命报刊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清廷领事们的破坏活动，不少革命派报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仰光《光华日报》和檀香山《自由新报》，都极力揭发驻在当地的那两个清廷领事，借为丧家点主和借端征收注册费，在当地华侨中大肆敛财的丑行。《自由新报》还在当地华侨中掀起过驱梁运动，使这些封建走狗们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再次，是和当地保皇派的宣传作斗争。这是这一时期海外革命报刊的一项严重而又艰巨的任务。

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从1899年以来，就开始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03年以前，整个南洋、美洲几乎成了保皇党的天下，在那里出版的中文报纸几乎是清一色的保皇党报纸。号称“七家头”的，南洋一带的几家著名的侨商，都是保皇党的追随者。不少中小华侨资本家和华侨工人，也深受保皇党宣传的蛊惑和蒙蔽。1904年以后，保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但他们在这一地区还拥有《南洋总汇报》(新加坡)、《槟城新报》(槟榔屿)、《华铎报》(巴达维亚)、《商务报》(仰光)、《新中国报》(檀香山)、《世界日报》(旧金山)、《日新报》(温哥华)、《东华新报》(悉尼)等报纸作为自己的讲坛，继续在华侨中进行宣传。1904年前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对保皇党报纸进行的那场斗争，打击了它们的气焰，但是并没有根本消除它们的影响。两派在宣传战线上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不少革命派的宣传阵地建立没有多久就为保皇党方面所破坏：在新加坡，保皇党方面唆使投资于《南洋总汇报》的部分侨商实行“拆股”，以抽签的方式取得承办权，使这份原来属于革命派的报纸公然易帜，转为保皇党的机关报；在曼谷，保皇党方面利用革命派报刊《湄南日报》改组的机会，攫取了它的部分产权，创办了一份为保皇党做宣传的《启南日报》；在仰光，保皇党人和当地的清廷领事勾结起来，攘夺了《光华日报》的设备，创办了一份完全由他们掌握的《商务报》。不少革命派报刊还遭到保皇党方面的诬陷：在温哥华出版的《华英日报》，和在仰光出版的《进化报》，都由于保皇党人的诬告而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为了打退保皇党这方面的猖狂进攻，肃清他们的流毒，消除他们的影响，革命派报刊发起反击，和保皇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两派报刊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主战场在新加坡，时间在1907至1908年。双方对垒的是保皇党方面的《南洋总汇报》和革命派方面的《中兴日报》。参加论战的，《南洋总汇报》方面有徐勤、欧榘甲、伍宪子、黎研诏、梁伯鸣等；《中兴日报》方面有田桐、居正、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陶成章等；都是各自的一时之选。革命派方面参加论战的人当中，有不少曾经在《民报》工作过，经历过《民报》和《新民丛报》的那场笔战，更是这方面的轮老手。战斗从1907年《中兴日报》创刊不久就开始打响，到了1908年9月前后，发展到了高潮。首先发难的是《南洋总汇报》，它先后发表了《革命不能行于今日》、《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等评论文章，重弹《新民丛报》诋毁革命的那些老调，向革命派发起进攻。《中兴日报》则一一给以反击，把上述的那些观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正在新加坡的孙中山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他用“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先后在《中兴日报》上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1908年9月12日)、《平实尚不肯认错》(1908年9月15日)、《平实开口便错》(1908年10月9日)等重要文章，对《南洋总汇报》用天命论和庸俗进化论来反对革命论，用“上书乞求开国会”来代替“颠覆现今恶劣之政府”，用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来对革命派实行恫吓等言论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此外，在檀香山的革命派的《自由新报》和保皇派的《新中国报》之间，在旧金山的革命派的《少年中国晨报》、《大同日报》和保皇派的《世界日报》之间，在温哥华的革命派的《大汉日报》和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在1907至1910年这几年当中，也就一些类似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这一场在这一地区的两派报刊之间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论战，是1905 至1907年《民报》、《新民丛报》之间的那场大论战的继续。它同样以保皇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经过这场论战以后，革命声光，一跃千丈，而保皇党的气势则为之锐减，一些原来受保皇党宣传影响的人开始醒悟了过来， “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 (注八)。保皇党人在南洋、美洲一带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这一时期海外各地的革命派报刊，就是这样在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地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战胜保皇派的影响，加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促进华侨革命意识的高涨，组织和动员海外侨胞支援国内的民主革命斗争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它们的宣传鼓动下，同盟会的组织有了迅猛的发展。仰光的《光华日报》出版才一个月，就有四百名华侨申请入会。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晚上就有过百人要求入会，“人心极为踊跃，大非昔日之比”(黄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120页)。到了1908年，南洋一带的同盟会分会已达百数十处之多。1910年前后，旧金山、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也相继成立同盟会分会，仅美国西部地区就成立了十五个同盟会分会。“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转引自郭梁《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刊1978年4月6日《光明日报》)。和三五年前南洋、美洲一带还没有革命派组织，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至“不敢以真面目向人”(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72页)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它们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踊跃输将，为革命提供了极大的经济上的支援。仅南洋一带的华侨就支援革命经费达五六百万元之巨(张明慈《南洋华侨革命史略》22页)。此外，在澳大利亚出版的《警东新报》、《民国报》，在加拿大出版的《大汉日报》，在秘鲁出版的《民醒报》等，还积极在读者中发起募款运动，为革命筹措经费。黄花岗之役，仅《大汉日报》一个报纸帮助筹募的经费，就折合港币约七万元，为这次起义的发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上的准备。在它们的宣传鼓动下，不少青年华侨英勇地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武装斗争。1907年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等几次武装起义，都是以华侨为主力组织起来的。前两次起义的领导人许雪秋、邓子瑜也都是华侨。不少革命华侨还为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二十三人是华侨，几乎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海外革命派报刊为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革命派这一时期在南洋、美洲一带的报刊宣传活动，是在孙中山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07至1911这几年，孙中山主要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联络同志建立组织和筹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他对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也非常注意。《中兴日报》(新加坡)、《华暹日报》(曼谷)、《光华日报》(槟榔屿)、《少年中国晨报》(旧金山)等这几个报纸，就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创办起来的。他为这几个报纸确定宗旨，筹集股款(注九)，指定编辑人员，还直接为它们撰稿，参加它们和保皇党报纸的论战，给它们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在此期间，孙中山还曾经有过在伦敦创办通讯社和报纸的打算(注十)，只是因为经费不足，才未能实现。

(注一)：1908年7月《民报》第二十二期刊有《代派中兴日报广告》云：“此报由侨居南洋志士所创设，专为发挥民族民权二大主义，而民生主义亦间及之。议论精辟，与《中国日报》相伯仲。”

(注二)：据1930年版《记者周报》汇刊第一集。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记槟榔屿《光华日报》的创刊日期为“庚戌冬十月一日”，即1910年11月2日，见该书第四集153页。

(注三)：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期刊有《代派自由新报广告》云：“该报设立于檀香山，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乃纯正民党之机关报，议论透辟，记事翔实，创办了始数日之间，即成基础，其主笔之孚众望，已可概见，近者吾党主义日见昌〔明〕，于此又见一斑。”

(注四)：转引自鄂督陈夔龙致民政部呈文。见清民政部档案1509／518。

(注五)：1908年7月《民报》第二十二期刊有《代派华英日报广告》云：“此报发生于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两周年，除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外，专搜罗康梁奸徒劣迹，痛加攻击。盖此为若辈根据之地，皆得征实，非随意杜撰者比。”

(注六)：见1911年10月20日英驻秘鲁使哲罗密致英外部葛垒文。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八册349页。

(注七)：据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64页及《革命逸史》第四集154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作1906年。

(注八)：转引自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71页。

(注九)：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67页；1930年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记者周报》汇刊第一集；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孙中山年谱》1909年条。此外，中央革命博物馆还存有孙中山代《中兴日报》向南洋侨商筹募经费的一封信的原件，文如下：“甲元吾兄大鉴：弟数日前以槟城同志电召，即日启程，无暇告别。初以到槟一二礼拜即可回星，今乃有他故，或要留槟三几月也。今日吾党在南洋之极急务，弟欲与足下详商者，即设法维持《中兴报》是也。日前在永福兄山园曾略及此事，而足下云难以分身兼顾，弟又想不出妥当之人。盖《中兴报》之缺点全在不得其人，今欲维持者，不物得可靠之人，虽加万金资本仍无济于事。若有其人，虽三数千便可挽回危局矣。兹有同志新军队官张伟吾兄，具文武才，勇于任事，愿担任维持《中兴报》之责。彼可主持笔政，兼摄司理，但不欲管理财政。云若有三千金便可置《中兴报》于不败之地。彼亲见报馆一切事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弟亦信其能坐言起行也。今既得其人，只欠三千之资本耳。足下关心大局，想必肯筹此三千，并自择一人以管财政，而报中用人行政一切事权授之张兄，则《中兴报》从此必能发展巩固也。其应如何整顿种种详细情形，张兄当能为足下一一详道之，望足下一尽力，为幸。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弟孙文谨启西七月廿四日。”这封信作于1908年，收信人“甲元”姓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邦加岛的侨商。

(注十)：孙中山在《致子匡函》中曾经谈到他准备在欧洲办通讯社的事。函云：“昨日笃生兄来谈通信社事，弟甚赞同其意。此事关于吾党之利便者确多，将来或可藉为大用，亦未可定。兄宜共同担任之，切勿避嫌。盖吾人若不理之，必致落于他人之手，则此物又可为吾人之害也。幸为留意图之。”笃生，即杨毓麟，当时在英国苏格兰爱伯汀埠留学。子匡即王子匡，同盟会员，当时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孙中山于1909年8月7日自布鲁塞尔抵达伦敦，同年10月30日离伦敦赴美，这封信写于他在伦敦的这一期间。原件藏中央革命博物馆。又中央革命博物馆还藏有孙中山和友人商量让王宠惠在欧洲大陆“出名办报”的事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