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国内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为了推动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光复会、华兴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至1905年这一期间，在国内建立了一批革命的舆论阵地，掀起了国内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中心，主要在上海。

他们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舆论阵地，是《苏报》，其次是《大陆》。

《大陆》创刊于1902年12月9日，月刊，先后出版三十四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个革命报刊。它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戢翼、秦力山、杨荫杭、杨廷栋、雷奋、陈冷等，多数参加过《国民报》的办报活动。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国民报》在国内的延续。

《国民报》停刊后，戢翼就积极计划在国内办报。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戢翼　首先和日本朋友下田歌子合作，集资在上海福州路五十五号创设作新社图书局，在惠福里五十三号创设作新社印刷局，编印出版了《东语正规》、《日本文字解》、《万国历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等帮助中国读者学习日文、了解世界形势，以及揭露沙皇俄国“恣意以收天下之霸权”，“蚕食东方之事迹”等方面的书籍。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刊了《大陆》月刊。

《大陆》是一个“丛报”性质的刊物，内容分论说、学术、谭丛、史传、纪事、小说等栏，以政论为主。这个刊物继承了《国民报》的统绪，但是考虑到国内国外环境的不同，言论比较蕴蓄，不像《国民报》那么激烈。它宣布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今之大陆”，是“暗黑最甚之大陆”，“老朽腐败之大陆”。表明它的出版，“盖深有痛于大陆之事，而特为大声疾呼，以觉我大陆者也”(《大陆》第一期《发刊词》)，暗示了它的革命立场。但是，它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像《国民报》和同时期的《苏报》上所常见的那一类“跳踉搏跃言之”的尖锐锋利的革命词句。这是它能够逃脱文网，坚持出版近三年之久的一个原因。《大陆》比较有影响的是它的排斥保皇的文字。这个刊物从第六期起，发表了不少正面攻击康梁和《新民丛报》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多数出于维新派的营垒，现身说法，反戈一击，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办《大陆》的戢翼，字元丞，湖北郧阳人，甲午战败后不久就被选派赴日留学，“为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1899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开始倾向革命。1900年自立军发动前后，被派到两湖一带策应革命，“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革命运动之第一人”。1902到1905年这几年，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为沪上革命党之交通重镇”。1905年以后，他在孙中山赞同下，潜赴北京，打入清廷内部工作，1907年被袁世凯以“交通革命党，危害朝廷”罪名，奏请清廷革职押解回籍，1908年死于武昌。戢翼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也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先后担任过《译书汇编》、《国民报》的编辑，和《大陆》的主编，以在《大陆》的时间为最长。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之一。

和《大陆》差不多同时创刊的，还有一份《童子世界》。

《童子世界》创刊于1903年4月6日，开始是日刊，用油光纸石印，从第三十一期起，改为铅印旬刊。何梅士等主编，是爱国学社主办的另一份革命刊物。爱国学社成立后，一方面接办《苏报》，举行定期演讲会，在社会上进行革命宣传；一方面发动社员配合中国教育会的一些成员，在常熟设立塔后小学，在吴江设立同里自治学社，在上海华泾乡设立丽泽小学，在苏州设立吴中公学社，在杭州设立杭州公学社，并出版了这份《童子世界》，在青少年中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童子世界》的撰稿人有吴忆琴、钱瑞香、陈君衍、翁筱印、薛锦江等，内容分论说、时局、历史、地理、小说、笑话、谈丛等栏，用浅显的文言文和通俗的白话文，宣传“外拒白种，内覆满洲”，“不受野蛮君主之压制”，“不受文明异族之驱使”，和“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对尊崇孔子为“至圣”的“历代的独夫民贼”，和“叫人忠君”的孔孟之徒，也展开了犀利的批判，揭露了他们之间相互为用的狼狈关系。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办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对象的革命刊物。1903年6月爱国学社被迫解散，《童子世界》也随之停刊。

章、邹的被捕入狱和《苏报》的被封，使革命派在上海的宣传工作暂时地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禁绝革命报刊的出版。经过短时期的准备，又有一批革命报刊在上海租界创办了起来。它们是：《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

《国民日日报》创刊于1903年8月7日，社址设在上海英租界二马路中市街，用外国人高茂尔(A·Gomoll)的名义发行(注一)。担任主编的是章士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陈由己、张继、何梅士、谢晓石、苏曼殊、陈去病、金天翮等。这些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前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成员，如章士钊、张继、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其中章、张、何都参加过《苏报》的活动。另一个方面是刚刚回国不久的留日学生，如陈由己、谢晓石、苏曼殊。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的革命团体青年会的成员，和军国民教育会有关活动的参加者。在主编《国民日日报》期间，章士钊还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编印和翻印《黄帝魂》、《孙逸仙》、《沈荩》、《攘书》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和《保国歌》等革命传单，广为散发。此外，还利用《国民日日报》在昌寿里的编辑部，充当招待所和“吾徒秘密计事处”(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刊《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华兴会筹备期间，章士钊经常往来于上海、长沙一带，担任联络工作。1903年11月4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第一次结盟会，他和张继、苏曼殊都赶往参加。说明《国民日日报》和华兴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民日日报》是在清朝政府加强对言论的控制，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对《苏报》和《苏报》案的一干人进行迫害，和对国内的新闻出版活动肆行摧残的紧锣密鼓声中问世的。它的创刊，上距《苏报》的被封，只有一个月；上距沈荩的被酷刑处死(注二)，只有七天。这时，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审讯活动还正在进行。这个报纸敢于在这种词锋朝发、缇骑夕至、风尘洞、豺虎咬人的严重时刻和险恶环境下，公然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办报人不畏淫威，不为暴力所屈服的革命气概和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勇敢献身精神。

《国民日日报》毫不隐讳它的革命立场。它称清朝统治集团为“独夫民贼”，为“北敌”；它指责清朝统治者所维护的封建政体，是“以民为畜类”，“任凭作弄”的“专制政体”。在发刊词中，它公开标榜，它的办报目的，是为了“图国民之事业”；是由于“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它发表《黄帝纪元说》，并且公然摒弃清朝皇帝的帝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的办法纪年，“以发汉种民族之观念”，成为第一个用黄帝纪元来纪年的革命派报纸(注三)。

和《苏报》不同，这个报纸在坚持革命立场的同时，比较地注意宣传的策略。它的论调“较《苏报》之峻急有差”，它吸取了《苏报》被封的经验教训，不“为爆炸性之一击”(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不作孤注之一掷，使报纸尽可能地站住脚跟，锲而不舍地“造国民之舆论”。

作为革命派的讲坛，这个报纸积极地声援了《苏报》的斗争，对《苏报》被封的经过，和《苏报》案审讯的有关情况都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了章士钊写的题为《苏报案》的长篇述评，控诉了“野蛮腐败政府”对章、邹的迫害。黄炎培在南汇因发表反清演说被捕，这个报纸极力支持黄的革命行动，攻击清朝地方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摧残，黄被保释出狱后，它特地发表了章士钊写的时评《南汇之风云》，为之欢呼。沈荩被杖至死的惨状，这个报纸也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不少悼念沈荩的诗文，借以揭露清廷的凶残，激发读者对“为国民之疫神”的封建“专制政体”的仇恨。

作为革命派的讲坛，这个报纸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阐发“华夷之辨”和反满的种族思想，鼓吹“破坏”，鼓吹“强盗主义”，鼓吹“奴隶”解放，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包括封建的神权、君权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展开了批判。在《革天》、《道统辨》、《王船山史说申义》、《箴奴隶》、《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等文中，这个报纸响亮地提出了“人定代天”的口号；谴责了“使臣民柔顺屈从”的纲常名教；谴责了充当封建君主“养育各项奴隶之乳妪”的程朱理学；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冲击；表达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突破封建牢笼的迫切心情，和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渴望。

作为革命派的讲坛，这个报纸对保皇派和他们的宣传活动极尽讥评调侃之能事。它揭发了保皇会在南洋、美洲一带的招摇撞骗的丑行，宣布被他的门徒们尊为“经师、策士、宗教家、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全知全能之一大圣人”的康有为，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江湖运动家”。它嘲讽在戊戌维新时期以鼓吹维新变法而风靡一时的《盛世危言》，不过是“徒供江湖派谈洋务之资助”和“八股家作策论之材料”。它告诉读者要警惕《新民丛报》“耸动一时人士之动听”的宣传，特别是关于“立宪”的宣传，它提醒读者说：“吾请吾民族独立不羁之国民，断不容以‘立宪’二字，误乃公事也。”(《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

《国民日日报》除新闻和评论外，还出有一个文学附刊《黑暗世界》，由连横担任编辑，曾刊有长篇连载小说《南渡录演义》，借宋人抗金的历史故事，作反满宣传。

《国民日日报》的出版引起了清朝反动政府的极大惊恐。两江总督魏光焘在报纸刚刚创刊不久就立即下禁报令，咒骂这个报纸“妄肆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并通知所属府州县厅，严禁“寄售”和“买看”。在北京的外务部也行文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把持下的总税务司，要它“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这一回，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报纸出版不久，内部就发生了分歧，虽经调解，元气已伤(注四)，终于在1903年的12月1日自动停刊，前后只出版了三个月零二十三天。

《警钟日报》创刊于1904年，社址在上海四马路东首惠福里，前身是1903年冬创刊的《俄事警闻》，是蔡元培组织的反帝革命团体争存会的机关报。蔡元培任主编，经常以孑民的笔名发表文章。协助蔡担任编辑和撰稿工作的有刘师培、陈去病、汪允宗、孙寰镜、柳亚子、林獬、林宗素、陈竞全等。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警钟日报》强烈地抨击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等级制度，指责清朝当局外交上的失败，并揭发了户部尚书铁良在江南一带纳贿敛财等丑闻，以鼓动读者的革命情绪。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以编发孙中山自檀香山寄给国内友人黄宗仰的一封信的方式，介绍了他在檀香山的希炉岛建立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军”的经过，和这个组织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誓词(发表时改为“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第一次在国内人民当中公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政治纲领。1904年8月31日，蔡元培辞去主编职务，改推汪允宗接任，报纸的宗旨并未改变。1905年春，《警钟日报》揭载了德帝国主义侵占我山东利权的种种罪行，德驻上海领事来函狡辩，《警钟日报》据理反驳，措辞犀利，遭到忌恨，以此被德帝国主义串同清政府的上海道袁树勋通过上海租界当局于1905年3月25日强行查封，代印该报的机器被没收，工作人员戴普鹤、胡少卿等被捕后，以“詈骂皇太后、皇上有辱国体”等罗织的罪名，被判徒刑(注五)。几个主笔由于事先得到风声，躲了起来，才免遭迫害。

《警钟日报》

《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于1904年10月，内容分论说、传记、小说、传奇、班本、丛谭、诙谐、文范、歌谣、批评、纪事、译编、杂录、调查、答问等栏，是一个以文艺作品，特别是戏曲作品，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学期刊。文白杂用，每半月出版一次。

《二十世纪大舞台》的主编是陈去病(1874—1933)。陈字佩忍，笔名巢南、有妫血胤等，江苏吴江人。出身于带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曾经中过秀才。1903年以前，他在思想上还是一个主张维新变法的人。1903年去日本考察，参加了拒俄运动，看清了清政府媚外残民的真面目，才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主要从事文学宣传工作，担任过《江苏》、《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中华新报》、《大汉报》等革命派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二十世纪大舞台》是他担任主编的第一个刊物。陈去病后来加入了同盟会，并发起组织神交社、南社、越社等革命文学团体，是南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协助他编辑《二十世纪大舞台》和提供稿件的柳亚子、金松岑等人，后来也都是南社的骨干分子。

《二十世纪大舞台》是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也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文学期刊。它“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从一创刊起，就自觉地以文学和戏剧为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并且深信它所刊载的那些作品，在发挥“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方面，“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其“气概”和“情状”，甚至“较诸合众国民在北米利坚费城府中独立厅上，高撞自由之钟，而宣告独立之檄文”也无所“逊让”(佩忍《论戏剧之有益》，刊《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说明它的编者们十分懂得革命文艺在革命宣传中的特殊作用。

这个刊物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都很强烈。它公开指斥清朝统治集团为“北虏”、“虏骑”、“虏酋”、“虏朝”、“匪种”；公开宣布“吾侪崇拜共和”，“倾心于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玛志尼之徒”；公开提出“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和“光复旧物，推倒虏朝”等激烈的政治口号；所刊的《长乐老》、《安乐窝》、《鬼寒》、《黄龙府》等戏曲和传奇，也都带有明显的反满色彩，其中《安乐窝》一剧直书“女丑满装扮西太后”，尤其明显地反映了这个刊物的激烈反满立场。据柳亚子所写的《发刊词》透露，这个刊物还准备把“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淫，烈士遗民之忠荩”，乃至于“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等，都演为戏曲传奇，以“尽印于国民之脑膜”。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刊物只出版两期，就被封禁了。

1902年至1905年这几年，由于《苏报》的转向革命，《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革命报刊的相继创刊，《革命军》、《章邹合刊》、《黄帝魂》、《孙逸仙》、《沈荩》、《猛回头》、《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反满宣传小册子的大量翻印出版，使得上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重要基地，和革命舆论传播的中心。不少革命报刊都经由上海，输入内地，发行于全国，在全国人民当中进行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除上海外，这一阶段，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省份，也出现了一批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报刊，它们是：《岭东日报》、《亚洲日报》、《觉民》、《俚语日报》、《萃新报》、《重庆日报》。

《岭东日报》。1902年5月18日创刊于汕头，是以曾杏村、吴子寿等开设的岭东阅报社为基础创办起来的，主持人杨源，曾发表过《论今日改革当以大赦党人为首义》等评论。

《亚洲日报》。1902年创刊于广州。总编辑谢英伯，后来是同盟会报刊宣传工作的骨干，《亚洲日报》是他主编的第一份报纸。这个报纸创刊伊始曾进行过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党》。1904年3月以后，这个报纸为陈庆琛(听香)所得，态度趋于缓和。

《觉民》。1903年11月创刊于江苏的松江，月刊，高天梅主编，内容分论说、哲理、教育、军事、历史、传说、时局、小说等栏，以冲决“新旧之网罗”，警醒“众生之迷梦”自期，斥康党们的“归政、复辟、立宪、保皇”宣传为“迂拙”，鼓吹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俚语日报》。1904年创刊于长沙。总编辑宋云卿，编辑陈哲卿、陈忠海、姜飞、吴良愧等，都是湖南高等学堂的学生。经费一部分由同学捐募，一部分靠发行彩票弥补。除出版报纸外，还翻印陈天华的《猛回头》等革命宣传小册子秘密散发。

《萃新报》。1904年7月1日创刊于浙江金华，旬刊。主编人张恭、刘琨、盛俊等，都是和当地的会党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出版不久即以讥刺时政，言论激烈被封(注六)。

《重庆日报》。1904年10月创刊于重庆。为预防地方官的摧残起见，特邀当地东文学堂的日语教员日本人竹川藤太郎担任名义上的社长，实际负责人是卞小吾、肖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这个报纸对“清政的腐败，官吏的贪污，民生的憔悴，列强的压迫”，揭露无余，并进而宣传革命思想，发行数字由创刊时的五百份，递增至三千份，被认为是“西南的一支革命劲旅”(注七)。1905年6月1日，主编人之一卞小吾被诱捕，报纸被迫停办。

这些报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地创办的第一批革命报刊，它们的出版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第一，除了在松江出版的《觉民》，在广州出版的《亚洲日报》密迩上海、香港，可以和这两地的革命报刊互相呼应之外，其他的报刊暂时还是孤军作战。当时，内地的新闻事业还不发达，它们当中的不少报刊，实际上也是当地历史上最早的报刊。第二，除了《俚语日报》得到校内的革命团体“七人团”的支持，《萃新报》和当地反清会党龙华会的关系比较密切，多少还有一点组织关系外，其他的报刊都是当地倾向革命的一两个知识分子自发地办起来的。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后来才陆续地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第三，由于在内地出版，处在清朝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迫于封建淫威，只能“带着镣铐跳舞”，它们的言论远不如在港、沪出版的革命报刊那么激烈。但是，即便如此，多数报刊仍然逃脱不了被封禁的命运。这说明当时在内地的一些省份，民主革命的力量还十分微弱，革命的舆论还不足以和恶势力相抗衡，反动的地方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放手地对革命报刊进行摧残，它们的出版还有很大困难。

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的一部分人，很早就注意在新军、会党、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和失学的青少年当中，进行革命宣传。为了适应这些人识字不多、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他们特意创办了一批用通俗的白话文编写的白话报，进行革命思想启蒙，它们是这一时期革命报刊宣传工作中的一支轻骑兵。

白话报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办起来的。早在19世纪的7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把持下的中文报刊就办过白话报—— 一种用白话文编写的通俗版。那是为了向他们所谓的下层社会进行宣传教育。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们也办过白话报，那是为了实践他们“开通民智”的主张，也是为了扩大变法维新运动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白话报，则是为了在前述那些人当中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

《重庆日报》

《杭州白话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内陆续创办的各种政治倾向的白话报纸不下五十种(注八)。其中由革命派主办的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约占四分之一左右。著名的有《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20日，最初是月刊，以后曾改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日刊。创办人是项馨。创办初期担任主笔的为钟寅、汪、童学琦，担任编辑的为邵章、汪希、袁毓麔、陈敬第(叔通)、程光甫、韩靖庵等(注九)。这些人当中，除了童学琦、陈敬第等一两个人思想比较激进，在当时已经有一些朦胧的反满意识外，其他的人还没有跳出变法维新思想的牢笼，他们所热衷鼓吹的只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喧嚷一时的“新政”和动员已缠足的妇女放脚等社会改革事宜。一位绅士家的钟老太太响应号召，带头放了脚，并由此促成了杭州女子放足会的成立，这就是他们所取得的唯一的“最著之成绩”。当时，这个报纸每期发行约七八百份，其中有二十多份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的学生们“集资订阅”，分送给杭州庆春门外附郭的茶场酒肆，免费供茶客们阅读的。

这个报纸之开始倾向于革命，成为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是在孙翼中担任主编以后的事情。(www.daowen.com)

孙翼中字耦耕，别号江东，浙江钱塘人。年轻的时候就有反清革命思想。1901年孙在求是书院任教，曾经给学生出过名为《罪辫文》的带有反满色彩的作文题，并将学生作业中的“本朝”两字改为“贼清”，以“轻蔑朝廷”的罪名，遭到地方政府的“法办”，是当时浙江地区有名的一次文字狱。这以后，孙翼中先是在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传播革命思想，继而又到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团体青年会，担任了《浙江潮》的主编，开始了革命的办报活动。1903年夏，他回到杭州，在项　馨的推荐下，接任了《杭州白话报》的总编辑，不久又加入了光复会，使《杭州白话报》成为光复会直接控制下的舆论机关，报纸的发行数字由不到一千份陡增至两千份。

在孙翼中的主持下，《杭州白话报》的言论，有了明显的革命倾向。它用简短的文字，通俗的语言，呼吁救亡，攻击清廷的媚外，启发读者的革命思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的一则新闻和一则讨论可以概见它的内容之一斑：

北京纪闻

皇城南海里面，造洋楼一座，现在就好完工，太后近日催办电灯机器，听说这座大洋楼，专为宴会各国公使之地。太后的待外人，总算巴结呢！(1903年第20期)

我们做百姓的苦

据做报人的眼睛看来，觉得做我们中国的百姓，没有一刻它不在苦中作乐，没有一刻它能够自由自在。政府作威，百姓遭难，已是不平得很，还要借着赔款的名目，到处搜刮，无微不至。

我们做百姓们的，为什么要苦到这种地步呢？为什么单是我们做百姓的受苦呢？列位且想一想。(1903年第29期)

1903至1906的那几年，在孙翼中的主持下，《杭州白话报》还成了革命党人进行秘密活动的重要联络点。光复会的陶成章、龚宝铨、魏兰等人，往来省内各地运动会党，路过省城的时候，都在这个报社下榻。他们和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的联系，也是通过孙翼中进行的。

1906年以后，孙翼中改任杭州县立高等小学校长，离开了《杭州白话报》。此后不久，又因受到当地满族官绅的诬陷，离开了杭州。《杭州白话报》的工作由胡子安、魏深吾相继承办。在他们主编时期，这个报纸脱离了光复会的掌握，革命色彩已不如孙翼中时期那么强烈，但还对革命保持着同情的态度。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被捕遇害，这个报纸特地刊出了一幅插画，画面上画着汹涌的波涛，波涛上有一只鼓足了风帆的航船，画端有两句题词：“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风”引自秋瑾的绝命辞“秋风秋雨愁煞人”，“张帆”则隐指杀害秋瑾的主凶，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张曾扬(张字筱帆)。借以谴责屠夫的凶残，寄托对这位革命女英雄的哀思。

《杭州白话报》出版到1910年2月10日停刊，是辛亥革命时期刊期最长的一份白话报纸。

《中国白话报》是1903年12月19日在上海创刊的，开始是半月刊，第十三期以后改为旬刊，1904年10月8日出至第二十四期后停刊。主编人林獬。协助他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他的妹妹林宗素，和中国教育会留在上海的一些会员。正在主编《警钟日报》的刘师培等人，也为它写过稿，是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革命白话报刊。

《中国白话报》分论说、历史、地理、传记、新闻、实业、科学、小说、戏曲、歌谣等栏，用白话文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革命宣传。“巴不得我这本的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种种腐败社会炸裂了才好”(第十一期)。

在论说栏中，这个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宣传了反满革命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团结御侮的爱国思想。

它向读者们介绍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攘夷”说。要读者们时刻记住：“当今满洲旗下……把大大的中国一直占了二百余年，如今还没有交还。”(第三期)它宣称“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第六期)。号召读者向“异种”，向“贼国”，向“满洲政府”“报仇”，直到“一概把他们撵出万里长城”(第五期)。

它向读者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六期)，和“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第十八期)等思想。公开宣布：“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第一期)，“皇帝是百姓的公仆”，“官吏是百姓第二等的奴才”(第十八期)。鼓吹资产阶级纳税人应该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鼓动资产阶级“商人”们，“合群独立，脱去许多压制”，“另做一番打算”，不要再“一心一意，依赖政府”(第九期)。

它向读者陈述了迫在眉睫的瓜分形势。警告说：“外国兵顷刻要到了”，“大祸都在眼前了”，“如今我们这中国，你若不去救他，再没有人去救他了”(第二期)。呼吁全国人民把“争国土的事业”和“保守我们自己的国土”的事业，作为“做百姓的事业”(第三期)。不要对“硬不过外国人”，“在那里发抖”的“皇太后、皇帝、文武百官”们抱任何希望。团结起来，像上海租界的宁波人为反对法国租界当局侵占四明公所而奋起抗争那样，和帝国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倘使你列位大家都能够做宁波人，那就是各国都来瓜分也不怕他了”(第一期)。

配合以上的宣传，《中国白话报》在它的地理栏中，介绍了黄河、长江、珠江、秦岭、昆仑、喜马拉雅等“美哉中国之山河”，和祖国丰富的物产和宝藏。在它的历史栏中，介绍了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用白话文改写的《扬州十日记》等记述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历史著作。在它的传记栏中，介绍了黄帝、大禹等传说中的汉族祖先，和陈涉、张良、文天祥、郑成功等以反对暴政抗击入侵著名的历史上的“中国革命家”。激发了读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

在小说、戏曲、歌谣等栏中，它所刊载的《玫瑰花》、《娘子军》等小说，《博浪锥》、《风洞山传奇》、《康茂才从军》、《断头台传奇》等剧本，和《人种歌》、《板荡集》等诗词作品，或写反秦、反金、反元、反清的历史故事，或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雄，或写虚构的中国当代女革命家的斗争事迹，或写“你们把它念下去，攘夷的思想自然天天发达”（第十二期歌谣栏，编者按）的诗篇，也都带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色彩。

《中国白话报》的这些宣传唤起了读者的“种界之思”，在他们当中进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教育，对他们的觉醒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在读者中散布了不少谬误的思想：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情绪，大汉族主义思想，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惧外心理，和提倡个人恐怖活动等。

《中国白话报》的创办人和主编人林獬，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之一。林獬(1876—1926)即林白水，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笔名地雷、退室学者、白话道人，福建侯官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参加了新闻活动(注十)，并在家乡创办蒙学堂，从事教育工作。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法政大学，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从事革命舆论的鼓吹，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先后参加了《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派报刊的办报活动，并经常给其他革命派报刊写稿。辛亥革命后，他先是加入共和党，被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旋又自行辞职，改在袁世凯手下担任总统府秘书、参政院参政、直辖都督府秘书长等官职。继而又恢复办报，先后在北京创办了《公言报》以及《新社会日报》。办《新社会日报》时，他每日自撰社论，“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对时局和当权的显要人物时有议论，出版不到一年，即以触忌被封。弛禁后，改名《社会日报》，继续出版。1926年8月6日，他以在所办报纸上攻诋奉系政客被捕，同日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于北京天桥。《中国白话报》是林獬独力创办并亲自担任主编的第一份报纸。在主编这份报纸期间，他用白话道人的笔名，为这份报纸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放言高论，蜚声于一时，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起过一些好的影响，是他一生中较有光辉的一段经历。但是，即便在这一时期，林獬也不是一个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他所着力宣传的只是反满的民族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虽然也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文章，却并不十分热衷。在他看来，当前要打倒的主要是满族的封建统治者，至于封建君主制度本身，并不是不可以宽容的，忠君思想也并不是完全要不得的，“譬如我们中国汉种人做了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白话道人：《做百姓的事业》，刊《中国白话报》第三期)。辛亥革命前夕，不少原来受维新派影响很深的人都有所转变，他却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彷徨徘徊，举棋不定。辛亥革命后，他先是充当民国新贵，继而又利用办报，依违于北洋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议论虽然锋利尖峭，实际上并无一定原则。他所办的那几个报纸，时而拥段，时而拥曹，张为幻，莫衷一是。只有一点不变，就是始终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反苏反共，反对工人运动和进步的学生运动，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他虽然死在军阀的屠刀之下，为舆论所同情，但是并没有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因而不宜评价过高。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于安庆，不久即迁往芜湖，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长街科学图书社发行。安徽地区早在1902年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他们利用安庆藏书楼和芜湖的安徽公学等文化教育机关为掩护，通过集会演说等方式，进行革命串联，培养革命骨干，散播革命火种。此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专搞军事运动的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这个会的会员后来全部加入了同盟会)。《安徽俗话报》和岳王会的关系密切，是安徽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机关，也是这个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份资产阶级报刊。《安徽俗话报》设有论说、诗词、小说、历史、地理、实业等栏目，用语体文写作，先后发表了《亡国论》、《说爱国》等文章，一方面进行反清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宣传，一方面联系本省实际，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安徽境内掠夺我矿山资源的罪行，激发了读者的爱国思想，在社会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担任《安徽俗话报》主编的是陈仲甫，协助他担任编辑工作的有房秩五等。

陈仲甫(1880—1942)即陈独秀，又名由己，字乾生，安徽怀宁人。1896年参加府试，1902年在安庆联系潘晋华、葛温仲等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同年赴日留学，参加了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团体。1903年回国，在上海协助章士钊担任《国民日日报》的编辑，这是他参加报刊活动的开始。回到安徽后，他先后在安庆、芜湖等地结合同志，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创办了联络同志传播进步思想的藏书楼，并担任了岳王会的总会长和《安徽俗话报》的主编。在《安徽俗话报》工作时期，他用“三爱”这一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很受读者瞩目。在他的主持下，这份报纸行销于全皖和宁、沪一带，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刚刚揭开序幕的白话文运动都起了很大的影响。

《安徽俗话报》出版到1905年秋，以言论激烈，被地方政府勒令停刊。

此外，陈唯俭、蔡伯华等人接办的《平湖白话报》，杭辛斋、许祖谦等人在杭州创办的《白话新报》，吴樾在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以及1903年前后出版的《宁波白话报》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革命倾向的白话报纸。

这些白话报虽然以“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当兵的兄弟们”为对象，但办报的主要还是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寄希望于胼手胝足的工农群众，并且多少看到了一点“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们的力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是，出于阶级偏见，他们又总是不那么看得起工农群众。在“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这些读者面前，他们总爱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以教育者自居，并且力图按照他们的模式来改造这些人，把这些人的一切活动都纳入他们的轨道，使这些人永远充当他们的追随者。这些白话报的文字一般都力求通俗浅豁引人入胜，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要叫人容易懂些”(《中国白话报》发刊词 )。在白话文的写作上也逐步地摆脱了半文半白式的语录体的影响，而更接近于口语。但是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比较起来，技巧还不够纯熟，还带有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副刊中的韵文作品，基本上还是文言。

大量白话报的出版，使革命派的宣传跨出了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部分地扩展到社会底层，这对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无疑是起了十分有利的影响。不少新军、会党和社会下层人士，正是在接受了革命的白话报的宣传以后，才在思想上起了变化，转向于革命的。吴樾所说的他在《中国白话报》的鼓动下，由相信“梁氏之说”，相信“今皇仁圣”，转变到“念念在排满”(《“暗杀时代”自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配合这一时期的革命办报活动，各地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还建立了一批秘密翻印、传递、运送和发售革命报刊的机构。例如在湖北，有吕大森、朱和中等组织的乐群印刷社，万声扬、马刚侯等组织的昌明公司，郭寄生、时功璧、瞿芹荪、蒯立之等组织的教育图书社。在湖南，有华兴会组织的作民译社和明德学堂。在福建，有郑权等组织的福州书报社。在河南，有沈实甫等组织的开封派报处。在云南，有杨振鸿等组织的誓死会。在上海，有陈竞全、金天翮、陶赓熊、章士钊等组织的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国学社等。此外，湖北的日知会、江西的易知社、福建的益闻社等革命团体，也纷纷在当地组织阅报社之类的机构，利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读者阅览革命报刊。上海的徐敬吾、徐宝姒，东北的蒋大同等，则以个人名义，藉贩书为掩护，在当地进行革命报刊的推销工作。他们的活动，使革命报刊得以冲破清廷的文网，尽快地传送到读者的手里，在内地革命报刊的发行工作还受到很大限制的情况下，极大限度地扩大了它们的影响，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注一)：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43页。另据冯自由云：“(《国民日日报》)因虑易招清政府仇视，乃以广东东莞人卢和生为发行人。盖卢系英国海军工程毕业之老留学生，自幼生长香港，曾任上海西报记者有年，《国民日日报》可用其名在英领署注册，以避免清吏鱼肉也。”(《革命逸史》初集135页)高茂尔和卢和生是否即系一人，不清楚，并志于此。

(注二)：据《荡虏丛书》第一种4—31页云：沈荩是革命党人，1900年赴京秘密活动，1903年七月初被友人庆宽与吴式钊所卖，同月19日被逮，31日遇害。慈禧命刑部“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始死”。又据阿英《中国新闻记者之血》云：“沈荩是当时一位有名的新闻记者，曾经参加唐才常在湖北起义，失败后更逃入虎穴北京，从事新闻事业，在作为古董商的掩护下进行新闻采访。由于他的渊博风雅，与当时王公来往甚密。后来清廷与俄国进行订立密约，中外哄传，但终不知密约究竟。可是就在签订前两天，沈荩竟将密约窃取出来，在天津报纸上发表了，全国民众与国际相与哗然，约遂不能签订。结果，沈荩遭了西太后的逮捕，不经审判就杖死狱中。沈荩死事的情形是极惨的。就捕以后，西太后即命刑部处死，刑部震慑于当时舆论权威，坚持经过审讯，弄清案情。而西太后说：‘难道我皇太后不能处置一个人于死地吗？’就亲下手诏，用竹杖将沈荩杖死。据当时目击者言，沈荩被打得血肉横飞，到最后遍身仅剩下骨头。几天后赛金花被捕入狱，才由她把这些碎肉碎骨集中地掩埋在狱室里面。沈荩在被这样处死的过程中没有求饶，没有叫苦，忍受一切直到气绝。”

(注三)：《国民日日报》所使用的黄帝纪年法是以公元1903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当时还流行着另外两种黄帝纪年法：一种是同盟会的一些文告中使用的，以公元1903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一年；一种是《黄帝魂》一书所使用的，以公元1903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一十四年。

《安徽俗话报》

《直隶白话报》

(注四)：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35页对《国民日日报》的这项内讧，有如下记载：“未几，报中经理编辑两部，忽因权限问题大起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经在沪同志冯镜如、叶澜、连梦青、王慕陶诸人奔走调处，仍难收效。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闻之，以同党内讧，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卒由双方各允息事而止。”另据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76页所载，这次内讧的结果是：“元气已伤，无法继续出版。”

(注五)：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44页“戴普鹤以发报出售，监禁一年半；胡少卿系校对，监禁半年”。

(注六)：项士元《浙江新闻史》41页记《萃新报》事云：“《萃新报》金属张恭、刘琨、盛俊等组织，发刊于1904年。刘字治襄，壬寅浙江乡试第一，旋登进士，入翰林。……盛俊著有海关税务等书。张恭一名临，字伯谦，一字同伯，金华人，光绪癸卯举人，为龙华会首领，初肄业杭州紫阳书院时，曾于唐才常之弟才中受富有票。才常汉口事败死难，遂置不发。及《苏报》案起，遂与刘、盛等在金华创办此报，盖旬刊也。后有严州学生某，偶携此报至严州府学堂，为知府锡纶所闻，遂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事为杭友魏兰知悉，遂函告张，逮浙抚令饬金华府封禁，报馆之门面早已改写，遂获免。张旋又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广加宣传，事为金华知府嵩连所闻，遂被查禁。”又据同书云：“张(恭)系主张推翻满清政府激烈者之一，频年奔走运动，与民众颇多联络”(4页)；后为叛徒告发被捕，“光复后由南京出狱，即返里组织金华军政府，并设民团，自任民团长。”(42页)

(注七)：参看卞仲《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烈士事迹》一文。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336—339页。卞小吾，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作卞小和(见该书第四章60页)，误。又，《重庆日报》自该报创刊号起的第1-175号原件现存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四川大学王绿萍教授处存有该报1904年10 月17日至1905年5月24日，即第1-175号的影印件。根据上述原件和影印件获知《重庆日报》的创刊日期应为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九日（1904.10.17）。

(注八)：这一时期国内各地出版的白话报刊已知的有以下几种：《白话新报》《京话报》《京话时报》《京话日报》《劝兴白话报》《京津白话报》《官话简字报》《简字报》《正宗爱国报》《官话北京实报》《京话实报》《白话国民报》《北京官话报》《正宗白话报》(以上北京)；《天津白话日报》《晨钟白话报》(以上天津)；《中国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智群白话报》《新白话报》《启民爱国报》《爱国白话报》(以上上海)；《杭州白话报》《浙江白话报》《白话新报》《湖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以上浙江)；《无锡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常报》(以上江苏)；《安徽俗话报》《芜湖白话报》(以上安徽)；《南浔通俗报》《江西新白话报》(以上江西)；《武昌白话报》(湖北)；《湖南通俗报》《长沙演说通俗报》《通俗教育报》(以上湖南)；《正俗白话报》《成都启蒙通俗报》(以上四川)；《山西白话报》《晋阳白话报》(以上山西)；《直隶白话报》(河北)；《福建俗话报》(福建)；《济南白话报》(山东)；《桂林白话报》(广西)；《广东白话报》《岭南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潮声》(以上广东)；《伊犁白话报》(新疆)；《蒙古白话报》(蒙古)；在国外出版的有两种：《新白话报》《白话》(以上日本东京)。

(注九)：据项士元《浙江新闻史》：“项馨字兰生，杭县人，后曾任杭州中国银行分行长。钟寅字寅宾，汪字曼锋，皆杭州举人。寅宾后曾任杭州教育会会长、高等小学校长。曼锋精究史学，后亦出任杭州高等小学校长，及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辛亥光复时，公推任杭县民政长，旋辞，任北大教授。邵章字伯纲，陈敬第字叔通，亦皆杭县人，后同登进士，入翰林，并曾派赴日本，毕业法政大学。汪希字叔明，后亦登进士。袁毓字文薮，杭县举人，后曾任浙省视学、国会议员。”(该书35页)

(注十)：1926年4月《社会日报》所刊林白水卖文鬻字启事有“仆从事新闻已逾三十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