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派和保皇派报刊之间的一场大论战

1905年底，同盟会成立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是在双方的报刊间进行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和保皇派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是论战双方的主要阵地。这是近代报刊历史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保皇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利用他们在海内外各地所办的报刊，进行反革命的舆论宣传，摇唇鼓舌，欺罔世人，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他们先是遮遮掩掩地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来骗人。待到幌子被戳破，假革命的真面目再也遮盖不住的时候，就索性扔掉画皮张其长喙利距，恶狠狠地向革命猛扑了过来。他们用保皇立宪那一套滥调，向革命思想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们扬言“以其所信与一世之舆论挑战，不敢辞也”。宣布“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吾布热诚，以俟君子”(梁启超《新民说》刊1903年《新民丛报》第38号)。摆出一副虚嚣骄满盛气凌人的架势。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们的声势虽减，但是并不甘心失败，继续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大放厥词，散布抵制革命的言论，蛊惑读者。种种情况表明，保皇派的反动宣传已经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严重障碍。正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介绍这段历史的时候所分析的：“当时为本党宣传革命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清廷，非言论战胜保皇党之报，则宣传无由得力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500页)。一场摧毁保皇派的思想囹圄，揭露他们的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击退他们的进攻，以扩大革命影响的论战，已经势在必行了。

《民报》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主动向保皇派报刊发起进攻。创刊号上发表的陈天华用思黄笔名写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精卫所写的《民族的国民》，就点名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妖言惑众”，和他们“盛诵夫君主立宪之美”的种种谬说，进行了批判。康梁方面也立即在《新民丛报》上作出回答，并把在该报上发表过的，阐明他们观点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辑成一本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加印一万多份，在社会上散发。这是两报之间展开大规模论战前的一次前哨战。

两报之间的大规模论战是从1906年4月开始的。在这一月出版的《民报》第三期上，首先发表了汪精卫写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列举《新民丛报》文章中的一些论点，逐条地进行批驳。这篇文章洋洋数万言，分载《民报》第三、第五两期，发表的时候还在正题下面增添了一个副题“附驳《新民丛报》”，是《民报》所刊系统批判《新民丛报》各项观点的第一篇文章。这一期《民报》还以号外的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表示将“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注一)，向《新民丛报》正式宣战。一场空前规模的两派报刊之间的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民报》所发的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集中在1906年4月出版的第三期到1907年10月出版的第十七期这十几期刊物上。其中指名和《新民丛报》辩难的主要文章，就有以下十几篇：

《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精卫，刊1906年4月第三期、1906年6月第五期)

《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精卫，刊1906年5月第四期)

《斥新民丛报之谬妄》(辨奸，刊1906年6月第五期)

《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县解，刊1906年7月第六期)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精卫，刊1906年7月第六期)

《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精卫，刊1906年7月第六期、1906年9月第七期)

《新民丛报之怪状》(枝头抱香者，刊1906年7月第六期)

《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精卫，刊1906年11月第九期)

《答新民难》(寄生，刊1906年11月第九期)

《杂驳新民丛报第十二号》(精卫，刊1906年12月第十期)

《新民丛报杂说辨》(寄生，刊1907年1月第十一期)

《杂驳新民丛报》(精卫，刊1907年1月第十一期、1907年3月第十二期)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十三号社会主义论》(民意，刊1907年3月第十二期)

《土地国有与财政——再驳新民丛报之非难土地国有政策》(县解，刊1907年7月第十五期、1907年9月第十六期)

《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太邱，刊1907年10月第十七期)

此外，还有一些正面阐述革命派自己观点的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第一期)、汪东的《论支那必先以革命》(第二期)、胡汉民的《排外与国际法》(第六至十三期)，章太炎的《排满平议》(第二十一期)等。

《新民丛报》方面所发的主要的论战文章则有以下几篇：

《开明专制论》(饮冰，刊第七十五期、七十七期)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刊第七十六期)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饮冰，刊第七十九期)

《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刊第八十二期)

《杂答某报》(饮冰，刊第八十六期)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刊第八十九期)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刊第九十期)

作者的署名，都是“饮冰”。全部出自梁启超一个人的手笔。

双方论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一、关于民族革命问题。《新民丛报》反对反满的民族革命，认为反满是节外生枝，没有必要，因为满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满人早已同化于汉人，为“爱国”计，不应该再搞什么反满的民族主义革命。《民报》批驳了这一观点，指出，满洲贵族统治者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由一小撮满洲贵族掌权的清朝封建政府，不仅是一个摧残人民的暴虐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投靠洋人的卖国的政府，“扶满不足以救亡”，“不为种族革命则不能立宪”，《新民丛报》所说的“爱国”云云，不过是爱“满清政府”、爱“洋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二、关于民主革命问题。《新民丛报》反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认为中国“人民程度未合格”，“学识幼稚”，“未有可以行议院政治之能力”，“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只能“拾级而升”地搞一点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绝不能“躐等”、“越级”地闹革命和建立什么“共和”政体，“共和政体，则吾绝对的认为不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也”(见前举《开明专制论》、《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民报》批驳了以上的观点，它反对爬行，主张跃进；反对渐进，主张革命；反对君权，主张“民权”；坚决要求用革命手段扫除民主障碍，推翻封建政府，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它也赞成立宪，但是是民主立宪，而不是君主立宪。它指出《新民丛报》所鼓吹的“立宪”，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使人民永远沦为封建君主的奴隶，因而是对人民的麻痹和欺骗。

三、关于社会民生和土地国有问题。《新民丛报》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贫富相悬”的现象；反对在解决政治问题的同时，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反对平均地权，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哪怕是轻微地触动一下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它看来，“将来中国处置土地之政策，非惟本属私有者，不宜收归国有而已，即本属国有者，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民报》的一些文章列举确凿的事实，批驳了以上的观点。它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豪右”和“细民”的差别，存在着贫富不均的现象；既有“坐食土地之利”的封建地主，也有“贫无担石储”的贫苦劳动农民；因此“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发展了生产，解决了社会民生问题，才能“毕其功於一役”，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四、关于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此前出版的两派报刊中早已辩论过的老问题。《新民丛报》恫吓说，革命是一场暴烈行动，一旦爆发，势必“杀人流血”，形成内乱，进而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遭到“瓜分”，落得亡国灭种的下场。它断言：“今日昌言起革命军者，其结果，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灭亡中国”(《暴动与外国干涉》)，“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开明专制论》)《民报》辩论说，不会！它指出：第一，这次革命，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是争夺帝位，不会出现历史上为争夺帝位而造成的内乱；第二，革命诚然不免于杀人流血，但不革命也不免于杀人流血，只是“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而已；何况革命完全可以有秩序地进行，大规模的内乱是可以防止的。至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瓜分的问题，《民报》同样认为不会，它指出，这次革命只革本国政府的命，并不排外，也不准备损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还有不许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公法为之保障，因此干涉瓜分都是可以避免的；倒是不革命，国家越来越弱，反而会引起瓜分。万一帝国主义要来怎么办？《民报》的回答是：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在这次论战中，《民报》始终坚持了革命的方向，加强了人们的革命信念，鼓舞了人们的革命意志，表现了处在“上山”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生气勃勃的、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旺盛的革命精神。

但是，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认识的局限，《民报》的政论作者们，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了自己的严重弱点。第一，他们不敢正视反帝的问题，没有正面提出什么反帝口号，对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侵略政策没有本质的认识，幻想它们会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企图以妥协的办法换取它们的谅解，不愿意也不敢和它们实行完全的分裂，对《新民丛报》所提出的革命将会引起帝国主义瓜分的问题，也没有作出彻底的回答。说明他们和《新民丛报》的政论作者们都害怕得罪帝国主义，都惴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尽管他们的有些文章也说过几句气壮如牛的话，但是总的倾向还是心虚胆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比他们论战的对手高明多少。第二，他们过多地强调反满，强调所谓的“光复”，煽动种族复仇主义情绪，没有集中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在国内的真正敌人封建主义，削弱了对封建势力特别是支持清朝政府的汉族封建势力的斗争。第三，他们虽然提出了土地问题，但是没有勇气彻底地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提出任何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的方案，使“平均地权”的口号名不副实，流为空谈。第四，他们不排斥人民参加革命，并且准备利用人民的力量，赢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对人民群众怀有畏惧心理，力图加以驾驭、限制和防范，不敢充分发动和依靠后者进行斗争。表明他们和他们论战的对手们一样，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这些，实际上也正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的软弱性的反映。

尽管还存在着以上那些弱点，《民报》仍然在论战中压倒了自己的对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因为《民报》所坚持的是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较之《新民丛报》所鼓吹的以枝枝节节的改革为主的渐进的道路，更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更适合中国社会生活的需要，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人心的向背，最终决定了这场论战的胜负。

两报论战期间，孙中山除了一度去南洋一带筹款和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外，始终坐镇东京，指挥战斗。他除了出题目组织专人写作批判文章外，还经常用口授大意，提供论点、论据的办法，让别人执笔，写成专文，参加论战(注二)。《民报》第十二期署名民意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第十五、十六期署名县解的《土地国有与财政》等文，就都是用这种方式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写作出来的。“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民报》方面参加这次论战的先后有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东、廖仲恺、章太炎等，都是同盟会宣传战线上的一时之选。和《新民丛报》方面比较起来，这个班子的力量是十分雄厚的。它拥有熟悉中西学问、长于文字的多方面人才，由于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文章也都写得生动活泼，气充辞沛，从论战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强大的战斗力，形成了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

相形之下，《新民丛报》方面的力量就显得单薄得多了。编辑部里能够披坚执锐和《民报》诸人周旋一番的，只有一个梁启超，这使得对台戏的这边一台，唱的完全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从驱遣文字的功夫来说，梁启超当然是轮老手，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作家当中也不失为上驷之材，无如他所坚持的是保皇立宪和反对民主革命的立场，这就使得他在论战中总不免于左右支绌，声嘶力竭，时时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地位。

论战开始的时候，梁启超刚从美洲回来不久，还陶醉在海外保皇党徒和受蒙蔽的华侨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志满意得，倨傲之态可掬。《民报》的一些新进的革命政论作者，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些感情用事不堪一击的浮薄少年，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交过两次手以后，梁启超渐渐地领教了对方的厉害，他所征引的译自日文专著和报刊上的一些文字，也因翻译和解释上的错误而一再受到《民报》方面的指责，舞词弄札逞奇炫巧的那一套手法也吃不开了，这才初步地感到问题的严重。

《民报》第四期的点名批判文章《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发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自镇定地表示“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一方面又为文章中的“就国民心理上论约法之可行一段，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而发慌。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到处求援。1906年春，他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气急败坏地恳求徐“有以助我”！央告说：“公必为我思索一下，并速见复为盼。”(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49页)很明显，这位大才的任公先生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

对革命党人的“其势益张”，和革命报刊宣传的日益“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梁启超自然是不甘心的。他曾经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了以下的决心：“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906年《与夫子大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360页)大有和革命派及其报刊周旋到底的意思。但是，论战的形势越来越不利，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实行退却。

1906年7月，《新民丛报》上首先刊出了徐佛苏以佛公笔名写的“来函”《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以第三者的身份出来调停，希望论战双方“逐渐恢复秩序”。这封名为来函的稿件，完全是在梁启超的示意下炮制出来的(注三)。

1907年1月，梁启超又找出一个叫徐应奎的，通过宋教仁向《民报》要求“调和”。解释说，以前和《民报》论战是出于“不得已”，希望双方“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宋教仁《我之历史》)。

在此前后，梁启超还亲自出马，“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的片断回忆》)，希望《民报》方面降低温度，停止辩难。

这些都表现了梁启超的怯战心理，他已经对这次论战的取胜完全失去信心了。但是，《民报》方面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针对《新民丛报》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1906年12月出版的第十期《民报》上刊出了汪东化名“弹佛”写的《驳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揭发号称第三者的“佛公”并不是什么“局外之人”，而是“党於新民者也”；表示论战既已开始，就不能“以一纸息其争”，要求《民报》“犁庭扫穴，不留余种”地干下去，不获全胜，厥战不止。把《新民丛报》委托第三者发出的这一呼吁顶了回去。对梁启超通过徐应奎进行的那次试探，孙中山的回答是明确的，他反对“可以许其调和”的主张，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一辑《孙中山年谱》)。汪精卫也以“仆等与《新民丛报》宗旨不同，感情何能相洽”(《民报》第九期《与佛公书》)为词，拒绝了停止驳论的建议。论战因此又在《民报》占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了一个时期。

到了1907年的春末，当《民报》的政论作者们仍然文思沛旺，像长江大河一样的滔滔汩汩不可尽竭的时候，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却终于支持不下去了。他在1907年5月出版的第九十二期《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哀叹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给两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小结，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这以后，《新民丛报》完全陷入了困境。由于论战失利，无话可说，只好用译稿来充塞篇幅。到后来，连译稿也时虞匮乏，只好一再愆期，发行数字也随之锐减，经费困窘到难乎为继的程度。从梁启超这一时期给他的同党的信中也可看出这种情况的一斑：

《丛报》二十一号之文尚无只字，此报定期出版之信用已久失……故欲公等为助此一期之稿，俾速印成，但终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1907年致蒋观云等书。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弟一人之力不能兼顾此报，以余力办之，若赘旒然，无复精神，亦复何取。……出报既属愆期，则阅者生厌，销数亦窒，而经济不能支……故办之反为私人经济之累。(1907年致徐佛苏书。转引自《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这样勉强地拖了几个月以后，到了1907年的8月，这个早已成为“赘旒”的保皇派报纸，终于在出完九十六期以后，在《民报》方面取得论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在它的创办人的“凄然”“泪眼”下，悄悄地停刊了。

《新民丛报》先后出版了六个年头，是保皇派报刊当中寿命较长，在社会上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一份报纸。它的停刊反映了保皇派和革命两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反映了人心的背向，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的事物，才是最有生命力的。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进行激烈论战的同时，这一时期革命派和保皇派在香港和海外各地出版的另外一些报刊，也分别就地展开了论战。其中论战得比较激烈的有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派的《中国日报》和保皇派的《香港商报》；在旧金山(美国)出版的革命派的《大同日报》和保皇派的《文兴报》；在温哥华(加拿大)出版的革命派的《华英日报》和保皇派的《日新报》；在檀香山出版的革命派的《檀山新报》和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在新加坡出版的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在泰国出版的革命派的《华暹日报》和保皇派的《启南日报》；在印尼出版的革命派的《泗滨日报》和保皇派的《鸟岛日报》等等。它们各自和《民报》及《新民丛报》保持密切联系，就大体和两报辩驳纲领相同的一些题目，在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空前规模的论战，和《民报》、《新民丛报》间的那场论战相配合，一直延续到1909年左右，才同样以革命派的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两派报刊在1905至1909这几年所进行的这场论战，影响是巨大的。经过这场论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同盟会的纲领也逐渐地深入人心，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而保皇派的声望却大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力量也大大地减弱了。论战以前，保皇派的宣传还能吸引一些人；论战以后，就不那么灵了。他们除了在上层绅学人士中还拥有一部分支持者外，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已经完全失去同情。原来对他们崇拜到五体投地，读他们的政论“如饮狂泉”的人，现在转而“饮排满共和之狂泉而失其本性”(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九，四十一页)。在大部分青年学生特别是留学生当中，保皇立宪道路遭到唾弃，革命成为时尚，以至于出现了有的回忆文章中所描述的以下情况：“平素在帽内藏着辫子，倾心立宪的人，这时噤口不谈，并与革命党人拉起交情来了”；“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甚至于连一些原来和保皇派关系密切、在保皇派的报刊中当过编辑记者的人，也纷纷退出他们的旧营垒，反戈一击，成为革命的舆论战士，形势变得对革命派越来越有利了。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围绕《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相互辩驳而进行的革命和保皇两派报刊间的这场大的论战，正是这一“长期辩论”的开始，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场大的论战中，革命派报刊批判了保皇党人的谬说，坚持了革命的道路，发挥了“报纸把物质的斗争变成思想的斗争，把血和肉的斗争变成精神的斗争，把需求、热情、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形式的斗争”(1840年，马克思《记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作用，表现了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精神，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在这些方面，它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然而，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它们的宣传还有软弱和不足的方面，它们的理论武器还应付不了来自保皇派报刊的多方面的挑战，也没有力量去解决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问题。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不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革命派报刊在论战过程所暴露的问题当中，也已经初步地看出了端倪。

(注一)：见《民报》第三期号外的编者前言。这一期号外列举了两报“辩驳之纲领”共十二条，如下：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符其希望。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需要求。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号外的末了附有编者按语称：“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注二)：参看何香凝《我的回忆》(刊196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胡汉民自传》(刊《革命文献》第三辑16页)、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刊《革命逸史》第三集126页)等文。

(注三)：徐佛苏，湖南人，留日学生，曾任长沙学堂教员，1904年参加革命活动，在长沙加入华兴会，和黄兴等相稔，同年七月在上海被捕，获释后亡命日本，转投保皇党，成为君宪派的干将。用第三者的名义以“来函”的方式在《新民丛报》上刊出这封意见书，是他的主意。梁启超十分赞成，曾经写信给他，催他快点交稿，信中有云：“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要，望早成之。”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