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资产阶级报刊在1900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中的宣传

1900年以后，随着汹涌澎湃的民主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中国人民有了很大的觉醒。蕴蓄在他们心中的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感情，不可遏抑地迸发了出来。1900年至1905年爆发的拒俄运动，就是这样一次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当时还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利用了正在出版的报纸，并且创办了一些专门性的报刊，进行舆论宣传，发动了中国近代报刊历史上的一次大的宣传战役。

老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都集中起来了的军事封建帝国。它贪婪、伪善，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富于侵略性和掠夺性。中国早就是它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一块肥肉。还在19世纪，沙俄帝国主义就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进入20世纪以后，它的侵略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疯狂。在1900年至1905年这几年内，它先是积极地参加了八个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侵略战争，从《辛丑条约》中勒索了最多的赔款；继而霸占了我东北的大量战略要地，赖着不走，妄图迫订条约，一口吞掉我黑龙江以南的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最后又和同样觊觎我东北利权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土地上火并了起来，使我田园荒芜，庐舍为墟，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俄帝国主义的这些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一场以反对订约和要求恢复东北为中心的拒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面对着这场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们通过自己的报刊为这场运动作舆论上的鼓吹，极大程度地支持了群众的抗俄斗争，对运动的发展，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充当主力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日报》、《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大陆》、《苏报》等国内外各地的革命派报刊，都毫无例外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一些革命派的爱国知识分子还特地创办了一份《俄事警闻》，作为支持这次运动的舆论机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在群众运动中诞生的、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为中心任务的爱国报纸。

早在20世纪的最初一两年，当沙俄侵略军盘踞京、津，霸占东北，强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屈辱条约，出卖东北的领土主权，群众性的拒俄运动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革命派的报刊就开始了抗俄的宣传。创刊不久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一马当先，带头进行了这方面的评论和报道。它用沙俄侵略军将所占领的“车站之名改用俄字，所有车辆亦尽改俄名”(1900年8月《中国旬报》19期)等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者企图久据中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它用在东北的沙俄军队，“辄持枪及斧在各大街将商店劈开，肆行抢劫财物”，和“见妇女无论老幼即行虐待，男子半为砍死，尸横遍地”(1900年8月《中国旬报》21期)等大量事实，控诉了侵略者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强烈义愤。对国内各地爱国人士发起的拒俄集会，和东北人民自发的武装拒俄斗争，它都给以积极的声援和支持。1900年5月，它的副刊《中国旬报》第十期的“视听录”栏，还特地报道了辽阳地区某村人民拿起土造的武器，和沙俄侵略军进行战斗，使后者“败北奔回，深藏不出”的英雄事迹，和他们的“誓必将俄人逐出辽阳境内而后已”，及“不惟地方不卖，即煤矿亦不令开采”的豪迈誓言。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热情地颂扬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和侵略者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鉴于当时一般读者对沙俄的侵华政策还缺乏了解，《中国日报》特意在评论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俄罗斯自强而后，郁郁于欧北久矣，一旦得志于东亚，遂加鞭疾驰，如开凿龙门，奔放不可压止。然既欲经营北亚之大地，则必吞并满洲、朝鲜，既欲吞并满洲、朝鲜，则必树其势力于北中国。”(《中外关系说》，刊1900年8月《中国旬报》)它告诫读者：侵略中国早已成为历代沙皇的既定国策，现在，“黄河以北，俄实界之”(《开门政策》，刊1900年8月《中国旬报》)，魔爪已经深深地伸进了中国的腹地，对侵略者的鹰瞵鹗睨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必须有周详的对策，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和《中国日报》相配合，这一时期在日本出版的《国民报》、《游学译编》和在上海出版的《大陆》等革命派和倾向革命派的报刊，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国民报》第一期上刊载的《俄国政体》，第四期上刊载的《俄亚之关系》、《俄国之动机》，《游学译编》第二期刊载的《西伯利亚以东之俄国兵力》，第三期刊载的《俄罗斯之将来》，第四期刊载的《俄之满洲》等“纪事”和评论文章，都对沙俄的侵华野心及其部署和行动，作过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大陆》第二年第四期还详细地报道过京师大学堂学生丁开嶂在东北创立抗俄铁血会，联络各省“绿林领袖”实行武装抗俄的消息。这些都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警觉，激励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和沙俄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的革命精神。

《中国日报》

1903年4月，沙俄违背了前一年和清朝政府签订的《东三省交收条约》，拒绝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企图永久霸占东北。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谴责沙俄的侵华罪行，会后组织了“以保全国土国权为目的”的国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于锦辉馆，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进行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和沙俄侵略者决一死战。北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河南等地的学生和爱国绅商也纷起集会响应。拒俄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革命派报刊在这一阶段的抗俄斗争中，发挥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大造拒俄舆论，对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留日革命学生在东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是这一阶段积极参加拒俄宣传的主要革命派报刊。这三个报刊都创刊于1903年，一创刊就投入了紧锣密鼓的拒俄斗争。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湖北学生界》发表了23篇、《江苏》发表了27篇、《浙江潮》发表了39篇有关沙俄侵华活动和国内外拒俄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译自英日报纸的外论。三个刊物的“内国近事”栏，在一个时期内，也有近一半的篇幅是有关拒俄运动的报道。拒俄的宣传成为这三个刊物一个时期内的主要内容。《湖北学生界》“国闻”栏所刊载的《俄人交际之诡计》，“奴痛”栏所刊载的《俄罗斯之伪文》；《江苏》“时论”栏所刊载的《论汉人当忧满洲》、《满洲之密约》；《浙江潮》“大势”栏所刊载的《俄人之东亚新政策》，和“时评”栏所刊载的《满洲问题》等；都是在当时较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它们根据从日本书刊上得到的大量材料，分析了沙俄国内的动荡情况，控诉了沙俄近几十年来的侵华罪行，揭露了沙俄政府在中俄关于交还东北的谈判中翻云覆雨诡谲作伪的丑恶嘴脸，为当前的拒俄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给运动的参加者以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留日革命学生主办的这些报刊，在拒俄义勇队成立以前，就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提出过实行军国民教育的主张。《湖北学生界》第三期刊出的《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浙江潮》第三期刊出的《真军人》等政论，就集中地宣传了这种主张。它们提倡“尚武”、“进取”精神，提倡“军国民主义”，把在中国人民当中推行这一主义，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说成是唯一可行的“救中国之方针”。4月29日拒俄义勇队在东京成立，5月2日改名为学生军，5月11日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它的建立符合这些报刊的愿望，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它们的支持。5月16日出版的《浙江潮》第四期在“留学界记事”栏，首先刊出了以《拒俄事件》为题的消息，接着又在6月15日出版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以《记军国民教育会》为题的综合报道，欢呼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江苏》也在5月27日出版的第二期“留学界”栏发表了题为《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它的筹备经过，组织情况，历次集会的重要发言记录，和它所颁布的《军国民教育会公约》等文件，并且刊出了《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大张旗鼓地在刊物上代该会征募经费，给这个会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正是在这些刊物的积极支持和宣传鼓动下，这一阶段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了高潮。

正在日本学习的青年时代的鲁迅，也是这一阶段革命报刊拒俄宣传活动

的积极参加者。他所写的发表在《浙江潮》第五期上的脍炙人口的《斯巴达之魂》，就是一篇密切配合拒俄运动的杰出的革命文学作品。这篇作品是在留日学生拒俄运动的高潮中产生的，也是直接为这个运动服务的。它的写作，和它所选择的这一历史题材，明显地受到过一个月前刊载在《浙江潮》第四期上的，拒俄义勇队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的影响。《斯巴达之魂》前言中的“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歼焉……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那一段文字；和那封信中的“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一段文字，内容和精神完全一致。有些措辞，如“全军歼焉”，“死战”等，也完全相同。为了两相照应，鲁迅在他译作“温泉门”的这一地名下面，还特意用括弧加注了“德尔摩比勒”等字样，以求和前信的译文相吻合。可以想见，鲁迅是在这一信件的启发下，以强烈的革命激情来进行这一译作的。在这篇如许寿裳所回忆的，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赶写了出来的作品中，鲁迅以感人的笔触，用斯巴达人不畏牺牲奋起御敌的英雄事迹，激励青年读者，号召他们像斯巴达人那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侵犯希腊的波斯王泽耳士的军队一样的沙俄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它所宣扬的斯巴达人的那种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中的“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挥笔而起者矣！”一类的慷慨激昂的文字，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加入拒俄义勇队的青年学生，和每一个投入到拒俄运动中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鲁迅所写的发表在1903年10月10日出版的《浙江潮》第十期上的《中国地质略论》，则着重对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矿业资源的觊觎和掠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它追述了1884年俄人阿布结夫以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名义，到中国北部的满洲、直隶、山西、甘肃、蒙古等地进行“探险”活动的一段历史，说明沙俄帝国主义者早就对中国的矿业资源怀有野心。接着又根据不久前日本报纸上揭露的消息，对沙俄帝国主义者的“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一事，进行了愤怒的声讨，并连类而及于出卖矿权给侵略者，“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桡栋，以速大厦之倾”的奸商和清朝地方官员。号召全国人民“奋袂而起”，和夺我矿权的沙俄帝国主义者作坚决斗争。这篇自然科学论文，并不是一篇纯学术的著作，它密切地联系了当时的抗俄斗争，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主义者的感情，对正在蓬勃开展的拒俄运动，同样是一付很好的催化剂。

此外，在东京出版的《游学译编》，在上海出版的《苏报》等革命派报刊，也对国内外各地的抗俄集会，和拒俄义勇队回国代表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支持东京、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抗俄斗争。《苏报》在1903年6月一个月内，就先后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敬告国民议政会诸君》等四篇社论，对拒俄运动作舆论上的声援，把各地的抗俄斗争比喻为“石火电光”，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阶段运动的开展。

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以后，就为自己规定了三项实行办法，其中第一项就是“鼓吹”。所谓“鼓吹”，也就是宣传。军国民教育会这一阶段的宣传，除了集会演讲和印发少量的如《军国民教育会纪事》那样的小册子外，主要是通过各地革命派的报刊来进行的。它们为军国民教育会提供讲坛，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后者的实际上的代言机关。

1903年10月，沙俄侵略军再次进占奉天，并向清廷提出五条侵略要求，强迫接受。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沙俄和日本争夺我东北利权的帝国主义战争。拒俄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革命报刊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主要是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

在这一阶段的拒俄宣传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是《俄事警闻》的创刊。

《俄事警闻》是一个日刊报纸，创刊于1903年12月15日。社址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担任编辑和撰述的有蔡元培、王小徐、何琪、刘师培、叶翰、陈去病、林獬等人。1904年3月改名为《警钟日报》，继续出版至1905年3月26日停刊。先后出版了一年零三个月。其中《俄事警闻》的这一段，约为两个多月。

《俄事警闻》的创办人是蔡元培。《苏报》案发生时，他因为是中国教育会负责人的关系，一度走避青岛。1903年冬返回上海，正赶上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东北再度吃紧，他于是联络了一些人共同组织对俄同志会，进行拒俄活动，并创办了这份《俄事警闻》，作为言论机关。对俄同志会的成员中，有不少是中国教育会的会员，其中一些人不久以后还加入了光复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以拒俄为宗旨的群众团体。《俄事警闻》作为它的机关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下的一份以拒俄宣传为主要任务的报刊。(www.daowen.com)

这个报纸有消息也有言论。消息部分专门报道沙俄侵华的一些“警闻”，比一般报纸更为详尽。言论部分每天都有两篇论说，一篇用文言，一篇用白话，多数采用文告的形式。它所发表的《俄祸》、《告学生》、《告军人》、《告革命党》等社论，剖析了老沙皇的侵略政策，介绍了华北地区的危急形势，研究了“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和沙皇的侵略活动作坚决的斗争。除消息和评论外，这个报纸还刊有部分文学作品。蔡元培所写的以《新年梦》为题的，表达了作者的企图“造个新中国”的愿望的小说，就是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这个报纸出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国内很有影响。“内地同志，多有集款定购此新闻，送茶坊酒肆，供人阅看者。”(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见《辛亥革命》第一册492页)。它是这一时期进行拒俄宣传的主要报刊。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两个帝国主义互相厮杀的战场，数十万俄军如“飞蝗入境”，强行收缴我东北军民的武器，掠夺我地方政府的库存，强征民充当劳工，强征农副产品充当粮秣，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沙俄的仇恨。对这场以我为壑的帝国主义战争，《俄事警闻》在一些评论中曾经正确地分析了它的非正义性质，指出战争的双方都垂涎于我国的“膏腴绣壤”(1904年2月25日)。但是，更多的评论文章，则基于对沙俄的仇恨，明显地寄同情于日本，流露了希望日本战胜的倾向。揭发控诉沙俄军队的暴行，激发中国人民对这伙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的暴徒们的义愤，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十分应该的，但由此而寄同情于另外一个帝国主义，放过了另外一伙暴徒，则是十分幼稚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对此，当时还在日本的鲁迅曾经作过善意的批评，指为“太无远见”。他特意托人带信给主持《俄事警闻》的蔡元培和何琪，告诉他们：“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并且对《俄事警闻》的言论方针提出了以下的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刊《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俄事警闻》采纳了鲁迅的意见，在以后的评论中逐步地改变了袒日的倾向。

对俄同志会是一个不到二百人的群众组织，它的参加者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绅商和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胼手胝足的工人和农民，缺少广泛的群众性。它所筹备组织的“义勇之军，侦探之队”，都是纸上谈兵，并未实现。较有影响较有成绩的只是《俄事警闻》的宣传。正如它自己在小结这一阶段工作时所说的：“所借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1904年3月15日《警钟日报》)

1904年3月，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同年11月又改组为反对联俄会。《俄事警闻》也自3月起改组为《警钟日报》，作为争存会和反对联俄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和国内外的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继续揭露沙俄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战争的宣传。

日俄战争后，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取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心有了新的转移，革命派报刊的拒俄宣传也暂时地告一段落。

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的拒俄宣传，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普遍认识到沙皇俄国是中国及与它毗邻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中国日报》早在1900年就警惕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中，“俄国谋人国土，其蓄机甚深，其手段极猛”(1900年5月第十期《中国旬报》)，其野心也最大。《江苏》则在一篇社论中，把沙皇俄国称为“略地于外”的“民族帝国主义”者(1903年6月25日《江苏》第三期社说《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这是在中国报刊上第一次把沙俄和“帝国主义”这一名词联系起来。《俄事警闻》说得更为清楚：沙皇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就“以吞并与国，囊括全球为志”，如果把帝国主义列强比喻作虎狼的话，它是“虎狼之尤”；它“非我中国之祸，而全世界之祸”(1904年2月5日论说《俄祸》)。这些报刊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告诉读者：老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极富于侵略性的贪婪凶狠的军事封建帝国；它的存在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极大威胁；由于它和中国直接接壤，又插手于中国的西藏，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必欲得中国而甘心，对中国人民说来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必须奋起和它的侵略活动作斗争，决不能掉以轻心。说明革命派的这些宣传家们，对老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帝国主义的狂妄侵略野心，已有高度的警觉。

第二，把拒俄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只是一般的抨击清政府外交上的失败，指责它在对俄交涉问题上的软弱无能，对亲俄派的政府大僚也偶尔做一些讽刺和调侃。接着进一步揭露了清朝政府和沙俄侵略者的狼狈关系，由指责这个政府的“日媚外人”，“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昵”(《隆记报》语，转引自《檀山华侨》)，到直斥它就是沙俄帝国主义鱼肉中国人民的帮凶走狗，最后升级到认为只有实行革命推翻媚外残民的清朝政府，才能把拒俄运动进行到底。由前两个阶段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转化，是在发生了各地拒俄运动被镇压，派遣回国的请愿代表被拒绝，一些拒俄义勇队员被扣上“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帽子被缉捕，和揭露中俄密约内幕的沈荩被残酷刑杀等一系列事件以后，才实现的。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为虎作伥的丑恶面目，激起了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使他们从“热昏”的请愿活动中清醒过来，作出了中国必须革命，和首先要革清朝政府的命的正确抉择。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在上海出版的《苏报》，和在东京出版的《江苏》，表现得最为勇猛、最为坚决。《苏报》在社论中所提出的“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及“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1903年6月10日《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和《江苏》在编者按语中所提出的“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乃并欲出其代表者之权限以禁四万万主人翁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秣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1903年9月21日第六期《〈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等主张，在当时都是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声。它表明革命派当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对清朝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要拒俄就得革命，这就是结论。此后，在一些革命派报刊当中，拒俄和革命的宣传结合得越来越紧，革命宣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到了1904—1905年，连早一些时候曾经对清朝政府有过幻想，提出过和它“合起来”，共同“商议打退俄国的法子”之类的糊涂主张，如《俄事警闻》那样的报纸，也公开宣传起革命来了。

第三，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向群众发出了救亡的呼吁，作过某种程度的动员。在沙俄的魔爪已经伸入腹地，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严重时刻，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深感自己力量的不足，急切地需要寻找援军来共同对付当前的最主要的敌人。《中国白话报》在拒俄运动高潮中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最足以反映出他们此时此刻的那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迫切心情：

列位啊！可怜啊！我一向要想把心里头的话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中国地大得很，一时见不着许多人，个个去告诉，等到如今，大祸已经进了门，可怜你们列位们，还是一点不晓得，我急得要死，又死不来，没法可想，所以握着一把眼泪，写这样一张字，送把列位，好教你列位兄弟们赶紧设法自己救自己啊！……列位啊！如今我们这中国你若不去救他，再没有人去救他了。(1903年12月《中国白话报》第二期“论说”《大祸临门》)

从这种迫切心情出发，他们通过自己的报刊向“做会党的”、“种田地的”、“做手工艺的”和他们认为可以恃为奥援的各阶层人民发出了广泛的呼吁，号召他们奋起图存，共同御侮。为了把这部分力量动员起来，这一时期的革命派报刊确实说过不少动听的好话。对于会党，它们称赞他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刚肠侠骨”，说只要联络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便是十个也不可怕”(1904年1月29日《俄事警闻》)。对于活跃于东北地区的被反动统治者诬蔑为“马贼”的民间抗俄武装，它们推之为“吾民族之代表”，甚至肉麻地说：“吾不能不爱马贼。”(注一)对于农民，它们鼓动说：你们“劳苦惯了”，“当兵是顶相宜的”，只要“肯拼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1904年2月22日《俄事警闻》)。对于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它们也说过一些奉承的话，称赞他具有“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1903年5月27日《江苏》第二期《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对于工人，它们恭维他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1904年1月10日《俄事警闻》)，希望中国的工人们“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1904年2月《中国白话报》第五期《时事问答》)。它们支持在东北沙俄海军工厂和被沙俄霸占的各矿山工作的中国工人的罢工活动，声讨日俄海战后逃至上海的沙俄水兵杀害中国工友的罪行，鼓动上海工人“联合群力，同盟罢工”(《警钟日报》：《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和沙俄侵略势力作坚决斗争。这些都说明当时还处在上升阶段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是爱国的，是生气勃勃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能力和人民群众一道，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也还是显然可见的。他们的口号是：“绅士倡於前，平民和於后”(1904年2月22日《俄事警闻》)。他们只希望劳动人民“和”于他们这伙资产阶级先生们之“后”，充当他们的附庸，听从他们的指挥，并没有把工农群众看做是当前这场反帝斗争的主力。

第四，把俄国人民和沙皇政府区别了开来，支持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俄国之社会》、《学生暴动》(《国民报》第四期、第三期)，《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俄罗斯将制定宪法》、《俄人之性质》(《浙江潮》第四期、第二期、第一期)，《俄人之自由思想》、《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二期、第四期)，《请看俄国之工人》(1905年1月26日《警钟日报》)等评论文章和有关报道中，革命派报刊始终把矛头针对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执行“膨胀主义”的老沙皇及其反动政府，并没有把他们和俄国人民混淆起来。它们支持彼得堡、高加索、奥德萨等地工人“倒专制旧政体，建共和新政府”的罢工斗争；支持“乎有倾倒专制政府之势”的俄国革命学生运动；介绍列宁领导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社会民主工党早期活动的历史；称赞“斯拉夫民族真好男儿，真不愧为伟大之人民”(《江苏》第六期“外国时评”)；欢呼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每一个胜利；对他们的事业怀有很深的敬意，和极大的同情。这说明它们是能够把俄国人民和沙皇政府区别开来的。在它们看来，俄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不一样，他们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同道和朋友；他们的“与君主相搏战”的精神，“可为我民族法”(同上)；他们和中国人民都是沙皇政府及其反动内外政策的受害者，这种认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和支持他们保皇立宪主张的一些人所办的报刊，也卷进了这场战役，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拒俄宣传。

保皇派报刊由于它们所属的那一派政治力量，和依附英、日的帝党关系密切，和依附俄、法的后党矛盾尖锐，从戊戌变法运动以来就一贯反俄。早在1897年，它们就发出过“东三省将为异域”和这块地方即将“蚕食于俄罗斯”(《时务报》第十八期《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的警告，把沙俄当作当前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拒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后，它们也和革命派报刊一道，进行过拒俄宣传。《新民丛报》发表过《俄约密款》、《俄人叵测》、《铁路交涉》、《无故索地》、《俄使阴谋》、《俄营满洲》等消息和评论，揭露沙俄侵华的野心，把沙俄侵略者斥为“文明公敌”和“世界之贼”，称为“野蛮俄”、“虎狼俄”。《中外日报》则对1901年、1903年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的两次拒俄集会，和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港、澳、新加坡等地绅商的“聚议拒俄”活动，作过详细报道，要求清朝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还参加过张园的集会，在会上作过谴责沙俄侵略活动的演说，摆出了一副积极拒俄的架势。

但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报刊的拒俄宣传，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们的拒俄宣传和它们的保皇宣传紧密结合，是为它们的保皇和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开始一个阶段，它们对拒俄宣传之所以感兴趣，是为了借此机会攻击封建统治集团当权派的联俄政策，打击亲俄的后党官僚。《新民丛报》所发的《媚外奇闻》、《西藏密约问题》、《贿赂风行》等时评，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评论文章嘲讽李鸿章对沙俄的索求唯命是从，攻击荣禄参与签订出卖西藏主权的中俄密约，揭发庆亲王秘密接受沙俄的贿赂，表面上是在拒俄，实际上是在打击这伙反对立宪、阻挠光绪复位的后党官僚。1903年，拒俄运动发展到高潮，不少人由于请愿失败，对清廷失去信心，逐渐倾向革命，一些群众性的拒俄团体也开始向革命方面转化。这时，保皇派报刊对拒俄的宣传就不那么太热心了。《新民丛报》“宗旨顿改，标明保王”(梁启超《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十一)，不再在拒俄的问题上多作文章。其他一些保皇派报刊，也把主要的矛头转向革命派，攻击后者在拒俄集会上“肆意骚扰”，“专以败坏秩序为事”(1903年5月5日《大公报》)；攻击他们在会上提出的拒俄主张，是“人方病寒而投之以治热之药”(1903年5月14日《中外日报》)；力图把拒俄运动纳入他们的立宪运动的轨道。日俄战争爆发以后，保皇派报刊的拒俄宣传在一个时期内稍有升级，说过“俄之辱中国也甚矣，诈欺蛮暴无人道行，虽罄南山之竹以书罪，竭东海之水以洗愤，岂能尽哉”之类的愤激的话，对沙俄参战军队对东北的蹂躏表示了一定的愤慨，但都明显地左袒日本。把这场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中国这块肥肉而进行的不义战争，说成是日本方面为了“尊重我国之主权，保护韩国之独立”不得已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公开表示：“此后全胜之结局，吾人不得不瞩望於日本”(《新民丛报》论说《日俄战争之感》)。在袒日的宣传上走得比革命派报刊更远。对这一时期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保皇派的报刊也作过报道。和革命派报刊不同，它们对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不抱同情，把俄国人民的革命行动贬为“匪乱”或“扰乱”，把参加行动的革命人民诬为“乱党”或“乱民”。它们还通过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告诫清朝政府，要它从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这场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用怀柔而不是用高压的手段来对付革命。它们以沙皇政府镇压不住俄国革命一事为例，警告说：“不想善计，全仗着威权乱杀，实在不是好事”，其结果往往是“越弹压，越添扰乱”(1905年2月5日《京话日报》)。企图借此机会向清朝统治者推销它们那一套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迫使后者接受它们的“立宪”主张。应该承认，保皇派报刊还是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拒俄宣传的，但是它们在拒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热心，远远比不上它们要求立宪，反对革命的热心。当拒俄运动开始向反清革命方面转化以后，它们的拒俄宣传就逐渐地为反对革命的鼓噪所代替了。

1900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是我国近代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报刊在这次运动中所进行的广泛的宣传，持续五年之久，是近代报刊史上的一次大的宣传战役。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推动了拒俄运动的迅猛开展，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一)：见1904年2月《警钟日报》时评，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刊1978年4期《社会科学战线》)。本节所引《警钟日报》和《俄事警闻》的文字，多数转引自杨、王合作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