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留日学生革命报刊宣传的进一步开展

同盟会成立以后，留日学生的数量继续增加，1906年达到一万三千人。此后又续有发展，最多时曾经达到过两万人。他们当中，“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孙中山《1913年在日华学生团举行的欢迎会上的演说》，见《民谊》第六号)，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在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期间，他们和《民报》紧密配合，在日本创办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留日学生出版的这一批革命报刊，绝大多数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注一)，在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当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的机关报。它们的编辑、撰稿和发行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多数是月刊。已知的有以下几种：

《醒狮》1905年9月29日创刊于东京，月刊，主要编辑撰稿人有李叔同(署名无畏、息霜)、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等，1906年6月出至第五期停刊。

《新译界》 1905年在东京创刊，周钟岳、范任卿、张熔西(耀曾)、刘赓藻、席上珍等编译。(注二)

《晨钟》1905年秋在东京创刊，周刊，蒋衍升、丁鼎丞等主编。(注三)

《复报》1906年5月8日在东京出版，月刊，柳亚子、田桐、高天梅、高燮等编辑撰稿，1907年6月停刊。

《云南》1906年10月15日在东京创刊，月刊，主持人李根源、赵伸等，1911年出至二十三期后停刊。

《洞庭波》1906年10月18日创刊于东京，月刊，陈家鼎、景定成、宁调元等担任编撰，第二期起更名《中央丛报》，出版仅一期即停。

《革命军报》1906年12月29日在东京出版，署“祝革命军大捷之一份子”主编，旋停。

《豫报》1906年12月创刊于东京，月刊，河南留日学生主编，出两期而止。

《鹃声》1906年创刊于东京，刊期不定，雷铁崖、董修武，李肇甫等主编，先后出三期，中间一度被禁。(注四)

《汉风》1906年创刊于东京，但焘主编。(注五)

《汉帜》1907年1月25日创刊于东京，月刊，陈家鼎、宁调元、景定成等主编，是在《洞庭波》的基础上改组后出版的一个刊物，两期后停刊。(注六)

《秦陇》1907年8月26日创刊于东京，月刊，党积龄、郗朝俊、高又民等主编(注七)，出一期后停刊。

《晋乘》1907年9月15日创刊于东京，月刊，景定成、景耀月、谷思慎等主编，出至第四期停刊。(注八)

《河南》

《洞庭波》

《夏声》

《四川》1907年11月创刊于东京，月刊，吴玉章(永珊)、雷铁崖、邓等主编，出至第四期后停刊。

《粤西》1907年11月15日创刊于东京，月刊，卜世伟、刘崛、陆涉川等主编，出至第七期后停刊(注九)。

《河南》1907年12月20日创刊于东京，月刊，刘积学等主编，出至第九期后停刊。

《大江月报》1907年底创刊于东京，月刊，黄增耆、夏重民、卢信等主编，出版数期后停刊。

《关陇》1908年2月2日创刊于东京，月刊，范振绪、谭焕章、郗朝俊、党积龄、崔云松、钱鸿钧、马凌甫等任编撰，1908年4月15日出至第三期后停刊。(注十)

《国报》1908年2月3日创刊于东京，月刊，编撰人不详，出一期后即停。

《夏声》1908年2月26日创刊于东京，月刊，赵世钰主编，1909年9月25日出至第九期后停刊。

《江西》1908年7月10日创刊于东京，不定期刊，愍生等主编，1909年6月10日出至第四期后停刊。

《滇话报》1908年秋在东京创刊，月刊，刘钟华主编，1910年3月并入《云南》。

《湘路警钟》1909年在东京创刊，焦达峰等主编，旋停。

此外，还有章太炎主编的《大江七日报》、夏重民主编的《日华新报》(五日刊)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复报》、《云南》、《四川》、《河南》、《夏声》等几种。

《复报》是一份在国内大体编好后，寄往日本印刷出版发行的特殊的报纸。它的主要编辑人是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之一。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1902年中秀才，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开始革命生涯，1906年2月，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在同盟会江苏分会主办的上海健行公学任教，不久又参加了光复会，积极投入两会所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1909年11月，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曾先后被推为该社的书记员、编辑员和主任。辛亥革命后，他归隐故乡，与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提倡新文化，支持国民革命。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后，他坚持革命道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筹组民革，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人大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参加治理国家的各项活动，以迄逝世。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柳亚子从十六岁起，就以弃疾、亚卢、青兕、稼轩等笔名，为《苏报》、《江苏》、《二十世纪大舞台》、《醒狮》、《民吁日报》等革命派报刊撰稿，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和诗词作品。此外，他还先后创办了《复报》、《警报》等革命报刊，自任主编，同时担任了《天铎报》的主笔，和《民声日报》、《太平洋报》的副刊编辑，在当时的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年轻的革命宣传家之一。

《复报》是柳亚子亲自创办和主编的第一家报纸。它最先出版于1905年的孟夏，是柳亚子在他的家乡吴江同里的自治学社和几个同志一道创办起来的一份以宣传革命为目的的油印周刊小报。他们自己写，自己印，自己担任派送，一共出版了六十七期。1906年，柳亚子离开了同里的自治学社，转往上海健行公学工作，一方面成立青年自治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一方面着手办报进行革命宣传，把原来在吴江出版的那份油印周刊改编成月刊，送往日本铅印出版，这就是1906年5月在东京创刊的那份《复报》。后出的这份《复报》的创刊号编号下印有“原第六十八号”等字样，正是为了表明它和在吴江出版的那份同名的油印小报的“血缘”关系。

这个刊物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国内大体编好以后，寄往日本东京，在当地同志的协助下，印刷出版发行的。柳亚子在回忆它的创办经过的时候这样写道：

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杂志《民报》，差不多是以健行公学为秘密代派所的；我们又另外编了一种杂志，叫《复报》，是在学校里编好，寄日本付印，出版后仍寄还学校来秘密发行。(1934年致蒋慎吾函，转引自蒋慎吾《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先生》刊《越风》第十四期)

这一回忆大体符合事实。不足之处是没有详细介绍在日本付印前后的情况，从刊物中刊有大量当时在日本的作者的稿件这一点看来，它的一部分编辑工作是在日本完成的。

协助柳亚子担任《复报》编辑撰稿工作的有田桐、高天梅、高燮、陈去病、金天翮、陈志群、蔡冶民、刘季平、马君武、冯平、高增等。陶成章、章太炎也为这个刊物提供过不少稿件。它的作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三年后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

从陶成章和章太炎的积极支持它的工作看来，它和光复会的关系也是密切的。封面的“复报”两个字，采取反写的办法，也隐喻有光复的意思。

在宣传上，《复报》也介绍过民权主义，发表过《中国尊君之谬想》等类的反对封建君权的论说，但当作重点来宣传的主要还是一个民族主义。它在出版广告中所宣布的“发挥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国民之霜钟，作魔士之露檄”(刊1906年9月《民报》第七号)的办报宗旨；它在各期补白中嵌入的“民族大复仇，男儿速努力，誓将长白山，遍染猩红血”，和“愿将十万横磨，歼除鞑丑；矢率三千铁甲，恢复河山”等政治口号；以及它所发表的《臭鞑子》、《逐满歌》、《神州种族学卮论》等文，都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色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复会的影响。

《复报》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文字比较浅显，除了使用较为浅豁的文言文外，还刊载过不少完全口语化的白话文，柳亚子用弃疾笔名为该刊写作的发刊词，就用的是纯粹的白话文。此后，每一期都插刊一些当时称为通俗体或新体的白话诗文。章太炎为该刊第五期所写的《逐满歌》，是这一类文字的代表作：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鞑子老猢狲。他的老祖努尔哈，带领兵丁到我家，后来篡逆称皇帝，天命天聪放狗屁！

这也是这位以行文古奥费解著称的国学大师平生写作的少数几篇白话作品之一。《复报》之所以能够风行一时，文白相间，雅俗共赏，“适于通俗社会”(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125页)是一个原因。

1907午7月徐锡麟、秋瑾案发，清廷加紧镇压革命，健行公学以目标过大自行收缩，《复报》因此失去了在国内编辑和发行的基地，出至十一期后被迫停刊。

《云南》是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当中寿命最长的一家。它从1906年创刊后，曾经两次被迫停刊，两次重新恢复出版，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才自动停办，先后出版了六年共二十三期，最高发行份数达一万册，是同时期仅次于《民报》的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

这个刊物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执事部庶务科负责人黄兴的亲自指导下创办起来的。它的主持人李根源在回忆它的创办经过时，这样写道:

其时(同盟会成立和《民报》创刊后不久)孙、黄两先生为扩大宣传革命，又号召各省留学生筹办地方刊物。丙午(1906)年1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均同盟会总部执事部的工作人员)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光(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孙、黄两先生向我等提出办《云南杂志》之要求。孙、黄两先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我等对孙、黄两先生之意见，完全接受，决定立即进行组织工作与筹款工作。孙、黄两先生又指陶焕卿(成章)、宋钝初(教仁)、宁太一(调元)三君言曰：“可随在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1957年8月作《云南杂志选辑·序》)

《云南》就这样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以后，利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一部分房屋，充当临时社址，创办起来了。它的出版得到了在日本的同盟会员和旅日、旅缅、旅越的云南侨胞以及散居国内各地的云南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短时期内就募得经费万余元。一些开明的云南籍“官绅”也踊跃输将，仅某候补道一个人就一次隐名借助该刊经费一万六千两(见《云南》第十三期广告)。

《云南》创刊后，参加筹备工作的李根源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的关系，负责对外联系事宜，赵伸任发行人。挂名担任总编辑的，开头几期是吴琨和周钟岳，吴先是“赴满韩旅行”，继而又“被同乡举充他项职务”(见该刊第三号、第五号告白)，没有到任，周不久就回国，负责的时间很短，编辑工作实际上由席聘臣和张耀曾代理。第五期以后，即由席聘臣担任编辑主任，以总编辑名义协助席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张耀曾、孙志曾、姜梅龄等(注十一)。1908年4月以后，赵伸、孙志曾等陆续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活动，刊物的各项工作主要由张耀曾负责，协助他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的还有刘九畴、张大义、郑开文、李贞白、王毓嵩等，以迄停刊。除编辑人员外，积极为该刊撰稿的先后有杨振鸿(志复)、吕志伊(侠少)、张华澜、李变羲、赵钟奇、黄毓成、丁石僧、言道一、胡正芳、刘锺华、周德容、邓绍湘、林春华、赵鳌、马标、华封祝、闵道、王九龄、张成清、夏绍曾、徐继周、杨友棠、李日垓、由云龙、李华、张鸿翼、李文治、寸辅清、钱用中、陈文翰、张清如、张佩芬等三十余人(见《云南杂志选辑·序》)。李根源也以雪生的笔名为该刊写作了大量的稿件。所有以上参加过《云南》工作的人都是在东京附近留学的云南籍学生。例如参加筹备工作的五个人当中，李根源、罗佩金是士官学校的学生，赵伸是成城学校的学生，杨振鸿是振武学校的学生，吕志伊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担任过总编辑的几个人当中，周钟岳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席聘臣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张耀曾是帝国大学的学生。所有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当时，云南的留日学生约一百三四十人，加入同盟会的约八十人(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380页何畏文)，参加过《云南》杂志工作的人几乎占云南留日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占旅日云南籍同盟会员的二分之一。这一情况说明了革命的留日学生和他们所办刊物的密切关系，在同时期出版的留日学生革命刊物当中，是颇有一点代表性的。

《云南》杂志设有图画、论著、译述、时评、传记、小说、文苑、杂纂、调查、大事月表等栏，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云南杂志简章》)为宗旨。它揭发了清朝政府苛虐百姓，媚外残民的种种罪行，宣传了“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第十三期《国民的国家》)，和“不自由毋宁死”(第十一期《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发布了一百三十六条有关革命党人在国内活动的消息，对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发动的起义，和1908年黄兴在云南河口发动的武装起义，作了尤为详尽的连续报道。表明了它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云南》杂志占用篇幅最多、投入力量最大的，是它的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宣传。这方面的宣传起始于它的创刊号，以迄终刊，持续达五年之久，所发的有关论说、时评、译文、史料、通信和各种调查材料，累计在八十篇、四十万字以上。通过这些稿件，这个杂志向读者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法帝国主义者觊觎我云南地区领土主权的丑恶历史，揭发了这两个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云南肆行侵略的种种罪行，对正在进行的这两个帝国主义者侵占我滇越铁路、腾越铁路筑路权和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等七府厅矿权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郑重地警告侵略者和卖国的清朝政府说：

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他人所得而有之，既非他人所得而盗卖之，更非他人所得而估买之、强借之也。盖我之土地所有权，固神圣不可侵犯。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及强租之者，是国仇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第五期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

它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自己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和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反抗精神，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推动了云南人民争回路矿权利运动的发展。对《云南》的以上宣传，帝国主义者感到十分震恐，法国方面特地选派了十名精通中文的安南译员，把《云南》所刊载的这类文章逐期赶译成法文，研究对策。并且准备拨出“三五万乃至三五十万法兰(郎)”，贿买北京和云南地区的清朝官员，对《云南》实行迫害(据第三期《越南来函》)，禁止它输入国内在云南地区传播。《云南》的反帝宣传是搞得很有声色的，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的同类宣传当中，它的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和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派报刊一样，它所提倡的只是资产阶级绅商们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领导下的“正当的排外”，它要求所有的反帝活动必须有“礼貌”地进行，“切不可为辱国旗、烧教堂、伤害个人生命财产等之野蛮排外”(见第六期侠少《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第七期崇实《云南之民气》)。在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的时候，就唯恐他们行动越轨，唯恐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千方百计地力图加以限制，这既反映了它的作者们的唯心史观，也反映了他们为之呐喊的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者的潜在的畏惧心理。

1908年2月2日，《云南》杂志社仿效《民报》周年纪念会的那次活动，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轩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庆祝《云南》出版一周年。在东京的云南留日学生全体到会。《云南》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李根源、赵伸、孙志曾等都在会上发了言，对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有加强民族文化历史和“国民之个人道德”的宣传和增加有关军事、实业、地理方面的稿件等。关于发行工作方面的，有“牺牲万金，创办周年订报大赠彩”、“凡军人定购本报俱减价二成”(见第十三期《纪戊申元旦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等。会上还决定仿照《民报》周年纪念增刊《天讨》的体例，由李根源和吕志伊负责，网罗滇中明季遗事，编印一本名为《滇粹》的小册子，作为《云南》创刊周年的纪念特刊。以上的建议和决定，除了“大赠彩”那一条外，都执行了。这是继《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以后，在留日学生当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www.daowen.com)

《云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上是有贡献的，云南人民的觉醒，云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高涨，和云南的光复，都有它的一份功劳。

《四川》杂志是同盟会四川分会以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在一年前即已停刊的《鹃声》杂志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刊物的编辑发行工作完全由同盟会员主持，它一开始就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的立场，激励人民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和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四川》的编辑发行人是吴玉章(永珊)。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刚刚从成城学校毕业，考入日本国立的大学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为了把这份杂志办好，他特地向校方请假休学一年，来到东京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曾经对《四川》的出版情况作过如下的描述：

为了革命活动的方便，我特地给《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比较宽大的房子，它后来不仅用作了出版机关，同时也用作了革命机关。由于有《鹃声》的基础，并且雷、邓也继续参加编写工作，经过不久的筹备，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鲜明的革命姿态与世人见面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四川》的特点是：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通观全部内容，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东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分量；而揭露清朝反动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第十二小节)

《四川》的主要编辑人之一雷昭性(铁崖)，早在主办《鹃声》的时期就很有文名，他为《四川》撰写的《敬告全蜀》一文，先后在该刊第一、二两期连载，陈述了列强窥伺下的四川的危急形势，向四川人民发出了以革命图存的战斗号召，更是脍炙人口。除编辑人员外，不少当时在日本的四川革命党人如龙鸣剑等也积极支持《四川》的工作，先后为该刊提供稿件的作者不下三十人。

1908年秋，日本当局在清朝政府的撺掇下对《四川》进行迫害，他们指控《四川》“鼓吹革命”，“激扬暗杀”，“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并借口该刊第四期所刊日本国内消息有“反对天皇”嫌疑，对该刊提出公诉。结果判处罚金一百元、编辑发行人吴玉章有期徒刑半年，“犹豫(缓期)执行”；刊物宣布查禁。就这样，《四川》只出版了四期就被迫停刊，其中第四期刚刚印好就全部被没收，没有来得及发行。

《河南》是同盟会河南分会在前已停刊的《豫报》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这个分会的会长曾昭文亲自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剔除了《豫报》成员中的一些接近立宪派的动摇分子，使《河南》的编辑大权完全为坚持革命的分子所掌握。新创刊的《河南》由张钟瑞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余诚、潘印佛、曾昭文、陈伯昂、王传琳等分任编撰发行等项工作。张、刘两人都是同盟会河南分会的骨干，张后来在1911年的武装反清斗争中担任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在发动起义的前夕被捕殉难，刘则是起义的河南革命军南路军的指挥，事败后又参加了北伐队的筹备工作，都是河南地区革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他们的主持下，《河南》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它所刊载的《平民的国家》(鸿飞作，刊1907年12月第一期)、《对内对外有激烈的解决无和平的解决之铁证》(南侠作，刊1908年12月第八期)等论说，和《革命党首领孙文将到长江》、《革命党大队盘踞十万山》、《革命军广西占领》、《革命党又将起事》等短评(均刊1908年3月第三期“时事小言”栏)，都表现了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很受读者欢迎。“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革命逸史》第三集282页)。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它只出版一年，就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提请日本当局以“言论过於激烈”为辞，强行查禁了。

《河南》的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它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介绍。在这方面为《河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的是鲁迅。

1906年初，正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的鲁迅，深感医学只能增强人的体质，延续人的生命，却不能改变人的精神，而“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他因此得出结论：对于中国人民说来，医治他们的身体并不是“第一要义”，“第一要义，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

这一年三月，鲁迅毅然从仙台退学，来到东京，决心放弃学医的道路，转而从事以改变人们的精神为目的的“发国人之内曜”的战斗，首先考虑到的是要创办一个有影响的杂志。

这时，鲁迅已经加入了光复会，经常出入于《民报》社和章太炎、宫崎寅藏等中外革命志士之门，积极参加光复会在日本所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计划创办的这个杂志，无疑将会是一个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进步的文化思想进行批判介绍的，兼有政论和文艺等各种文字体裁的综合性的杂志。

1906年夏至1907年夏是鲁迅在东京积极筹备创办这份杂志的时期。参加筹办这份杂志的，除了鲁迅兄弟外，还有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密友、前《浙江潮》杂志的主编许寿裳；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时期的同学，以书画篆刻著名的江西留日学生陈衡恪(师曾)；鲁迅的浙江同乡、擅长国画和填词、后来转往英国留学的袁文薮和带有一点浪漫色彩的广东留日学生苏子谷(曼殊)等。(注十二)

刊物的名称，最初拟定为《赫戏》或《上征》。“赫戏”是光明的意思，出于《离骚》的“陟升皇之赫戏兮”；“上征”是向天上飞行的意思，出于《离骚》的“溘埃风余上征”，隐喻着对光明和理想的热烈追求。后来觉得不够通俗，没有被采纳，才决定用《新生》这个名字，意思是“新的生命”。

刊物的具体计划已初步定了下来，印了一批专用稿纸，“第一期的插画也已拟定是英国十九世纪画家瓦支的油画题云《希望》”(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198页)，部分稿件也已开始构思。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刊物终于没有办成。“《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的时候既已背时，失败的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呐喊·自序》)这里所说的坚持到最后的“三个人”，指的是鲁迅兄弟和许寿裳。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河南》杂志即将创刊的消息。《河南》的主编通过周作人在南京学习时期的熟人、安徽同盟分会会长孙竹丹来向鲁迅拉稿，正在为《新生》的夭折感到苦闷的鲁迅，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欣然命笔，为《河南》提供了一大批稿件。

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鲁迅以令飞和迅行的笔名，先后为《河南》写译了以下六篇皇皇巨作：

《人间之历史》(署令飞，刊1907年12月第一期)

《摩罗诗力说》(署令飞，刊1908年2月第二期，1908年3月第三期)

《科学史教篇》(署令飞，刊1908年6月第五期)

《文化偏至论》(署迅行，刊1908年8月第七期)

《裴彖飞诗论》(署令飞，刊1908年8月第七期)

《破恶声论》(署迅行，刊1908年12月第八期)

累计近十万字，其中除《裴彖飞诗论》是翻译作品外，其余都是鲁迅自己的创作。先后出版九期的《河南》杂志上，除了第四、第六、第九期外，几乎每一期都有鲁迅的文章。最后一篇的《破恶声论》原定写三个部分，第三部分还没有写完，就因《河南》的停刊而中辍，是个未完稿。所有这些文章，除了那篇《裴彖飞诗论》外，后来都被收入鲁迅的第一个文集《坟》。

在以上的六篇文章中，鲁迅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拉马克、达尔文、海克尔等西方生物学家有关生物进化的学说和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论述了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和自然科学家在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等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赞颂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克维支、斯洛伐支奇、裴彖飞等“摩罗派”诗人“重独立而爱自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对“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的洋务派，“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的保皇派，和抱残守缺复古倒退的顽固派，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号召中国人民冲决网罗，和他称之为“二患”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鲁迅这一时期先是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町中越馆，1908年4月以后又搬进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十号、他和许寿裳等称之为“伍舍”的一处住宅，在《河南》发表的那六篇文章，大抵是在这两个地方写的。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无疑地正是他早已打好腹稿，准备写给《新生》的那些稿件的内容。

受当时文风的影响，鲁迅的这些文章写得比较长，而且颇有点“古了起来”。文章写得长是当时报刊的风气，梁启超是始作俑者，革命派的一些报刊也竟以长为尚，一篇《摩罗诗力说》竟然写了两万四千字，就明显地受当时这种风气的影响。至于古，则是受章太炎的影响。当时鲁迅正从章太炎治说文，每星期日必到《民报》社听讲，亲炙于章氏之学，又爱读他的文章，自不免受到一点感染。鲁迅后来在为这些文章编集的时候，曾经历史地解释过这一情况，他说：

这是我做的么？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坟·题记》)

筹办《新生》和为《河南》写稿的这一时期，是鲁迅决心充当革命舆论战士，秉笔为枪，开始在革命舆论的战线上，向旧世界发起勇猛冲杀的一个时期。鲁迅在他向敌人进击的第一个回合中，就向读者表明了他的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可贵性格，他不愧为伟大的思

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夏声》是同盟会陕西分会在《秦陇》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它创刊于1908年2月26日，终刊于1909年9月，先后出版了九期，共一年零七个月，是北方几省留日学生所办刊物当中寿命最长的一家。《夏声》内容分论著、时评、学艺、文艺、杂纂、时事汇录等栏；自称“以开通风气，湔除敝俗，灌输最新学说，发挥固有文明，以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简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黑暗腐败，痛述了陕西民生的疾苦，支持陕西扶风、渭南、华州、华阴、同州、富平等地人民为反对出卖西潼路权而进行抗捐斗争和陕西教育界人士为反对封建压迫，即所谓“蒲案”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对《民报》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也作了积极的配合。它的“时事汇录”栏比较全面地摘要报道了国内外最近发生的重大事情，对陕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消息报道得尤为详尽，表示了对这个地区革命形势的特殊关注。

《夏声》由杨铭源担任发行人，赵世钰担任总编辑，当时在东京的大部分陕西籍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它的工作，位于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的《夏声》杂志社，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的场所。

积极为《夏声》写稿的有井勿幕、李元鼎、茹欲立、李述膺、曹澍、张秉钧、姚鑫振、陈之硕、徐应庚、张翊初、张祥麟、孔门、李寿熙、景志博、张仲明、李鲁吾等(注十三)。他们多数是从陕西三原宏道学堂选拔出来的留日学生。其中井勿幕、李元鼎、茹欲立三人是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井字文渊，是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和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以“侠魔”这一笔名为《夏声》撰写了《二十世纪之新思潮》、《夺饥民口中之食者谁乎》等大量论说和短评，每期《夏声》几乎都有他的文章。李字子彝，笔名空、垒空、鲁曼；茹字卓亨，笔名皮生、疲生、大无畏，《夏声》的不少论说和时评，如《敬告陕甘父老》、《论中国现今之民气》、《策国民之前途》等，多出于他们两个人的手笔。此外，一些临近省份的留日学生如山西的景耀月、景定成等，也为《夏声》撰写过一些稿件。景耀月用大招的笔名在《夏声》发表过不少借古讽今的旧体诗，景定成用秋心的笔名在《夏声》发表过现实题材的小说《一夕雨》，这是因为留日的豫、晋、秦、陇四省学生曾经有过四省协会的组织，他们之间一向比较接近的缘故。

在《夏声》上发表过文章的，还有两个后来在新闻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就是于右任和张季鸾。于右任在《夏声》创刊前夕到过日本，并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他在日本写作的一些旧体诗词如《爱国歌》、《将归祖国留别同人》、《书愿》和总题为《剥果词话》的文艺评论随笔等，就都是以剥果、神州旧主、关西余子等笔名，在《夏声》发表的。张季鸾名炽章，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由东京经纬学校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和同盟会比较接近，但是没有加入。《夏声》创刊的时候，张季鸾才二十岁，他以少白、一苇等笔名积极为这个刊物写稿，除了第三、八、九三期外，每期《夏声》都有他的文章，多数是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如《参观日本千代田小学校记并书后》、《忠告陕西小学教育家》、《日本教育发达史论》等，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这是张季鸾从事报刊活动的开始。于右任是三原人，张季鸾原籍陕北榆林，不是三原人，但在三原宏道学堂念过书，他们和主持《夏声》工作的杨铭源等有同乡同学之谊，这是他们积极为《夏声》供稿的一个原因。

《夏声》和同盟会在陕西地区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在日本的陕西籍同盟会员往来于东京、陕西之间，联络个人，设立机关，开展革命活动，“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注十四)。《夏声》在西安的代销机关公益书局，也因而成为省城盟员的聚会之所和同盟会陕西分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和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报刊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革命报刊具有以下的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它们的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自己祖国、人民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168—169页)。留日学生这一时期所办的革命报刊，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这种感情。它表达了乘槎浮海远适异国，上下求索，探寻真理的那一时代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风雨如磐”、灾难深重的“故园”的无限情思和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无限向往。留日学生革命报刊的爱国主义宣传，是和它们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秦陇》、《粤西》、《云南》、《四川》、《夏声》所刊载的那些揭露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觊觎我领土主权的报道和声讨他们罪行的檄文，是把反帝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河南》、《复报》、《醒狮》所发表的那些赞颂“美哉黄帝子孙之祖国兮可爱兮”，和要求“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自由兮独立兮博爱兮书于旆兮”(《醒狮》第一期，《醒后之中国》)的政论和诗篇，则是明显地把反封建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当殖民地附属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为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建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爱国主义的宣传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和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的。

第二，是它们的浓厚的地方色彩。首先，刊物的名称就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直接用省名命名的刊物如《云南》、《四川》、《河南》、《江西》等不必说了，其余如《秦陇》、《粤西》、《洞庭波》、《滇话报》、《湘路警钟》等也一望而知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其次是刊物的编辑发行人和编辑发行工作带有地方色彩。这类刊物大部分都是由各省留日学生同乡会或同盟会在日本的各省分会主办的，它们的编辑发行人绝大多数都是本省或邻近省份的留日同乡同学，经费绝大部分募自国内外的“同乡人士”，出版后的刊物除了少部分在日本及海内外各地销售外，大部分都秘密地运到有关的省份内发行。有的刊物如《云南》、《河南》等，还在自己省内派驻有专门的“销行员”，设有半公开的发行机构。再次，刊物的内容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例如，除了本地区的革命运动外，《云南》所关心的是滇越铁路问题、腾越铁路问题、对英对法交涉的问题；《四川》所关心的是“经营藏卫领土”和开拓四川地区路矿利源的问题；《河南》所关心的是“京汉铁路撄于俄”、“怀庆矿产攘于英”的问题；《粤西》所关心的是“北海西江铁路路权”问题；《关陇》所关心的是“强俄在西蒙回疆之举动”和西北边防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有关省份当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方面的评论和报道，在这些刊物的篇幅中始终占有很大的一部分比重。为了加强对地方情况的了解，这些刊物还继承了前一时期留日学生刊物的传统，设立“调查”栏，派出“调查员”，对省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豫报》所刊载的《河南学堂一览》，《江西》所刊载的《官吏之蹂躏征兵》、《赣省盐局各弊》，《云南》所刊载的《调查河口情形记》、《永郡官绅之怪现状》、《腾越关之商务》等，就都是经过调查以后写成的专门报告，为研究和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以及如何在这些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些刊物的浓厚的地方色彩，使得它们和本省的革命党人和革命运动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推动了当地的革命运动的开展，成为同盟会各个地区分会在海外对国内的有关省份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舆论机关。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留日学生，是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这些留学生们当时还都是在学的青年，而“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斯大林全集》第一卷19 页)。革命留日学生所办的那些报刊，就充满了这种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精神。和一般青年学生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加入了革命党，他们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领导下从事办报活动的。他们所办的报刊，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地的一些省份出版革命报刊还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它们所曾经起过的特殊作用，是应该给以充分估计的。

(注一)：李根源在《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一文中谈起过这一情况，其中有云：“《民报》发刊后，孙、黄两先生为扩大宣传革命，又号召各省留日学生筹办地方刊物。”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322页。

(注二)：据周钟岳《惺庵回忆录》，刊《云南文史资料》第二辑。

(注三)：据王祝晨《清末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回忆》，刊《山东文史资料》第四辑。

(注四)：1905年10月28日《醒狮》刊有《四川鹃声白话报紧急广告》云：“四川僻在西陲，交通不便，政治界之疾苦，呼号莫闻，本社有鉴于此，愿代七千万同胞尽喉舌之责，提倡民气，保护人权。凡有能将四川之贪官污吏惨无天日之不法行为调查确实，函告本社，必能哭诉于我四百兆同胞之前，以凭裁判。”又1907年3月30日《复报》刊有题为《鹃声复现》的广告一则，文如下：“此报因伪政府之禁，原社诸人悲而星散，停办已一年余，同人等抱亡国惨痛，恨邪说猖狂，乃组织斯报，以继原名，斥汉奸之妖言，励同胞之义忿，均以透快淋漓之笔出之。文不取乎艰深，言则归于正大，凡内容体裁，改弦更张，一洗前报浅陋之弊，盖名犹是名，而人非其人也。同胞诸君购阅，留学生会馆及各书坊均有，先睹为快者，当不河汉斯言也。现在印刷，刻期出版。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五年鹃声社广告。”

(注五)1906年12月《民报》第十期刊有《汉风杂志简章》其前六条如下：“一，本杂志以发扬先民之幽潜激励国人之秉彝为宗旨。二，本杂志体例一宗文选，其有不足者姑从阙如。三，本杂志专以网罗焚书佚籍为主，凡经当世表彰者，挽〔概〕不录入。其有大义所关，为本杂志所万不能缺者，间择一二，以副概例。四，本杂志皆据原书录出，不增减一字。五，本杂志间插祖国图画，令人起爱国之思。六，本杂志定于阳历每月二十日发行，决不愆期。”可见内容之一斑。

(注六)：1907年3月30日《复报》刊有《汉帜》广告云：“《汉帜》杂志出现。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素。现已出版，发行所东京神田区神保古今图书局，其余《民报》社、留学生会馆、东京各书店及内地各书店，均有寄售，每部一角六分。”又景梅九《罪案》对《汉帜》出版的情况作过如下的描述：“《洞庭波》用极显豁痛快的文字，写出革命宗旨来，所以欢迎的很多，大家和克强诸友商量，似嫌《洞庭波》名字限于一方，于是另想一个名称，叫做《汉帜》。立时组织起来，请太炎做了个发刊词，甚是冠冕堂皇，起句是：‘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以大汉立称’，同志诸人见了，莫不叹绝。于是汉元自撰论说，我担任译述，并作了一篇清快丸的小说；小友等担任文苑，由同人捐助了些钱印出来，却也合一般社会的心理，所以销售甚广，不敷分布。出了一两期，因经济困难停刊，大家都道可惜。”见《辛亥革命》第二辑251页。

(注七)：据《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一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又据同刊赵世钰文称：“余为(《秦陇》)总编辑。”

(注八)：1907年《天义》第十五期刊有《晋乘》广告云：“本社六大主义：一，发扬国粹；二，融化文明；三，提倡白话；四，奖励实业；五，收复路矿；六，经营蒙盟。……第一、三号出版后大受社会欢迎，四号现已付梓，不日出书……日本东京神田区仲猿乐町五番地晋乘杂志社。”冯自由《革命逸史》作《晋声》，误。

(注九)：刘崛《我参加同盟会和回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一文记《粤西》出版情况云：“我去日本是在光绪年间……初入东京的法政大学，后转早稻田大学。我到东京不久，就参加了同盟会，介绍人是邓家彦和胡汉民。入会后，我参加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写的宣传文件及办的刊物相当多。《粤西》杂志是经我筹办的，组织工作也有发展，会员由原来的十多人，发展到八十多人。……光绪、宣统年间在东京出版的《粤西》杂志是我与陆涉川负责筹办的，总编辑由卜世伟负责，编辑共六七人。这个刊物只发行了七期。”见《辛亥革命在广西》。刘崛原名美廷，字尊权，曾任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

(注十)：马凌甫《回忆辛亥革命》一文对《关陇》出版情况有过以下的一段描述：“对《关陇》，最热心支持的是范振绪(禹勤)、谭焕章(耀唐)、党积龄(松年)、崔云松(叠生)、钱鸿钧(陶之)。我和郗朝俊是经常住在报社为《关陇》服务的。有一次报刊印就没有邮费发行，他就把手上所带的手表，身上所穿的大衣，送进质屋，典当了几块钱，才把报发出去。至今思之，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正是对立宪论进行驳斥，我曾用‘民气’二字的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国体》的论文，力言君主制度不能不废，民主共和不能不争。又因西北人士正为西潼铁路问题上书请愿，争归民营，陕西农民抗捐抗税，反对官办。我也写了一篇《铁路与西北之关系》的文章。同学党积龄还以‘播种’笔名，对英商瑞记洋行运动政府包办西潼铁路作过深刻的评论。由于陕西农民抗路捐、知识界争路权的风浪，为《关陇》、《夏声》提供了现实的丰富材料，并且揭露了当时政府欺骗人民的黑暗面，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黑暗统治的斗争日趋高涨，终于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辑57页。

(注十一)：据《云南》第五期、第十五期广告，《云南文史资料》第三辑周钟岳《惺庵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第六册25l页《云南首义诸人革命以前略历》。

(注十二)：陈、袁参加《新生》筹备事，见林辰《鲁迅事迹考》。苏曼殊参加《新生》筹备事，见增田涉《鲁迅的印象》。

(注十三)(注十四)：见赵世钰《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片断》，刊《陕西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