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革命报刊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介绍

20世纪的最初几年，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曾经被当作一种新的学说和思潮，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当中，作过宣传介绍。

首先被介绍过来的是社会主义。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经对处在空前野蛮反动的沙皇专制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贪馋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极奋勉极仔细地注视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693页)的情况，作过描述。戊戌、辛亥之际的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情况和这十分相似，那一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也在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寻求真理的热潮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诞生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为中国人民所知道，日本这个中间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早在1870年，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已经被介绍到日本。1897年在日本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片山潜的领导下，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组合”，并发行了日本最早的工人报刊《劳动世界》；第二年，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一道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的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协会”，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初步的传播。1903年到1907年这一期间，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等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利彦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片山潜主编的《社会新闻》等宣传介绍研究社会主义的报刊，相继创刊。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辗转逃亡到日本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库尔那托夫斯基等，也开始在当地的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阐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中国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们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在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书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把他们耳食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日本的社会主义书刊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中转和媒介作用。热衷于介绍新思潮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这一时期在日本出版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包括留日学生创办的那些报刊，则为这一介绍工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中国人民开始知道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9年。这一年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第一二三期连载的李提摩太的一篇译文中，曾经两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一作马克思，一作马客。尊他为“百工领袖”，把他的学说称为“安民新学”。这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第一次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02年9月15日出版的第十八期《新民丛报》上刊出的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笔名写作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也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译作“麦喀士”，下注：“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是在中国的报刊上第一次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联系了起来。此后，在《新民丛报》、《大公报》等一些保皇和立宪派的报刊中又陆续刊载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它们承认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承认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上最高尚美妙之主义”(《新民丛报》第四十二、四十三期合刊《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是“光明奇伟之新主义”、“思想最高尚之主义”(1903年3月31日《大公报》论说《廿世纪之新主义》)等等，并且谈到了这个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指出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其手段是“变资本家专横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同上)。对社会主义作了十分粗略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它们的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是既不系统也不科学的。第二，它们是在“牖新知”的旗号下进行这种介绍的，社会主义只是它们向读者灌输的一种“新知”，是它们向读者介绍的林林总总的西方政治学派中的一派，对之，它们并无所厚爱。第三，它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大公报》就对社会主义能否“为大地所欢迎”，表示怀疑，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亦乌托邦之主义焉耳”。《新民丛报》则更明确表示：“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犹未必能行之”(《新民丛报》第八十六期《杂答某报》)。言外之意是：它更不可能行之于中国。在它看来，中国可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所鼓吹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可见，资产阶级保皇和立宪派的这些报刊，是抱着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来介绍社会主义的。它们之所以也说一些称道社会主义的话，介绍一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借此威吓清朝封建政府，促使后者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

革命派报刊最先向读者介绍社会主义的是1903年在东京创刊的《浙江潮》和《江苏》。这一年8月出版的《浙江潮》第六期上，发表了“大陆之民”所写的《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一文，缕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之额日众，社会之幸福日薄，百实业骤兴，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不平现象，提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提到了“同盟罢工”和“近世社会党”的活动，最后预言：“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这是革命派报刊向它们的读者介绍社会主义的开始。此后不久《浙江潮》又在它的第八期上发表了“大我”作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提到了马克思(译作“埋蛤司”，并附有“Karl Marx”这一马克思姓名的外文)，提到了废除私有制和相续制(财产继承权)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江苏》也在它的第五期社说《国民新灵魄》(壮游撰)中，称颂“铲平阶级”的社会革命，赞美“共产均贫富之说”。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都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段。

《民报》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个刊物从第二期起就发表了以下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论说和译文：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刊第二期、第三期，署名蛰伸)

《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刊第四期，署名县解)

《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刊第四期，署名社员)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刊第五期，署名县解)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刊第五期，署名犟斋)

《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刊第七期，署名梦蝶生)

《社会主义史大纲》(刊第七期，署名渊实)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刊第九期，署名渊实)

它们的主要作者和译者是朱执信(蛰伸、县解)、廖仲恺(渊实)和宋教仁(犟斋)。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译作马尔克、嫣及尔；《社会主义史大纲》译作麦喀氏、英盖尔)的革命活动史和简单的传记。二、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和宣言的“大要”(见《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及《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伟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译作：“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共产国际活动的历史(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三、已能初步辨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如《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曾经正确地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之空想……夫马尔克之为《共产党宣言》也，异于是。”这是《民报》为科学社会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

《民报》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译文，主要译自英、日两国的社会主义书刊。如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译自英国学者柏律氏(W·Bliss)的《社会主义手册》，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译自片山潜等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些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是参考了大量的在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书刊写作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日译全文首刊于1904年幸德秋水主编的《平民新闻》，重刊于1906年片山潜等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可见日本人也是迟至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开始研究和传播它的。《民报》刚一创刊，就立即把新近介绍到日本的这一文献移译过来，奉献给中国人民，它的这种只争朝夕的探索、追求真理的热情，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在这以后，在日本出版的《复报》、《夏声》、《天义报》(后迁上海出版)，在香港出版的《社会公报》，在广州出版的《廿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报》，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日报》等革命派和接近革命派的报刊，也或多或少地刊载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刊载较多的是《天义报》、《平民报》和《社会公报》。《天义报》第四期就刊有申叔作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源流作过粗略的介绍。这个刊物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08年1月15日出版的第十五期和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第十六至第十九期合刊这两期上。第十五期的《天义报》上除了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的论说外，还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译作因格尔斯)的《共产党宣言·序言》的一部分原文。译文后附有编者按语云：“案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最后还预告将在下一期刊出“《宣言》全文”。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的《天义报》上果然刊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但不是全文，而是《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一部分译文，两位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译为马尔克斯、因格尔斯。此外，还发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第二章部分文字的译文，和哈因秃曼《社会主义经济论》、布利斯《社会主义史大纲》的译文。在《宣言》第一章译文的后面，同样附有一段编者按语：“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界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前后两段按语，一段指为“入门”，一段奉为“圭臬”，说明编者对《宣言》的推重。《天义报》是一个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刊物，介绍社会主义只是它的一部分内容。《平民报》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多，但是曾经在副刊上连续译载片山潜所著的《社会主义粹言》，对社会主义作过系统的介绍(据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社会公报》创刊于1907年12月5日，每星期出版六天(据前引李默书)，主编黄耀公(伯耀)，是一个从保皇派阵营中倒戈出来的革命派报刊工作者。这个报纸自称以“寒社会之巨蠹”，和“扫窒碍而扶助社会之进步，而毕社会之幸福”(《社会公报出世之始声》)为宗旨；提出了“其土地公，其资本公，其制度公，其支配公”，以及“开阡陌，均贫富”(《社会公报释义》)等主张；在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

革命派报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具有以下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第一，怀有对劳动群众状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恳切的同情。它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区别为“豪右”和“细民”(《民报》第五期《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诅咒前者的剥削，叹息后者的不幸，痛恨“经济社会之不均”和“不公”(《社会公报》发刊词)；赞美社会主义“将以增人间之福祉而消除其厄难”(《浙江潮》第八期《新社会之理论》)；承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把“今后革命”的希望寄托在“细民”们身上，对他们的事业寄以很大的同情。这一特点在《民报》所发表的朱执信等人的论文和译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同情，正如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所说，是在“群众的巨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涨”(《列斯论中国》23页)的影响下产生的。经历了这种“高涨”，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痼疾，才“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当中产生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同上)。

第二，带有浓厚的主观想象的成分。它们是在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症，看到了这个社会“祸机已萌于今日”(《夏声》第三期《二十世纪之新思潮》)，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民报》发刊词)的形势，抱着预防资本主义流弊的主观愿望，来提倡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其目的是企图“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上)。这种希望一次革命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却纯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的幻想，它违背了客观的规律，混淆了革命的步骤，因而是根本行不通的。执著地向读者宣传介绍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不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的色彩。(www.daowen.com)

第三，存在着不少模糊的乃至于错误的认识。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楚。在它们所发表的那些文章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以及和他们所主张的民生主义，都是混淆不清的。在它们的一些作者的笔下，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和铁路、电气、矿山等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的纲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是“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弭社会灾难，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纲领，是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此外，它们还散布过一些谬误的观点，例如有的文章公然否认社会上存在着阶级，说什么“今惟扑满而一切阶级无”(《民报之六大主义》，刊《民报》第三号)，认为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有的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学说，说什么：“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安有如马尔克所云自掠夺而蓄积者？”(《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刊《民报》第二期)同时还认为工人阶级可以用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把议席的增加看做是“得握区区之政权”的“着手处”(同上)等等。可见它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它们所主张的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正像《夏声》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吾人有吾人之社会，即吾人有吾人之采择。仿行社会主义之方针同，而取舍之性质不必同也。”(第七期，《二十世纪之新思潮》)它们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论去任意地解释和介绍社会主义的。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那一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提供了思想上的营养，坚定了他们和保皇党人斗争的信心，对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前驱的作用，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资产阶级也发育不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客观上还不具备传播社会主义的条件，加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根本破产，这就使得这一介绍活动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它的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后，才最后实现的。

其次被介绍过来的是无政府主义。

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18至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初才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一道传入中国，报刊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最先把无政府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维新派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和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等，都曾报道和讨论过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以此来恐吓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迫使读者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自己的报刊上，刊载过大量的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新闻、评论、图片和文学作品。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江苏》、《民报》、《复报》、《洞庭波》、《河南》、《四川》、《汉帜》，在上海出版的《苏报》、《俄事警闻》、《中国白话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神州女报》、《民立报》，在香港出版的《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都曾经刊载过这方面的文字，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

此外，革命派当中的一些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人，还创办了一些专门性的报刊，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其中主要有《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等。

《天义报》1907年6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开始是旬刊，后改半月刊，第十一期以后迁至上海出版，1908年3月15日出至第十九期停刊。它的主编是何震，主要撰稿人有刘师培、汪公权、陆恢权、志达、畏公、民鸣等。内容分论说、学理、时评、记事、译丛等栏。自称“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是我国第一个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期刊。章太炎、苏曼殊的一些革命诗词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当时还在东京的鲁迅，看到这个刊物以后，曾经建议别人把有关的稿件投寄给它(注一)。第十五期以后，这个刊物又以“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为标榜， 曾经刊出《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

《衡报》1907年创刊于日本东京，但托名在澳门出版，是刘师培和张继等在东京举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秘密出版物，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要内容，同年停刊。

《新世纪》1907年6月22日创刊于巴黎。社址在巴黎濮侣街四号，以反对一切政府和“倾覆一切强权”为宗旨。经费由当时担任清政府驻法使馆商务随员的张人杰供给。加入同盟会的留法学生李煜瀛、吴稚晖、褚民谊等担任编辑和主笔。1908年张继从日本来到法国，也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周刊，共出121期，1910年5月21日停刊，是我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这个刊物有自设的华文印刷所，除发行《新世纪》周刊外，还出版有《新世纪丛书》、《鸣不平》、《夜未央》、《世界六十名人》等出版物。

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通过以上的报刊，和他们所译印的《无政府主义》、《总同盟罢工》等小册子，来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

在这些报刊所发表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活动和他们的政治主张，被列为宣传介绍的首要内容。《浙江潮》第八期的《新社会之理论》，《民报》第七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梦蝶生)，第八期的《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渊实)，第十六期的《巴枯宁传》，以及《新世纪》上的一些文章，都曾经对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经历和他们的思想作过专门的介绍。《民报》和《天义报》还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周作人译，刊《民报》第二十四期)、《无政府主义之哲学》(刊《天义报》第十五期)、《面包掠夺》(同上第十六期)等著作的译文。施蒂纳的极端利己的、反对任何组织纪律的思想；蒲鲁东的主张用非暴力手段建立无政府社会和无政府制度的思想；巴枯宁的要求“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国家、反对任何权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克鲁泡特金的主张用互助的办法组织社会生活，反对一切类型的国家政权的思想——这都是通过这些文章才第一次为中国的读者所知道的。这些报刊所发表的许许多多反对强权、反对军备、反对法律、反对赋税、反对财产、反对阶级、反对国家，要求达到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等“四无”境界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论说，也是根据欧洲的那些无政府主义大师们的观点糅合炮制出来的。

其次，是对俄国虚无党人即民粹主义者活动情况的宣传。《浙江潮》第四期的《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江苏》第四期的《露西亚虚无党》、《民报》第十一、十七期连载的《虚无党之小史》等文，都对1879年民意党成立以来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活动情况及其政治纲领，作过详细的介绍。《民报》第二至二十三期还刊有和俄国民粹主义者有关的近十张人物照片。《苏报》的《虚无党》(1903年6月19日)，《洞庭波》的《伟哉俄国革命党，危哉俄国首相》(第一期)，《汉帜》的《俄国虚无党之诸机关》(第一期)，《河南》的《露国革命党》（第一期)等时评和论说文章，则是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赞颂和揄扬。类似的评论和诗词、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还大量地散见于同时期出版的许许多多革命派报刊，不胜枚举。当时，俄国的虚无党人即民粹主义者在遭到沙皇摧残后，大多数已经放弃了反沙皇政府的斗争，而主张与沙皇政府调和妥协，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富农利益的代表，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障碍。领导当时俄国革命的早已不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是成立不久的社会民主工党。革命派报刊对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很少介绍，却大力介绍和宣扬所谓虚无党人的斗争事迹，除了情况不明这一原因外，还由于：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俄国的民粹派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自己就有些方面来说，也是民粹主义者，因而对后者有感情。二、他们和在日本的俄国民粹主义者还有直接来往。如俄国民粹主义者彼尔斯特基访问过《民报》，宋教仁和他做过长谈。另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盖尔晓尼访问过孙中山，和孙交换意见，《民报》第十五期刊有他在狱中的照片。孙中山和当时在日本的俄国老民粹派代表人物鲁赛尔保持有通讯联系(注二)。俄国民粹派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民意报》，也刊有中国革命党人对俄国革命怀有真诚的同情的来信。两方面的关系比较密切。三、他们从俄国虚无党人不畏牺牲，不怕挫折，勇于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精神当中受到激励，对后者怀有崇敬的心情。这种心情，在革命派报刊所发表的有关俄国虚无党人的诗文中，时有流露，随处可见。他们是把“挟其坚忍固毅百折不屈之精神，全体一致同一无二之目的，以与独夫民贼为敌，一而再，再而三，卒能使凶鸷苛暴之君主，不得不退步相让”(《江苏》第四期《露西亚虚无党》)的俄国虚无党人，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来看待的。革命派报刊对虚无党人的介绍和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介绍，往往交织在一起。这是因为俄国的虚无党人吸取和采纳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在革命派当中的多数人看来，两者之间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

和前两方面的宣传相联系的，是关于暗杀活动的宣传。这已经成为革命派报刊有关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又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浙江潮》的《刺客论》(第十一、十二期)、《复报》的《暗杀风潮又起耶》(第一期)、《刺客概论》(第三期)、《汉帜》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第一期)、《洞庭波》的《伟哉俄国革命党，危哉俄国首相》(第一期)、《河南》的《暗杀之效力》(第三期)、《中国新女界》的《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第六期)、《民报》的《暗杀时代》(《天讨》增刊)、《帝王暗杀之时代》(第二十一期)、《崇侠篇》(第二十三期)、《中国白话报》的《论刺客的教育》(第十八期)、《广东日报》的《炸药之二十世纪》、《暗杀主义说》等，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篇章。此外，在《二十世纪大舞台》、《有所谓报》、《天义报》、《新世纪》等报刊上，也刊有大量这方面的文字。通过以上的文章和其他有关的新闻评论和图片报道，这些报刊向读者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人进行暗杀活动的历史，特别是1881年以来俄国虚无党人多次谋刺沙皇和政府首相终于得手的历史；赞美他们的那种“左手把民贼之袂，右手其胸，伏尸数十，流血五步”(《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 )的个人恐怖行动，和他们的那种不畏强御，不怕牺牲，“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的献身精神；宣传暗杀的“最快而捷”，“成功容易”，和“名誉光荣”(《中国白话报》·《论刺客的教育》)；鼓吹“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民报》·《天讨》增刊·《暗杀时代自序》)；鼓动中国的革命党人以俄国的虚无党人为榜样，“飞鸣出匣，轰然落地，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复报》·《中国尊君之谬想》)，以夺取革命的胜利。在不少报刊的文章中，因为行刺沙皇而被捕遇害的俄国女虚无党人苏菲亚的事迹，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民报》、《神州女报》、《有所谓报》、《新世纪》等报刊上，都刊有记载她一生经历的详细传记。《民报》还在第二、第十六两期的扉页上两次刊出她的照片，把这个以参加暗杀活动著名的妇女当作英雄人物来颂扬，激励中国的革命党人向她学习。在以上报刊宣传的影响下，暗杀成为一时的风尚和“当今顶时髦的事体”(《中国白话报》第十八期)。不仅有吴樾、万福华、温生才等个人自发的暗杀活动，而且产生了有组织的集体的暗杀活动。军国民教育会和同盟会都成立有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机构，仅同盟会就建立有六个之多。革命派报刊的鼓吹暗杀，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唯心史观和他们的侥幸心理。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愿意作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醉心于个人的激烈活动，企图用孤注一掷的办法，轻易地取得革命的胜利。表面上似乎慷慨激昂，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不足。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前，在《民报》第二十六期《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所说的，不愿“以身为釜”，受“熬煎之苦”，而愿“以身为薪”，博“烈”德之誉，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自白。

辛亥革命时期在报刊上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大体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张人杰、李煜瀛、吴稚晖、刘师培之流的思想偏激的买办知识分子。这些人“外作疏狂，内贪名势”，貌似激进，实则投机。他们“今日言革命，明日言无政府”，调子唱得比谁都高，摆出一副惟我独革的架势，却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赶时髦，实际上右得很。宣传“经济革命”、“平民革命”、“劳动革命”的是他们；宣传“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天义报》第八期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反对暴力革命，分裂革命队伍，赞美封建思想，煽动复古逆潮，从右的方面来维护封建制度，破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也是他们。另一类则是处在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道路上，接触了欧洲无政府主义，为它的蔑视一切权威摆脱一切束缚的思想和它们的激烈的言辞所感动，就立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目的是为了汲取力量和利用其中的一些思想材料，进行革命的鼓动。他们的认识有错误，但却是真正为了革命，其中有的人还为革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和前一类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保皇派和革命派都宣传介绍过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报刊上既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也有明确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后一方面的宣传，更能够反映他们的真实思想。梁启超在介绍了西欧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以后，就明白地表示：“若其主义，则吾所不敢赞同也。”他质问说，“岂有无政府而能立于今日之世界者乎？”回答是：“岂惟今日，虽至大同太平以后，亦固有所不可也。”(《论俄罗斯虚无党》，刊1903年11月《新民丛报》第四十、四十一期合刊)很明显，他是不反对有政府的，只不过要求在体制上做一些必要的改革而已。革命派也是这样。孙中山就坚决反对无政府，他只同意利用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思想“为吾党之助”，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可以“行于今日”(注三)。《民报》在它的“六人主义”中，更明确宣布它所主张的是用“共和政体”，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取代“现今恶劣之政府”，而不是无政府。《民报》第一期所刊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第七期所刊的叶夏声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第十七期所刊的雷昭性的《政府说》等政论，也都阐明了它的这一观点。陈天华的文章在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主张后，反问说：“彼无政府之主义，宁吾侪今日之所主持乎？”叶夏声的文章在列举了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五个方面的分歧以后，指出：“夫无政府党与革命党其主张不能两立。”认为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一个要“废灭政府而至摈斥国家”，一个则要“巩固国家而革新政治”，当前摆在革命派面前的是“建设新政府”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废灭政府”的问题。雷昭性的文章也指出“我之名虽以扑彼政府，我之实转自建一政府”，主张以革命的政府代替反动的政府，都表示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否定。其他的革命派报刊上也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同样，对于暗杀，在革命派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孙中山就不赞成暗杀。不少革命派报刊也不赞成暗杀。例如《河南》第四期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一文，就正确地指出过“中国之君主、官吏，杀之不胜杀”，“杀一恶劣官吏……其影响未能见于实际之改革”。而且，即使是坚决主张暗杀的人，其目的也只是为了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说来，是一种反动的思潮。它是“绝望的产物”，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氓的心理状态”，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列宁全集》第五卷294—297页)。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些人之所以容易接受这种思想，是因为他们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本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滋长这种思想的很好的温床，是因为这种思想投合他们的狂热和幻想。革命报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助长了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企图以刺杀个别反动首脑人物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侥幸心理，这是它的消极方面。其积极方面则是冲破了封建思想的藩篱，赞颂了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鼓舞人们舍生取义，进行冒险的革命斗争。比较起来，在当时，它的积极方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近代中国是一个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汇为汪洋大海的国家，而无政府主义又恰恰是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破坏心理的强烈反映，因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它是有滋生条件的。这也是它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还能够流传一个时期的一个原因。

(注一)：参看陈漱渝《鲁迅留日时期接触〈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线索》，刊《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注二)：孙中山在给鲁赛尔的一封信中还向他介绍过《民报》出版的情况。信中说：“我没有出版过您所说的《社会主义报》，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报在此间我国同胞中间有否传播。我的同志们每月所出版的报纸，这里叫做《民报》，意思就是‘人民’，它只出中文版。如能随时从您处获得消息，我将非常高兴，致以真诚的祝愿。孙逸仙。”原件存苏联国立中央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译文见《史学译丛》1957年第五期。

(注三)：参看《国父全书》494页及《国父批牍墨迹》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