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鲁迅报刊活动的开始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从他进入文化战线的第一天起，就以“发国人之内曜”的“精神界之战士”自居。“以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自居，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许广平：《鲁迅回忆录》3页)。他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杰出的革命舆论战士。

1898年4月，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机关科学习。第二年2月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开矿，直到1902年1月毕业。在1898年至1902年这几年期间，鲁迅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报，先是对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继而对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等报刊感兴趣，从中学到了不少新知，接受了有关进化论的观点，对“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也知道了一些。并且开始用“戛剑生”的笔名，尝试着写作一些随笔和旧体诗。这一笔名“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周建人：《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

1899年冬，上海《游戏报》的主编、《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在该报发起征诗。鲁迅把自己的作品寄去应征。这一年12月19日的《游戏报》上公布了这次征诗赠奖的名单，鲁迅的名字“周树人”被列在前十名之内，这是他向报刊投稿的开始。这一年，他才18岁。

1902年4月，鲁迅由江南督练公所以官费生派赴日本留学，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班学习日语。在这里，一共学习了两年零四个月。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的这一段时期，是东京留日学生十分活跃的时期，“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鲁迅自始就站在革命派一边，他毅然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参加了秘密的光复会组织，和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来往，“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誓作“革命党之骁将”，和留学生中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积极为革命派的报刊写稿，开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历程。

1903年2月留日的101名浙江籍学生组织同乡会，出版《浙江潮》月刊，进行民主革命的鼓吹。《浙江潮》第三期“附录”栏刊出了“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对鲁迅的情况作过如下的介绍：

“周树人，豫才，21岁，绍兴会稽人，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来东，南洋官费生，弘文学院普通科肄业。”

鲁迅和这个刊物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支持这个刊物的革命倾向，赞赏章太炎在刊物上发表的《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祭沈禹希文》等革命诗文，同情蒋百里在发刊词中所抒发的爱国救亡思想。对这个刊物由于个别编辑人的蜕化而刊出的带有明显保皇色彩的文字，则很反感。当担任刊物编辑的蒋智由加入光复会，写出一些鼓吹民主革命的诗篇时，鲁迅和他的关系是密切的，经常往还，并把自己的译作托他介绍出版。当他脱离光复会转向保皇党，以革命为敌，思想倒退，连帽子也认为“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礼帽则无威仪”(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1页)的时候，鲁迅就坚决地不再和他来往了。

《浙江潮》出至第四期以后改由许寿裳担任主编。许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鲁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对革命的认识，完全一致，“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19页)，思想感情非常契合，是亲密无间的“畏友”。许寿裳接编《浙江潮》后，立即向鲁迅约稿，鲁迅慨然应允，欣然命笔。许寿裳在回忆这一过程的时候，这样写道：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亡友鲁迅印象记》17页)

就这样，鲁迅很快地就成为《浙江潮》的积极撰稿者。此后，一直到《浙江潮》停刊，鲁迅一共给这个刊物撰译了以下几篇文章：

《斯巴达之魂》(署“自树”，刊第五期、第九期“小说”栏)(www.daowen.com)

《中国地质略论》(署“索子”，刊第八期“地理”栏)

《说镭》(署“自树”，刊第八期“科学”栏)

《地底旅行》(署“索子”译，刊第十期及十一、十二期合刊“小说”栏)

《斯巴达之魂》写的是古代波斯国王泽耳士进攻希腊时，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三百勇士扼守温泉门，和数万敌人奋战，除了事先因病没有参加战斗的一个人外，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的历史故事。鲁迅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述了这一著名战役的过程，用斯巴达人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同仇敌忾，不畏牺牲，顽强战斗的事迹，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尚武精神，激励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用这种精神维护国家的尊严，反击外族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既是对中国青年的热情期待，也是对中国青年发出的战斗号召。

受当时风气的影响，鲁迅的这篇文章写得激昂慷慨，顿挫抑扬，使读者很受感动。他的弘文学院同学在回忆文章发表时的情况时，这样写道：

当时情况确是这样的。同学写好一篇文章，首先奇文共欣赏，大家围拢来看，还高声朗诵。此文以斯巴达人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来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刺激性相当大。读到“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公认为是妙句，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

这以后，报刊上一有斗争性强的短论出现，同学们就想到是鲁迅的作品。这时，“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大笔吧’！”(同上)可见鲁迅的战斗精神，在《浙江潮》时期，已经“光芒四射”了。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表明鲁迅从他参加报刊活动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把报刊作为唤起人民觉悟，推进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武器。

《中国地质略论》、《说镭》、《地底旅行》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译著。《中国地质略论》是稍后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的由顾琅、周树人署名，实际上由鲁迅一人完成的《中国矿产志》一书的缩写。它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神造说、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地质地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潮，介绍了中国地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和中国十八省份的矿产状况。《说镭》则对五年前刚刚被居里夫妇发现和一年前刚刚测出其原子量为225的新元素镭，作了详细的介绍。用热情的语言，对科学研究中的这一最新成果发出礼赞，是第一篇把镭这个元素介绍给中国人民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通俗的自然科学论文。《地底旅行》是根据日译本重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发表时译为“威南”，但国籍误为英国)所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内容说的是德国博物学家列曼和他的侄儿亚篱士到衣兰岬岛斯捺勿黎火山，由火山口下降，“赴冥冥不测之黄泉”，进而钻入“地心”，探索“地府”秘密的故事。通过这一故事，穿插着介绍了不少生物学、地质学和矿物学的知识。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鲁迅把原书的章节改为中国式的章回体，个别地方也作了调整，既向青年提供了自然科学知识，也鼓励青年要大胆进行科学探索的勇敢精神。所以鲁迅说“《地底旅行》……虽说是译，其实是改作”(《书信·致杨霁云》)。经过“改作”，原书的战斗意义也随之加强了。发表在《浙江潮》上的这些科学论文和科学普及作品，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和对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关怀。在自然科学的问题上，他决不闭关自守，也决不夜郎自大。他珍惜和尊重各国科学家在科研上的最新成果，把它们当成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急切地用最有效的宣传手段介绍给中国读者，鼓励他们刻苦学习当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使整个民族的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鲁迅也没有忘记紧密地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中国地质略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篇文章“空谭溢于本论”。“既述地质之分布，地形之发育，连类而之矿藏”，又始终洋溢着对“广漠美丽”的伟大祖国的深沉而热烈的爱，和对侵略者的强烈憎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这是它对正在掠夺我东北等地矿权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出的严正警告。这篇文章还声援了浙江人民的护矿斗争，把矛头指向出卖矿权的高尔伊等“浙绅”，增祺等满族“将军”和“老病昏聩”的清朝大员。痛斥他们的“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号召“豪侠之士”，“奋袂而起”，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坚决的斗争。给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杭州等地的护矿运动以强烈的舆论上的支持。

为《浙江潮》撰稿，这是鲁迅报刊活动的开始。和参加《游戏报》征诗活动那一时期比较起来，鲁迅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开始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投入了革命的战斗。但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的鲁迅仍然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政治上还只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正是在这条“修远”的革命道路上，不断地“求索”，不断地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