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民报》后期的活动和革命派报刊关于国粹的宣传

《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到1907年3月出版到第十二期这一时期，是它的战斗力最强、火力最猛、最有朝气、最有影响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报》，有孙中山的直接指导，有一个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囊括了各方面人才的编辑写作班子，它的一些笔酣墨畅辩丽恣肆、系统宣传同盟会纲领的政论文章，它和保皇派的斗争，以及它所组织的一些公开的集会宣传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正像章太炎在回忆《民报》创刊一周年前后的情况时所说的：“当时东京人才最盛，满洲人留学者至匿姓名不敢言，国内学子以得《民报》为幸，师禁之转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耆帅皆愿为先驱。”(《太炎先生自订年谱》1906年条)

章太炎是从1906年7月《民报》第六期起，开始担任它的主编的。此后，到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期止，除了中间偶尔有几期因病休息外，他一直主持着《民报》的编辑工作。这样一位受尊敬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亲自担任主编，给《民报》增加了不少声光，但是也给《民报》的风格带来了一些变化。他不赞成比他年轻得多的革命派宣传家们所写的那些尖锐峭利、披靡横前的批判文章，认为它们“诘责卓如(梁启超)，辞近诟谇”，主张“持论稍平”(同上，1906年条)，这就不免在一定程度上掩抑了《民报》的锋芒。还好，当时孙中山还在东京，朱执信、廖仲恺等一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都在东京，几个在东京各大学学习的年少气盛的撰稿人还不断地为《民报》供稿，对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在章太炎主持《民报》编辑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即第六期至第十二期这一阶段，这个刊物大体上还保持了它创刊初期的锐气，刊载了不少激烈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攻击“希望满洲立宪者”，以及和《新民丛报》进行尖锐论战的文字。

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到南洋一带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胡汉民、汪精卫同行。在此前后，朱执信、廖仲恺相继衔命回国进行秘密组织活动，张继去了法国，宋教仁也一度离开日本前往东北。《民报》早期的编辑撰稿人除了汪东等少数几个人外，大部分都已不在日本。而新引进的如刘师培、黄侃、陶成章等人，或者是章太炎的光复会同志，或者是他的古文经学派的同道和弟子，都唯他的马首是瞻。《民报》的编辑工作，因此完全为章太炎所掌握。这一段时间从1907年3月到1908年10月，长约一年零七个月，共出报十二期，是章太炎主持《民报》编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民报》，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上，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它先后发表了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第十五期)、《印度中兴之望》(第十七期)、《排满平议》(第二十一期)、《清美同盟之利病》、《代议然否论》（均刊第二十四期)和两篇《复吴敬恒书》(第十九期、第二十二期)，太邱的《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第十七期)，韦裔(刘师培）的《悲佃篇》(第十五期)，运甓(黄侃)的《哀贫民》(第十七期)，伯夔(汤增璧)的《革命之心理》(第二十四期)，寄生(汪东)的《励志论》(第二十期)，铁铮(雷昭性)的《政府论》(第十七期)等重要的论说和短评，进一步宣传了同盟会的主张。章太炎自己这一阶段一共给《民报》写了四十五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烈地谴责了清朝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情和支持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亚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为《民报》六大主义之一的“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作了“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答民》，刊《民报》第二十二期)的新解。此外，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的虚伪，痛斥了清朝政府的假立宪活动，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也从小生产者的经济平均主义出发进行鼓吹，给以支持。这一阶段仍然是他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黄金时代，他在这一阶段所写的不少文章，仍然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

但是，在章太炎的主持和影响下，《民报》这一阶段的宣传，也还有不少不利于革命的消极的东西。首先是强烈的种族复仇主义的宣传。这方面的宣传，早期《民报》就有，这一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一阶段章太炎所写的《定复仇之是非》(刊第十六期)、黄侃所写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刊第十七期)、刘师培所写的《普告汉人》(刊《天讨》增刊)、汤增璧所写的《崇侠篇》(刊第二十三期)和发表在《天讨》增刊上的那些以军政府和各省人民名义发布的讨满檄文中，种族复仇主义的倾向都很突出。第二十期以后，更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第二十期《本社特别广告》)为名，增刊了不少鼓动“民族复仇”情绪的“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之类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文章和文献资料，过分地强调“春秋大义”和“夷夏之大防”，夸大了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统和文化上的区别，宣传了狭隘的自居优秀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和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歧视和自私自大的民族偏见，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模糊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放过了这两个主要的敌人。

其次是大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宣传。这一阶段《民报》所发表的章太炎的《五无论》(第十六期)、《四惑论》(第二十二期)、《大乘佛教缘起说》(第十九期)等论文，进一步发挥了他前一阶段所写的《俱分进化论》、《人无我论》、《建立宗教论》等文的观点，把进步思想家所支持的“公理”、“进化”、“唯物”、“自然”等原则称为“四惑”，全盘否定，认为一切都出于“心造”；把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推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对现实的客观世界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在这些文章中，章太炎还极力阐发佛学、弘扬佛法，利用佛教法相宗华严宗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力图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演说录》，刊《民报》第六期)。这些文章极力使人们相信：佛教是主张平等的，是主张“逐满复汉”的，是“最恨君权”的，佛教的主张和革命派的主张完全相合，它所提倡的“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与人”的精神，也正是革命者所应该有的精神，只有佛法才能够救中国，只有皈依佛教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这一类文章的大量发表，不可避免地给这个革命的刊物增添了浓重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民报》关于佛法和佛教的宣传，曾经受到过革命派当中的一些人的批评。章太炎的《大乘佛教缘起说》刚刚在《民报》上刊出，就有人提出质问：“此缘起说，足以济度恶劣政府乎，足以建设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载之上，曷得抱亡骸为维持新世界真正平和之具，……《民报》之作此佛报者，抑出于何意乎？”批评者还诚恳地劝告说：“《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也。”(注一)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中说过：“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2页)这一阶段《民报》所进行的关于佛法、佛教的宣传，也正是这种“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事业服务的。它反映了某些极端个人主义的、脱离群众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无法找到反帝反封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转而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轨迹。对于曾经跳踉搏跃以言革命的章太炎说来，这其实是一种倒退。

以上两方面的宣传，特别是后一方面的宣传，对革命害多利少，影响是不好的，和《民报》的革命精神也是很不相称的。它严重地削弱了《民报》的战斗力，损害了《民报》的形象，降低了《民报》的声誉。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总机关报，本来是应该登高一呼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但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它并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它的光辉和前一阶段比较起来，也有所减色，这是很可惜的。

清朝反动政府对《民报》的出版是深恶痛绝的，它除了在国内采取措施限禁《民报》的传播外，还使用了种种卑劣手段，勾结日本当局，对《民报》进行破坏，这一类破坏活动在1908年的夏秋之际逐渐加紧，终于导致了《民报》的停刊。

从1908年初到同年10月，反动势力对《民报》进行的破坏和迫害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桩：

一、收买报社内部的动摇分子。这一时期为清方的官、禄所诱变节投敌的《民报》编撰人员先后有刘师培、程家柽、吴昆等人。刘、吴投靠了两江总督端方，程家柽投靠了肃亲王善耆，成为可耻的叛徒。反动派企图以此来分化《民报》的队伍，削弱《民报》的力量。(注二)

二、指使坏人对《民报》投毒。1908年秋，《民报》发生过一起毒茶案，“社员汤增璧饮茗，几死”(《太炎先生自订年谱》)。后来查明是清朝政府驻日大使馆派人放的毒，执行者是刘师培的表弟汪公权。汪后来被光复会员王金发在上海击杀。

三、指控《民报》违反出版法。1908年2至7月出版的《民报》一度改由张继和陶成章担任名义上的编辑兼发行人，日本当局即以未经报告警厅擅自变动出版人为名，提出控诉，指为违法，判罚一百五十元，逾期不交，就要以一天抵一元拉总编辑去做苦工。直到限期的最后一天，在鲁迅和许寿裳的协助下，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的部分印费付清了罚款，方免除了危难。(注三)

四、指控《民报》激扬暗杀破坏治安。1908年10月奉天巡抚唐绍仪奉使出国，路过日本，代表清方以出卖间岛领土和出让抚顺、烟台煤矿开采权南满铁路筑路权为代价，运动日本当局查禁《民报》。日方于10月19日由东京警察总监出面，发出命令书，指控《民报简章》和第二十四期《民报》所刊《革命的心理》一文激扬暗杀，破坏治安，违反新闻纸条例，没收了这一期的报纸，并勒令今后不得刊载内容相同的文字，迫使《民报》停刊。(注四)

对日本当局的这一无理的迫害行动，《民报》进行了坚决的抗争。10月21日章太炎以《民报》编辑人名义封还了东京警察总监的命令书，并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申辩，10月23日再函日本内务省进行申辩，同时委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聘请律师提出申诉，都无结果。10月25日，章太炎和当时在东京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负责人集会研究对策，决定迁往美国出版。编辑部的几个人的护照很快就办好，但因故未能成行，《民报》就这样停刊了。

《民报》的停刊，除了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这一外部的原因外，还有内部的原因，就是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在《民报》，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为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

章太炎1902年始识孙中山。这一年他在横滨和秦力山一道往访孙中山，“与语大悦”，“酬酢极欢”。1903年，他为章士钊译的《孙逸仙》一书题诗，把孙和刘邦、郑成功、洪秀全并提，备极倾倒。孙中山也十分尊重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可见他们早期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1906年章太炎刚刚出狱，就被孙中山请到东京担任《民报》总编辑这件事，也说明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很好的合作关系。

但是，办了几期《民报》以后，双方的分歧渐渐突出，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章、孙之间的分歧，表现在《民报》工作上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宣传内容上的分歧。孙中山要求在《民报》上大力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他的“非常革新之学说”，即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章太炎虽然也同意同盟会的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他更热衷于宣传以“驱逐鞑虏”为中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和“光复中国之种族”、“光复中国之州郡”、“光复中国之政权”之类的他自称为“非革命”的“光复”主义(见第八期《革命之道德》)。对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越来越不热心。对孙中山在华南地区进行的武装斗争，也很少在舆论上给以支持。

二、办报思想上的分歧。孙中山希望报纸能够把革命的学说和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因此要求报纸办得比较通俗。而章太炎则放不下国学大师的架子，把文章写得佶屈聱牙，古奥费解，充满了迂腐的学究气味，使很多人看不懂，连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也时常断不了句，影响了《民报》在群众中的传播。对此，孙中山是很不满意的。

此外，在经费问题上，章太炎对孙中山也有很多误解。1907年3月孙中山离日赴越准备武装起义，行前，曾经接受过日本政府和日本造船商人铃木久五郎一万五千元的馈赠，孙中山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以其余移充军费。对此，章太炎十分不满，嫌给《民报》的太少，曾经打算把孙中山受赠事公诸《民报》，让孙难堪，为黄兴拦阻，始罢。此后，国内起义频繁，清方禁令纂严，《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加以内容脱离实际，销数锐减，经费十分困难，编辑工作人员饔飧不继，穷到要向“报社佣婢乞贷”(《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赖留日官费学生的捐助，才得以勉强维持。当时孙中山忙于发动起义，在在需款，无力解决《民报》的困难，章太炎对此很不谅解，责怪孙中山不支持他办报，双方的分歧更难弥合。

章、孙之间的分歧，在《民报》停刊后和复刊前的一年多时间内，还有发展。停刊后不久，章太炎就纠集陶成章、李燮和等几个人，在日本、南洋一带散发名为《孙文罪行》的小册子，根据敌人散布的一些谣言，攻击孙“借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万元之资”；同时鼓动部分同盟会员要求召集大会，罢免孙的总理职务。当孙中山决定另派一些人筹备《民报》复刊事宜的时候，章太炎又立即跳出来表示反对，指筹备中的《民报》为“伪《民报》”，作《伪〈民报〉检举状》一文，在东京《日华新报》上刊出，攻击孙中山“背本忘约，见危不振”，“怀挟巨资”，“干没可知”。这一篇“内讧”的文章，立即为在新加坡出版的保皇党报纸《南洋总汇报》所转载，把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公之于众，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对章太炎的无端攻击，孙中山先是加以容忍，等到分歧公开以后，才不得不稍事声辩。1909年10月到12月这一期间，孙中山曾经多次在写给同志们的信中，澄清一些事实，并对章太炎的“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则为莫大之罪；《民报》复刊，不以彼为编辑，则为伪《民报》”(《总理全集》第四集遗墨影印第66—67页)，表示不满。黄兴等同盟会负责人，也对章太炎的“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辞”(《黄克强先生全集》68页)，进行过批评。

章、孙之间在《民报》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这两个革命团体之间的分歧。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冬，1905年加入同盟会。这以后，光复会不仅在组织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革命主张、革命策略和革命进行的方式方法等方面，也还保留有自己的看法，它和同盟会之间的合作并不是亲密无间的。章、孙之间在《民报》问题上的龃龉，就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并不融洽的关系，也因此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正是在章、孙之间在《民报》问题上争辩得最激烈的时候，光复会宣布在东京成立总部，推章太炎、陶成章为正、副会长，从同盟会中分离了出来。此后，双方各行其是，形同冰炭，虽然也有短期合作的时候，但分裂的时候更多。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章太炎对孙中山也始终抱有成见，咒骂孙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鼠窃狗偷”，把孙和明末的权奸魏忠贤相提并论，对孙进行了刻薄的人身攻击。

在为《民报》而引起的这场争辩中，孙中山时时以革命利益为重，谆诚豁达，只在内部分歧已完全被公开以后，才在一定场合作一些必要的申辩。而章太炎则很少顾全大局，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充分暴露了这位出身地主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宗派情绪和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傲慢、狂妄、专擅、褊狭等缺点，成为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盛德之累。正是由于他个人的一些缺点，才使得后一阶段的《民报》失去了孙中山的指导，偏离了同盟会的纲领路线，削弱了自己的影响，最后又使得它迟迟不能复刊，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对《民报》内部的分歧，保皇派的一些人是十分高兴的。梁启超早在1907年夏就对此有所觉察，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兴高采烈地报告说：“《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所蛊惑者，……故其势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已往，决不复能为患矣。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武侯所谓欲为北征而先入南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03页引梁启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八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颇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了。鹰虽然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革命派之间的龃龉，并没有导致“其势全熄”，而在不久以后的组党活动中遭到失败，几乎“团体全散”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自己。

1910年1月1日，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民报》经过短期的筹备以后，在东京秘密复刊。复刊后的《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际上仍在日本印刷，“秘密妥慎按期奉寄”给订户(见第二十五期《本报谨白》)。复刊后各期的编号和停刊前的相衔接，同年2月出至第二十六期后停刊，这是《民报》出版的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一阶段《民报》的总编辑是汪精卫，协助他撰稿的有胡汉民、易本羲、杜学衡等人，大部分稿件都出于汪、胡两人之手。

汪精卫当时刚刚从南洋群岛回到日本。他以早期为《民报》所写的那些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而名噪一时，也因此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窃据了《民报》主编的宝座。但是这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混在革命队伍内的投机者。早在1905年，当他在法政大学速成科担任班长的时候，就曾经将同班同学参加革命组织的情况向清政府驻日大使杨枢告密。同年，留日学生为反对“取缔规则”发动罢课，他却力主妥协，并曾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担任复刊后的《民报》主编后，他先后写作了《续刊辞》、《论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等文，装出一副比谁都革命的姿态，表示“革命之实行一日未底于成功，则不可不鼓舞其百折不挠之精神，使蹶者起，起者趋，锲而不舍，进而不已，以底于成之之日”(第二十五期《续刊辞》)。他实际上对革命的前途早已失去信心。没有多久，他就放下报纸不管，跑回国内孤注一掷地谋刺摄政王去了。

《民报》复刊后，只出版了两期，历时两个多月，就因为主编人的出走而停刊。1905年创办的这一同盟会的言论总机关，在经历了前后五年的战斗历程以后，终于最后结束了。

一年以后，当武昌起义的准备活动正在秘密进行的时候，同盟会方面曾经一度筹备将《民报》迁至南洋一带恢复出版。到1911年9月为止，在旧金山、河内、仰光、棉兰、吡叻、槟榔屿等地华侨中募集到的该报复刊经费已达九千三百一十八元(见1911年11月4日槟榔屿《光华日报》广告)，聘定的撰述人员也陆续向槟榔屿集中，就在这个时候，震动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报》复刊的事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民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讲坛，在传播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打退保皇派的猖狂进攻，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等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它教育了那一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武装了他们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最爱读的革命刊物之一。但是，《民报》的宣传是有缺陷的，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总机关报，它的作用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关键在于缺少一个能够坚持孙中山革命路线的有力的编辑部的领导班子。孙中山总括全局，经常奔走于南洋、欧、美各地，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自始至终地躬自过问报纸的一切事务。朱执信、廖仲恺等同盟会的“左”派骨干力量，又忙于国内武装起义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办报上。《民报》的编辑领导工作就自然地落在了章太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头上，而以章太炎主持的时间为最长。他们各自主观上的缺点，对《民报》都有影响，而同盟会内部的一些矛盾，在这个报纸上也经常有所反映。这是这个重要的革命机关报在宣传上存在着很大缺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www.daowen.com)

20世纪的最初十年，和民族主义的宣传相联系，在以《民报》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当中，曾经进行过大量的有关国粹的宣传，出现了一批国粹主义者和专门致力于国粹宣传的报刊。一般革命报刊当中，也刊有不少有关国粹的文字。

辛亥革命前，热衷于宣传国粹的并不只是革命派一家，清朝统治集团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经作过这方面的鼓吹。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如张之洞之流之所以鼓吹国粹，是为了宣扬历代相传的“礼教风尚”，教忠教孝，挽狂澜于既倒，拯救垂死的封建统治制度。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等之所以鼓吹国粹和筹办《国学报》等专以“保国粹为主义”（转引自1902年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原件存北京图书馆)的刊物，是为了利用保存下来的封建文化，来抵制汹涌澎湃的革命思潮。革命派和他们不一样，革命派报刊之所以热衷于宣传国粹，目的是为了提高民族的自信心，鼓励人们热爱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优秀的文化遗产，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宣传是和民族主义的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服务于旧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的，是“多含革命的精神”(鲁迅：《热风·一是之学说》)，因而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的。

革命派关于国粹的宣传开始得很早，早期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和革命派的报刊中，都曾经刊载过不少有关国粹的篇什。但是以主要的篇幅从事国粹宣传的，还得首推《政艺通报》。

《政艺通报》，1902年2月创刊于上海，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内容分政艺两部分，一方面介绍欧美文化，牖启民智，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一方面大量地宣传国粹主义，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主编人邓实字秋枚，黄节字晦闻，都是广东顺德人，都是广东著名经学家简竹居的弟子，都是这一时期在报刊上宣传国粹主义的中坚人物。《政艺通报》先后刊行十年，坚持到1911年才停刊，是最早的也是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以宣传国粹主义为主的刊物。

其次是《国粹学报》。《国粹学报》是个月刊，1905年2月23日创刊于上海，是1904年冬季成立的革命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内容分政、史、学、文等栏，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特别着重于“辨夷夏主义”，把国粹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是一个如鲁迅所说的“谈学术而兼涉革命”的刊物。《国粹学报》先后出版七年，1911年出至八十二期后停刊。它的创办人仍然是邓实，国学保存会就是他发起组织的。主要的编撰人则有黄节、陈去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马叙伦、田北湖等，多数是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南社成立后，又多数是南社的社员。这些人都是有强烈反满思想的国学家，都是如鲁迅所说的“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关于左翼联盟作家的意见》)的一类人物。在他们的主持下，《国粹学报》刊载了不少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发扬民族传统，表彰宋末明末忠义节烈，激发民族感情的论文和随笔。此外，还搜访了不少明清间的禁书，以《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的名义编辑出版，在当时的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对《国粹学报》在“汉人仕清之贤智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中所起的离心作用，感到十分忧虑，曾经通过当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许以巨赀”，对该刊的主要编撰人黄节等进行收买，但是遭到了他们的“固拒”(见李韶清《黄晦闻之生平及其政治学术思想举例》，刊《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

再就是《学林》和《保国粹旬报》。《学林》1909至1910年出版于日本东京，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文始》等著名论文，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保国粹旬报》1910年2月24日创刊于广州。自称：“以保存国粹为宗旨，所有历代儒林之学说、言论确系国粹性质者，本报发挥而光大之”(该报《简章》)。黄德钧、黄警群等编撰，两个月后出版至第六期停刊。(注五)它是在华南地区出版的唯一的一份国粹主义的刊物。

《学林》

这些都是以主要的精力和大部分的篇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的报刊。此外，这一时期的一般革命派报刊，也刊载有不少有关国粹的文章，进行过大量的国粹主义的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章太炎主编的《民报》。

章太炎是一个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国粹研究和宣传的人。早在1903年他刚三十六岁的时候就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并以“国故民纪”和“支那闳硕壮美之学”(《癸卯狱中日记》)的唯一继承者自居。此后，他还说过“余固致命于国粹者”(《章氏文录·别录二》)，和“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1914年5月《致汤夫人书》，见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之类的话，既反映了他的自负和狂妄，也反映了他对国粹的偏爱和执著。1906年来到日本主持《民报》工作以后，他先是在留日学生成立的国学讲习会担任主讲；继而又发起组织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的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同时积极为《国粹学报》撰稿，以他的学问和声望，成为那一时期的国粹主义者的当然领袖。

章太炎关于国粹的宣传，是和他的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的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他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民报》第六期《演说录》)。他呼吁人们要爱惜本民族的历史，注意研究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优秀人物的事迹。他强调说：“国粹以历史为主”；“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何异？”(《印度人之论国粹》，刊《民报》第二十期)又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刊《民报》第十四期)。可见他的研究和宣传国粹，在当时，完全是为他的反清的革命事业服务的。

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刊载了不少宣传保存国粹的文章，他所写的《演说录》(第六期)、《排满平议》(第二十期)、《中华民国解》(第十五期)、《官制索隐》(第十四期)、《王朝法律索隐》(第二十三期)、《说林》(第九、十、二十四期)、《答梦庵》(第二十一期)等论文和随笔，和陶成章写的《桑遗征》(第十八至二十三期)、汪东写的《窗鸡话剩》(第十一期)、民明写的《涓涓谈》(第十五期)、定思写的《双梧轩偶记》(第十八期)，以及《天讨》增刊上的一些文章，都包括有宣传国粹的内容。第二十期起，《民报》在他的发动下，调整编辑方针，发表启事，大力征集“宋季明季杂史遗集，下及诗歌小说之属”，宣布“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本报特别广告》，刊《民报》第十九期)，更进一步增加了国粹宣传的比重，使以后几期的《民报》带有更多的国粹主义的色彩，成为《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以外的又一份致力于国粹宣传的革命言论机关。

受《民报》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不少革命报刊也都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醒狮》、《河南》、《复报》、《汉帜》、《云南》、《粤西》等刊物上都刊有宣扬国粹的文字。山西革命留日学生主办的《晋乘》，还把“发扬国粹”列为“本社六大主义”的第一条。不少报刊除了开辟专栏宣扬国粹外，还特意编辑出版了一些专门性的增刊，如《汉声》于1906年编印出版了辑录宋明两朝遗民诗文的增刊《旧学》，《云南》于1908年编印出版了收有南明桂王及明末云南地区人民大量抗清文字的增刊《滇粹》，集中地进行这方面的宣传。

革命派报刊所阐发的国粹主义思想和它们所进行的国粹主义的宣传，“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辑《文选》句，刊《汉声》扉页)；向读者介绍了祖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宣传了中国人民抵制外来民族压迫，不甘屈服于专制统治者的顽强反抗精神；教育他们懂得祖国的历史，热爱祖国的文化，反对崇洋媚外，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国粹主义宣传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一类宣传，也起了不少消极的作用。这就是：

一、扩散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它们灌输给人们的，主要是以汉族和炎黄世胄为无上尊荣的狭隘的民族观念和简单的排满复汉思想。它们所歌颂的不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而仅仅是汉族祖先的光荣历史。它们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满族统治者身上，加深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却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一中国人民的真正敌人。

二、宣扬了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它们笼统地号召保存国粹，笼统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所创造的一切民族文化，大量地宣扬了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例如“孔子之学”和“诸子之学”，在有些文章中就被当作“国学”，笼统地给以肯定；“纲常名教”和“仁义礼智”之类的儒家教条，也被当作“吾族之灵魂”而加以颂扬；连《崇祯宫词》、《板桥杂记》之类的描写宫廷生活和记录明末文士风流轶事的诗词札记，也被当作国粹，介绍给读者，极大地削弱了革命报刊反封建思想的锋芒。

三、助长了复古主义的逆流。它们“好学信古，抱残守缺”(邓实《古学复兴论》，刊《国粹学报》第九期)；鄙薄“新学”，崇拜“旧学”；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后看。在它们看来，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都应该以古代为典范：不仅政治经济制度需要从古代得到借鉴，就连婚丧祭祀的礼节和冠服、音乐、舞蹈乃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也必须“一返皇古”。这方面的宣传助长了复古主义的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国粹主义的宣传为他们的民主革命服务，说明他们受封建文化熏陶很深，在思想上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他们的理论武库十分贫乏，他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和敌人作斗争，只好求助于这些早已陈旧了的武器。

这一时期在革命派报刊上致力于国粹宣传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刚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队伍中，他们只是暂时的同路人，是和资产阶级搭伙的地主阶级反满派。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他们被卷了进来，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和封建文化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对反清复明和光复一切旧物的热心，也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心。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右翼，除了少数能够跟上革命的步伐不断前进外，多数不是好的革命者，个别人很快就沦为革命的叛徒；另外一大部分人，则在清王朝刚刚被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就抱着革命告成、万事大吉的思想，寄情于诗画，“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

此后，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国粹主义还有过一度喧嚣。出现过一些“老小昏虫”和“坏种”们主办的叫卖国粹的“屁志”(《鲁迅书信·致钱玄同》，1918年7月5日)，和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这时的国粹主义已经完全成为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其矛头直指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

(注一)：原刊《东亚月报》，署名梦庵。转引自《民报》第二十一期太炎作《答梦庵》一文。梦庵是黄人字摩西的笔名。

(注二)：参看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及卢智泉、温楚珩《记北京国风日报》两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第28页、64页。

(注三)：参看周遐寿《鲁迅的故家》186页。《支那经济全书》是湖北留日学生就同文会所编日文原书翻译成中文的，当时正在付印，经理者因故提前回国，未了事务托许寿裳代办，鲁迅担任一部分校对工作，略有报酬。

(注四)：东京警察总监发给《民报》的命令书如下：

“《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炳麟：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发行之《民报》第二十四号，因违反新闻纸条例第三十三条而经举发，内务大臣特根据该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命令：停止其销售发行，临时予以押收，并勒令今后不得刊载与《革命之心理》、《本社简章》内容相同之文稿。等因，仰希知照。

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

转引自中国革命党《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报告》(油印本)，刊《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一期。

(注五)：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及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