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资产阶级报刊在1905年 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宣传

资产阶级报刊在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所进行的反对禁约和抵制美货的宣传，是近代报刊史上的又一次大的宣传战役。

1905年爆发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起因于美国在当时所执行的排华政策。早在1847年前后，中国的劳工就被大批“招请”到美国，从事开发工作。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留美华工总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人，他们多数从事开矿山、修铁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美国的大地，为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882年美国政府为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颁发了排华法案，歧视留美华工，禁止再从中国移民，连已在美国的华工的妻子也不允许入境，留美华工被迫大量回国。1904年，中美签订的限禁华工的《北京条约》期满，美方要求续订，在美国的中国人首先起来反对，国内继起响应，纷纷要求废除这一条约。1905年5月10日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抗议美国政府对华工的迫害，要求拒签续约。7月20日又以大会名义分电全国二十二个城市，号召抵制美货。一场强大的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顿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在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清朝政府的疯狂镇压下，才逐渐趋于平息。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中国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调动了以报刊为主的一切宣传手段，进行了反对禁约和抵制美货的宣传，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爱国情绪的发扬，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就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做过分析。《中国日报》在《开门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始终怀有野心，它之所以主张门户开放，是为了分享列强侵华的成果，实行“利益均沾”，并不是有厚爱于中国(见1900年《中国旬报》合订本第九册)。《浙江潮》也在它所发表的评论中，断言“美国必占霸权於太平洋”(1903年8月12日第六期《海上之美国》)，“美人之於支那……非遂行强硬之政策不可”(同上)。它们都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为美帝国主义者不愿“鱼肉中国”的表面声明所惑，不要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此同时，一些报刊还对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罪行，作了初步的揭露，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1905年5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在上海、广东等地揭开序幕以后，两派资产阶级的舆论机关纷纷起来响应，率先投入战斗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

当时，《警钟日报》刚刚停刊，上海地区暂时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在这场宣传战中充当主力的是革命派在香港出版的几家报纸：《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郑贯公担任总编辑的《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后者是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开场后的紧锣密鼓声中创刊的，它一创刊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战斗，掀天揭地，呵鬼骂神，雄辞闳辩，锐不可当，和《广东日报》一道，成为在这场运动中极有影响的两份革命派报纸。

这两份报纸从运动一开始起，就站在中国人民和留美华工的广东同乡父老的立场，对华工的不幸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对美国当局苛虐凌辱和刁难华工的种种暴行，表示极大的义愤。它们沉痛地告诉读者，美国当局“有强权无公理”(《有所谓报》1905年6月20日评论《何采言一命之价值》)，“其所以悍然不顾，敢于如此者，不过欺吾国之弱耳”(《广东日报》1905年5月23日评论《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因此不能期待它会发什么善心，也决不能示之以弱，只有奋起抗争，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对国内外各地的抵制美约运动，这两份报纸作了充分的报道：介绍了各地拒约会成立的经过，活动的情况，通过的决议，拟订的章程；为它们提供讲坛，扩大影响；对它们的活动表示全力支持。1905年7月菲律宾爱国华侨冯夏威为了抗议美国当局迫害华工，在上海美国领事馆门前悲愤自杀，这两份报纸都抓住这一事件，进行连续报道，刊出了这位“殉约伟人”的传记和遗书，并发起“代募纪念冯夏威烈士义款”活动，用烈士的事迹激励读者，鼓动更多的人为实现烈士的遗愿，而投入当前的这场反美拒约斗争。当广州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遭到迫害被捕入狱后，这两份报纸也立即给以声援，并陆续刊出了三人在狱中发出的《与九江拒约会书》、《狱中与同志书》、《与拒约诸人函稿》，表彰了他们虽遭构陷，不改初衷，决心以身殉之的精神，激励广大拒约会员继承他们的事业，把运动进行到底。

对“蒙垢忍辱而不以为耻”和“甘为美人之虎伥”的清朝政府，这两份报纸从来不抱希望。早在运动初期，它们就明确地告诉读者：“此次抵制美约，清政府为一路，我国民为一路，各办各事，不相涉也”(《广东日报》1905年7月3日《上海人镜学社上各会书书后》)。同时还一再叮嘱各拒约会的领导人“勿倚赖清政府，而专恃民气”(《广东日报》1905年5月23日《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当清朝政府在美国方面的唆使下，解散拒约团体，查禁拒约书刊，拘捕拒约会员，对拒约运动实行残酷镇压的时候，这两份报纸都立即挺身而出，表示抗议。在《愤愤沪道又欲解散拒约团体以媚外》(1905年8月26日)、《勖抵制美约者之务求收效及诛袁世凯之压抑民心》(1905 年7月5日)、《愤愤愤满清政府压民气以媚外》(1905年7月13日)、《东莞县令又摧折拒约支会》(1905年9月20日)(以上刊《有所谓报》)；《袁世凯以一身为国民之公敌》(1905年7月7日)、《异哉清政府有何权力而能解散我拒约之团体》(1905年8月28日)(以上刊《广东日报》)等有关报道和评论文章中，这两份报纸痛斥清朝政府的“自弃其民以取媚美国”；对镇压拒约运动最为凶残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上海、东莞等地地方当局也作了点名批判，斥之为“媚外狗才”，“当道豺狼”，“凉血动物”；对他们“禁我抵制，窒我生机”和摧残拒约运动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

对个别保皇党分子勾结清朝当局破坏拒约运动的罪行，这两份报纸也作了有力的揭发。《广东日报》刊有保皇党破坏拒约运动的十大罪状。《有所谓报》则在《康党江虾谋杀马、潘、夏又一证》(1905年11月25日)、《江虾发大财升大官之梦想》(1905年12月8日)等评论文章中，揭发了保皇党劣绅江孔殷、何穗田等人落井下石，诬陷被捕拒约会员为“孙文逆党”，为“革命党中国逆报侦探员”，妄图借刀杀人的鬼蜮伎俩，和他们助纣为虐摧抑民气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年轻的革命派宣传家郑贯公的主持下，这两份报纸办得声容并茂很有特色。首先是评论工作做得好，既有发挥铺写鞭辟入里的鸿篇钜构，也有尖锐泼辣短小精悍的匕首投枪。《广东日报》署名大醒、大觉的“言论”，《有所谓报》署名贯公、袂起、骏男、汉存、猛进、宝兰、汉隐、醒夫的“短评”、“博议”，都写得生动犀利，极有波澜。标题也很醒目。这两份报纸还设有“来书”、“邮筒”等栏目，或刊出读者来函，或回答读者问题，既密切了和读者的联系，也实现了对运动的指导。副刊办得也很活跃。《广东日报》的“一声钟”，《有所谓报》的“新鼓吹”、“滑稽魂”、“落花影”等栏目，都刊出了大量的和运动紧密结合的谐文、小说、诗词，和“粤讴”、“南音”、“数白榄”、“木鱼”、“班本”、“龙舟”等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通俗民间说唱文学作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学体裁，和新闻评论相配合，为当前的拒约运动服务。也正因为这样，这两份报纸都很受群众欢迎，声名“震於一时”，销路也远远地超过了同时期的另外几份报纸。

此外，在上海出版的《女子世界》，在杭州出版的《杭州白话报》，在广州出版的《亚洲日报》、《游艺报》、《时事画报》，在汕头出版的《岭东日报》，在日本出版的《醒狮》，在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等革命派和倾向革命派的报刊，也都投入这场战斗，进行了广泛的反美拒约的宣传(注一)。其中，《女子世界》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载鼓吹反美拒约的文字，着重在妇女中进行宣传；《岭东日报》刊载了《争论禁约之要义》、《论汕埠宜亟立争美禁约会》、《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等文章，从汕头是输出“猪仔”华工的重要港口这一实际出发，着重在当地华工家属中进行宣传；《游艺报》刊载了《拒约歌》等文学作品，着重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时事画报》刊载了《华人受虐原因图》、《木屋图》、《西关抵制图》、《广东拒约公所图》、《欢迎马、潘、夏出狱图》、《龟抬美人图》等时事漫画作品，着重用漫画的形式进行宣传；都各有特点。《时事画报》的那幅《龟抬美人图》，发表在1905年美陆军大臣他虎脱及美总统之女暨随员百余人到广州进行访问的前夕，画面上画的是四个乌龟合抬着一个美人，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动员广州城内外的轿夫不给美国人抬轿，得到了广州抬轿工人的热烈响应。刊有《龟抬美人图》的这期画报是在得到他虎脱一行即将到穗的消息以后连夜赶印出来的，出版后分贴于城乡内外的通衢大道，香港的《世界公益报》也立即予以转载，在省、港的人民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郑贯公

《女子世界》

各地保皇派的报刊，也积极地投入了战斗。

在上海，狄楚青、罗孝高等主编的《时报》早在1904年8月就转载了留美华侨呼吁“抵制禁例”的长篇演说。1905年5月，拒约运动在上海展开以后，又连续刊载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1905年5月10日)、《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1905年5月23日、24日)等来稿和论说，支持废约斗争。后一篇论说在分析了拒约的意义以后，还特别指出：“条约者，以彼此合意而成者也。今损我利彼之约，美人可悍然为之，我何不可毅然拒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我国民其又何馁焉？”反映了保皇派中的一部分人，在运动初期所持的强硬态度。不少保皇派的文人也积极为自己的报刊写作拒约稿件。著名小说家吴趼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在美国人主办的汉口《楚报》担任主笔，运动开始以后，立即辞职来沪，在《时报》等保皇派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支持拒约。他的著名的描写华工被虐故事的中篇小说《劫余灰》，也是在稍后一个时期创刊的保皇派文学期刊《月月小说》上发表的。

在广东，省、港两地出版的《实报》、《香港商报》、《岭海日报》、《时敏报》等保皇派报刊，也发表过一些支持拒约的文章。《时敏报》在《美人禁工新约平议》、《禁约议》等论说中，同情华工的不幸遭遇，攻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吞噬和掠夺，指责美国政府的限禁和迫害华工，“实足为文明政治之玷”(1905年5月16日《时敏报》)。

在北京，彭翼仲主办的《京话日报》表现得最为积极。它在“要紧新闻”栏中连续地详尽地报道了上海、广东和京、津等地拒约运动开展情况的消息。并从1905年6月1日起，接连四天，在“演说”栏中刊出了彭翼仲亲自写的题为《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的长篇文章，向读者介绍了美国政府虐待华工的情况，和沪、穗等地会议商订的抵制华工禁约的办法。在这篇文章中，彭翼仲标榜自己是“一个不甘受虐待的人”，鼓动说：“我愿北方的好朋友从今天起大家也露露脸，认准了题目，抖抖精神，不要说这是瞎胡闹”，“南方人既然露了脸，北方人也可以商量个办法，南北联合一气，结成团体”(1905年6月4日)，共同进行抵制禁约的斗争。这个报纸还印发了上万张反对禁约的传单，在城内各地散发。它所办的几个“讲报处”，也积极向读者进行拒约宣传。如设在北京灯市口的那个“讲报处”，从1905 年8月下旬即开始宣讲，“去听的人很多，听到讲抵制美约，无不点头落泪”(1905年8月22日《京话日报》)。

在天津，英华所主办的《大公报》也作了积极的响应。1905年5月下旬，它首先转载了《上海人镜学社传单》和《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全文。6月15日起，又增辟了“抵制美约要闻”专栏，“凡有关抵制美约之事，均列入此栏内”。此外，还刊出了《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记》等有关拒约运动的大量论说和来稿，并声明：“抵制美约一事，倡於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份之天职。”(1905年8月17日《大公报》)

保皇派和有保皇倾向的报刊关于反美拒约的宣传，反映了上层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他们的爱国感情；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在幕后支持这些报刊的英、日、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前面一点是它们能够和革命派的报刊一道，参加这场宣传战役的思想基础。在反美拒约问题上，这两派报刊在一个时期内，是利害一致的，有共同语言的。所不同的是在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上。保皇派的报刊虽然也公开地谴责清朝政府“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1905年7月8日《时报》)；说过“不可仰鼻息於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新中国报》语，转引自陈旭麓《辛亥革命》25页)之类的气话；但是并不准备从根本上推翻它。这和把拒约宣传和反清革命宣传结合起来，在宣传抵制美约的过程中，攻击“撼之而不知动，刺之而不知痛，蒙垢忍辱而不以为耻，陵践蹴踏而不以为羞”的清朝政府为“顽劣之异族政府”(1905年8月28日《广东日报》)，号召对它采取暴力行动的革命派报刊比较起来，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除了两派的报纸外，上海、广州两地的拒约团体还分别创办过一些公开发行的专门性报刊，进行反美拒约的宣传。

在上海出版的那份名为《保工报》，1905年7月20日创刊，主办单位人镜学社，主笔韵琴，创刊后“销数颇称发达，外埠来订者纷纷”，出版不到一个月即因“团体遽散”而停刊。人镜学社是一个积极领导拒约运动的群众团体，在上海美国领事馆门前悲愤自杀的那个冯夏威，就是它的社员。

在广州出版的那一份名为《美禁华工拒约报》(注二)，1905年8月21日创刊，每十日出版32开一小册。编辑部设在广州河南海幢寺南武公学，发行工作则由《游艺报》代理。内容分社说、短评、要闻、专件、调查、舆论一斑、白话、杂文、歌谣、汇记等栏，刊载了大量的有关运动的公告、函件、章程、消息、评论和文艺作品，文字生动浅白，“专以发挥拒约为宗旨”(注三)。这份报纸是以“拒约报社同人”的名义创办起来的。总编辑是黄晦闻，担任编辑和撰述工作的有谢英伯、王君衍、黎起卓、陈树人、何子陶、卢谔警、欧拍鸣、卢蔚起、邓子彭、袁莹磋等，其中多数是革命派知识分子。从他们自己写的介绍这份报纸言论观点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休靠他，愚昧昏庸的满清政府；休管他，袁世凯，压抑风潮，这个卖国强徒；方见得，廿世纪，民权进步；他日里，自由独立，无限前途”(见陇西二郎作《拒约报》，刊1905年7月31日《广东日报》副刊“一声钟”)等主张看来，这份报纸的革命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

《美禁华工拒约报》的出版，得到了省、港革命党人和他们的报刊的热烈支持，《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都为此向读者们作过专门的介绍。郑贯公在得到这份报纸即将创刊的消息后，立即在《有所谓报》上发表长篇政论《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对它的诞生表示“预为吾同胞喜”。在同一篇文章中，郑贯公还提出了“凡有会必有其自治之制度之规则，则其会必有一报以为机关”的主张，建议广州的拒约会另外再创办一份报纸，以为言论机关，进行“笔战舌争”、“声罪致讨”和“激励人心”的宣传。鉴于“交涉风云，瞬息万变”，他建议拒约会的这个机关报最好办成日报，“若能日出二次，分上下午，尤为得法”(见1905年8月12、14、18、20、21、23等日的《有所谓报》)。由于拒约运动受到官方的压制，形势发生了变化，《美禁华工拒约报》只出版了九期就被迫停刊，郑贯公建议创办的那份拒约会的机关报，也没有来得及办起来。

1905年5月，上海资产阶级的组织上海商务总会，在有关拒约的会议上通过了抵制美货的建议，并通电全国要求响应。一场全国商人不运销美国货，全国人民不买和不用美国货的群众性的抵制美货运动，立即席卷全国，形成高潮，在北起营口，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成都，成百上千个城市和农村集镇中蓬勃展开，成为拒约运动的一项新的内容。

抵制美货限制了洋货在中国的倾销，保护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得到了这一阶级的热烈支持。资产阶级的两派报刊几乎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它们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联合作战，在抵制美货的宣传上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

最先进行这方面宣传的是保皇派在檀香山出版的机关报《新中国报》。早在1903年，在美国的华工禁约即将期满的时候，这份报纸就在它的总编辑陈继俨所写的论说《拟抵制禁例策》中，提出了“办货者不办美人之货，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以为“抵制之术”的主张。保皇派在上海出版的《时报》，也早在拒约运动全面展开的前一年即1904年的8月份，就在它们连载的《演说抵制禁例》一文中，宣传过“以不销美货为抵制之不易法门”的建议。《时报》的这篇文章，根据作者调查所得的“花旗每岁所得卖货金钱二千四百余万”、“美人之靠华人，则第一件莫如销货”等论据，鼓动说：“彼能禁我，我亦可以制彼，以为无如之何者，抑亦不思之甚也。”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革命派报刊也作过类似的宣传。这些宣传，对一年后的抵制美货运动，起了直接的舆论影响。

抵制美货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后，两派资产阶级报刊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刊登一切有关美货的广告。1905年6月8日《京话日报》首先刊出《本馆不登美商告白》，声明自即日起，“凡有关涉美国的告白一律撤去，已收钱的如数退还”。6月11日，《大公报》也刊出了类似的启事。在南方，最先拒刊美货告白的是《有所谓报》。它在7月22日刊出的《本报抵制美约非常要告》中郑重声明：“特於是日起，至改约之日止，凡代刊广告有关于美货者，概不接刊，以示自行抵制之意。”接着《广东日报》也在《敬告我同业之资本家》的论说中，代表报社宣布不再收刊美商及美货告白。在以上这些报纸的带动下，沪、津、省、港等几个大城市的报纸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对美货的倾销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两派报纸还通过以下的一些方式进行了抵制美货的宣传：

一、大量报道各地抵制美货的动态。《有所谓报》除了集中报道省、港和上海等重点城市抵制美货的消息外，还对省内佛山、汕头、韶关、澳门、东莞、肇庆等地抵制美货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及时的报道。《京话日报》则把能够采访或探听到的外地抵制美货的消息，尽可能详尽地向读者做介绍，报道范围，北至锦州，南到厦门。其他报纸也都就所在地区附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各地抵制美货的消息，成为这些报纸一个时期内的主要内容，给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二、刊布有关抵制美货的文件和宣传材料。《大公报》照录的上海人镜学社关于抵制美货的传单，《有所谓报》刊登的冯夏威“劝国人拒买拒卖美货”的遗书，《广东日报》刊载的《(广州)洋货行矢誓不定美货公启》，《岭东日报》和《中华报》刊载的《京师大学堂学生实行抵制美货办法简章》等就属于这一类宣传材料。此外，不少报纸还刊布了它们自己所作的有关美国商品牌号的调查，“使售者有所鉴别”。仅《京话日报》一家就先后刊布过三次这样的调查，每一次都有新的补充，对抵制美货的行动起了指导的作用。

三、刊载各界人士投寄的大量呼吁抵制美货的稿件。各报除自己撰写论说外，都编发了大量群众要求抵制美货的来稿，造成舆论，广为传播。《京话日报》的“演说”栏，《有所谓报》的“博议”栏，《广东日报》的“言论界”栏，所刊的就多是这一类稿件。其中以《京话日报》的来稿最为活跃，它们的作者有市民、商人、工人(伙友)、宗室旗人和青年学生。篇幅一般不长，有的只是三言两语，但却喊出了群众的心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感情，造成了广泛的影响。1905年6月26日《京话日报》上刊载的西单牌楼永和煤油庄伙友陆达夫的以下的一篇短稿就是一个例子：“余是北京永和煤油庄伙友，因义不买美货抵制美虐待华工之约与铺伙意见不合，情甘出号，因此失业，虽一家老幼啼饥号寒，亦所甘心也。”

四、表扬抵制美货的积极分子，揭露和打击破坏运动的奸商。如《有所谓报》辟有题为《粤垣各社会不用美货之题名》的专栏，公布慈善、商、学等界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一些人的姓名，以资鼓励。《京话日报》也在“本京新闻”和“要紧新闻”中，对坚决拒售美货的隆福寺源记洋货店，和坚决不买美货的男女老少四位市民，进行过表彰。与此同时，各报还对那些见利忘义私售美货的商人，进行了谴责和批判。如《京话日报》揭露过北京鲜鱼口三义成等商号“刻印传单，专售美国香烟”(1905年5月1日《买烟卷的请看》)的事件；《有所谓报》揭露过梧州泰记公司与美商暗订合同，包销美货火油6000箱的事件，和青岛元泰洋货店继续私运美货入内地的事件；《广东日报》揭露过韶关百货商人乘机购存大量减价美货希图牟利的事件；对那些破坏运动的奸商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少被点名指责过的商店店主都纷纷写信给有关的报纸，表示“悔改”，希望在报纸上给他们恢复名誉，很好地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有的报纸对某些有轻微破坏抵制美货行为的商人，采取了警告的办法，在报道了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宣布“以后再不改，即公布其姓名”，这一手也很有效。

五、提倡国货。不少报纸都在这方面作过宣传。例如《时报》就论证过抵制美货“可以兴我之商业”(1905年7月8日《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的道理，提出过“彼拒华工以保美工，我亦拒美货以保土货”的主张(1905年5 月23日《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岭东日报》也发表过《倡用土货说》(1905年9月7日)，鼓吹用“土货”取代美货，把抵制美货和提倡国货这两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京话日报》则对北京一些民族资本家“议开布厂”，生产布匹以抵制美国布的行动，给以热烈支持，鼓动说，“各家务必努力办成，利益很大，千万别松了劲儿呀”(1905年6月20日《京商议开布厂》)。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抵制美货的进程，同时借抵制美货运动来推销国货，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进行抵制美货宣传的过程中，各报除了使用新闻、评论等常见的报章文体外，还广泛地使用了各种文学体裁。《岭东日报》刊有用潮语方言编写的《勿买用美货歌》，《京话日报》刊有以《我要买美货》为题的讽刺小品，《有所谓报》、《广东日报》、《中国日报》等刊有用“粤讴”、“南音”、“龙舟歌”、“数白榄”、“木鱼”等说唱文学体裁编写的鼓吹抵制美货的韵文。广州出版的那份《游艺报》，在运动高潮时期，还拟出了一副上联“货喜禁销能拒约”，在省、港一带公开征对，宣布：“取一百名，奖以文房用品，前三十名送本报一月。”

两派资产阶级报刊的以上宣传，为抵制美货运动制造了声势，交流了经验，扩大了影响。发挥了报纸作为舆论工具的特点，对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激励、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在前述报刊和各地爱国团体自行印发的大量传单、揭帖、漫画以及“纸鸢”、“画扇”等宣传品的宣传鼓动下，抵制美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上海，美国进口的火油和布匹严重滞销；在广州，“已存美国面粉二十万包无人过问”(1906年第31号《汇报》)；在北京，美国纸烟受到坚决抵制，“街面上的人手里拿着品海、孔雀烟自己也觉得害羞”，“连街上卖烟卷的小孩也不卖品海、孔雀烟”(1905年6月20日《京话日报》)。美货的进口总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下降了59%。正像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惊呼的，在抵制美货问题上，“中国人表现出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一致”，“这种表现给欧洲人造成的威胁远胜于义和团运动”(亚·杜宾斯基《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引沙俄驻北京外交人员语，刊《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二期)。(www.daowen.com)

为了抵制中国人民的舆论，破坏反美拒约运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出版的一些报刊，曾经用大量的谵语妄言进行反扑。美国传教士控制下的上海《汇报》，公开攻击反美拒约运动是“轻举妄动”，是“掠爱国之美名，贻害国之大祸”(1906年第9号)。并且恫吓说：“吾人抗拒人者愈甚，则人之责备吾者愈严，浸假而要劫政府，浸假而盘踞腹心，甚至压制愚民，罗织志士，亦此后难免之事”(1906年第12号)。美帝国主义分子福开森主办的上海《新闻报》，则主要采取有闻必录的手法，刊载一些不利于运动的稿件，对运动进行歪曲和阻挠。它还竭力使运动带上温和的色彩，要求群众适可而止，“不可别生枝节”，恐吓说：如果不赶快地“乘风收帆”，就会有遭到外国干涉的危险(注四)。它的言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爱国群众曾经散发传单对它进行过揭露。在中国人民势如狂飙的反帝爱国运动面前，帝国主义吹鼓手们的凶相不得不有所收敛，色厉内荏的福开森之流甚至不敢承认他所办的报纸是美国人的报纸。和这些报纸相反，美国的进步舆论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1905年前后在美国西部华工聚居地区出版的《旧金山纪事报》，就十分推崇中国人民在反美拒约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指出“只要有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就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干他们想干的事”(注五)，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反美爱国运动的猛烈开展，使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十分惊慌，它们串通起来对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主子“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的乱命，是扼杀运动的最凶狠的刽子手。在他们的摧抑下，一场规模很大、范围很广、情绪很高的爱国运动，终于被逐渐地压了下去。

一些宣传过拒约和抵制美货的报纸开始受到摧残。在天津，袁世凯通饬巡警总局、天津府和邮局等处对《大公报》实行禁邮禁阅，这个报纸于1905 年8月17日起被迫暂时停刊。在上海，美国总领事公开指责“各报所载，内多不实不尽之处”(据1905年5月22日《时报》)，并唆使地方当局进行取缔(注六)。在广州，岑春煊“严谕各报馆不得任意诋毁美国雇用之人，致干查究”(据1905年10月25日《时报》)，同时禁止“不逞之徒，藉端煽惑，因禁用美货而有仇视美人及洋教之事”(1905年8月13日《有所谓报》)，《美禁华工拒约报》被“刻日停止派送”。在香港，转载了“龟抬美人图”的《世界公益报》的主笔李大醒，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形势越来越险恶，报纸关于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的宣传也越来越困难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因而不可能也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决裂。舆论战线上的情况也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大压力面前，不少曾经进行过反美爱国宣传的资产阶级报刊，开始退却了，动摇了。它们的大规模的关于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的宣传，从1905年的5月起，只进行了三个多月，就渐入低潮，不久就偃旗息鼓趋于沉寂了。

最先从反美爱国立场上倒退的是汪康年主办的上海《中外日报》。这份报纸在运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发表过《论在上海之闽粤商人集议事》和《续论上海绅商集议美约事》等论说，呼吁清朝当局“不受外人之运动”，接受闽、粤商人“以禁销美货为抵制之策”(1905年5月16日)，“始终玉成众绅商之热心”(1905年5月18日)，对反美爱国运动表示过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即在这个时期，它的热心也是很有限度的。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的讨论抵制美货问题的几次会议，上海各报馆都派有专人参加，唯独《中外日报》无人到会。此后不久，汪康年就和买办色彩浓厚的经销美货的大商人保持联系，站在他们的立场，开始了反对抵制美货的宣传。这一转变，起始于1905年的8月初，即清朝政府和港英当局开始对反美拒约运动进行镇压的时候。一经开始就逐步升级，达到十分悖谬的程度。正像一篇批驳它的文章所指出的：“七月初九日(即阳历公元1905年8月9日)以前尚未反对不用美货也，至七月初九日而反对矣。然尚主补救也。至七月十一日乃不主补救而专责发起人矣。至七月十四日而又责学界矣，责学界之不能禁制匿名揭帖矣，然而尚未专行攻击不用美货之人也。至十五日而全主反对不用美货之说矣，然当时犹曰美约不可以不抵制也。至十六日之论竟并抵制美约之事而亦反对之矣。”(李子英《批抉〈中外日报〉近日论记之误谬》，载光绪三十一年版《中国抵制禁约记》64页)在引文中所指责的那些文章当中，《中外日报》不仅反对抵制美货和美约，而且攻击积极抵制美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只顾为自己“博高名”；攻击抵制美约有百错而无一是；蛊惑地宣传抵制美货将使中国商人“有倾家荡产之虞”；甚至于“历举他国待中国之薄与美国待中国之厚”，为美国政府涂脂抹粉。这些言论和反动当局的镇压活动相配合，对运动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

对《中外日报》的这些奇谈怪论，一些资产阶级的爱国人士进行了愤怒的反击。除前引李子英的批驳文章外，上海商务总会的负责人曾铸也发表过《遵限答中外日报馆书》，批判了它的一些错误言论，揭露了它的一些破坏运动的罪行。此外，上海工商学界同人还联合发表《不阅中外日报公启》(注七)，对该报实行抵制，使该报销数为之大落，汪康年也被迫离开上海。

中国的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是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反美爱国运动时期的《中外日报》所充当的正是这一类买办资产阶级的喉舌。这个报纸的出版得到过亲英的洋务派官僚的支持，它在反美拒约和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表现，和这一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大多数的保皇派报刊虽然没有像《中外日报》那样的反对运动，但是它们的态度是很不坚定的。例如上海《时报》在刊载有关拒约的文件和论说的同时，也刊载过美国传教士和上海美国总领事送刊的为美方辩饰的来稿，宣传“美人来华亦有有益于华人之处，不能只看美国人不好的一面”(1905年5月20日《时报》)，要求对美国“暂息浮议，勿淆视听，遽行抵制”(1905 年5月22日《时报》)。《京话日报》一方面宣传抵制美货，一方面却要“京城内外同胞”注意保护“美商某君沿九城钉挂”的“铅制商标”，对美国人“更得照常恭敬”(1905年8月17日《京话日报》)。在清朝政府对运动实行镇压政策以后，不少倾向于保皇派的报刊的调子也猛地降了下来。复刊后的《大公报》不仅“登载各事颇为和平”，而且公然在评论中为美国评功摆好，要中国人民切不可“大伤美人之感情”(1905年8月6日古燕平心子“来论”)。这些都反映了保皇派和亲保皇派的这些报刊对帝国主义的畏惧心理，对运动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一些激进的革命派报刊因而斥责它们是“清官之鹰犬，美人之虎伥，而我国民之蟊贼也”(1905年8月23日《广东日报》社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保皇派的这些报刊对革命党人在这次运动中的活动，是十分警惕的；对革命派报刊结合运动所进行的反清宣传，是十分敏感的。它们自己即使在运动高潮时期，也从来没有放过一切机会对革命党人和革命派的报刊进行攻讦。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等革命派拒约会员被捕事件发生后，广州的《岭海报》、香港的《香港商报》等保皇派报刊都落井下石地对他们发动攻击：指责他们是“匪徒”，是“孙党”；诬蔑他们“煽惑愚民”，“立心不轨”。企图耸动官场，借刀杀人。此外，《岭海报》还假冒“拒约会同人”名义，刊出过攻击《有所谓报》的告白；《香港商报》也参与过策划密谋行刺《有所谓报》、《广东日报》主持人郑贯公的事件。表明它们更害怕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忘记把革命派当作它们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的这些矛头内向、亲痛仇快的言论，曾经遭到革命派报刊的揭露和反击(注八)。

革命派报刊的情况又怎样呢？相对地说比保皇派的报刊好一些，但是也暴露出了不少弱点。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革命派报刊都那么坚决、那么积极。兴中会在香港出版的机关报《中国日报》表现得就不那么积极。运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这个报纸也作过一些呼吁抵制禁约和抵制美货的宣传。但当运动进一步开展，一些专门运销美货和专作对美出口土货贸易的“金山庄行”商人的营业受到影响以后，这个报纸就开始动摇了。1905年冬，美国方面为了破坏反美爱国运动，由美国商会出面，串通一部分窃取了省港拒约会代表名义的中国商人，在广州议定了一个解决拒约和抵制美货问题的“十二条款”。这个“十二条款”基本上接受了美方的华工禁约的主张，只在枝节问题上作了少许改动，是一个妥协的条款。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省港一带的不少革命党人和激进的革命派报刊都群起反对，宣布无效。唯有《中国日报》却表示支持。《中国日报》的社长陈少白和承担该报大部分经费的香港最大的“金山庄行”资本家李煜堂，都参加了有关十二条款谈判的幕前幕后活动。对《中国日报》的这一立场，同在香港出版的另外几家革命派报纸《有所谓报》、《广东日报》等十分不满，曾经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中国日报》也反唇相讥。由此在革命派报刊内部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有所谓报》和《广东日报》刊出《揭李煜堂》、《九江筹抵制苛约支会同人来书》、《驳中国报之谬论》、《异哉中国报之所谓舆论》等文，攻击《中国日报》对美妥协；《中国日报》则发表了《与反对华商覆美商事款各君书》、《唯一趣报有所谓及陈公泽等真相发露》等文，为自己辩解。《有所谓报》等斥责《中国日报》“利令智昏”、“腐败”、 “生虫”、“幼稚”；《中国日报》则反詈《有所谓报》等“诲淫”、“伤风败俗”、“气小无状”。这一场革命派报刊之间的阋墙之争，虽然在孙中山的亲自调解下平息了下来(注九)，但却暴露了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和《中国日报》对运动的消极态度。这个报纸和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受到影响的那一部分资本家站在一个立场，一心只想早点“与美人和平了结”(1906年1月1日《中国日报》“来函什锦”)，对运动早就不那么热心了。

其次，即使是那些比较坚决比较积极的革命派报刊，也对运动有很多顾虑：唯恐群众的行动突破了框框，扩大了事态，惹恼了洋人，由此而遭到报复，出现第二次八国联军事件，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例如《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就是这样。这两个报纸在对群众作了初步的发动以后，就转而进行约束性的宣传。它们所赞成和提倡的是“有意识”的“文明举动”(1905 年7月26日《有所谓报》论说《粤人抵制美约文明举动之可嘉》)，和“上流社会”即他们那伙资产阶级绅商们所拟订的“文明之办法”(1905年8月19日《有所谓报》论说《拒约演说之关系》)。它们所害怕和反对的是“下流社会”即它们所说的“无知之劳动社会”的“焚毁教堂衙署伤毙人命”等之类的“野蛮之暴动”(同上)，极力使运动带有温和的色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们不惜一再地给群众浇冷水：要他们“不可不慎”，“毋妄从事”。同时一再地往帝国主义分子脸上贴金：称赞美国公使柔克义和美国传教士“谦恭”、“知礼”，“爱我华人”。生怕被华工禁约激怒了的广大群众“仇视之而酿成交涉重案”(1905年8月24日《广东日报》《美国政治家与宗教家之对待华人》)，以致重蹈“庚子之覆辙”(见上文所附编者按语)。它们不但自己这样宣传，也希望所有的主张拒约和抵制美货的报纸都这样宣传。因为按照它们的说法，“若报纸而不以文明善法为鼓舞，诚恐暴动一起，则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于恐怖之悲境”。它们甚至于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报律”，来对报纸这方面的宣传进行约束(见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刊1905年8月12—23日《有所谓报》)。这些都说明它们只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在它们所信任的“上流社会”绅商们的控制下有秩序地进行，稍有进展就赶快收场，不敢也不想和帝国主义者周旋到底。当群众还没有十分觉醒的时候，它们是积极的鼓动者，是害怕群众的“愚钝”的；而在群众被唤醒了起来，他们的革命精神像炽热的火山岩浆从地底迸发出来的时候，它们又忧心忡忡起来了，它们给自己勾勒出了一幅活灵活现的当代好龙叶公的画像。

到了1905年底，曾经在这场反美爱国运动中作过宣传鼓动工作的两派资产阶级报刊，倒退的倒退，消极的消极，收缩的收缩，已经不复有运动初起时那股热情。有的报纸开始转换报道中心，不再报道和议论此事；有的报纸甚至利用其影响转而向继续抵制美货的群众作疏通工作，劝说他们不再坚持(注十)。随着运动的结束，在资产阶级报刊中进行的这场宣传活动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资产阶级两派报刊在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运动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即“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总是动摇的，不能指望在他们的领导下赢得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1905年前后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中进行的，以反美华工禁约和抵制美货为中心内容的这一宣传，时间虽然不长，却比不久前的拒俄宣传具有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它对中国人民政治上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起了十分有利的影响。

在这场空前规模的宣传战役中，资产阶级的报刊活动家们提高了对报纸性质任务的认识，更自觉地运用报纸这一舆论工具进行战斗，进一步发挥了报纸的宣传、组织、鼓动作用。在报纸业务工作上他们也有不少创新，为以后的革命派报刊的宣传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注一)：《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于上海，《小说林》杂志社出版，丁初我主编。《亚洲日报》1902年创刊于广州，谢英伯、陈听香等主编。《游艺报》1905年6月在广州创刊，数月即停，啸父、侠庵、亚援、天簌、亚通等编辑。《时事画报》1905年9月创刊于广州，主编潘达微、高剑父、陈垣等，社址在广州十八甫69号，十日刊，1907年冬停刊。《岭东日报》1902年创刊于汕头，杨源主编，1908年停刊。(据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注二)：通作《拒约报》。此据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大约是它的全称。

(注三)：见《拒约报出版广告》。原文如下：

“启者，美禁华工问题，关系重大，本社同人慨然廑(仅)此，特办斯报，专以发挥拒约为宗旨，内容资料精确有力。月出三册，价洋二角，零售每本八仙。准于本月廿一日出第一册，凡我爱国同胞欲知此次拒约缘由，及海外华侨苦况，允宜手执一编也。

省城总代理处：十八甫《游艺报》

香港代理处：士丹利街《广东日报》”

荷里活道开智社

广州拒约报社启

(注四)：关于《新闻报》的这一段叙述，参考了宁树藩的《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一文(宁文刊《新闻业务》1961年第12期)。

(注五)：转引自罗荣渠《漫谈中美两国人民的早期交往》(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15日)。

(注六)：姚公鹤《上海闲话》对此有以下一段记载：

“自美禁华工之案起，我国以抵制美货为对抗之策。斯时舆论中坚实为报纸。及中央与美协商，而美首先提起取缔报纸之议，中政府漠然应之，遂为国际干涉报纸之开始。由是而后，偶遇交涉，则相手国第一件要求，必先自钳制舆论始。变本加厉，今为烈矣。而作俑实在此时期中。”(见该书186 页)

(注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刊有这一公启的影印件，文如下：

“上海绅商四月初七日在商务总会议决，相戒不用美货，抵制禁约，当经传电全国商会，并得复电照行。可知此次抵制办法，有利无弊，人人有权可以实行，故各埠无不激于义愤，一致公认。乃近日《中外日报》独于此抵制办法大加非议，极力反对，将以此蛊惑人心，摇动大局，该报虽自外人格，何至公然为吾四万万同胞之公敌。同人为辟邪说起见，奉劝热血同胞以相戒不阅该报，特为败坏公益袒护业美货者戒。工商学界同人公启。”(见该书1935年版142页)

(注八)：《有所谓报》先后刊有《粤商拒约人来书》、《公愤商报之倾陷拒约会员》、《生祭三志士》等文，对保皇派报刊诬陷拒约会员破坏拒约运动的言论进行过批判。其中《生祭三志士》是用“班本”的体裁写作的，录其片段如下：

“(二五首板)读《商报》，愤煞我，五中血呕，五中血呕。(叹)世间少有，这么样，谬妄虚浮。(白)不好呀不好，马潘夏三人，为拒约事情，被野蛮官吏拘捕。羊城消息说道少时释放，为此拒约前途，还有一线生机。谁想那《商报》蛇蝎为心，奉承官吏，谄媚劣绅，敢在报中狂言怂恿，务令三人不杀不休。……最可愤，《岭海报》谄谀劣绅，就把狂言乱构，那《商报》推波助澜，落井下石，更是众罪之尤。他两报，诬捏君，是个孙文党友，揣他意，直想蒙蔽官吏，把君等性命来谋。未事前，既不闻，何以事后就有这般巧凑。可见得，康徒两报，不死君等却未肯干休。”(原刊1905年9月 6日《有所谓报》，署凤萍旧主作。转引自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685—686页)

(注九)：《革命逸史》初集70页叙述孙中山调解此事的经过如下：

“(1905年)十月，总理(即孙中山)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其时，《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余多方调处无效，总理乃约少白、贯公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

(注十)：《革命逸史》第三集134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1905年冬)有英船载运(新加坡英殖民地)政府定购之美货到埠，码头工人头领多中和堂分子，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请华译员何宽设法。何曰：‘若得《图南报》陈楚楠君代向码头苦力疏通，乃易为力。’英官遂邀陈至署，请其劝告各工人勿拒运美货，陈以无此能力拒之。英官谓只需陈君代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当地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普通美货不同，即生效力，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陈于是勉为署名。如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所载美货完全卸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