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报》关于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

作为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民报》所讲的是中国民族前途的问题”(孙中山《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它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它所宣传的基本内容，是同盟会提出的十六字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以排满为中心内容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在《民报》发表的文章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论说”栏的《民族的国民》(第一期，汪精卫作)、《中国革命史论》(第一期，陈天华作)、《专一之驱满主义》(第十七期，黄侃作)、《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第十四至十八期，刘师培作)、《论满洲当明末时代于中国为敌国》(第二十期，思古作)、《排满平议》(第二十一期，章太炎作)等阐述排满思想的论文，“谈丛”和“附录”栏的《窗鸡话剩》(第十一期)、《涓涓谈》(第十五期)、《双梧轩偶记》(第十八期)、《明清递嬗之往迹》(第十九期)、《桑遗徵》(第十八至二十三期)等有关明末抗清事迹和文献资料的摘录，“图画”栏里的从轩辕黄帝、岳飞、朱元璋、徐达到洪秀全、石达开等汉族祖先和抗击外族政权的汉族历史人物的肖像，和增刊《天讨》中所刊载的《普告汉人》、《军政府讨满洲檄》及以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云南等省人民名义发布的《讨满洲檄》等，就都是这一类文章。“逆胡”、“鞑虏”、“蠢尔东胡禽兽”等之类的蔑称，充斥版面，使整个刊物带有强烈的民族排他主义色彩。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陶成章等是这一类文章的积极的作者。

一般地说，革命派报刊所进行的反满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明末清初那一时期的地主阶级反满派们所进行的“反清复明”宣传，是不完全一样的。后者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权斗争，目的是为了实现朱明王朝的复辟。而前者则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革命派报刊之所以热衷于反满宣传，第一，是因为满洲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清王朝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它在国内设下民族牢狱，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早已成为国内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障碍。第二，是因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种族压迫的史实，口耳相传，早已在众多的汉族人民当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容易打动人心，激发民族主义的情绪，引起人们对当权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也是一般革命派报刊多数从反满宣传入手的一个原因。对此，孙中山曾经作过如下的分析：“民众之从违未定，在能举简单事实，参以证据，使群伦相信耳。今用排满口号，其简单明了，又远过于反清复明矣，故革命之进行甚速。至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立国之本，中人以上能言之，大多数中下级民众，尚难尽解，不若排满口号更易唤起群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159页《孙中山语录》)说明一般革命报刊之所以多从排满宣传入手，是有它们的策略上的考虑的，是符合一般群众的接受程度的。

《民报》的情况就是这样。它的不少宣传排满的文章，是把清朝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把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考虑的。《民报》第十期发表的孙中山的那篇《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篇文章不仅全面地论述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而且批判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思想。说：“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排满文章写得比较多的人，也还是有所认识的。他们的排满宣传，往往是和他们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刘师培就说过“就种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异族；就政界而言，则满洲之君为暴主；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普告汉人》，见《民报》《天讨》特刊)这样的话。章太炎则不仅有过“扫除腥膻，建立民国”(《民报周年祝辞》，刊《民报》第十期)，“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定复仇之是非》，刊《民报》第十六期)这样的言论，而且说过下面这样的话：“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刃其腹哉？”“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桓、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排满平议》，刊《民报》第二十一期)说明排满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并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单纯的种族复仇主义者。

但是，无可讳言的是《民报》的反满民族主义宣传是过了头的，是有严重缺陷的。其具体表现是：第一，过多地转载和征引了明末清初以来满汉民族之间互相杀戮和压迫的文献资料，在转载和叙述的过程中，又不能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加以区别。有的言论，如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所说的，“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民报》第一期)，更公开地煽动民族间的仇杀，人为地加剧了民族之间的仇恨。第二，过多地强调所谓的华夷之辨，歪曲了祖国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融合、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历史。第三，过多地夸大宣传了汉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所谓的“国粹”，贬低和轻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助长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损害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偏离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

《民报》的民族主义宣传，激发了广大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痛恨，对革命风潮的高涨，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把一切的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结果模糊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影响了对后两个敌人的批判和揭发。

其次，是关于民权主义的宣传。除了孙中山的《发刊词》和《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外，《民报》上刊载的涉及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民族的国民》(汪精卫)、《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朱执信，以上第一期)、《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朱执信，第三期)、《中华民国解》(章太炎，第十五期)、《代议然否论》(章太炎，第二十四期)等。此外，在它所刊载的《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第二期)、《烈士吴樾君意见书》(第三期)、《秋瑾集序》(第十七期)、《刘道一像赞》(第二十期)，和《天讨》特刊的《讨满洲檄》等文中，也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在一些文章中，民权主义也被称为民主主义、国民主义。

在这些文章中，《民报》提出了“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口号；强调了“国民之权利”和“国民之公意”；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立宪道路和“皇帝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在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领导下，实行“政治革命”，“颠覆君主政体”，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报》这方面的宣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的要求，反映了这个在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阶级，“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为争取西方曾力求达到的理想而斗争”(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那种进取精神。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宣传民权主义的文章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其中的一部分文章——例如孙中山、朱执信等几个人的文章，忠于同盟会的纲领，力主以革命求共和，坚持和立宪派作斗争，态度是坚决的，表明它们的作者不愧为勇猛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有一部分文章，态度并不那么坚决。例如章太炎的一些文章就是这样。在那些文章中，章太炎虽然也强调民权、平等，主张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鼓吹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但却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公开宣布“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代议然否论》，刊《民报》第二十四期)，表现了他在民主主义思想上的不彻底性。

再次，是关于民生主义的宣传。除了前引孙中山的几篇文章外，《民报》刊载的宣传和鼓吹民生主义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朱执信作，刊第五期)、《告非民生主义者》(署名民意，刊第十二期)、《土地国有与财政》(朱执信作，刊第十五、十六期)、《悲佃篇》(刘师培作，刊第十五期)、《斥新民丛报土地国有之谬》(署名太邱，刊第十七期)。此外，它还译载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乔治所写的研究土地问题的专著《进步与贫乏》中的部分章节(廖仲恺译，刊第一期)，日本土地复权同志会寄来的主张“回复人类之土地平等享有权”的《土地复权同志会主意书》(刊第二期)，转载了冯自由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长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刊第四期)，提供读者参考。

《民报》的这些文章看到了“豪右”和“细民”在经济地位上悬殊差别，同情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初步地接触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动员下层会党群众参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有一定的革命作用和进步作用。

但是，《民报》所宣传的民生主义，在理论上是有严重缺陷的。按照它的一些文章的说法，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土地国有，就是平均地权，就是社会主义。这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观的错误的理解。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完成“政治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实现“毕其功于一役”，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其次，它所宣传的平均地权，并不是让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只是限制地主在城市地价增值后的收入，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只略微地触动了一下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在宣传上，《民报》的作者们对平均地权的解释也是很不一样的。前面所引的观点，主要是孙中山的观点，朱执信在文章中所阐发的也基本上是这个观点。此外各人的文章就人言人殊了。例如陈天华和冯自由的文章，都认为平均地权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无甚富，而亦无甚贫”的“井田之制”(思黄《中国革命史论》，刊《民报》第一期)。章太炎的文章主张“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代议然否论》，刊《民报》第二十四期)，和“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田奴”(《五无论》，刊《民报》第十六期)。刘师培的文章主张实行“农人革命”，“籍豪富之田”，“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悲佃篇》，刊《民报》第十五期)。这些文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但是并没有拿出具体实施的办法，对于农民同样是口惠而实不至。没有多久，除了孙中山、朱执信、陈天华等少数几个人外，前引的不少作者都背叛了他们自己在平均地权问题上曾经提过的主张。冯自由成为孙中山后来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反对派；章太炎成为土地国有和“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的坚决反对者；貌似最激烈的刘师培则最早叛变革命，他的假惺惺的《悲佃篇》发表还不到一年，就彻底地跑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营垒里去了。可见这些人在《民报》上，就平均地权问题，发表这样那样主张的时候，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是不准备实行的。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显然并不是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民报》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宣传，花的力气最多的，占的篇幅最大的首先还是民族主义，其次才是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比较起来，《民报》的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显得十分单薄。这是由于革命派中的多数人，是抱着反满的目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的，他们最先接触的是反满的民族主义的宣传，他们自己也是这方面的积极的宣传鼓动者，对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则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当时，在革命派内部，真正理解和信仰孙中山的民权、民生主义的只是少数，能够正确地加以阐述发挥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建设的不足，以及理论宣传工作的薄弱。

《民报》宣传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对历史上的和正在进行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介绍、评论和报道。

首先向读者介绍的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民报》的宣传家们，以极大的热情，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民报》的第一期上就刊有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的画像。此后又陆续译载了《佛兰西革命歌》，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卢梭的著名著作《民约论》，刊出了《法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之真景》、《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兰西人民攻破巴士底狱之图》、《法兰西革命之气象》等近十幅描绘法国大革命宏伟场景的历史图片，表示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的崇敬和景仰。在从第十三期开始到十九期止，先后连载五期的《法国革命史论》一文中，《民报》的作者一方面激励中国人民以法国人民为榜样，学习他们和封建暴君作斗争的革命精神；一方面告诫中国的革命党人，要善于从法国革命的历史中得到借鉴，注意那些“足为戒者”的经验教训，沿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

1905年，俄国爆发了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列宁《亚洲的觉醒》)。《民报》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这一运动的发展，它从第三期起就连续发表了《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宋教仁)、《俄国革命党之日报》(胡汉民)、《俄国立宪后之情形》(胡汉民)等纪事和评论性的文章，《俄国革命党之秘密会议》、《哥萨克兵之追杀市民》等大量图片，和《旅俄杂记》、《西伯利亚纪行》等有关俄国情况的翻译作品，对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向往。在以上的文章中，《民报》向它的读者介绍了十二月党人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和赫尔岑的活动，介绍了俄国虚无主义者、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也对自1905年1月9日彼得堡血腥事件以来，到莫斯科的十二月武装起义止，这一时期的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民报》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的消息，都是从帝国主义的报刊、通讯社那里辗转得来的。由于后者的诬蔑歪曲，也由于《民报》作者们本身认识上的局限，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完全了解，甚至于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也区别不清楚。他们把俄国各个阶级的政党都笼统地称之为“民党”，就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但是，他们对在苦难中斗争着的俄国人民和俄国的革命运动，始终寄以希望，给以支持。他们赞扬俄国人民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并从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鼓舞，大大增强了争取自己革命事业胜利的勇气和信心。他们从俄国革命运动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和教益，就是对于像沙皇那样的残酷的封建统治者，只有采取以暴力为主的革命手段，才能迫使他就范，绝不能像立宪派那样的一味恳求。他们告诫那些对立宪道路还有幻想的人们说：“世有言政治革命徒主张要求而谓无事于他方面者，其亦知所反焉否耶。噫！”(《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一文的编者按语，见《民报》第七期)当1905年的俄国革命受到挫抑，以失败暂告结束的时候，《民报》的宣传家们并不因此气馁。他们赞成这样的分析：“俄政苛残，可云亟极！……或有谓革命党如再遭压迫，则不复能继续之矣，是言非吾之所敢苟同者也。以吾观之，革命运动正与河流同其理，障碍一日不去，则革命气焰一日不息。又质言之，即非达其革命之目的，则无一日非革命时代也。”(《旅俄杂记》，刊《民报》第二十二期)他们祝愿革命终将取得胜利，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信心。

《民报》创刊和出版的这一段时期，正是近代史上亚洲各国人民第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在世界的东方激起震电惊雷般的轰响。《民报》作为一个亚洲的“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对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寄以深切的同情。它为这一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喝彩，并给予积极的舆论上的声援。《民报》报道和评论最多的，是关于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对这个在许多方面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命运，历史上有过密切的文化交往，而且互相接壤的兄弟邻邦，《民报》的宣传家们有着特殊的感情。《民报》从第十三期起所发的有关印度革命运动的各类稿件累计达十七篇之多。仅主编章太炎一个人就先后写了《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六篇有关印度的时评。在这些时评中，章太炎控诉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残酷压迫；歌颂了印度人民在抗英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确固不挠之气”，和“人思独立”、“人人自奋”(《民报》第二十期《印度独立方法》)的革命精神；号召中印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相互灌输”，“互相扶持”，“以遏西人南下之道”(同期《支那印度联合之法》)。为了让中国的读者更多地了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的情况，支持印度人民的抗英斗争，《民报》在1908年6至10月出版的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期这四期上，先后译载了印度爱国志士所办的《印度自由报》(原名The Free H industan，先在加拿大出版，后迁美国)的发刊词《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和《神圣权利宣言书》等文章，《印度社会报》(原名The Indian Sociologist，在伦敦出版)的《论英政府遏制印度人旅美之外交政策》和《论英政府压制政策适促成印度秘密革命之进行及效俄民现行之方法》等文章，和《印度母国万岁报》(原名Bande Mataram)、《印度柯来因报》(The Carlylean)等印度爱国报刊的一些鼓吹抗英的文章。《民报》第二十一期的“来稿”栏还特意刊载了项奘译的《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全文，这篇露布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掠夺和奴役印度人民的种种罪行，呼吁印度人民，“奋尔股肱，以除仇敌”，“其大觉悟，其勇猛精进，其自沥血，其自舍头目脑髓，以救母国”，洋溢着三亿印度人民不甘屈服于英帝国主义者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篇译文的后面，《民报》的编辑人附加有下面的一段按语：

记者案：此露布自前岁发行各国，用印度文及榜葛剌文大书印刷，今则其事已见实行。原印度独立，与吾国情状正同。英人虐待印度，视满洲虐待汉族有加无损，夫以四千年圣哲旧邦，奄为他人所有，凡有血气，谁不痛心。……录此露布，既使汉族同志得以参观，亦令梵种义声，暴著海内，成败利钝，虽不豫知，要其志节皎然，足以争光日月矣。(www.daowen.com)

表明在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中印两国人民是同志，中国人民是坚决站在印度人民一边的。此外，《民报》还发表过两篇关于土耳其革命的评论，一篇关于波斯革命的评论，两篇朝鲜爱国志士呼吁救亡的檄文，六幅有关菲律宾抗美将领和士兵的照片，并且在自己的编辑部接待过越南的爱国志士(注一)，对这些亚洲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表示了积极的支持。亚洲各国，除了贪婪凶残其欲逐逐的沙皇俄国和新近崛起的日本外，有着共同的遭遇，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在反对侵略压迫，争取“独立平等”的斗争中，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间总是相濡以沫，互相支持的。《民报》关于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宣传，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它代表中国人民声援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又用亚洲各国人民的那些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前仆后继、奋战不息的英雄事迹激励了自己，使亚洲各国人民的这一共同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报》宣传的又一部分内容，则是对西方进步文化和各种新思潮的介绍。

为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和向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发起冲击，《民报》的宣传家们也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新思潮方面，作过一些努力。在《民报》的论说和各种评论文章中，西方古近代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埃里亚、斯多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培根、休谟、巴克来、莱布尼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卢梭、斯宾塞尔、笛卡儿、斯宾诺莎、李嘉图、亨利·佐治等人的学说和著作，都曾经被广泛地称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于民粹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也都曾被当作一种新的思潮，向它们的读者作过介绍，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起过某种启蒙的作用。但是《民报》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做得很肤浅、很有限的。除了亨利·佐治、康德、卢梭等几家的学说，有专文为之介绍外，其余各家的学说都只不过是拾其片言只语，獭祭成文，并没有做多少认真系统的介绍工作。正如吴玉章后来所分析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家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辛亥革命》17—18页)。在这方面，他们比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其后的保皇派的宣传家们高明不了多少，这是这一时期革命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民报》的以上宣传，主要是通过论说、时评、译丛、谭丛等栏来进行的，其他的栏目也起了配合的作用。它的“图画”栏刊出了不少宣传民族民主革命者的照片、画像和时事漫画作品。“小说”栏刊出了《狮子吼》(过庭)、《崖山哀》(汉血、愁予)、《海国英雄记》(浴日生)等，以历史上的“忠臣、勇将、烈士、义夫”抗元、抗清故事和当前的反满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各栏文章之间的空白地位，也被插刊了一些如“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之类的宣传鼓动词句和革命诗歌。从不同的侧面和论说等栏的长短政论文章相配合，桴鼓相应地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

《民报》的出版在各地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民群众当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创刊号先后印刷六次，发行达六千份。1906年7月章太炎接任主编后，各期《民报》仍然供不应求，一再重印，才勉强满足需要，最高发行数字曾达一万七千余份(注二)。同盟会成立初期，经济比较困难，曾经在会员大会上议定每个会员捐助出版费五元，充当《民报》的经费(见《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97页)。这笔钱远远不够开支，因此还需要经常地征集捐款，每一次征集都得到留日革命学生和海外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仅在纪念《民报》创刊周年的一次集会上，就当场募得捐款七百余元。

《民报》的绝大部分是向国内发行的。创刊号先后印刷的六千份当中，发行到国内的就达三千余份，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以后，内销的比例还不断地有所增加。国内除了边疆地区以外，多数省的省会乃至于清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北京，都有它的秘密发行机关。北京的那个秘密发行所，就巧妙地设在清朝政府权力所不及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内。

为了逃避清朝海关的扣检，《民报》的发行工作者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递送办法。其中的一项就是打成行李委托进出海关的传教士或满族绅学人士代为捎带。这些人因为有他们的特殊身份，不受怀疑，随身的行李检查也不严格，很容易过关(注三)。此外，他们还采取封面伪装的办法，给《民报》换上《心理学讲义》、《论理学》、《法政丛编》之类的封面，另行装订，混过警吏们的耳目，在国内各地递送传阅。沿海一带的革命党人也有把《民报》缝进枕头里，带回内地去传观的(注四)。

运送到国内的《民报》，往往首先在各地青年教师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秘密传阅，然后逐步地扩散到社会。在易本羲、秋瑾、徐迂亭、刘冠三、续西峰等革命党人的主持下，上海的中国公学，安庆的安徽高等学堂，济南的山东优级师范，山西崞县的川路学校，兰州的存古学堂，绍兴的大通学堂，都曾经是《民报》在当地秘密发行和传阅的中心。“作为枕秘，深宵赶读者颇不乏人”(注五)。有的学校，如续西峰主办的崞县川路学校，“且以《民报》为秘课”(注六)，直接向学生灌输《民报》所宣传的民主革命思想。

在清朝政府为镇压革命而创办的一些新式军事学校和新军部队中，《民报》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南京陆军中学、成都高等巡警学堂的不少学生都是《民报》的热心读者(注七)。武昌的一些倾向革命的新军官兵，经常到当地的秘密革命机关借阅《民报》(注八)。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当时在兵目学堂学习的陈作新，甚至能够把他所看过的《民报》，“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篇地背诵”(阎幼甫《回忆陈作新》，刊《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

《民报》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国内外倾向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他们当中，《民报》享有很高的威望：只要是《民报》来的人，每到一处都受到他们的拥护和信任；“国内学子以得《民报》为幸，师禁之，转益珍重，化及全域，江湖耆帅皆愿为先驱”(《太炎先生自订年谱》1906年条)。在《民报》的宣传鼓动下，同盟会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后不到一年，会员人数就迅速扩展到万人以上，内地各省也相继成立分会，革命风潮一日千里，革命火种撒遍全国。

尽管还有很多缺点，早期《民报》关于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它的成绩是主要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在建立同盟会的同时，就立即创办起一份像《民报》这样的总的机关报，来宣传它的纲领，制造革命舆论，是十分正确的，十分必要的。

(注一)：宋教仁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方面活动的记载：“开国纪元四六○四年(1906年)二月五日，晴，下午前田氏偕何小柳来，坐良久，言《民报》社昨日得一越南人来居，并可经理报事，其人乃自越南逃出来东者，一行共三人，大抵亦稍有思想与目的而后为此者，但经济异常困难，昨日张溥泉与曾抟九商，故招其人至此也。……戌初至《民报》社，唔昨日来之越南人，言语不通，以笔相谈，彼言姓庞名希，越南东京河内人，愤祖国之亡，乃潜行至此，存有目的，但现今未敢遽言而已”(见《宋渔父日记》，刊《建国月刊》十卷四期)。

(注二)：1906年9月3日《复报》刊有《民报广告》一则，叙其早期编辑发行情况云：“本报以发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民生主义而主张我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目的。创于去冬，兹已发行至第七号，适遇余杭章炳麟枚叔先生出狱至东京，遂任为本报总编辑人，报事益展，销行至万七千余份。然吾国交通机关之幼稚，尚虑有未及周知，故为此以告欲表同情于本报者。至本报杂志中位置价值及特色，阅者当自得之。《民报》同人启。”

(注三)：参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107页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及《辛亥革命》第二辑251—252页景梅九《罪案》。

(注四)：参看胡适《四十自述》114页。

(注五)：参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434页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辑208页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甘肃文史资料》第四辑韩定山《我所亲历的甘肃存古学堂》，《山东文史资料》第四辑王祝晨《清末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回忆杂记》。

(注六)：见前引张淑琳《续西峰先生事略》。

(注七)：参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辑69页沈铸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赴武汉参加革命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辑319页石体元《东乡光复记》。

(注八)：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的片断回忆》一文有以下一段记载：“最近潘慎明同志跟我谈起，他辛亥前在武昌，住所邻近有一所房子，常见有军人出入，以为只是普通聚会，可是每人出来，往往挟着一本精装书册，心里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民报》。”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