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

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兴中会为首的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先进的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纲领。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开始进入高潮。

为了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为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而呐喊，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自己的中央机关报《民报》。

《民报》的创刊，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出版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在总结这一阶段革命历史的时候，说道：“《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孙文：《中国之革命》。见1935年版《中山全书》第四册)又说，“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孙文：《革命原起》，见前书第二册)对《民报》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给以很高的评价。

《民报》是以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基础，创办起来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创刊于东京，主持人宋教仁、程家柽，参加编辑和发行工作的有田桐、白逾桓、陈天华、刘公、鲁鱼、何湛霖、雷克宇、张炳标、高剑父等，是湖南、湖北、广东、江苏、安徽等几个省的留日学生“破除地方团体意见”，联合创办起来的革命刊物。内容分论说、学说、政治、历史、军事、实业等栏，标榜“爱国主义”，宣布其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创刊号印有轩辕黄帝的肖像，附有“嗟予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祖”的题词，并使用黄帝纪年，隐约地表明了它的反清革命立场。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曾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和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黄兴提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半数以上社员都已加入同盟会，愿意把这个刊物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征求到会人的意见，“众皆拍手赞成”(《宋渔父日记》)。

七天后，即1905年8月27日，同盟会再次集会，对接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事进行讨论。决定：“双方各举一人为代表，一移交，一接收，免致分歧。”(同上)并商定黄兴为接收者，宋教仁为移交者。就在这一天，出现了新的情况：刚刚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为所刊蔡汇东作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我辽东半岛的领土野心，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恼怒，遭到查禁；已经印好送到报社准备发行的刊物，被警吏全部没收；宋教仁、田桐等遭到警署的传讯。

1905年9月3日，在孙中山的监收下，宋教仁、黄兴两人完成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物资设备的移交手续，这个刊物开始为同盟会所有。由于日本官方的查禁，使用原来的名称已有困难，几经商议，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

经过短时期的筹备，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也是它的最主要的机关报《民报》，终于在1905年11月26日，以崭新的姿态，在日本东京创刊了。

新创刊的《民报》是一个期刊，每期出一百五十页左右一册，约六至八万字。它原定是个月刊，但经常脱期，前二十四期当中就有十一期没有如期出版，其中第三期延迟了两个月，第九期延迟了三个月，其余九期各延迟了一个月。1908年10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时，一度被迫停刊。1910年1月恢复出版，同年2月最后停刊，共出版二十六期。此外，它在第三、四期之间出版过一张号外；第十二、十三期之间出版过一册名为《天讨》的增刊；创刊后第二年，还曾以“民报社”的名义，出版过田桐编辑的，收有《江阴城守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明末历史文献资料的一本小册子《亡国惨记》。《民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是分开的。编辑部设在东京牛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所谓的民报社指的就是这里。它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事务所，即同盟会的总部机关所在地。发行所设在东京丰多摩郡内藤新宿区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这个地方其实是宫崎寅藏的私人住宅，《民报》发行所的招牌就悬挂在他的住宅门前。宫崎寅藏是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写有《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传》等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热心支持者，《民报》的出版，得到过他的帮助。在此期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日文《革命评论》中，对中国革命作过舆论上的声援。

《民报》

《民报发刊词》

同时期在日本出版的其他革命派报刊一样，《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它分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撰录等栏，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偶尔也刊登一些来稿。在先后出版的五年时间内，它一共发表了二百三十五篇稿件，其中论说一○七篇，时评六十二篇，译文十六篇。此外，还刊出了七十五幅“图画”。

先后署名为《民报》的“编辑人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四个人。其中，张继被署为第一至五期和第十九期的“编辑人兼发行人”，陶成章被署为第二十至二十二期的“编辑人兼发行人”，这两个人都只挂了个名，目的是应付日本政府的登记，实际上并没有担负起什么编辑发行责任。陶成章还给《民报》辑录过一些启发“民族思想”的明末佚文，张继则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把他推出来担任挂名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因为他的日语比较好，又是同盟会本部的司法部判事，必要时可以出来和日本官方打打交道。

《民报》的实际主编人：最早的五期是胡汉民。第六期到第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有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注一)。最后两期是汪精卫。

曾经给《民报》撰写过稿件的，共有六十八个人。其中主要的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璧等。

章太炎是1906年6月在上海服刑期满后，被同盟会特派的代表接来东京，参加《民报》工作的。他从1906年7月起，到1908年10月止，除了少数几期委托别人代劳外，一直是《民报》的主编。在《民报》的几个编辑人当中，以他主持工作的时间为最长。在此期间，他独自为《民报》写了五十八篇文章，其中光论说和时评就有四十二篇，成为《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章太炎在《民报》工作的这两年，是他一生中为报刊写作最勤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声光炳然最有影响的时期。《苏报》案使章太炎受到了人们的敬重，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在《民报》的这一段工作，则使他进一步成为著名的“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和有学问的革命宣传家。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演说录》、《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政闻社员大破坏状》、《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与人书》等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谴责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赞颂盗跖、李自成、洪秀全这样一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宣扬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革命道德作风，揭露和鞭挞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丑类，起了十分有力的激励人心的作用，是他一生中极有光彩的“战斗的文章”。在当时的读者当中，曾经起过很大的影响。正如鲁迅在回忆中所说的：“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鲁迅全集》卷六548页)章太炎在他为《民报》写作的文章中，也宣传了不少错误的东西，起了消极的影响，但是和他以后几个时期的文章比较起来，他为《民报》所写的这些文章，总的说来，还是瑕不掩瑜的。

陈天华是《民报》创刊时期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他所用的笔名是思黄和过庭，有时也直署本名。《民报》创刊号刊出的十七篇文章当中，他一个人就占了七篇，其中有论说，有时评，有纪事，表现了一定的革命热情。但是这位年轻的革命宣传家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缺少革命的坚定性和从事长期艰苦工作的思想准备，稍遇挫折，就徨动摇。《民报》创刊号出版才一个多星期，他就因抗议日本当局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和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的诋毁，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一事件，第二期的《民报》延期了一个月才出版，并发表了他的《绝命书》和他的遗像，对他的死，表示了沉重的悼念。他的鼓吹民主革命的中篇小说《狮子吼》，是他死后才在《民报》上发表的，从第二期到第九期一共连载了八期。

胡汉民(1879—1936)是《民报》早期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他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年轻的时候中过举人。1902到1904年两次到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该会的评议部议员、书记处书记、南方支部支部长等职务，负责多次武装起义的筹饷、运械和秘书工作。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广东都督。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后随孙中山参加过一些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此后又助蒋反共，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立法院长等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头面人物。1936年在和蒋介石的争权斗争中在广州病逝。胡汉民一生中参加过多次办报活动。早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就担任过保皇派主办的广州《岭海报》的记者。1902年第一次从日本留学回国，又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这时，他还是康梁的忠实信徒。加入同盟会后，他除了担任过五期《民报》的主编之外，还参加过香港、南洋一带的同盟会报刊的宣传活动，为这些报刊撰写过稿件。二次革命后，他是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创办的《民国》杂志的主编，和孙中山在上海创办的《建设》杂志的编辑。此后，在和蒋、汪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还独力在香港创办《中兴日报》、《三民主义半月刊》，在广州创办《国民新闻》，充当自己的喉舌。他的办报生涯和他的政治生涯相始终，是同盟会时期重视办报工作、熟悉报刊业务的少数几个骨干之一。在《民报》工作时期，他既主持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工作，又经常为它撰稿，曾经用汉民、辨奸、去非等笔名在这个报刊上发表过十八篇文章，宣传了《民报》的基本主张，批驳了保皇派报刊的谬论，嘲讽了清朝政府伪立宪的丑剧，揭露了张之洞、岑春煊等封建官僚出卖矿权、路权的罪行，在读者当中有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胡汉民也不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对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自始就不完全赞同。加入同盟会的前夕，曾经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和孙中山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最后才勉强入盟。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十分软弱。这些，在他为《民报》所写的那些文章当中，都有所反映。胡汉民给《民报》写的那些文章，集中刊载在1907年5月以前出版的第一至十三期。此后，除在第二十五期发表过一篇短文外，没有再为《民报》写稿。

汪兆铭 (1883—1944)即汪精卫，号季新，广东番禺人，也是《民报》早期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他1905年到日本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长。此后，有一段时期随孙中山在南洋一带从事宣传、组织工作。1910年，他在北京谋刺摄政王不成被捕，入狱不久就变节投降。辛亥革命后，他先是被袁世凯收买，参加拥袁活动。继而又混在革命队伍内部，冒充左派，窃据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大革命后助蒋反共，担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叛变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民报》初创时期，他以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的身份，经常为该报撰稿。先后用精卫、守约、扑满、枝头抱香者、民意(注二)等笔名在《民报》上发表过二十多篇政论文章。从第一期起，到第十三期止，几乎每期都有他的稿件，绝大部分是和保皇派进行论战的文字。其中如《民族的国民》、《革命横议》、《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等，一般都写得慷慨激昂，浅显条畅，在当时的读者中起过一些影响，也为他自己捞到了不少“资本”。汪精卫这个人投机成性，毫无气节，自始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蛀虫。但是，由于他披着革命的外衣，善于耍两面派手法，阴柔诈伪，媚众取宠，所以在一个时期内，还能够欺骗一些人。正像有些老一辈革命家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他那时的‘声望’毕竟还是很高的，他以其三寸不烂的舌头，一张动人的面孔，再加上还会写点煽动性的文章，曾使不少的人都受到他的迷惑。”(吴玉章《辛亥革命》79页)汪精卫除了为《民报》写稿外，还一度担任过它的主编，《民报》的最后两期，是由他编定的。

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1902年起就在广州组织“群智社”，集资购阅新学书报，探求真理。1904年到日本留学，在法政大学法政科学习。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并积极为《民报》撰稿。1906年回国，一面在广东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等校教书，一面在省港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凡广东革命诸役，无一不与”(《朱执信先生殉国纪念册》)，是广州新军之役和黄花岗之役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担任过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大元帅府秘书等工作，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1920年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三十五岁。朱执信从参加同盟会的第一天起，就积极参加革命派的理论宣传活动和办报活动。辛亥革命前，他是《民报》、广州的《可报》和香港的《中国日报》等革命报刊的主要撰稿人。辛亥革命后，又接受孙中山的指示，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建设》等期刊，并担任主编，撰写政论近百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派报刊宣传家。1905至1908年是他为《民报》撰稿的时期。在此期间，他用蛰伸、县解等笔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驳法律新闻之论清廷立宪》、《社会革命与政治并行》、《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土地国有与财政》等十一篇重要政论文，完整地宣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驳斥了保皇派的反革命谬论，揭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的骗局，并片断地介绍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表明了他是一个勇猛的民主主义战士，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不愧为他所处的那一时代的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代表。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惠阳人，是孙中山的又一个亲密战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出身于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回国，1902年东渡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1903年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同盟会成立后，担任该会总部执事部外务科负责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并积极为《民报》供稿。1908年潜回国内，在天津、吉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担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代表等职，坚决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1925年在广州被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廖仲恺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还积极参加革命的报刊宣传工作。他是《民报》的主要供稿人；是《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的编辑；国民党左派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也刊有他的不少政论文章；对新旧三民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其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宣传，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廖仲恺为《民报》供稿主要在1905至1907年这两年。在这一时期内，他用屠富、渊实、无首(注三)等笔名，在《民报》上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第十七期的那一篇《辟非民族者》外，其余八篇全部是译文。主要选译自英国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乏》、柏律的《社会主义手册》，日本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和久津见蕨村的《欧美之无政府主义》等书。是《民报》作者当中翻译最勤的一个人。他鄙薄当时一些人“专尚獭祭工夫，每活剥他人所有，以为己说”的不老实的做法，决心“专译泰东各国名著，以导我先路，其外不著一字”(见《民报》第九期渊实译《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的前言)。决定先老老实实地“研究”一下别人的学说，消化了以后再“发表意见”(同上)。他的这些译文，向读者介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介绍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个流派，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这些译文也表明了他和朱执信一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热心宣传者，是一个勇于探索和勇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革命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1903年他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4年和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同年到日本留学，先后在弘文、法政、早稻田等校肄业。同盟会成立后，任该会总部司法部检事长。1907年一度回国，在东北运动“马贼”，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旋返日本。1910年回到上海，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担任总务干事。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和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1912年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任理事。1913年以醉心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鼓吹责任内阁，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宋教仁不仅是一个有一定能量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他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也积极从事办报活动。早在华兴会成立以前，他就在长沙创办过一份《长沙俚语日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宣传，曾经“风行一时”，“惜无款不能支持”(《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年刊》)。到日本后，先是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担任主编；继而又在《民报》担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910年回国后，又主持了《民立报》的编辑工作，“凡所议论……国民莫不钦服”(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68页)。在《民报》工作期间，宋教仁用犟斋的笔名发表了三篇时评，一篇跋语，和《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两篇译文，集中刊载在该报的第一至第七期，是早期《民报》的有影响的重要文字。

汪　东(1889—1966)原名东宝，江苏吴县人，同盟会员，留日学生。曾经在成城学校及早稻田大学等校学习。1908年回国。辛亥革命后历任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国史馆”编撰等职。在《民报》工作期间，他一面学习，一面为该报撰稿，先后用寄生、弹佛等笔名，在该报发表了十九篇文章，包括论说、时评、纪事、笔记等各种体裁，是《民报》社员当中写作最勤的几个人之一。除撰稿外，他还参加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工作。

刘师培(1883—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徵人。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并在蔡元培主办的《警钟日报》担任编辑。《警钟日报》停办后，应邀到芜湖的几个学校教书，并兼任上海《国粹学报》的撰述。1907年春，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编辑。同年夏在东京另办《天义报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1908年回国。回国后不久，即叛变投敌，以月薪三百两的代价，卖身投靠，充当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辛亥革命后，他依附袁世凯，担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称帝，他先意承旨，极力拥戴，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垮台后，他留在北大文科任教，年未四十，潦倒而终。刘师培是应章太炎的邀请到《民报》来工作的。在《民报》工作期间，他一方面协助章太炎担任编辑，一方面以豕韦之裔、韦裔等笔名撰写论说，在第十三至十八这几期《民报》和《天讨》增刊上发表了《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等五篇文章。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反映了混进资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来的一部分地主阶级反满派的观点。但是，即使在反满这一点上，这个革命的投机者也不是十分坚定的。尽管他的有些文章写得异乎寻常地偏激，调子唱得比谁都高，却软弱得没有一点骨气。在革命的激流面前，他只碰上了一点浪花，溅湿了一点衣履，就狼狈地退却了。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从小随他的父亲、湖北著名学者黄云鹄治经学，十三岁后由武昌文普通学堂保送到日本留学。章太炎主编《民报》期间，他从章治文字音韵学，是章的入室弟子。武昌起义前，他潜回湖北，参加了当地革命团体的起义准备活动。武昌起义后，他一直在北京、武昌、南京等地大学任教，和他的老师一样，退居为宁静的学者，直至逝世。黄侃为《民报》写稿，主要在1907年下半年至1908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面从章太炎治学，一面帮助章太炎做一点编辑工作，同时以运甓、信川、不佞等笔名为《民报》写稿。先后写过《专一之驱满主义》、《哀太平天国》等五篇文章。他的文字“渊懿异凡俗”(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从思想到文风都和章太炎相近，是章太炎的主要传人。

汤增壁（1883—1948）字公介，江西人，早稻田大学学生。1908年以声援云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被清廷开除官费。这以后，他一方面在中国留学女生讲习所担任国文教师，一方面协助章太炎编辑《民报》。《民报》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这三期，刊有他用揆郑、伯夔、馀波等笔名写作的八篇文章。其中《崇侠篇》、《革命之心理》两文，“激扬侠风”，提倡“潜屠暗刺”，成为日本官方指控《民报》的一大罪状。

此外，曾经为《民报》写稿的，还有陈去病、吕复、苏曼殊、马君武、周作人、陶成章、田桐、雷昭性、景梅九、柳亚子、冯自由、易本羲、叶夏声等。其中，吕复、周作人提供的主要是译稿；苏曼殊除了译著外，还积极为《民报》作画。(www.daowen.com)

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除了个别的几篇外，全部署名。有的署真名，有的署笔名，各发机杼，文责自负。多数文章是各个撰稿人根据宣传的需要，选定题目，单独完成的。也有一些则是经过集体讨论后，由一个人执笔写定的，例如第二期发表的署名寄生的那篇《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注四)。用“民意”这个笔名发表的九篇论说和纪事文章，也都是集体商量后，由胡汉民、汪精卫两人分别执笔写定的，它是早期《民报》常用的一个集体笔名。

以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等人为核心组成的《民报》编辑部的这个班子，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宣传班子。十个主要的编辑撰稿人，平均年龄还不到二十五岁。其中，年纪最大的章太炎三十九岁，其次是陈天华，三十一岁。年纪最小的汪东，才十六岁。其余的都只有二十来岁。除了章太炎和刘师培外，全部是弘文、法政、早稻田等几个大专学校的在校学生，是这一时期留学日本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个班子也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宣传班子，它既有章太炎那样的有学问、有声望、有影响的老宣传家，也有“汲引新流，涤除陈旧，以法理之言胜”(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的年轻的革命宣传家。它集中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精锐的一部分办报力量。

此外，这个班子还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它包括了参加同盟会的各个革命团体的成员。除了同盟会成立后才参加革命活动的年轻社员外，《民报》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同盟会成立前的各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其中有兴中会员，有华兴会员，也有光复会员。这么多的革命团体的成员，为了一个目标，集中在一个旗帜下从事办报活动，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它象征着同盟会内部的各革命派别的暂时的团结。

第二，它包括了参加这场革命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民报》的成员中，既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代表，也有暂时被卷进革命队伍中来的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政治代表。他们在这个阵地上，在一个大致相同的基调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奏出了一组组并不那么谐调的和弦，充分地反映出同盟会是一个松懈的政治联盟。

第三，它包括了革命派内部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领袖人物。既有朱执信、廖仲恺那样的，全面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纲领，积极献身革命的左派领导人；也有宋教仁、陈天华那样的，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十分信仰，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比较坚决，但在某些问题上持保留态度，表现出某种妥协倾向的中间派领导人；也有只热衷于反满，对民主革命的纲领有很大保留，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摇摆不定，像章太炎那样的右翼领导人。反映了同盟会内部的思想分歧。

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民报》一班人在宣传上有它一致的方面，也有它不一致的方面，并且自始就埋藏着裂痕。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新的矛盾的不断发生，裂痕也越来越难以弥合，终于出现了分道扬镳的结局。这对《民报》的宣传工作不能不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由于左派和大部分中间派的领导人不得不以更多的力量从事革命实践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期《民报》的编撰工作主要由中间偏右的一些人主持，这对《民报》的战斗力是一个很大的削弱，对《民报》战斗作用的发挥也同样起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除了编撰人员外，《民报》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发行和印刷工作的班子，先后担任这方面工作的有：宋教仁、曹亚伯、程家柽、吴昆、鲁鱼、黄复生、南桂馨等，多数是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其中黄复生专门负责联系有关印刷方面的事宜，是留日学生当中唯一专攻印刷、熟悉印刷业务的人。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民报》的创刊，寄以很大的希望，对早期《民报》的工作，作过具体的指导。孙中山当时以中山樵的化名住在东京牛区筑土八幡町二十一番地，和《民报》社相距不远。在他留驻东京期间，《民报》主编人经常到他家去，就《民报》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他商量，得到他的帮助。《民报》上的不少重要文章，是由他确定题目，口述大意，组织专人执笔，用别人的笔名发表出来的。例如用汉民、民意等笔名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如此。

孙中山用本人名义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一共有三篇，这就是刊载在《民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刊载在《民报》第十期上的《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这是孙中山早期的三篇重要论著。

在他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这是一个列宁称之为“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进的、革命的政治纲领。

《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则对他在《发刊词》中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它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是“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民权主义是“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不愿君主一人专利”的“政治革命”；民生主义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不愿少数富人专利”的“社会革命”。并说，“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它概括了民主革命的全部内容，表明了它的作者“丝毫没有对于政治的漠视，或甚至对政治自由的轻视，或甚至容许中国专制政体可以与中国‘社会改良’，与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基础，规定了他们的行动纲领，是指导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各项活动的重要文献。它们的发表，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的另外一篇文章《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是他不久前在日本东京华侨和学生联合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的讲话摘要。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提出的一切只能“拾级而升”，不能“躐等”、“越级”的谬论，预言中国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跃进。他认为“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一定可以超过西方，甚至“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注五)。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见，它反映了处在自己的黄金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虎虎生气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民报》还为自己规定了一项基本任务，这就是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所指出的，以“非常革新之学说”和“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此外，它还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基本政治主张，这就是《民报》《本社简章》第一条中所揭橥的“本杂志之主义”：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刊《民报》第一、二期)。这也就是传诵一时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对此，《民报》第三期曾经专门发表过一篇经过商量后写作的署名文章《民报之六大主义》加以阐明。这篇文章首先对《简章》中的六大主义的顺序作了调整：把第三条“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和第四条“土地国有”倒换了一下，然后对六大主义逐条地作了解释。经过调整后的六大主义，前三条主要是对内的。其内容实际上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不过用“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三条口号来加以概括而已。这三条口号，目的明确，旗帜鲜明，是有一定鼓动性的革命口号，它表明了革命党人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后三条主要是对外的，它集中地反映了革命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它的措辞和《民报之六大主义》所作的解释来看，第一，它没有提出什么反帝口号；第二，它对帝国主义还有很多幻想，认为帝国主义者会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第三，它公开地向帝国主义许诺，革命中不会有“妨害外国之举动”，革命成功后继续承认帝国主义对旧政府的债权，连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多如牛毛的不平等条约，也“当承认于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表明了革命党人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软弱态度和妥协立场。对这六大基本政治主张，《民报》成员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注六)，宣传上也各有侧重，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同盟会成立前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在日本的革命党人、革命的留学生和爱国华侨曾经有过三次大的集会。它们是：

1905年8月13日，东京“华民及学生”在町区富士见楼举行的欢迎孙中山自欧洲返抵日本的大会。

1906年7月15日，东京革命留学生在神田锦町锦辉馆举行的，欢迎章太炎出狱来日本参加《民报》编辑工作的大会。

1906年12月2日，《民报》社在东京神田锦町锦辉馆举行的“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

这三次大会，参加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气氛也一次比一次热烈，象征了革命党人的团结和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

创刊初期的《民报》，对这三次重大的革命集会作了详细的报道。《民报》第一期、第六期和第十期刊有该报记者用过庭、民意等笔名写作的有关这三次重大集会的纪事文章，摘发了这三次集会上的重要演说辞，扩大了它们的影响。

由《民报》社主持的“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是为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而召开的，是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参加这次集会的多达六千人，“会场无隙地，后至者络绎于门外，不得入”(《民报》第十期《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大会从上午八点开始，直到下午两点才宣告结束，一口气开了六个小时，由同盟会执事部的负责人黄兴主持，会上先后有孙中山、章太炎和日本友人等共十二个人发言，“感慨淋漓”，“激昂飞越”，成为一次宣传革命思想和显示革命力量的大会，是同盟会历史上的，也是《民报》历史上的一次重要集会。经过这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会活动以后，《民报》在革命群众中的声望更加提高了，影响也更为深远了。

(注一)(注四)：据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25、26页。

(注二)：民意这个笔名是《民报》同人集体使用的一个笔名，执笔人主要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民报》上刊载的署名民意的文章共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九篇。朱执信在主编《建设》杂志的时候，也用过民意这一笔名。

(注三)：汪东《同盟会和民报片断回忆》云：“无首的笔名似乎也是仲恺或朱执信，用‘群龙无首’之义，暗寓无政府的意思。”按《民报》所刊署名无首的文章共有三篇，和已知的廖仲恺和朱执信的文章相比较，近于廖而不近于朱。理由是：一、无首的三篇文章都介绍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和廖仲恺当时的情况相近，廖仲恺用渊实这一笔名在《民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多数也是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朱执信则没有写过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二、无首译的《巴枯宁传》和廖仲恺用渊实笔名译的《无政府主义之二派》，都出于日本人久津见厥村的《欧美之无政府主义》一书。因此它是廖仲恺笔名的可能性更大。据此，把无首列为廖仲恺的又一个笔名。

(注五)：见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民报》创刊号。后收入《孙中山选集》上册，题为《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

(注六)：例如对“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这一条，章太炎的解释就不完全一样。他在《答民》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所云‘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仞不维持世界之伪平和。真正之平和云何？曰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而已。此条主义，往日尚未宣明，今仆始有意发扬之”(见《民报》第二十二期)。这和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的一味辨明中国人如何爱好平和，如何只知排满不知排外，就很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章太炎比胡汉民的态度要强硬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