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保皇派在国内的舆论阵地

1899年至1905年这几年，革命的形势日益发展，革命的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封建王朝摇摇欲坠，面对这一形势，国内的保皇势力也纷起创办报刊，和海外的保皇党报刊一道，进行反对民主革命的舆论鼓吹。

在这些报刊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保皇会直接出钱出人创办起来的报纸，其代表是在上海出版的《时报》。其次是国内的一部分不愿意亡国但又害怕革命的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和一些和维新派有历史渊源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所创办的报纸。它们拥清保皇，赞成温和改良，反对激烈革命，不论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康梁的追随者。其代表，是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和在北京出版的《京话日报》等。再次是接近洋务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主办的一些报纸，其代表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外日报》。以上这些报纸和英、美、日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主办的《申报》、《新闻报》、《亚东时报》等报刊一道，互相呼应，组成松散的战线，共同进行保皇和君主立宪的宣传。

戊戌政变以后的一段时期，康梁和后党政府之间的矛盾一度十分尖锐。两人都遭到悬赏十万两的通缉。他们在海外所办的《清议报》、《天南新报》等报，被指为“逆报”，遭到国内的严厉查禁(注一)。他们在国内的余党，遭到缉捕(注二)。他们的办报人员一旦接近国境，就有被诱捕的危险(注三)。这种情况，在1900年的立嗣事件和自立军勤王之役前后，发展到了高潮。在此期间，康梁等人想在国内办报是很困难的。

1903年前后，情况有了变化，拒俄运动及《苏报》案等事件的相继发生和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反对民主革命的营垒内互相敌对的两派，靠拢了起来。在严重的革命危机面前，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像以前那么尖锐，国外的保皇会报刊不再在“逆后贼臣”问题上做文章了。康梁的通缉虽然没有明令解除，但《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已经公然陈列于书肆，行销于国内，不再被视为禁报禁书了。康梁等人在国内办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的愿望，也可以实现了。

《时报》就是他们在这一新的情况下，在国内创办起来的第一家保皇党的机关报纸。

《时报》是一份大型的日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为了防备地方政府的干扰，创刊时挂了日商的招牌，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出面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实际上的负责人是狄楚青，担任主笔和编辑工作的有罗普、冯挺之、陈景韩、雷奋、包天笑等。

这个报纸是在康梁的亲自指挥下创办起来的。早在1904年的初春，狄楚青、罗普两人就衔康有为之命，从日本来到上海，筹备创办《时报》的有关事宜。同年四月，梁启超在主持完了保皇会在香港召开的工作会议之后，秘密赶来上海，匿居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参与策划筹办《时报》的工作，直到商量完毕才返回日本，《时报》的命名即出于梁启超的主张；《时报》的发刊词和罗列达二十五条之多的《时报》“发刊例”，即出于他的手笔；《时报》初创时的一些论说，有不少也是他写好后，由横滨直接寄来上海发表的。

主持《时报》日常工作的狄楚青，和担任《时报》早期总主笔的罗普，都是康门弟子。狄楚青名葆贤，号平子，江苏溧阳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戊戌时期就接受了康梁的影响，成为一个年轻的“新学家”。1900年他参加了上海维新人士发起组织的中国国会活动，此后不久又参加了唐才常等人的自立军勤王活动，担任募款和购置军火等项工作，事败，逃往日本，直到《时报》创刊前夕，才回到上海。狄楚青佞佛，能诗，曾经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以平等阁主的笔名发表过大量诗词。他主持《时报》前后达十七年之久，开始受康梁的指挥，从事报纸的经营管理工作。1912年以后，康梁不再过问《时报》的事，这个报纸又变成他个人“独资经营”的舆论机关，直到1921年转让给黄伯惠为止。罗普字孝高，号披发生，广东顺德人，是康有为在长兴学会和万木草堂任教时期的嫡传弟子，著名的康门十三太保之一。戊戌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清议报》、《新民丛报》出版时，他担任过译述工作，此后还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报》以岭南羽衣女士的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东欧女豪杰》。担任《时报》主编时期，他和冯挺之主要负责言论方面的工作，新闻的采访编辑等项工作分工则由雷奋、陈景韩、包天笑等负责。雷奋字继兴，松江人，担任过《译书汇编》、《国民报》、《大陆》等报刊的编辑；陈景韩又名景寒，笔名冷血、冷，松江人，也在《大陆》担任过编辑；他们都曾经是革命的弄潮儿，是在革命的浪潮中刚刚被浪花溅湿了一点衣履，就狼狈地退下阵来，重新选择了一条温和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时报》标榜它的主张适合于时，随时而变，而又无过不及。它摆出一副“允执厥中”的架式，既批评封建顽固势力的“蹉跎荏苒，日即腐败，而国遂不可救”；又批评革命党人的“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亦遂不可救”(《时报》发刊词)；实际上把主要的矛头指向革命，是一个“专讲平和，专讲立宪”(《辛亥革命》第二册366页)的报纸。在它看来“不适于当世之务”的顽固保守的那一套作法固然不足取，“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的激进的革命的作法，尤足以“滋病”，只有它所吹嘘的，“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的渐进的道路，才是适“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和保皇党在国外办的一些报纸比较起来，《时报》的言论更突出地表现了保皇党人的政治上的软骨病。日轮二辰丸侵犯中国主权反向中国索赔案发生后，它以“挂日牌，不便攻击日人”为辞，不敢刊登一篇表态文字。《新民丛报》等保皇党报刊对出卖戊戌维新运动掌管北洋军政和外交大权的袁世凯发起围攻的时候，它慑于袁的赫赫权势，竟不敢置一词。《时报》在言论上较有影响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04年前后的关于向英帝国主义争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的宣传，一次是1905年前后的关于抵制美货购买国货的宣传，这两次宣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要求。此外无可称。而前一次宣传的有些文稿，还是杨度、梁启超等在国外编好，寄给它发表的。

《时报》较有影响的是它在报纸编辑工作上的一些改革和创新。它的短评写得很有特色。三个主要的新闻编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评专栏：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大事；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各埠要闻；雷奋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新闻。每则短评一二百字不等，密切配合当天的重大新闻，文字短小精悍，冷隽明快，很引人看。它的专刊文学作品的“附张”，办得也很充实。有《销金窟》(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的一部分)等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有《双泪碑》、《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之类的流行小说，也刊载一些旧体诗词和《平等阁诗话》之类的文艺评论文章，在国内同时期的日报副刊中是比较受欢迎的。在编排上，它“务求显醒”。“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字模及各种圈点符号俱行置备。其最紧要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论说批评中之主眼，新闻中之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时报发刊例》第二十二条)。版面比同时期的其他报纸为活跃。现在一般报纸通用的每张分为一二三四四个版的编排方式，也是这个报纸首创的。这些改革和创新，对同时期国内报纸业务工作的改进，曾经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逋逃后在国内首先恢复起来的这个舆论阵地，康梁和保皇会的一些人是十分重视的。在经费上，开始的几年几乎是有求必应，除了筹备期间一次拨给七万元充开办费外，以后每年都有拨款，到1908年时，累计拨款已达二十万元，约占保皇会历年所得捐款总数一百六十万元的八分之一。在人事安排上，除狄楚青担任经理工作外，先是派罗孝高主持笔政，后来又加派原《知新报》编辑刘桢麟充实编辑力量，最后又派出康门大将麦孟华担任总主笔，负责整顿工作。可见他们对这个报纸是下了很大力量，寄予很大希望的。但是，由于狄楚青的专擅，不听指挥，“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他所引用的一些编辑人又不是康梁的嫡系、死党，这个报纸在康梁的心目中并不那么得心应手。有的康门弟子如徐勤、汤睿等，曾在他们的圈子里指责狄楚青是“叛党之人”，梁启超也批评过狄“入世太深，趋避太熟，持盈保泰之心太多”，慨叹“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梁启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与夫子大人书》)反映了康梁等人对这个报纸工作的不满，和保皇党内部的分歧。但是，在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和君主立宪这个大前提上，他们之间还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康梁直接投资创办的一些报刊外，这一时期国内各地还涌现了一批由当地保皇派人士自行创办的报刊，它们和《时报》等康梁主办的报纸一道进行保皇和立宪的宣传，是康梁在宣传战线上的外围力量，是保皇派报刊宣传工作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这一类报刊，在北方，最有影响的是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和在北京出版的《京话日报》。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馆址开始设在天津的法租界，后来迁至日租界。创办人英华。协助他担任主笔的，先后有方定六、刘孟扬、王瀛孙、黄与三、郭定森、樊子熔、唐梦幻等(注四)。1916年9月，英华把《大公报》出售给王郅隆。1926年9月，又由王郅隆的遗族转让给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三人合组的新记公司，在这个新记公司的掌握下，一直出版到全国解放。从1902年到1949年，《大公报》在旧中国一共出版了四十七年，是一份在各个时期都很有影响的民族资产阶级报纸。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华(1866—1926)，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家世寒微，生长陋巷”(英敛之：《金息侯君年谱叙》)，由自学而博及群书，能文章，还懂得一点法文，是一个接触过不少新事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信奉天主教的关系，他年轻时代就和法国传教士有来往，一度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雇员。1901年他辞职返抵天津，即在天津筹备办报。《大公报》创刊后，他是报纸的总负责人。既掌管印刷、出版、发行等经理方面的事务，也撰写论说，参与编辑工作。辛亥革命后，他把报纸顶出，退隐于北京的香山静宜园，从事教育慈善事业和天主教革新运动。担任过香山慈幼院和辅仁大学的校长。1926年1月10日死于北京。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劝学罪言》、《也是集》等，《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的文集。

英华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派。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是康梁领导的变法运动的追随者。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发表后，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的主张。称赞康的变法建议“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所不敢言”。戊戌政变后，他恐受株连，逃往南方，仍然支持康梁的政见，曾经在1899年8月26日出版的《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一文，对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对康梁的遭遇寄予同情，对后党官僚的落井下石表示愤慨，对他们重新上台后的国家前途，表示忧虑。他的这种保皇思想随着革命潮流的日益高涨，而表现得更为坚决更为执著，成为他办报的指导思想。

英华自己不名一文，他之得以创办《大公报》，主要是由于得到了柴天宠和王郅隆两人在经济上的支持。柴天宠是一个由承建天主教堂和教堂房产起家的天主教资本家；王郅隆是一个由贩运粮食、木材和食盐起家，后来又依靠皖系军阀势力聚敛致富的资本家；他们两个人是《大公报》创办时期的主要股东。此外附股投资于英华所创办的《大公报》的还有在北京的法国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华名)，法国公使鲍渥；在天津的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在上海的天主教买办资本家朱志尧；倾向维新的满洲贵族肃亲王善耆；和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的维新派名士严复等(注五)。这样一个投资人的阵容，就使得这个报纸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保守的和封建买办的色彩。

英华创办的《大公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份由具有保皇立宪思想的满族知识分子，倚靠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利用部分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办起来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个报纸之所以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它在宣传上采取了以下的一些与众不同的手法：

第一是标榜它的敢言。它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朝政府的一些弊政，敢于指责“奸贪误国”的政府官员，敢于点名批评炙手可热其势绝伦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敢于刊载沈荩被杖事件这类的引人义愤的政治新闻，乃至于“敢于乱说乱登”，“甚至不负责任地乱说乱道”(注六)。这是由于它的后面有外国人的背景，因而可以有恃无恐。

第二是标榜它的严肃性。它攻击当时的有些报纸“不是弄些冷字眼儿的虚文，就是写些个邪僻不堪的话”，“不是东家婆媳吵嘴，就是西家夫妇打架，再不然拿些苟且下贱的事当作美谈”(1902年7月《大公报》第七号)。它刚一创刊就声明它所刊载的文字，“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焉”(《大公报》发刊词)。稍后，又宣布“市井所注意，流俗所惊奇，本报未免从略”(1909 年7月29日英华文)；并拒绝刊登占卜、求签、相面、堪舆等有关迷信活动的广告。这是由于它不愿意在“猥邪琐屑之事”上过多地花费精力，尽可能地做到“从大处落墨”(同上)。

《大公报》

第三是标榜它的非“牟利”性。一再宣传它这个报纸“非同牟利可比”(1902年10月《大公报加价广告》)，声称它“宁愿赔钱受累，吃苦操心”，也要“整天鼓着一团精神，拿着一枝破笔，东涂西抹说短道长”(第89号社论)。这是由于它有财力雄厚如柴天宠那样的买办资本家“甘为赔垫”(英敛之：《辛丑日记》1901年4月26日条)，无须孜孜于在发行和收刊告白上追求小利。

第四是标榜它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它经常刊文为“洋车夫”为受虐待的学徒鸣不平。对“达官贵爵”侮辱损害下层人民的罪恶，也时时有所揭露。此外，它还发起举办过一些赈济灾民之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发表过一些用白话文或天津土语写作的供下层社会阅读的新闻和论说，摆出一副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样子。这里面不排斥包含有出身寒微的英华本人对穷苦劳动人民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

《大公报》就是利用它涂抹在自己身上的油彩，和闪耀于自己头上的光环，来扩大影响和见重于时的。

辛亥革命时期，在英华的主持下，《大公报》宣传的中心内容就是保皇和立宪。和当时所有的维新派一样，《大公报》在清王朝的帝后两党之争中，是明显地站在光绪皇帝一边的。它创刊后的第五天，就刊出题为《论归政之利》的论说，举出“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等八大利，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它对被囚的光绪皇帝寄予很大的同情，每逢旧历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的生日，都刊出祝寿广告，发表祝寿社论，善颂善祷，希望光绪能够重新亲政，成为“中国之明治”和“中国之大彼得”。对于它所向往的君主立宪道路，《大公报》的鼓吹也是不遗余力的。早在1903年，它就发表论说《论立宪之要素》，强调立宪的必要，主张效法英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此后，这一类的社论和来论不断见报。1905年举行千号纪念征文时，被取为一等奖的，就是一篇大谈“君主立宪者，政体之完全无缺者也”的文章。1908年2月发布的二千号纪念征文题目《实行立宪之政体如何》，1910年11月发布的三千号纪念征文题目《立宪国之要素，一曰国会，一曰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而后定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也都和立宪有关。可见《大公报》对这条道路是多么的热衷。

英华和他的《大公报》虽然和亡命海外的康梁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之间的心是相通的。梁启超的《自励》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在《清议报》上刊出后，英华立即工整地抄录在自己的日记的扉页上(注七)，作为座右铭。他为《大公报》揭橥的“开风气，牖民智”(《大公报》序)、“通上下之情，作四民之气”、“兴利除弊，力图富强”(《大公报》千号祝词)等办报宗旨，也和康梁的那些报纸所标榜的十分相似。他们之间在宣传上是紧密配合的。《大公报》不仅刊载过严复的署名文章，还用不署撰人的办法转载过梁启超的文章。在戊戌党禁还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就敢于公开刊出像梁启超这样的钦定“逆犯”的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之间思想观点的一致。

既然要保皇，就必然要反对民主革命。这一点，《大公报》和康梁的那些报纸，也是完全一致的。它公开攻诋革命党为“乱党”；宣传民主共和，“有拂乎民情”(1903年8月18日论说《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诅咒革命是“最危，最险，最凶，最恶，最可惊，最可怖”的事情；断言革命党人“必不能达其希望之目的于支那”(1906年6月5日论说《论革命军必不能达其目的于二十世纪之支那》)。它甚至于呼吁新旧两党，即维新派和顽固派，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抵制革命，以挽救“宗社”的倾覆，毫不隐讳它的抵制革命的立场。

崇洋是《大公报》着重宣传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大公报》创刊的时候，天津正处于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受联军“都统衙门”的管辖。对于这些舶来的统治者，《大公报》极尽谄媚之能事。它一方面学着洋人的口吻，痛骂义和团是“看见生人就咬”的“狗”；一方面为占领军的“善政善法”大唱颂歌：恭维他们的治下“鸡犬无惊，安之若素”(1902年8月7日论说《论天津善后事宜为各国所最注意者》)；称颂他们“竟使一破烂之天津，成一完美之天津”(1902年7月15日论说《天津交还后问题》)。当中国政府交涉交还天津的时候，它竟以海河无法疏浚、大沽口无险可守、“小民困苦”无法抚恤等为理由，表示反对，希望联军继续占领下去。与此同时，它还赞成把北京增开为商埠，把西藏拍卖给侵略者，不惜把祖国的领土主权拱手让给洋人。在几个帝国主义当中，由于英华和法国教会以及法国使领人员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由于法国教士和法国驻华公使的直接入股，《大公报》在开始的一个阶段和法帝国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以亲法名于时。它托庇于法租界，使用法文名字“L’Impartial”，在言论和新闻中，明显袒护法国，例如关于南昌教案的报道。1905年以后，《大公报》又逐渐地转为亲日，出现了大量的亲日言论，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打马虎眼，社址也由法租界迁至日租界。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英华身上下了工夫，邀请他访日，并且加强了和他的联系。他的拥帝反后立场和支持后党的法帝国主义有矛盾，需要另找靠山，也是他转向亲日的一个原因。投资于报纸的亲日买办势力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公报》刚创刊的时候，曾经以它的“敢言”等手法一新读者耳目，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创刊那一天就发行了三千八百份。三个月后销至五千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报纸。但是，随着它的保皇崇洋言论的大量出笼，和它的亲日色彩的越来越强烈，这个报纸也就日益为读者所厌弃，销数最少的时候曾经跌至每天只印几十份(注八)，几于难乎为继。这个报纸比较重视评论。社论、来论、代论、译论等类文章占有较大篇幅。新闻以官场动态、各衙门公布的告示和“上谕”为主，各地通信则主要剪自沪报，都不太受重视，版面也不如《时报》活跃。

《京话日报》创刊于1904年8月16日，日刊，每期一张，内容分“要紧新闻”、“本京新闻”、“各国新闻”、“宫门钞”、“告示”、“专电”、“演说”、“时事新歌”、“小说”、“讲书”等栏，“通篇概用京话”(《发刊词》)，社长彭翼仲，编辑吴子箴、文窳(zǐ yǔ)、春治先，经常撰稿的有王子真和梁巨川等。社址在北京五道庙。当时，“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1907年11月26日《大公报》)。

《京话日报》是彭翼仲一手创办起来的。

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号翼仲，又号子嘉，江苏苏州人，出身于显宦家庭，祖父彭蕴章做过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伯父彭祖贤作过湖北的巡抚，他自己也下过七回考场，作过通判之类的小官。庚子以后，他弃官不为，转而从事办报，以迄去世，成为这一时期华北一带著名的资产阶级报刊工作者。

彭翼仲一生办过三个报，都在北京出版。第一个是《启蒙画报》，创刊于1902年6月，半月刊，每期出二十三开本一册，内容分掌故识略、时闻两大类，上面三分之二是木刻的图画，下面三分之一是文字，除了刊载一些介绍都城建置、皇室生活的风俗画和时事新闻画外，还刊载过一些介绍蒸汽机、世界人种和世界水陆分布情况等科学常识的图文，“一纸风行，销路甚广”(1902年9月13日《大公报》“中外近事”)，1904年底停刊。第二个就是《京话日报》。这两份报纸都用白话文编写，是专供文化水平不高的成人和少年儿童阅读的。第三个是《中华报》，1904年12月7日创刊，日出一小张，用文言写作，偏重于政治新闻和西洋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由他的妹夫杭辛斋担任主笔，以官绅为主要对象，1906年9月29日被巡警部查禁。三个报纸当中，以《京话日报》的刊期为最长，影响也以《京话日报》为最广。

彭翼仲是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接近下层社会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

彭翼仲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对中国这块肥肉进行蚕食鲸吞的时代。作为一个爱国者，彭翼仲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十分愤慨。据他自述，他之所以坚持办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变当时北京的报纸“大概都是外国人所开”的局面，下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回这说话的权柄”(《京话日报》165号演说：《答锦州赵礼南先生来函并谢增孟二公》)。他所办的报纸都能够站在反帝的立场，对外国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一定的揭露和声讨。彭翼仲经历过庚子城陷时期的乱离生活，“卖过白面，自己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挂货摊子”(《京话日报》205号翼仲：《诉委屈》)，“看够了官场的恶习”(同上)，熟悉社会底层特别是城市贫民的生活，了解他们所受的压迫，对他们的疾苦抱有同情。因此，他所办的报纸能够揭露一些官府衙门的积弊，和豪门阀阅之家的黑暗，“明说暗说，毫不容情”(《京话日报》353号演说)，敢于“出头担责任”(《京话日报》278号演说)，敢于为被压迫、被欺侮的下层人民说几句公道话，表现了一定的强项精神。《京话日报》之所以被视为“下级社会的读物”(日·采菊诗屋主人：《中国之新闻和舆论》。见1930年版《新闻学论文集》)，彭翼仲之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爱重，他被充军时之所以出现了“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讲报人醉郭……随去戍所”(《新闻学集成》第六册289页)那样的动人场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过，彭翼仲始终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人。他支持变法，反对革命；拥护皇权，反对民权。他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开明专制。他所提出的治疗中国贫弱的药方，主要是“开民智”。他的极力主张办学办报特别是办白话报，就是为他的“开民智”服务的，因为在他看来，“开民智必得立学堂，学堂的功效不如报馆，文话报不如白话报”(《京话日报》380号“演说”)。他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既困难重重，又漫漫而修远”的，这从他自己的遭遇中也已得到了证明：尽管他对慈禧为首的清王朝无限忠诚，但是，“荃不察予之衷情兮”，并不为他们所欣赏，正像贾府里的焦大被自己的主子抹了一嘴马粪一样，仅仅因为所办的报纸稍有冒犯，就遭到了充军新疆的严厉处分，远投遐荒，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被遣送回来。可贵的是他的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著的精神。

《京话日报》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新闻界中，彭翼仲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除了被充军的那几年外，基本上是在“呕心挖肝的苦办报”(《京话日报》241号“演说”)中度过的。为了办报，他“撇掉了官”(同上)，卖掉了自己的房产，“决不灰心，努力傻干”(1905年5月1日《京话日报》告白)，至死不悔。他对报纸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项业务都很用心，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是一个以毕生精力从事办报活动的资产阶级报人。

《京话日报》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社会改良的宣传。它提倡利用庙产兴学，大办蒙学堂和女学堂，改良戏曲，多作演说，以普及教育，开通民智。它支持多开工厂，利用城市贫民的廉价劳动力，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它发起筹办济良所、龙泉孤儿院、正乐育化会等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救苦恤贫”为名，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在戊戌变法遭到失败，“变法”两个字即使在康梁所办的一些报刊中也不大提起的情况下，它仍然坚持认为，一再强调“变法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并且极力让它的读者们相信，只要实行它所鼓吹的那些“变法”措施，就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

在政治上，《京话日报》反对民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竭力为封建统治阶级借箸代谋，注续命之汤。它指责革命是“瞎闹”，诬蔑革命党和赞助革命的海外华侨是“不守规矩的华人”(695号编者按)。它极力否认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残酷压迫，装出一副调和的姿态，既反“排满”，也反“排汉”，实际上却极力贬抑汉族人民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正义斗争，支持满洲贵族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注九)。它极力美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只不过是“假专制”，辩解说：“细考究起来，君主何尝有一点专制，君主的实权又在那里，那一件不是权在政府？”(680号“演说”)同时还极力称颂慈禧太后如何“圣明”，如何“爱惜百姓”，要人们俯首贴耳地接受她的统治，不要有任何犯上作乱的邪念。在立宪运动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京话日报》的调子也是唱得很高的。它先后在演说栏发表《宪法浅说》、《立宪》等评论文章，赞美君主立宪制度，吹嘘“立宪的制度正是万年有道的长基”(322号编者按)，“实是人民的大幸福”(724号新闻)，力图用立宪来抵制和破坏革命。它事事为封建统治阶级设想，处处为垂死的封建政府补苴弥缝，维护威信。其目的，据它自己说，是为了“叫那些革命党瞧瞧，莫说中国没了指望”(280号编者按)。由此可见，它的思想感情和立场，都是明显地站在保皇派一边的。这也是它在一个时期内，能够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优容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十)。

在保皇和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问题上，《京话日报》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它所发起的国民捐运动，就是突出的一例。为了解决清朝政府在屈辱的《辛丑条约》中，许诺给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债务负担，挽救它罗掘俱穷濒于崩溃的命运，《京话日报》从1905年9月起，曾经发起过一场所谓“偿还国债”的国民捐运动。它在报纸上开辟了一个“国民义务”专栏，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利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起募捐，号召大家节衣缩食，踊跃输将，把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中勒索的四亿五千万两巨额赔款，一次凑齐还清。这一行动十分自然的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支持。当权的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立即带头认捐，以示提倡。统治集团中的王公大臣和公主命妇等都纷起响应，各阶层的绅商学兵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劳动人民，包括一部分在押的囚犯，接受宣传，也都慷慨解囊，积极声援。不到五天，经由报社募得的捐款，便达七百五十两之多。这虽然具有某种爱国的性质，但实际上却是把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债务，转嫁到了全国人民的身上，为这个腐朽的政权注入了续命之汤。(www.daowen.com)

《京话日报》之所以在当时“享有大名”，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暴露了一些社会上的阴暗，反映了一些下层人民的疾苦。它创刊不久，就大胆地刊出了揭发宛平县令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的消息，官办锦州铁路当局“藉端刁难，额外勒索票规”的消息，和官办湖北制造厂所造枪弹“药力不足，放了出去，子弹不等到靶上半路就落了下来”(179号)的消息。此后，又详细地报道了那王府王爷指使管家在府内活埋侍妾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豫王府庄头勾串香河县官欺压佃户的消息，和广东等地官兵风纪败坏滋扰百姓的消息。并结合这些消息发表评论，对封建吏治和官办事业的败坏进行揭露和嘲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对封建权贵利用封建淫威苛虐百姓草菅人命的暴行，进行了谴责。1906年，北京发生妇女春阿氏被诬谋杀亲夫，在刑部堂上屈打成招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京话日报》一方面攻击刑部虐待犯人，一方面发表了大量证明春阿氏无罪的调查材料，和读者为被诬者申辩的来论，强烈要求平反。对北京地方上的一些流氓恶霸鱼肉邻里逼良为娼等罪行，《京话日报》也不时地进行点名揭发，激动公愤，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在进行以上这些方面的宣传的时候，《京话日报》拒不理会来自有关方面的恫吓和威胁。它宣称“报馆争的是公理，报馆是替天下人说话的地方，专讲公理，不徇私情，徇了私便够不上报馆的资格”(376号编者按)。它以新闻既然属实就不能更正为名，拒绝刊载宗人府送来的关于该府违法刑讯新闻的更正声明。它拒绝收登那王府送来的否认活埋事件的付费广告，表示：“那王府活埋人的事，真而又真，本馆访友亲眼目睹，宝钞胡同一带居民一口同音，如有虚假，本馆甘认其罪。”它的不少新闻都写有“这话都是彭诒孙说的”等字样，既以表示它的言必有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编者的负责精神。它还不止一次地声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知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作完全国民的报。”(228号“演说”)并且表示：“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也是要说。”在言论没有自由，人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有苦有冤无处申诉的情况下，《京话日报》的几声呐喊几声呻吟，倾诉了人们的不幸和不平，抒发了他们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懑情绪，表示了对他们的同情，这是这个报纸所以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中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是由于它的爱国主义的宣传。在反对英属南非当局虐待华工，反对德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地区领土主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福建资源，反对帝国主义使馆人员恃强逞凶，支持教会自立运动等重大事件的宣传活动中，《京话日报》都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发表大量的新闻和评论文章(注十一)，对侵略者欺侮凌辱剥削掠夺中国人民的罪行，进行了一定的诛伐。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关于南昌教案的报道。1906年2月，当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被法国传教士王安之行凶刃伤致死事件发生后，《京话日报》立即以十分愤激的心情进行了报道。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它就刊出题为《江西首县被杀》的专电，向读者报告了这个消息，并且明确表示“这场祸乱无论闹到怎样，过处全在教士一人”(540号)。此后，又相继发表了《派员查办南昌教案》、《含糊其词》、《南昌知县是真死了》、《江西教案的结果》、《江西地方官真冤》、《江令伤痕原单》等新闻和“演说”，对事实的真相和办理教案的经过作了连续的评论和报道。它称颂因教案而被捕牺牲的南昌人民为“好男儿”和“义民”；为被杀致死的南昌县令鸣冤，对擅作威福，制造事端，公然屠戮我地方官，并借端向我政府进行要挟的法帝国主义分子，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当法方传出江召棠是自杀而非被杀的谣言，妄图诿过卸责的时候，它立即在报上刊出了江召棠尸体颈部以上创口的特写照片，下附编者按语：“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大令召棠，被天主教请酒谋杀，凶手便是劝人为善的教士，教士既下毒手，又肆毒口，捏造情形，说是自刎，本馆再三辩白，今特把江大令受伤的照像，做成铜版，印入报内，请大众看看，有这样自刎的没有。”(570号)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驳斥了帝国主义者的无耻谰言。《京话日报》的这些宣传，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反抗精神，说出了他们的一些心里话，也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当《京话日报》的这些报道在各个阅报处当众朗读的时候，现场的反应十分强烈：“有吊(掉)眼泪的，有拍桌子的，有咬牙切齿要说话说不出来的，大家都道：早知国势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要强呵！”(327号《本京新闻》)这也是这个报纸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

《京话日报》为了扩大影响，除了接受北京的订户外，还在天津、保定、通州、锦州、新民、开封、西安、山东、山西、南京等地设有代派处，同时还在北京城内设有二十余家阅报、讲报处，以广招徕。它初创时仅销一千份，一年后销达七千份，最后销到一万多份，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销逾一万份的报纸。

《京话日报》十分注意和读者的联系。它经常接到读者的来函和来稿，多的时候每天可收到四五篇稿件，有新闻有评论，成为报纸所刊文字的一个方面的来源。从投稿人的职业看，除了小官吏和蒙师、书办、学生外，还有识字不多的小业主、小商贩、小店员、手工业工人、奴仆、杂役、士兵、家庭妇女、优伶和一部分堕落风尘的妓女，反映了这个报纸和社会底层的群众，特别是城市贫民的密切联系，说明它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不小的影响。《京话日报》对来稿的处理十分认真负责，做到了件件有着落。开始，它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将拟用稿件的题目先期公布，以免投稿者悬念。后来来稿渐多，不能备载，又改用每天把不准备用的来稿题目和作者姓名在报末公布的办法，“免负诸君热心”(313号)。所有来稿发表前都派人查对事实，一旦登报，“一切责任均在本馆”(329号“声明”)。大胆地承担了责任，解除了投稿者的顾虑，使得报纸始终有较充沛的稿源，消息灵通，能够及时地得到可供进一步采访的新闻线索。

《京话日报》是1906年9月29日和它的姊妹报纸《中华报》同时被封的，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原因是它所刊登的揭发军机大臣瞿鸿纵容卫兵抢掠民财的消息，和攻击警方擅自捕人的评论，得罪了统治集团当中的有力人士，遭到了报复(注十二)。辛亥革命后彭翼仲被释回京，《京话日报》也在1913年恢复出版，出版后不久又因忤袁被封。袁死后，再一次恢复出版，仍由彭翼仲、吴梓箴等主持。1918年后吴、彭相继去世，改由梁漱溟接办，曾得到过梁启超的资助，继续出版至1922年最后停刊。

在华南，这一类报刊主要集中在广州，较有影响的有《岭海日报》、《安雅报》、《时敏报》、《羊城日报》等。

《岭海日报》。1898年戊戌改政前夕创刊，是《岭学报》附设的日报，《岭学报》停刊后单独出版。担任编辑工作的有杨肖欧、谭汝俭、胡衍鸿(汉民)等。1902年以后，杨等先后脱离该报，报务由胡衍鸿主持。

《安雅报》。1900年创刊，安雅书局发行(注十三)，主编人黎佩诗、谭汝俭、詹菊人、朱云表等。

《时敏报》。1903年创刊，时敏书局发行，孔希伯、陈景亮、邓君绶、陈芸男、邓伯粹等主编。

《羊城日报》。1903年创刊(注十四)。主办人钟宰荃、莫任衡、赵秀石，编辑人莫天一、谭汝俭、蒲萃卿等。这个报纸一直出版到民国以后，发行远及于京、津、沪、汉和旧金山、檀香山、马尼拉、长崎、横滨、神户、海防、河内、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等海外华侨聚居的城市，销达八九千份，占广州报纸的第一位，是这一时期华南地区最有影响的保皇派报纸。

这几家报纸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主要的发行和编辑人员都和康梁有很深的渊源，和康门弟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面提到的几个报的主持人如朱荪、黎佩诗、孔希伯、钟宰荃等，都是从戊戌时期起，就热衷于变法维新的新党。先后在《岭海日报》、《安雅报》、《羊城日报》等几个报纸担任编撰工作的谭汝俭，更是康梁路线的忠实追随者和鼓吹者(注十五)。在这些人的主持下，这些报纸长期以来一贯地为康梁做宣传。如《岭海日报》，早在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梁逃亡海外，康门弟子遭到严厉通缉，维新运动暂时受到挫折的时刻，就公开发表过《原效》等文，为康梁作辩护。此后，又坚决地站在康梁一边，攻击洪全福、梁慕光等人的起义活动，并为此和《中国日报》展开过笔战。《羊城日报》则始终只称康梁等为“逋臣”，而拒用官文书上的“康逆”、“梁逆”等字样。它还经常在新闻中透露康梁在海外从事保皇会宣传组织活动的消息，并经常转载《时报》等报的论说文章，宣传康梁的主张，鼓吹君主立宪和“无血革命”。这些报纸不仅思想上和康梁完全一致，组织上和康梁的门徒们也有些来往。主持保皇党在华南和南洋一带宣传工作的康门弟子徐勤，就经常往来于省、港之间，为这些报纸编辑部的座上客，代它们出谋划策，和它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和清朝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大员暗通款曲，私下里有一定的来往。这些报纸的创办人有不少都是拥有巨资，插足于官府和豪绅、巨贾、善董之林的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和清朝政府的地方大员有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狼狈关系，成为后者压制民主革命的舆论上的帮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如《羊城日报》的莫任衡等，甚至还公开接受清朝政府的变相收买，卖身投靠，甘为虎伥(注十六)。为了蒙骗读者，这些报纸也不时就清朝政府的一些弊政和小官吏们的不法行为，做一些批评和指摘。如《羊城日报》曾经指责反对改革的清朝官员是“中国之谬种”。《安雅报》则公开批评某些政府官员，“以纳贿为名家，以作弊为元气，无事无中饱，无利不垄断，入公者三四，肥私者六七”；痛诋官府的差役“皆狼虎其形，蛇蝎其性，……残贼生灵，祸人家国”(注十七)。但是从不得罪于巨室，更不去触动皇家的一根毫毛。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它们自己把这种文字称为“有恼有喜”的文字，实际上就是后来在一些为反动政府帮凶帮闲的资产阶级报刊中所时兴的小骂大帮忙的文字。对于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它们是极尽捧场之能事的。

第三，每个报纸一般都兼办一个书局和一所学校，编辑人员既编书，又编报，同时兼任所办学校的教席，实行办学、办报和出版事业三位一体。如《安雅报》之于安雅书局和明强学堂，《时敏报》之于时敏书局和时敏学堂，《羊城日报》之于开新书局和新少年学堂，就是这样。《岭海日报》没有自办书局和学堂，但它的编辑人员也很热心于出版和教育事业。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直鼓吹译书印报和办学，把这三者作为“开民智”、“新民”和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这些报纸之所以把这三者都揽了起来，正是为了全面地实践康梁的这一主张。同时，在它们看来，这三者也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书局为报纸提供印刷设备，报纸为书局刊登免费广告，学校为书报扩大影响，书报为学校提供教材。

广东是康梁长期从事讲学和政治活动的地方，康门弟子多数是广东人，他们在这一带党羽众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而且这一带又密迩港、澳，在这里出版的报刊可以和在港、澳出版的同类报刊互为犄角，作桴鼓之应，是这一带维新派和后来的保皇派君主立宪派报刊比较集中的一个原因。

在上海，这一类报刊中较有影响的有《外交报》、《东方杂志》和《选报》等。

《外交报》、《东方杂志》都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刊物。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它的主持人张元济曾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等官职，创办过通艺学堂，受过光绪皇帝的接见，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戊戌政变后，他获谴罢官，韬晦上海，思想上仍然和康梁有密切联系，是立宪保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在他主持下出版的这两个刊物，也因此带有浓厚的亲康梁的色彩。

《外交报》创刊于1902年1月4日，每十日出版一册，每册约三十页，内容分论说、谕旨、文牍、外交、纪闻、译报、要电等栏，张元济主编，蔡元培任撰述和日文电讯的翻译工作，是我国第一份以研究国际问题为主的期刊。在国内问题上，它反对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主张渐变和改良。它所刊载的严复的《论教育书》，攻击“民权”和“革命”是“骄嚣之风”，是“吾国前途之害”；认为“今中国之所最患者”，是“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1902年第9期)，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并没有跳出他在戊戌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关于开民智的那一套主张的窠臼。严复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集中地反映了《外交报》编辑部的观点，和梁启超同时期在《新民丛报》上所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外交报》共出三百期，1911年初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停刊。

《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内容分谕旨、社说、内务、军事、外交、教育、实业、宗教、记载、文件、调查、附录、小说等栏，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各栏文字多数辑自当时出版的国内外报纸期刊，只有少数出于自撰。它的记载栏分中国大事记、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等，较详细地连续地辑录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极便查考翻检。它极力反对民主革命，否认中国人民和满族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推翻封建专制政府的革命斗争，丑诋为兄弟阋墙之争。它极力赞助立宪，在一至七卷发表的三百二十七篇评论中，直接鼓吹立宪的就有三十六篇之多。它自称“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而希望成为一个“舆论的顾问者”，实际上这位所谓的顾问，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的。《东方杂志》早期的编辑人有徐珂、孟森、杜亚泉等。徐珂字仲可，杭州人，著有《清稗类钞》；孟森字莼孙，号心史，常州人，著有《明元清系通纪》、《心史丛刊》等书，都是著名的明清史研究者。杜亚泉原名炜孙，字秋帆，绍兴人，是一个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的出版工作者，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理化部长，他在1900年用亚泉书馆名义编辑发行的《亚泉杂志》，是我国人自己编辑出版的最早的自然科学杂志之一。《东方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9年终刊，中间除“一·二八”、“八·一三”因战争关系两度短期休刊外，先后出版达四十四年之久，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期刊之一。

《选报》创刊于1902年，旬刊，和《东方杂志》相类似，是“选取各报里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论说”而成(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20 页)。创办人赵祖德，主编蒋智由、马叙伦等。这个刊物也是倾向于维新派的。《新民丛报》在它的“绍介新著”栏中曾经向读者作过介绍，推为“沪滨斯道之冠”(注十八)。

此外，在上海出版的这一类报刊，还有1901年创刊的《译林》，1904年6月创刊的《扬子江》，和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在1903年5月创办的文学期刊《绣像小说》等。这些刊物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康梁，从不同的侧面，为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做鼓吹，是他们的外围刊物。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面前，一些原来反对过康梁的接近洋务派的报刊，认识到整个封建王朝已经面临着灭顶之灾，它们和康梁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休戚，决定捐弃前嫌，和康梁系统的报刊抱成一团，结成宣传上的抵制革命的统一战线。这方面的代表报纸是汪康年在上海主办的《中外日报》。

《中外日报》创刊于1898年5月5日。原名《时务日报》，同年8月17日，以清廷有出版《时务官报》之议，避免报名重复，才改称《中外日报》。是汪康年在洋务派支持下独力创办起来的一份日刊报纸。汪自任经理，协助他担任报纸的经理和编辑工作的有汪诒年(仲阁)、汪大钧、曾广铨等。出版以后，“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相竞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第四节)，在报纸业务上有过一些改进。戊戌政变后，康梁的报纸相继遭到封禁，汪康年因为参加过《时务报》的工作，《中外日报》因为标榜过“以提倡变法为主旨”，都有受株连的危险。为了保全这个报纸，汪康年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刊登启事，伪称《中外日报》的所有馆务报务早已统归曾广铨经理，“与康年等无涉”(见1898年9月30日《中外日报》)；二、找到了一个担任英商老公茂洋行经理的英国人杜德勒（C·J·Dudgeon)充当名义上的发行人(见1898 年10月14日《中外日报》)，以便摆脱干系。实际上，在地方洋务派督抚们的庇护下，汪康年和《中外日报》都并未受到触动，报纸的编辑和财务大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汪康年的手里。《中外日报》虽然标榜过“以提倡变法为主旨”，那只是为了赶浪头，实际上即在百日维新时期，这个报纸对康梁等通过光绪皇帝实行的那些变法新政，就有很大保留，并不完全赞成。例如当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的新政命令颁布时，这个报纸不但不支持，反而报道了不少各署被裁人员“从此失业莫不悻悻”，和这些人“皆环绕泣求另派执役以度日食”等之类的消息，明显地表示反对。政变后，《中外日报》一方面极力为自己洗刷，否认和维新派各学会团体有任何联系；一方面把矛头指向康梁，落井下石，斥康梁及其党羽为“要犯”，称他们的出走为“潜逃”，攻击英国当局助康脱难，散布谣言，诬康“进药谋弑”，吹捧慈禧的夺权为“俯顺皇上之意，以慰天下之望”，对康梁及其变法的失败，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情况在1900年以后，有所转变。到了1903年以后，《中外日报》已经完全停止了对康梁的攻击，转为相濡以沫，把进攻的矛头和全部仇恨都倾注在革命派及其报刊身上了。1908年8月，汪康年将报社的产权转让给上海道蔡乃煌，这个报纸由此转为官方报纸，出版至1911年后停刊。

1903年前后的这几年，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形势上的变化给地主资产阶级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迫使他们急切地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以延滞革命的爆发。清末立宪运动的序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揭开的，大量的鼓吹保皇和立宪的报刊，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陆续创办起来的。这些报刊虽然在宣传上不是革命派报刊的对手，但是它们的出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的庇护，拥有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数量上的优势，加以康梁所鼓吹的变法维新的道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也还没有完全破灭，这是它们在一个时期内，在国内还有一定的影响，还能蒙骗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

(注一)：如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上谕称：“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著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见《德宗景皇帝实录》458卷，11页)。又张之洞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致总署》电云： “近见日本新出《清议报》，乃康党梁启超所作，大率皆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且载有各国瓜分中国会章程一则，种种悖逆，令人发指。意在惑乱人心，挑动强敌，必欲中国立时大乱而后已。险恶已极。洞已告日本领事，不准日本人在汉口分送此报，领事已允。一面电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力阻在沪分送。并嘱小田力商日本政府，速将康党遣去，不可停留。……此报流传海内外，中国人见之，人心易致摇动，各国见之必将益启欺凌，煽惑肆毒，为祸匪细。非迅速驱逐远去，必为大患。”(见《张文襄公全集》80卷，16页)张之洞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电云：“此报凶焰日涨，务祈婉商贵政府妥筹良策，尤须先禁其妄发议论，方足见中日亲好之诚。上海及中国各口岸，务望鼎力严饬贵国报馆及商人，万勿代其分送此报。至祷！祈即电复，齐。”(见前书158卷16页)张之洞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云：“查康梁二逆在南洋造为《天南新报》，在日本造为《清议报》……其逆报大意专诋朝政，诬谤皇太后，显违皇上朱谕，以有为无，以无为有，肆口狂吠，毫无顾忌。……此二报传入中国，各报馆中深明尊亲大义，不为所惑者固不乏人，然亦间有不明事理者，不免以讹传讹，互相采录。甚至托名京城西友来电，而京城各国使馆并无所闻。托名某处访事人来信，而本省并无其事。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见前书103卷14页)张之洞当时任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湖北提督。

(注二)：《中国旬报》第六期“中外时事”栏，载有题为《拿维新党汇记》的消息一则云：“署江督鹿傅霖札饬上海道，密拿维新党二百余人，中有四十余人系在租界曾当各报馆席位者。上海道因其均有洋人保护，不便查拿，初六日附搭江宽火船往金陵谒见江督面禀一切。”事在1900年春季。

(注三)：1900年出版的《中国旬报》报道过这方面的情况。如该报第七期所刊题为《捉拿新党续闻》的一则消息云：“邝汝磐隶籍顺德县，曾办横滨《清议报》馆。近日返港，下榻某蒲包店。(正月)二十六日喧传被戚林某诱解粤垣。亲朋禀报英官，电由领事向华官查究。”

(注四、五、六、七、八)：均见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刊《新闻业务》1961年第一、二期)。

(注九)：一些革命党人对《京话日报》这方面的宣传有议论。如吴樾《暗杀时代·与某同志书》云：“近阅《京话日报》，屡见彼族之富贵者来稿，皆明白过我汉人。真令某畏而生羡。畏者何？畏彼族将日形明白，则我汉人将日形愚弱。且不特行政上生种种之压力，且于军事上生种种之阻力矣。羡者何？羡其不愧自居贵族，真能卧薪尝胆，以我汉人之倾覆也。危乎殆哉！汉族之存亡在此矣。兹奉上《京话日报》二张，非特以证某言之不伪，且以表彼族之能力焉。某白。”(原刊1907年《民报》《天讨》增刊)

(注十)：封建统治集团对《京话日报》某些方面的宣传是满意的，支持的。如慈禧太后天天都看《京话日报》，并曾遣内侍到报馆传话，以示关注。该报也受宠若惊，并为此特地在报上刊出“进呈两宫御览”等字样(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所刊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一文)。另外，清将毓朗曾“谕饬工巡各局人员一体购阅该报，以开智识”(见《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四期《各省报界汇志》)。霸州知州钱亮臣曾致函该报，表示仰慕，并请寄送《京话日报》四份在当地张贴，以开民智(见《京话日报》375号《来函》)。某御史在奏文中表彰该报“开通社会风气”(见1909年10月26日《民主报》)。

(注十一)：据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一文所记，《京话日报》除了刊登前引指责南非英殖民当局虐待和贩卖华工等一类的评论文字外，还发表过以下的一些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新闻和言论：《忠告日本内田公使》(112号)，《胶济铁路扰民实情》(119号)，《告我国人》(126号)，《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135号)，《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144号)，《外患图说》(157号)，《论国债》(166号)，《法国兵不法二则》(177号)，《俄国兵照旧逞凶》(188号)，《好霸的日本人》(195号)，《大呼四万万同胞》(196号)，《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官兵》(251号)，《外国府(使馆及兵营)的势力可怕》(154号)，《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282号)，《洋老爷》(308号)(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注十二)：关于两报被封的原因，说法不一。梁漱溟《记彭翼仲先生》一文云：“原因是《中华报》揭发了康梁党徒吴道明、范履祥两人由日回国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北洋党务处——相当军法处——秘密处死的消息。主封机关为巡警部。”这是一种说法。此外，据1906年第78号上海《汇报》的消息报道：“京都《中华报》馆被封，闻系瞿大军机因该报于初九日纪卫兵抢劫骇闻一节，大触其怒，因关照徐尚书不肯干休。徐无法，因借藤堂事商之袁宫保，袁许重办，徐即谕朱桂辛厅丞将报馆封闭。朱厅以殊失文明国体，再三商量，遂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等字为狱，即将该馆封闭，主笔杭辛斋、彭翼仲两人仅令递解回籍。”另据1966年台北版《中国新闻史》302页引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月二十七日《台湾日日新闻》汉文版北京通信《清政府禁止新闻发行》云：“北京《京话日报》及《中华报》昨被禁止发行。其主笔彭翼仲、杭辛斋两氏乃被拘于警察署，不日将解至其本籍浙江省，囚入地方衙门。其罪名虽为附和匪党，妄议朝政，然目下北京地方实无匪徒之迹，乃因日来痛责警官之失错，竟受如斯之处分焉耳。盖有台湾人陈福者(一名任文毅，称为藤堂调梅)佯装来北京，入《京话日报》社，常往来官绅家，作政治及改革谈。当路者误认为孙逸仙，遽派巡捕二十余名，包围新闻社，捕之到案。及查知任文毅确在日本国籍，始放免之。由是该报悉力攻击之，故至于是也。”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事实根据，报纸之所以被封，估计是几种原因交织起来造成的。

(注十三)：据余少山、李蘅皋《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一文引黎佩诗的话说，安雅书局之所以要发行一份报纸，是由于：“一、安雅书局本身不少书籍刊印发行，编撰印刷发行等等人才亦备，平时与刊登介绍书刊及有关出版方面等接触颇多，多办一家日报，印刷、编撰、推销均轻而易举。二、清政府亟待改良，社会上需要吸收新知识者日多而切，广州不少人士亦有心于新闻事业上求谋个人职业或名誉之获致者……三、安雅书局平日在各报刊登不少广告，付出费用颇多，自己兼办一报，不只可省此项广告费之付出，且能收入不少广告费，于书局亦有裨益，因此开办。”(见《广州文史资料》第十辑)

(注十四)：《羊城日报》创刊的时期说法不一。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作1902年；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作1904年；余少山、李蘅皋《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作1905年。陈曙风《清末维新派办书报对士林和场屋之影响及文澜书院之活动》则写明：“《羊城日报》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正月十五日(公元1903年2月12日)创刊。”较前几说为具体，从之(陈文刊《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一辑)。

(注十五)：据余少山、李蘅皋《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和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所载，这个谭汝俭，字荔垣，广东南海人，出身廪生，一生反对革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辛亥革命前，他奔走于亲康梁的几家报纸之间，极力为立宪做宣传，是保皇党的外围骨干。辛亥革命后，他先是在进步党和保皇党人所办的《华国报》和《国报》等报担任主编，继而又夤缘在张鸣岐的手下当了一任广西岑溪县的知事。袁世凯称帝时期，他附逆充当广州报纸检查机关的检查员，“把每日本省和中外新闻都抽得无数空白，使读报人无从寓目”。商团叛变之役，他又追随陈廉伯，大写小册子，攻击孙中山。抗日战争后，年届九十，方槁饿以毙。1934年香港《华字日报》出版《七十一周年纪念刊》，刊有他所写的《四十七年来广东报业史概略》一文，对自己的抵制革命的办报历史多所讳饰。谭汝俭除办报外，兼写章回体小说，所作有《张保存》、《片帆影》(在《羊城日报》上连载)、《校外钟》(在《国民报》连载)、《齐家镜》(在《七十二行商报》连载)等。

(注十六)：据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莫任衡“除以保皇党外围的关系，得到岑春煊的另眼相看外，更为水师提督季准的座上客，……水师衙门每月必有干修致送与莫”(见《广东文史资料》十七辑)。

(注十七)：据余少山、李蘅皋《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刊《广州文史资料》十辑)。

(注十八)：1902年4月22日《新民丛报》第六期“绍介新著”栏介绍《选报》云：“《选报》每月三册，社员编辑，上海选报馆印行，定价每册一角三分。中国之报界今犹幼稚时代也。上海一隅，号称最盛，其以丛报体发行者，不下十数家。丙丁间，《时务报》一时风行，举国传诵，审其体例，庞杂已甚，缺点滋多，此后继起者，抑又下焉。近年以来，斯风渐鬯，稍有进步，而《选报》其一也。报中论说皆能以发挥国民精神为主，文体渊懿，陈义悱恻，诚为沪滨斯道之冠，记中国近事，亦繁简得宜，以视《时务》，过之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