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苏报》和苏报案

和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相呼应，1903年前后，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冲破藩篱，在沿海地区和个别大中城市创办或接办一些报纸，进行革命鼓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苏报》。

《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初办时由中国人胡璋(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担任“馆主”，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注册，是一份“日商”报纸。这个报纸据生驹悦私下透露，“馆由东洋外部大臣来的，领事亦不能管我”(据1898年3月9日《申报》)，和日本外务省以及黑龙会的关系都很密切，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控制的文化侵略机关。在“日商”主办时期，《苏报》由邹悦担任主笔，极力以黄色新闻吸引读者，并多次利用论说索贿行诈，滋生事端。馆址初在上海四马路外滩，1898年3月迁至棋盘街中市，这一带是上海报纸出版和发行的中心，《苏报》就在这里一直出版到停刊。

1900年《苏报》的创办人以该报声名狼藉，难乎为继，决定歇手，把报纸的全部设备转售给陈范，《苏报》由此摘掉了外商的招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报纸。陈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他的哥哥陈鼎“以戊戌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张篁溪《苏报案实录》稿本，见《辛亥革命》第一册367页)，他自己曾捐升知府，最后在江西铅山知县任上以办理教案受谴免官，是一个失意的官僚知识分子。陈范在接办《苏报》的开始一段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立场，完全同情康梁的主张。他延请妹婿常州人汪文溥(兰皋)担任主笔，“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革命逸史》初集，第120页)。这一时期《苏报》的规模不大，在社会上也没有多大影响。有人在回忆当时《苏报》的情况时，曾经作过如下的描述：

《苏报》……仅在河南路(前称棋盘街)楼下一室，所谓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均在其内。报馆中经济既窘，人才亦少，陈氏常拉人写论说。(《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集，第86页)

《苏报》

1902年以后，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革命派在东京召开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成立了青年会等革命小团体，革命报刊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国际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逼迫中国签订新约；清政府进一步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对爱国学生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保皇派的宣传也越来越遭到青年人的鄙夷。这一切，对陈范都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觉悟到保皇之非计，开始向革命方面动摇，由保皇派的支持者，转为革命派的同情者。《苏报》也由此逐渐地成为一份同情资产阶级革命派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报刊。

1902年冬，《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对国内外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作了连续报道，对上海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为反对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而发起的退学潮，表示坚决支持，这是它向革命方面转变的开始。

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蒋维乔等就在上海成立了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的团体——中国教育会。同年11月16日，又在上海吸收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生章士钊、林蛎、何梅士、贝寿同、胡敦复、穆湘瑶等组成爱国学社，由章太炎和陆续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吴稚晖、张继等担任教师，进行革命的教学活动。“每周率领学社社员至张园安恺第开会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苏报》从爱国学社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和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月赠爱国学社百金”，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一方面大量发表学社师生措辞激烈的讲稿和演说记录，并约请学社师生轮流为该报撰写社论，使《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公开的言论机关。

进入1903年以后，《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它先后发表了《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释仇满》、《汉奸辨》、《代满政府筹御汉人之策》、《俄据满洲后之汉人》等论说，对镇压革命的清朝政府极尽调侃嘲骂之能事，成为革命派的公开的讲坛。

1903年5月27日，陈范正式约请爱国学社的成员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从这一天起，到7月7日它被迫停刊止，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苏报》以激越慷慨犀利酣畅的笔墨，连续发表了以下的一些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

《康有为》(1903年6月1日)

《哀哉无国之民》(6月2日)

《客民篇》(6月3日)

《祝北京大学堂学生》(6月6日)

《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6月7—8日)

《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6月10日)

《满洲警察学生之历史》(6月12日)

《驳革命驳议》(6月13日)

《贺满洲人》(6月18日)

《虚无党》(6月19日)

《呜呼保皇党》(6月20—21日)

《杀人主义》(6月22日)

《敬告国民议政会诸君》(6月25日)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向国内爱国的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众，发出了战斗的警号。

在这些文章中，《苏报》热情地声援了方兴未艾的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导留日学生把这一运动和当前的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当清朝政府拒绝接受留日学生反帝御侮的要求，诬蔑他们“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密谕地方官吏“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苏报》一方面抗议清朝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一方面告诉留日学生：不必对甘为虎伥的清朝政府抱任何希望；“乞怜于满洲政府，愿为前驱，甘为牛马”，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因此而受到镇压，完全“是诸君自作之灾”；当前非革命、非推翻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支柱的清朝封建专制政府，便不足以言救亡，只有彻底地打倒了这一卖国政府，才能达到御侮图存的目的。对国内学生的爱国运动，《苏报》也进行了舆论上的支援。它就传说中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二人以接应东京拒俄义勇队活动被拘“正法”一事发表评论，一方面对清廷的残暴作了严厉的谴责，一方面号召北京学生发起“中央革命”，鼓动说,“诸君胆壮，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这些文章努力把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对革命的学生运动是一个促进，但是也充分暴露了作者们的唯心史观：只看见少数出身中等以上社会的学生的作用，把他们吹捧为“革命之原动力”，连“会党”也认为“殊不足恃”，根本无视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此外，鼓吹“中央革命也恒易，而地方革命也殊难”，要求在反动势力强大的首都地区发难，也反映了他们策略上的幼稚，和不愿做艰苦的革命发动工作，希望轻易成功的侥幸心理。

在这些文章中，《苏报》指责了清王朝对人民的“贪戾狠毒横敛暴征”；揭露了一小撮封建统治者“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的卖国嘴脸；揭穿了他们所散布的“深仁厚泽，践土食毛”等鬼话。愤怒地把这一小撮封建统治者斥为“鹿豕”、“贼”、“禽兽”、“丑类”，指为“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热情地歌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那种暴力革命。大声疾呼地向读者宣布：“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为铁案之不可移。”(《康有为》)表现了那一时代的资产阶级宣传家们不畏强御，粪土封建权威的勇敢革命精神。在鼓吹反清革命的同时，这份报纸也在它的读者中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思想的宣传，指出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推翻“异族”的统治，而且在于永远地推翻封建世袭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激烈“排满”的同时，也说过“汉人之所抵抗者在朝之满洲民贼，而并不计树降旗献国玺之顺民也”(《贺满洲人》)等这样的话。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过多地渲染了满汉之间的历史上的民族仇恨，夸大了所谓“华”、“夷”的界线，助长了狭隘的民族偏见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在这些文章中，《苏报》还严厉地批判和驳斥了保皇党分子诋毁革命的种种无耻谰言。当时，上海地区的亲保皇党报刊以《中外日报》为首，向革命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先后发表了《开诚篇》、《救时篇》、《革命驳议》等文章，提出革命不适于中国，“一言革命，必启内乱；一启内乱则外人必乘虚而至”，“我国行之万无一利”等谬论，进行反革命的鼓噪。《苏报》对这些报纸的以上谬论进行了回击，指出保皇党所谓的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实行立宪也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局势根本改观，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主编人后来所概括的，“《苏报》当时宗旨，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以此助长民愤为力不小”(《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对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进行反击，已经成为它宣传上的一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但是，《苏报》的作者们对保皇党的反动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不少文章在揭批保皇党的同时，对那些披着革命的外衣，扬言“保中国不保大清”、“保皇即革命”的保皇党分子还有幻想，引他们为“其源既同，即源远而未分，亦必有万流归海之一日”的同道，期待他们幡然改图，和革命派携起手来，“共谋国家之前途”(《呜呼保皇党》)。他们的批判也还不是十分有力的。

尽管还存在着一些弱点，这些文章的革命倾向还是十分强烈的。它们的勇猛和激烈的程度，在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当中，也是空前的，因而很自然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这一时期《苏报》的主要编辑人是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支那汉族黄中黄、爱读革命军者、青桐、孤桐、秋桐等，湖南长沙人。1901年借读于湖北武昌两湖书院，1902年转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1903年以校方干涉言论自由，率领部分同学退学赴沪，参加爱国学社，昌言革命，担任《苏报》主笔。此后，往来于沪、宁、长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华兴会的筹备工作。1904年以万福华刺王之春案涉嫌被捕。出狱后赴日，1907年转往英国苏格兰大学留学。1911年回国，一度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1973年7月1日以92岁高龄逝于香港。辛亥革命时期，章士钊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作舆论上的鼓吹。除担任《苏报》的主笔外，还参加过《国民日日报》、《民立报》等革命派报刊的编辑工作，留英期间仍不时为上海等地的革命派报刊撰稿。此后，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仍致力于办报，担任过《独立周报》、《甲寅日刊》、《甲寅周刊》等报刊的主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作家。主持《苏报》工作期间，章士钊才22岁，即以“英年能文”为时人所激赏。这一时期《苏报》上所刊登的《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都出于他的手笔。章士钊的政论文法谨严，论理充足；有章太炎的修饰峻整，而没有他的古僻；有梁启超的条理畅达，而没有他的堆砌。但是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较深，有时仍不免于艰涩。总的说来，他早年鼓吹反满革命的文字还是笔意恣酣，声容激壮，很能够打动读者的，后期坚持用文言写作，专尚高简，刻意矜庄，在读者中的影响就远不如前了。

此外，参加爱国学社活动的章太炎、邹容、柳亚子和张继、吴稚晖等，也都为这一时期的《苏报》写过论说。章太炎、柳亚子、蔡冶民、邹容等四个人合作写的《驳革命驳议》，张继写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和《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都是传诵一时之作。

《苏报》的主人陈范在开始和爱国学社的师生保持联系的时候，只有对革命的朦胧的同情，还“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辛亥革命》第一册388页)。在《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反动派将有不利于《苏报》的举动的情况下，也有过动摇。但在形势的教育下，终于选择了革命的立场。在《苏报》出版的最后四十二天内，他完全支持这个报纸的革命的办报方针，明确地告诉主编人章士钊：“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同上)即使预料到有封报的危险，也“无所于悔”(章士钊：《疏黄帝魂》，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已经完全站在革命派一边了。

1903年5月，年轻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所编写的著名宣传小册子《革命军》，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表现了革命党人赴汤蹈火凌厉无前的英勇革命精神。(www.daowen.com)

《革命军》出版后，《苏报》立刻加以推荐。

1903年6月9日，《苏报》首先在“新书介绍”栏，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对《革命军》作出郑重介绍，概述了它的主要内容，并指出：“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同日，还刊出了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笔名写的书评《读革命军》。一方面称赞《革命军》“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推之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革命军》所提出的“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等民主革命的主张。

第二天，即6月10日，又刊出了章太炎所作的《革命军序》。把《革命军》比之为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声”。

这是在报刊上最早介绍《革命军》的一批文章，它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加快了这一小册子在社会上的传播。

1902年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在周游欧美十七国之后，在这一年8月15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期上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篇文章和早一些时候写的《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一道，合印成一个小册子《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广为散发，继续歌颂他们的“舍身救民之圣主”，鼓吹“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和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革命将招致“大乱”等滥调。康有为的这些文章发表后，海内外革命派报刊纷纷著论驳斥，香港《中国日报》首先刊出了该报记者黄世仲所写的《辩康有为政见书》，《苏报》也在1903年6月29日以显著位置刊出了章太炎所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康书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是章太炎写给康有为的一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的节录。它的全文后来被加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题目翻印成小册子，单独发行(有的地方把这篇文章和《革命军》合印成一册，题为《章邹合刊》，一起发行)。这篇文章通过对保皇党人的批判，论述了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出了热情的革命礼赞：“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和《革命军》一样，这篇文章充分认识到革命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排满”，而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明确指出“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创立合众政府”的强烈政治愿望。对保皇派顶礼膜拜的封建“圣主”——清王朝的最高政治代表光绪皇帝——这篇文章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直呼其名，嘲骂他“载小丑，不辨菽麦”。指出他和慈禧之间的倾轧，完全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在“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和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以巩固自己的权位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汉族的公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3页)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正是这样一篇充满着叛逆精神的革命檄文。它和《革命军》一道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当时革命派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对保皇派的谬论进行批判的战斗力较强的论战文章，是一篇在当时的革命宣传当中发挥了巨大影响的光辉作品。

《苏报》所发表的大量勇猛而激烈的论说，已经使它的敌人感到震动，介绍《革命军》的一组文章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后，更增加了他们的嫉恨。他们把《苏报》当作眼中之钉，务以去之为快，《苏报》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

1903年6月下旬，清朝政府经过了一番准备之后，终于对《苏报》施加毒手。

清朝政府对《苏报》的迫害是蓄谋已久的，只是因为后者在上海租界出版，又挂有外商的招牌，投鼠忌器，才暂时没有举动。六月中旬以后，《苏报》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上海一些革命团体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反动派深深感觉到了革命的威胁，才迫不及待地对《苏报》采取以下行动：

6月26日，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候补道俞明震专程到上海，和上海道袁树勋一起，密谋迫害《苏报》的有关事宜。

6月29日，俞、袁等向上海租界当局提出控诉，租界方面同意由工部局出面发出拘票，对《苏报》的有关人员实行拘捕。

6月30日，租界的中西警探分别包围了《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抓走了章太炎、陈仲彝、程吉甫、钱允生、龙积之等五人。邹容也于次日入狱。

7月7日，《苏报》被正式查封。

对清朝政府和租界当局的以上行动，《苏报》和爱国学社方面早有风闻。不少人已经提前走避，例如蔡元培就先期逃往青岛，陈范也潜藏于友人家。只有章太炎临难不苟，当警探拿着黑名单到爱国学社指名挨次抓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从容就逮。邹容原来已经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家里藏了起来，听说自己和章太炎都名列捕单，不愿章一个人承担责任，勇敢地自行投案。和章、邹的磊落行为成为明显对比的是吴稚晖的告密活动。这个“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的革命投机分子，刚听到一点风声，就奔走于清吏的门下，出卖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

章士钊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和前来办案的俞明震有师生之谊，受到了俞的暗中保护(注一)。同时他给《苏报》写的文章都只用笔名，始终没有暴露原名。因为这个关系，几次发出的捕单，都没有把他列入。而他也得以在章、邹等人被捕后，继续主持《苏报》工作，利用这个讲坛，继续编发了一些像章太炎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书》那样的措辞激烈的稿件，直到报纸被封。

清朝政府对《苏报》这一案件非常重视。上自商务大臣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下至梁鼎芬、袁树勋、金鼎等一干人，都直接插手进行干预。他们派出专人，勾结福开森等帝国主义分子，向租界当局进行交涉，不惜以出卖沪宁路路权为交换条件，力求把章、邹等人引渡到手。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的时候意见不一致。美帝国主义方面害怕革命会威胁到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而外人之居中国者，并将罹其危难”；主张“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美驻沪总领事古纳致上海道台书。转引自《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14页“外论”)。英帝国主义方面则从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考虑，“深望居留上海之西人，应设法使租界中之报馆及居民不失其自主之权，并设法阻止中国守旧官员在租界妄行其权之办法”(1903年7月9日《上海泰晤士报》)，反对引渡。几经磋商，后一派意见占了上风，决定不向清方引渡，交由租界的司法机关会审公廨负责审理。

于是，一场以清朝政府为原告，以《苏报》一方为被告的特殊的审讯活动开始了。

在法庭上，清朝政府完全委托外国律师充当代言人，对被捕的几个人和《苏报》提出控诉。参加“会审”的清方官员则“不甚识字，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给大清帝国丢尽了脸出尽了丑。而被告的章、邹等人却慷慨陈词，重申自己的观点，把法庭当成宣传革命的讲坛，“事毕，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咽，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同上)，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尊敬，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

审讯是7月15日开始的，经过前后七次庭讯，终于在12月24日由租界会审公廨的“额外公堂”作出判决：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其余开释。此后，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会审公廨又被迫开庭复讯，于1904年5月21日重新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苏报》也被判“永远停刊”。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在为《苏报》案被捕受讯的六个人当中，陈仲彝是陈范的儿子，是一个“仅止在馆内读书，于主笔事务不相过问，于报馆事务概不料理”的青年学生；程吉甫是《苏报》的一个只管收刊广告“不管馆中别事”的办事员；钱允生即钱宝仁是一个招摇撞骗，和陈范打过交道，但“《苏报》馆事，并没知道”的流氓；龙积之是一个和陈范相识，参加过唐才常召集的“国会”和自立军活动的亲保皇党分子。这些人都因误会而被捕，既非《苏报》的骨干，和《苏报》的那些革命言论也毫不相干，因此很快就被开释。只有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遭到了迫害。

章太炎(1869—1936)，名绛，又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家，报刊政论作家，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和“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6岁始就傅。13岁的时候因为读了蒋良骐的《东华录》以及《明季稗史》等书，知道了明朝亡国的历史，和戴名世、曾静、查嗣庭等人因文字狱受迫害的情况，又阅读了郑所南、王船山、全祖望等人的著作，“民族思想，渐渐发达”。17岁起，他“废制义不为”，放弃了以科举求官的道路，一意治经，旁理诸子史传，读书精勤，才21岁，就已经“有著述之志”。此后，他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治古文经，又问学于黄以周、孙诒让、宋衡等朴学佛学大师，到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在经学、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的年轻学者。但在政治思想上，这时的他还只是一个主张变法维新的人。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并在北京上海两地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章太炎在杭州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寄去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对康梁的活动表示支持，这是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办《时务报》，他以浙江同乡关系去信给汪康年，提出他当时的办报主张，建议《时务报》模仿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体例，“驰骋百家，引古鉴今，推见至隐”，因为“证今则不为卮言，陈古则不触时忌”(《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比单纯的“商榷法制”，效果更好，表示了他对维新派报刊宣传工作的关心。1897年1月，汪康年邀请他担任《时务报》撰述，他欣然离开诂经精舍，前往上海应聘，在《时务报》待了三个多月，直到四月中旬才辞职返杭。这是他参加报刊工作的开始。在《时务报》期间，他除了编稿外，还在该报第十八、十九期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两篇文章，提出了大办学校，遍设学会，“以革政挽革命”等政治改革主张。但是，他对康梁等人的“倡言孔教”不太赞成；由于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很深，和报社内的康门弟子“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争论激烈时，至于“攘臂大哄”，也难以合作，终于去职。当时正是变法维新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从爱国救亡出发，反对“壅遏民气”的章太炎，已经不能安于宁静的书斋生活，他热情地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斗争，积极地参加办报活动，仅在离开《时务报》以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先后担任了《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三家报刊的主笔或撰述。《经世报》是一个旬刊，1897年8月2日创刊于杭州，上海设有分馆，由他和宋恕、陈虬等任撰述。《实学报》也是个旬刊，1897年8月28日创刊于上海，由王斯源、王仁俊等分任编辑和经理，他任总撰述。《译书公会报》是个周刊，1897年10月25日创刊于上海，由他和杨模等任主笔；都是“博采通论，广译各报”，以介绍新学术、新知识，“以佐政法，以开民智”为目的的维新派报刊。他先后在这三个报刊上发表了《变法箴言》、《平等论》、《读管子书后》(以上刊《经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以上刊《实学报》)、《读日本国志》、《论民数骤增》等政论文和学术论文，还给《实学报》和译书公会写了“叙”，为维新派的变法运动作了舆论上的鼓吹，其中一部分后来被辑入他的第一部论文集《书》。1898年春，章太炎应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工作，和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以及梁鼎芬等“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决定筹办一份旬刊，广译国外各报，“多录论议”，“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正学报缘起》)。内定由他担任主笔。报纸的名称也确定为《正学报》。由于他对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和“倨傲，自谓学者宗”的梁鼎芬“言及光复”，也谈不拢，没有办成，“谢归”上海(注二)。到上海时，赶上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邀他参加工作，因而又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昌言报》主笔。不久，政变发生，“传言将下钩党令”，他以曾在《时务报》工作的关系，恐受株连，经日本友人山根虎雄介绍，逃往台湾，在《台北日报》担任记者。半年后，“意兴都尽”，转往日本，寄寓于梁启超所办的《清议报》馆，在梁启超座中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惊为“天人”，推为“海外夷吾”，但是仍“未相知”。1899年 8月回到上海，担任《亚东时报》的主笔。在台北、日本和刚刚回到上海的这一段时间，章太炎和康梁等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经用台湾旅客、西狩、汉阁主等笔名，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祭维新六贤文》、《答学究》、《客帝论》、《儒术真论》等论文，和《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泰风一首寄赠卓如》、《安昌》、《梁园客》、《杂感》、《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儒冠》等大量诗词。在这些诗文中，章太炎悼念戊戌政变的死难者，痛诋破坏变法的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康有为的“密诏”作辩护，流露了对“志屈逃海滨”的这些维新党人们的“故剑”“深情”。在《客帝论》(刊《清议报》第十五期)这篇政论中，他提出了以孔子的“世胄”为“天下之共主”，让清朝皇帝“以方伯自处”，“比于桓文霸府”，充当“客帝”的奇特设想，认为让满族君主充当“客帝”，于中国无损，因此，“逐蒙〔满〕之论，殆可以息矣”，仍然同情维新派的变法保皇主张。总之，在1900年以前，章太炎在政治上“与尊清者游”，“与康梁诸子委蛇”，虽然思想上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有光复旧物的意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摇摆不定，和康梁等人的死心塌地地尊清保皇有所不同，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主张维新的人。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八国联军疯狂侵略和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刺激下，他加深了对媚外残民的反动统治者的仇恨，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抬头。1900年7月，容闳、严复、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策划以自立军名义实行勤王，他在会上表示反对，并当场剪去辫子，以示决绝。1902年4月，他又和秦力山等一道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起草了宣言书，并重新“删革”《书》，抽掉《客帝》篇，另写《客帝匡谬》，对此前的“饰苟且之心”和“违于形势”，作了自我批评，表现了坚决的反清民族革命的立场。这一期间，章太炎开始给革命派报刊写稿。1900年8月，他把张园国会召开期间所写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辫发说》等两文，寄给香港《中国日报》发表，藉以“激发意气”。这是他所写的最早的两篇带有强烈反满色彩的文章，也是革命派报刊上刊登的最早的一批措辞激烈的革命文字。1901年7月，他又把新近写作的《正仇满论》一文寄给秦力山、戢翼　等主办的东京《国民报》发表。这篇文章对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进行了批判。它针对梁文所宣扬的中国的积弱，罪在“那拉一人”，而他们那一伙所拥戴的“今上皇帝”则是励精图治的，只要让光绪复辟，实行他们所吹嘘的那一套君主立宪，就可以“转弱为强”等观点，指出：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才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这个政府“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君主立宪除了保住他们那一伙的“圣明之君”的权位之外，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反满革命势在必行，即使没有那些“屠刽焚掠，钳束聚敛”的民族压迫的历史，也“不得不行”；革命是“顺天”的行为，“非仇视之谓也”。否定了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的道路。这是在革命派报刊上出现的最早的一篇从理论上对保皇派展开批判的文章，也是近代史上革命与保皇论争的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它表明这一时期的章太炎已经摒弃了康梁等人的影响，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但是，在私交上，这一时期他和“尊清者”们还没有完全断绝来往。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仍发表过他送去的《文学说例》等学术论文，和讨论有关社会学研究问题的“来简”，梁启超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广诗中八贤歌》还把他和蒋观云、宋恕、严复等并举，名列第三。1902年6月他从日本回国，1903年2月任教于上海爱国学社，在集会上演讲革命，为《国粹学报》撰稿，为《革命军》作序，写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参加《苏报》的一些活动，最后在《苏报》案中被捕入狱，这是他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精光夺目最有锋芒的一个时期。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前引的这两篇文章，刚在《苏报》上刊出，就已脍炙人口，是当时革命派报刊上发表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论战文字。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章太炎思想上的一个新的飞跃：他已经跳出了康梁等人的藩篱，彻底地和他们划清界限了。在《苏报》案的这场斗争中，章太炎“志在流血”，临危不怯。在法庭上，他侃侃而谈，“不知所谓圣讳”。在缧绁中，他坚持绝食斗争；并继续写作《狱中答新闻报》、《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被杀》等革命诗文，在报刊上发表，勉励战友，怒斥顽敌，预言“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要那些攻诋革命甘心为反动派帮腔的“井蛙”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汝，坐以待之，无多聒聒也。”(《狱中答新闻报》，刊1903 年7月6日《苏报》)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情操，和凌厉无前的革命英雄气概，因而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尊敬，在一个时期内享有很高的声望。1906年6月他刑满出狱后，立即被同盟会邀往东京，担任《民报》主笔，直到1908年该报被封。从1897年他参加《时务报》工作，到1908年他离开《民报》这十年，章太炎经历了由主张变法维新到主张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但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尤其是从1900年在《中国日报》上发表《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解辫发说》，到主办《民报》这八年，更是他一生中的光荣岁月。这八年间，他为革命派报刊所写的那些文章，虽然糟粕与精华并存，革命与光复相淆，民主革命思想很不彻底，也有不少过于自负乃至于狂妄的言论，但是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鲁迅所说的“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那些“战斗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大抵写作于这八年。此后，他反对孙中山，闹分裂，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拥袁拥黎，反对统一；“参与投壶，接受馈赠”；“既离民众，渐入颓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粹然成为儒宗”；思想上越来越倒退，所起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大，虽然是白圭之玷，毕竟也不再足以为后生之楷范了。章太炎的政论文条理缜密，气势充足，尖锐奇悍，矫劲豪健。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能够娴熟地驾驭旧语言，曲折尽情，挥洒自如。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能够陈古证今，洞幽烛隐。他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条分缕析，发伏抉微，以犀利的笔锋，置论敌于死地。这些，再加上他在写作时所注入的充沛的政治热情，“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章太炎早期的政论作品，大都具有这些特点。但是，他“文必法古”，初学写文章的时候“刻意追蹑秦汉”，后来又倾心于“三国两晋”，鄙视唐宋以后文，好用朴拙的句式和古字、奇字、僻字，这就使得他的文章难于通晓，连一些学有素养的人也“艰于一读”，影响了它们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它们的宣传鼓动作用。这种“一返皇古”的文风，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邹容虽然主要以《革命军》中的激烈言论获罪，但也是《苏报》案的牺牲者。他是《苏报》案中唯一被迫害致死的一个人，也是辛亥革命时期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而捐躯的第一人。

《苏报》案发生后，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报刊，包括保皇派和一些亲保皇派的报刊，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借此掀起了一场反革命的喧嚣(注三)。而革命派报刊则通过有关《苏报》案的评论和报道以及怀念悼念死难者的诗文，揭露清廷的酷虐凶残，激发读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把万马奔腾不可遏抑的革命风潮，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注四)。

《苏报》充当革命派讲坛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革命派报刊中，它是最有影响的一家报纸，也是“最富于种族思想之报纸”(1903年6月《江苏》第四期“本省时评”)。它的慷慨激越豪健雄壮的言论，在读者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封建统治者掌握生杀大权严厉禁锢舆论的情况下，《苏报》能够这样的不畏强御放言高论，虽说有租界为之缓冲，这种蔑视君权，敢于革命的精神，毕竟是十分可贵的。《苏报》案表面上虽以革命报纸的被封，革命报人的被囚和反动派的胜诉告终，但以堂堂大清帝国的政府竟不得不纡尊降贵地作为诉讼的一方，乞求洋人的帮助，在低级法院，和他的子民对簿公庭。在革命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也不得不一再减刑，草草结案。这些都足以说明反动派的色厉内荏，和人民力量之不可侮。真的赢得这场斗争胜利的，不是一小撮暂时还有力量的反动统治者，而是正在掀起革命狂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同情支持他们的亿万人民。

(注一)：关于俞明震对章士钊暗中保护一事，章士钊在《苏报案始末记叙》一文中，有以下一段叙述：“当时掌理《苏报》笔政，由余一人……乃竟逍遥法外，一无诖误，果为何故？……此其枢纽，乃查办大员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先生明震为之，不可不记。余陆师生也，向为俞先生所赏拔。顾余为革命故，不得不与俞先生翻异，率高材生之十余辈退学至沪。乃先生阳怒之而阴佐之，其情不为世人所知。盖先生在甲午割台之岁，曾被台湾人举充副伯理玺天德，事败归国，多方讳饰，以道员隐于江南。余与其子大纯交好，稍稍通知隐志一二。余在报中屡对先生抨击，后闻先生辄阅之一笑。又闻此案初起，查办员未定，先生恐伤士类，曾争取此案入手。到沪之日，即命大纯招吴敬恒参谒。蔡吴之逃，皆先生故意纵之。”这个俞明震就是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所说的“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的那个矿路学堂总办。他号恪士，是“江南名士”，《苏报》案后未再服官。他思想比较开通，不同于旧式官僚，也不同于在《苏报》案中一个劲儿地给上司打小报告，密报情况，想用革命者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如金鼎那样的干员。说他有意识地保护一些人，是可信的。不然，由清朝政府方面先后开出的要求租界方面据以拘捕归案的几个黑名单中，不会没有像章士钊这样的真正的负责人的名字，也不应该没有蔡元培、吴稚晖这些人的名字，而这些人的情况，他是完全了解的。鲁迅对俞明震始终抱有好感。《朝花夕拾》里的那段回忆，就含有褒义。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期间，俞明震也在北京，鲁迅曾多次前往俞的寓所看望他，《鲁迅日记》1915年2月17日、4月10日、11日这几天都记有其事，称他为“俞师”或“俞恪士师”。俞明震去世时，鲁迅还送过一幅幛子，以示哀悼，见于1919年1月20日的《日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俞明震在清朝的官吏中不属于顽固派，他确实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否则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鲁迅是不会对他这样另眼看待的。

(注二)：关于章太炎在湖北的这次办报活动，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有过以下一段记载，但把报纸的名称记为《楚学报》。刘文说：“庚子事变后，康梁公羊改制说盛行。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在纺纱局办《楚学报》，以梁鼎芬为总办，以王仁俊为坐办，主笔则余杭章太炎也。太炎为德清俞曲园高足弟子，著有《春秋左传读》一书，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抄呈总办，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见该书126—127页)这段话错误百出，颇多谬悠之说，很难称为信史。不少研究章太炎的著作如朱仲玉的《章太炎》(1963年三联版)、赵金钰的《论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等都采用了其中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首先一开头的“庚子事变后”这个时间就不对。章太炎应聘去湖北在戊戌年，即1898年，而不是两年后的“庚子”年，此后，一直到民国成立以前，他再也没有去过湖北。其次，据现存的章太炎《正学报缘起》手稿，参加筹办《正学报》的有“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等人。和刘文所说的参加办《楚学报》的人名正合，可见当时筹办的是《正学报》，并不是刘文所说的什么《楚学报》。筹办《正学报》事，有现存的《缘起》手稿为证。办《楚学报》事则毫无佐证。湖北倒是有过一份《楚报》，是接近日知会方面的报纸，与张之洞、梁鼎芬根本无关。《楚学报》则从来不曾有过。写《排满论》之说也是大可怀疑的。1898年前后的章太炎正与“尊清者游”，主张的是“以革政挽革命”，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公开鼓吹“排满”的文章？如果真的写了，又是皇皇六万言的巨著，何以没有收入他的任何一部文集，也没有保存下来，流传开去？章太炎1898年就有这样大篇幅的革命文字问世，他的前半部历史，不是得重写了么！可见刘成禺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他的这部《世载堂杂忆》，董必武在书前的题词中就曾经指出“不无耳食之谈，谬悠之说”。章士钊也就这本书的一些记载说过“禺生以小说家姿态……故实随意出入，资其装点，余殊不取。查当时留学生谈革命者，显分两派。一派出言无择，嬉怒笑骂，募仿柳敬亭一流之说书，洎有为革命实事求是者，辄遮阻不使阑入，免致偾事，禺生殆此派人之眉目也”的话。可见它的有些话，是不能轻信的。

(注三)：张之洞派往上海处理《苏报》案有关事宜的知府金鼎，对《苏报》案期间上海反动报纸的言论情况，作过如下汇报：“各报馆议论皆无附和《苏报》。上海舆论以《中外》、《新闻》两报为归。《新闻报》论革命党用讽激之法，逆党果中计，有闰五月十二日《答说》一篇亲供，宛然自认。《中外报》不论不议，但即西报之或是或非译而录之，自以为守局外之例，《同文沪》凡《新闻报》先一日议论，次日即随之。《申报》虽议论切实，然素以守旧，为人所恶，故其言亦不足重。此外零星小报，无敢妄言。《文汇西报》视福君开森为宗旨，视美领为宗旨(原注：本系美商)。《上海泰晤士报》、《捷报》皆西报之最劣者，议论此事偶有反对，然非正经报纸，尚不足牵动人心。法文报、德文报尚正经。《字林西报》则时讽领事，因该报视工部局为转移者，故议论间有意见。此各党势力之大概情形也。”(见《金鼎致梁鼎芬书》，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4页)

(注四)：《苏报》案发生后，《江苏》第4期、第6期“本省时评”、“国内时评”栏，《浙江潮》第5期“时评”栏，以及香港《中国日报》的“论说”栏，都及时发表评论，对清廷进行声讨，对《苏报》作舆论上的支援。此外，《浙江潮》第7期发表了章太炎在狱中所写的《狱中赠邹容》等诗，《复报》第5期发表了邹容用威丹笔名写的《狱中答西狩》诗，借以表彰他们的革命行动，扩大他们的影响。邹容死难后，《复报》刊有大雄作《哀邹威丹》、佩忍作《哭威丹》，《醒狮》刊有师姜作《祭邹容文》、金一作《哀邹容》、亚卢作《哭邹威丹烈士》、黄天作《吊邹威丹》等悼念烈士的诗文，对反动派的迫害进行了血泪的控诉。

《大陆》

《童子世界》

《国民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