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留日学生的革命报刊宣传

1899年至20世纪最初的几年，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东京、横滨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鼓吹，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

从1898年起，国内就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以后，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怀着“邃密群科”以“济世穷”的雄心壮志，浮槎东渡，分投各校学习，到1904年前后，已有三千人之多。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首先觉悟的成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后都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革命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留日学生对民主革命的贡献主要在宣传方面。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前几次武装起义的工作时说过：“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中国革命史》第二章《革命之运动》)。其中的“学界”，主要指的就是留日学生。对他们在革命宣传中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一个时期内，曾经采取多面的手法，即既支持清朝政府和保皇运动，也支持革命运动，以达到操纵干涉的目的，这也使得留日学生的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报刊有可能在日本出版，并以日本为基地，向国内外广泛发行。

留日学生的报刊活动开始于1899年冬，最早的一批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是《开智录》和《译书汇编》。前者是个半月刊，由郑贯公担任主编，冯自由、冯斯栾等任撰述。1899年冬创刊于横滨。开始用油印，后来接受了孙中山资助的二百元印刷费，改为铅印，借《清议报》的印刷所印刷，随《清议报》发行，出版十几期以后，因受到《清议报》的压制而停刊。在郑贯公的主持下，这个刊物先后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大井宪太郎的《自由原论》，中川笃介的《民权真义》和《法国革命史》等专著和《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等政论文章，初步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以“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受到南洋、美洲一带的华侨的欢迎。后者是个月刊，由戢翼、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编，1900年12月6日创刊于东京。开始以译载欧美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著作为主，每期一百四十余页，所刊文字“以四个月为一结束”，读者“阅本编四个月即得全书，厚则三四部，薄则四五部”。第二年第九期起，改为“以著述为主，编译为副”。1903年第一期起改名《政法学报》，继续出版至这一年的第十一期停刊。《译书汇编》以“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1902年第六期《新民丛报》、《绍介新著》)为宗旨，它所译载的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风行一时。它每期附载的“欧美政治法律经济各新著书目”，也“足为研精西学者之一助”(同上)。因而受到国内外青年学生的欢迎，“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这两种刊物，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促进当时青年的思想进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还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激烈的革命主张，同维新派的政治分野，还不太明显。

留日学生中最早的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刊物，是《国民报》。《国民报》是一个月刊，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同年8月10日出至第四期停刊。它设有社说、时论、丛谈、纪事、外论、译编、答问等栏，除译文外，所有文章都不署名。担任编辑和撰稿工作的有秦力山、沈翔云、戢翼、雷奋、杨廷栋、王宠惠、冯自由、卫律煌、唐才质、张继等，以秦力山为总编辑，以冯镜如(使用他的英文名字Kingsell，汉译：京塞尔)为名义上的发行人。刊物出版后，大部分向国内发行，“每期输入上海逾二千份”(《革命逸史》第二集78页)。孙中山十分关心它的出版，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支援，捐助过一千元印刷费。在秦力山、沈翔云等人的主持下，《国民报》以“廉悍不羁”，“峻削锋利”的文字，在留日学生当中第一个宣传了革命排满的思想。在所刊的《说汉种》、《中国灭亡论》、《亡国篇》、《正仇满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等评论文章中，《国民报》攻击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施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的封建“独夫民贼”；攻击了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沦为列强“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具，必不足恃以图存”的清朝政府；攻击了“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的保皇党，和他们一伙关于君主立宪的主张；“持论多与《清议报》交绥，务胜之以为快”(章士钊《疏黄帝魂》、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这个刊物还在“译编”栏中译载了杰斐逊等人起草的《美国独立檄文》(美)、威曼的《革命新论》等专著，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之人权”，宣扬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同时在评论中鼓吹“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二十世纪之中国》)；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此外，为了扩大国际上的影响，它还辟有“西文论说”专栏，先后发表了王宠惠用英文写的“What we aim at”(我们的目的所在)，“Criticism on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中国刑律批判)等文，宣传以上的主张。《国民报》作者们所提出的思想，反映了刚刚从康梁等人的藩篱下解放出来的部分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表明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正在摆脱保皇和君主立宪思想的羁绊，向着革命的道路上起跑。但是，他们的观点还比较驳杂，还没有公开地提出推翻清朝政府的主张。

从1902到1903年初，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的思潮渐渐形成，在一部分留日学生中进行的革命组织活动也有了初步的开展。1902年4月26日，章太炎、秦力山等十余人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同年冬天，叶澜、董鸿、秦毓鎏等二十余人在东京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这些活动在留日学生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组织爱国学生团体和出版革命报刊的热潮。

随着形势的发展，1903年前后，在留日学生当中涌现了一批地区性的学生会组织，和它们当中的激进分子所主办的宣传爱国和革命的报刊。其中主要的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直说》等。

《游学译编》创刊于1902年12月14日，第一、二期同日出版，以后大体上是每月一期，1903年11月3日出至第十二期后停刊。湖南留日同乡会主办。内容分学术、教育、军事、理财、内政、外交、历史、地理、时论、传记、新闻等栏。初办时规定以编译外报外刊的文章和外国学者的专著为主，“不著论说”，后来并未以此为限，也刊载了不少自撰的评论作品。编辑人有杨守仁、陈天华、梁焕彝、樊锥、黄轸(兴)、周家树、杨度等。主编杨守仁(1871—1911)，又名毓麟，字笃生，一号叔壬，笔名椎印寒灰，长沙人。当时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在主编《游学译编》之前，曾经写有题为《新湖南》的小册子，专就湖南立论，表达了作者改造祖国和故乡的愿望，流露了激烈的排满情绪，是当时有影响的革命宣传家之一。

《江苏》

《湖北学生界》

《浙江潮》

《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29日创刊于东京，月刊，第六期后改名《汉声》，继续出版到1903年9月21日停刊，共出八期，湖北留日同乡会主办，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份以省名命名的刊物。内容分论说、政法、教育、经济、实业、理科、医学、地理、时评、小说、外事、国闻、留学纪录等栏。其中，留学纪录栏“博采各省留学诸君言论，所记均属直接要闻，凡中国各报所不能采访者，一一贡诸国人左右，愿为吾民族作一运送家”(《简章》)。所载不以本省为限，对各省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活动，都作出了详细的报道。《湖北学生界》的发行人是王芳、尹援一、窦燕石，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刘成禺、蓝天蔚、张继煦、卢慎之、周维桢、金华祝、但焘、李书城、张熙、张鸿藻、程明超、权量、范鸿太、王式玉、余德元、张孝移、李步青、屈德泽、范腾霄、万声扬、周龙骧、左德明、刘道仁、王存一等。自称“实有丛报兼学报之资格”(《简章》)。

《江苏》1903年4月27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1904年5月15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江苏留日同乡会主办。主要栏目有社说、政法、教育、哲理、历史、传记、卫生、实业、小说、说苑、文苑、本省时评、国内时评、外国时评等，以政论为主。除自撰的文章外，也译载外报(主要是日本报纸)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以收他山之助。补白部分刊有大量推荐和介绍新出书刊的广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秦毓鎏、张肇桐、汪荣宝、黄宗仰、陈去病、丁文江等。总编辑秦毓鎏，字效鲁，江苏无锡人，当时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的学生，曾参加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等爱国团体的发起工作。《江苏》停刊后回国，在长沙担任教员，参加过华兴会谋炸万寿宫发动武装暴动的活动。武昌起义后，一度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江苏》的撰稿人主要是江苏籍的留日学生，但不以此为限，也刊载外省人的作品和国内青年学生的来稿。前者如何香凝所写的《敬告我同胞姊妹》(刊第四期)。后者如柳亚子以“亚卢”笔名所写的《郑成功传》(第四期)、《中国立宪问题》(第六期)、《台湾之百年史》、《读史界兔尘录感赋》(第八期)、《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磨剑室读书记》(第九、十期)等。柳亚子当时还在家乡江苏吴江同里攻读，是《江苏》杂志的最年轻的撰稿人。刊物在发表他的第一篇作品《郑成功传》时，曾经用按语的形式对作者做过如下的介绍：“此稿由国中寄来，作者才十六岁，内地人士民族思想之发达，於此可见一斑。”

《浙江潮》1903年2月17日创刊于东京，月刊，1904年初出至第十二期停刊。浙江留日同乡会主办。主要栏目有社说、论说、经济、教育、军事、历史、传记、文学、时评、杂文等，每期百余页，约八万字。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孙翼中、蒋方震、蒋尊簋、许寿裳、王嘉等。孙翼中字耦耕，别号江东，杭县人，原来是杭州求是书院的教员，以所出作文题目《罪辫文》矛头直指清廷，对学生作业中的激烈反清文字又未加删改，受到地方当局的注意，逃来日本留学，担任刊物的主编，但没有多久就又返回国内。蒋方震字百里，海宁人；蒋尊簋字百器，诸暨人；都是求是书院派送日本留学的学生，当时都在东京的成城学校学军事，后来又都升入士官学校，成为著名的军事学家。论说栏和军事栏的一些专著，多数出于二蒋特别是蒋百里之手。许寿裳，字季，又字上遂，绍兴人，求是书院毕业后派赴日本留学，先在弘文学院学日语，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同事和交往多年亲密无间的朋友，著名的中国文学方面的教授学者。鲁迅为《浙江潮》写文章，主要出于他的约请。王嘉，字伟人，也是求是书院的毕业生，当时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浙江潮》的编辑所表面上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际上就设立在东京牛达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木町王嘉的寓所，一

切有关编辑事务的集会也都在王寓举行。此外，蒋智由、叶澜、董鸿、汪熙、邵章、冯君木等也一度参加过它的编辑或撰稿工作。《浙江潮》的编辑和撰稿人多数是光复会的会员，有些人还参加了青年会等革命组织。

《直说》

《直说》1903年2月22日创刊于东京，月刊，出版不久即停，留存下来的只有两期。直隶留日学生杜羲等主编。设有教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实业、历史、地理等栏。每期四万余字。内容以选译“东西各论”和“日本最新学说”为主，“俾内地有志之士不必东渡，得闻各学要领”(见该刊出版时在其他刊物上所刊广告《本编特色》)。也刊载一些自撰的论说，如未醒人的《说梦》，和未署撰人的《权利篇》等，结合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实际，阐明作者的观点。

这些刊物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宣传排满革命，而是从爱国爱乡土的热情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激励读者奋起图存，共同救亡。爱国救亡成为这些刊物一个时期内的中心内容。《浙江潮》的编辑们在发刊词中就明白表示，他们这些办报的人，“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其目的是“不忍任其亡而言之”，是“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以共同挽救祖国之危亡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刊物着重地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宣传。第一，歌颂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湖北学生界》上的《历史广义内篇》、《中国民族考》、《论中国农学之早于泰西》，《江苏》上的《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和《浙江潮》上的《国魂篇》等，所宣传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它们鼓励读者不要忘记自己祖先的光荣历史，克服自卑自馁妄自菲薄的思想，建立起光复旧物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第二，赞美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宝藏和秀美壮丽的河山。《湖北学生界》以《黄河》、《扬子江》为题，对祖国最大的两条江河有关历史地理情况的介绍，《江苏》对太湖风光和京口、扬州等地险要形势的介绍，《浙江潮》对中国地质情况，和对浙江沿海港湾、浙属十一府湖光山色的介绍，就都属于这一类文字。它们在图片的配合下，用比兴的手法，激发了读者对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深厚感情，颂扬了中国人民在祖国河山哺育下，长期形成的“一种自尊自信不崇拜外人之人格”(《黄河》，刊《湖北学生界》第二期)，激励读者献身于自己的祖国，为保卫她的不受侵犯而战斗。第三，介绍亚非国家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奴役的历史和现状。《游学译编》上的《埃及亡国惨状记》，《湖北学生界》上的《菲立宾亡国惨状纪略》，《浙江潮》上的《印度灭亡之原因》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文字。这些文章运用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结合亚非国家亡国灭种的实际，告诫中国人民要以他们的遭遇为前车之鉴，学习西方的优长，发愤自强，使祖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四，批判奴隶主义和顺民思想，鼓吹尚武精神。《浙江潮》的《公私篇》、《真军人》，《湖北学生界》的《军国民思想普及论》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文章，批判了“箪食壶浆以迎来者，以靳为奴为隶于异姓异种之钳制之下而不自愧惜”的奴隶顺民思想，鼓吹以进取的尚武的精神，“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很明显，在开始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刊物的编者们还只是围绕着爱国救亡这一中心议题来做文章，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受压迫被侵略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也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激烈主张。

为了探索救亡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刊物和各自的同乡会紧密配合，在本省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活动，并在刊物上辟出专栏，刊登调查报告，供大家研究参考。最先发起这项活动的是《湖北学生界》。它一创刊就发表了湖北同乡会调查部关于如何开展这项活动的规划，第二期起就刊出它的第一篇调查报告。这和这个刊物在《叙论》中所标榜的“不尚空谈”、“专为社会说法”、“专就目前说法”和“陈病症而兼及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调查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则是《浙江潮》。它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发表了三十四篇调查报告。这和浙江地区的龙华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比较深入社会底层、比较注意社会调查工作有关。关于这项工作的意义，几个刊物都有所论列。《湖北学生界》说：“今而后若犹甘于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也则已，如其不然，其必各取方域之利病而一一研究之，而后可以图补救之方。庶几朝野士庶不至如冥行者之伥伥无所之，而措施吾辈之当说者，亦不至于削足适履。此湖北内情之调查所以必不可缓也。”(《湖北学生界》第一期程明超作《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浙江潮》说：“故中国而不欲改革也，如欲改革，则必先于国中一切事物之性质之状态，而一一考察，而一一研究，知病之所在，而后可下药，知弊之所在，而后可兴利，否则沾沾焉持外国已成之模范以铸印吾国，固有合模范者，要其不合之处，必窒碍难通，毋亦改革之一大缺点，奚若先时预备之为愈焉”(《浙江潮》第二期《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从各自的实践看，它们在调查上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浙江潮》和《江苏》发表的五十多篇调查，涉及政治、经济、国防、交通、教育、物产、税收、商业、出版、农业、宗教、风俗、人物和自然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中如《浙江潮》所刊登的《嘉兴湖州物产调查》、《绍兴当业》、《杭州外国输入货大宗数目表》，《江苏》所刊登的《江苏内河之航业》、《嘉定科田亩表》、《嘉定农人生计》等，都列有详细数据，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湖北学生界》因为出版的时间短一些，发表的调查报告不如前两个刊物多，但是所拟的调查纲目，还是相当庞大的。其中仅“政治”一项，就列有“官吏”、“幕僚”、“家丁”、“吏役”、“局员”、“绅董”、“警察”、“讼狱”、“新政之名实”、“旧政之存废”、“对待外人之政法”、“对待人民之政法”等子目。子目下面，还有细目。如“官吏”下面，就列有“做官之来历”、“在官之情形”、“去官后之舆论”、“僚属来往之状态及其陋规”等细目。从已经发表的调查报告和预拟的调查纲目看，这些刊物对调查工作的规划还是比较细致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的调查枝枝节节的现象罗列较多，实质性的内容较少。例如“经济”方面的调查，土地所有制问题，地租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人的生活问题等等，就都没有涉及。有的刊物虽然发表过有关“农人生计”之类的调查，但是，受调查者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并没有对所谓的“农人”进行阶级分析。这样的调查，既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也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过这种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还是可取的。和同时期的保皇党报刊的那种随心所欲夸夸其谈的学风比较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刊物在开始的一个阶段，还有着明显的康梁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去戊戌变法时期不远，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变法维新的道路还没有完全破灭，保皇派和君主立宪派的报刊宣传也还有一定的蛊惑力。另外，从主观方面看，这些刊物的编辑撰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出于康梁的营垒，有些人如杨守仁、樊锥、蒋智由、陈去病等，还曾经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年纪比较轻，没有赶上那次运动的，也大抵受过变法维新思想的熏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根本地跳出维新派的藩篱，变法维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还相当牢固。革命的浪头来了，他们依违于革命和改革之间，有时也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充当革命的短时期的同路人。一旦被革命的浪花溅湿了衣履，感到有点狼狈的时候，就又趑趄不前，成为革命的落伍者。另一部分人虽然有革命的热情，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还处在逐步向革命转变的前夜。革命的思想还没有最后形成。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的认识还时有动摇，还不能一下子摆脱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这些刊物上，则是既有激烈的革命言论，也有“忠君爱国”、“君民共守”、“种不必别，人尽可君”、“以一皇室让之满人而何害”等宣传保皇的思想，和鼓吹地方自治、道德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想的文章。同一作者的几篇文章乃至于一篇文章的几个部分之间，也往往呈现出思想驳杂的状况：既有革命的观点，也不时地隐约地晃动着保皇立宪思想的影子，鱼龙混杂，瑕瑜互见。但是，就总的趋势来看，这些刊物正在进行着从宣传救国到宣传革命的转变，它们的革命倾向正在逐渐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比重逐渐加大。它们的多数编辑撰稿人也正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逐步地扬弃头脑中的旧思想的残余，完成向革命方面的转化。正像鲁迅在回忆这些人的转变过程时所描绘的：“‘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1903年四五月以后，这些刊物在宣传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在这期间，留日学生为抵制俄国侵占东北发起了一场爱国运动，他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拒俄义勇队，一方面进行操练，准备随时开赴前线，一方面派遣代表回国请愿，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和清朝当局的破坏和镇压。这一事件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训，粉碎了他们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点幻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由激进的爱国者转为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转折点。与此同时，这些刊物在宣传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发出了激烈的抨击。(www.daowen.com)

它们抨击沙俄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抨击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对我国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和广西地区的掠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国福建省的产品放在他们的“内国博览会”的“台湾馆”内展览；抗议美帝国主义攘夺我杭宁铁路的筑路权；反对日本正金银行、沙俄道胜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及其他外商银行在我国境内擅自发行货币；反对意大利福公司勾结杭州劣绅高尔伊和买办知识分子，侵占我浙江省衢严温处等四府矿权；指责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掩护他们的侵略活动，“以上帝为其杀人戮人之前导”；对这一时期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蚕食鲸吞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孙中山用“逸仙”这一笔名在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江苏》第六期上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驳斥了日本政客所叫嚣的，伙同帝国主义列强，“保全”清朝政府，“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严正地指出：清朝卖国政府，“无可保全之理”；伟大的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绝“无分割之势”。警告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的事情不劳你们代庖，也绝不容你们入侵，你们倘敢启衅，中国人民唯有“以死抗之”，绝不会和你们善罢甘休。

随着揭露批判外国侵略者的文章的增多，“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也开始在刊物上频繁出现。《湖北学生界》第三期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游学译编》第五期的《列强在支那之铁道政策跋》、《江苏》第六期的《新政府之建设》、《浙江潮》第六期的《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文，都提到“帝国主义”(有时写成“民族帝国主义”或“帝国侵略主义”)，并且作了分析。《浙江潮》第六期“附录”栏所载的《新名词释义》，还专门对“帝国主义”(Im perialism)一词作过解释。这些分析和解释，都突出地强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性，把帝国主义简释为“侵略主义”、“膨胀主义”、“扩张版图主义”，表述了“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的特征。

这些刊物对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所流露的激愤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这一点在当时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们的宣传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谴责和警告阶段，没有提出反帝口号，没有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解释。它们所恃为抵制帝国主义力量的，仅仅是“中等社会”的少数几个青年学生，看不见广大工农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对义和团的那种“万死而不辞”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它们是赞美的，但是并不对参加义和团的广大的工农群众寄予任何希望。而它们曾经寄予希望，用很大的篇幅进行连续报道的军国民教育会和拒俄义勇队，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动摇，刚受到一点挫折，就烟消云散了。

其次是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反满革命宣传。在一个时期内，“报以不言革命为耻”(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章太炎《革命军序》)，民族民主革命的鼓动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些刊物的激烈的反满革命宣传，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它们痛斥清朝统治者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等无耻谰言。痛恨清朝政府的“不知保守满洲故土，拱手让人，对乃宗乃祖既为不肖之子孙，又欲借花献佛，割我土地，求媚外人”(《江苏》第四期《德使要求》)。指责清朝政府的“甘心为外人之傀儡而不辞”(《湖北学生界》第三期《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攻击清朝政府的“枢府重臣”，都是一伙“甘於弃地，日就削亡”，和“忘本性昧天良的汉奸”(《江苏》第六期《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与此同时，它们还普遍联系清朝政府虐民卖国，镇压爱国运动，和以“名为拒俄，其实革命”之类的诬词对留日学生进行迫害等事实，激愤地指出：“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於满洲者惧矣。”它们认为“就情势论之，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江苏》第四期《革命岂可免乎》)。最后的结论是：“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未由。”(《江苏》第五、六期《新政府之建设》)很明显，它们是从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亲身体验出发，迅速地从爱国转到反满革命的立场上来的。这一轨迹在《江苏》的言论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江苏》第四期所刊陈去病用季子笔名所写的《革命岂可免乎》，是标志着这一转折的重要文章。

以对清朝政府媚外残民的谴责为突破口，顷刻间，在这些刊物当中掀起了一场叫恣肆披靡横前的反满革命怒潮。在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民族牢狱下压抑已久的民族民主革命激情，像决了口的江河一样奔涌而出。1903年5月以前，这些刊物一般地还把清政府称为“满政府”，把清政府的殿阁学士和封疆大员称为“政府诸公”。这以后，就由“满奴”、“蛮族”逐渐升级到蔑称为“豚尾奴”、“满洲贱种”，极尽丑诋之能事。1903年5月以前，这些刊物还用清朝的帝号纪年。这以后，不少刊物开始采用“黄帝诞生四千六百零一年”和公元1903年并列的办法纪年。同时在刊物上出现了大量的旨在激发汉族民族感情的图片、传记、诗词和文献资料。《江苏》从第三期起，刊载了《黄帝像》、《为民族流血史公可法像》、《明孝陵图》、《中国郑成功大破清兵图》，介绍台湾人民和太平天国军民抗清历史的《台湾三百年史》、《新国史略》，历史上抗清人物的传记《郑成功传》、《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及记述明末遗老及死难诸臣行状及绝命词的有关文献史料。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中的名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和清末文字狱中的禁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也作为补白，在刊物上刊出。《浙江潮》从第六期起，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人物张煌言的遗像，禹陵、禹庙、岳坟的图片，和张煌言的《北征录》及《张煌言集》中的一些诗文。《湖北学生界》除了在“学说”、“历史”栏刊载《黄黎洲》、《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等文外，第五期还添印了一册由窦燕石担任主编的名为《旧学》的增刊。增刊的封底题有《文选》集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其中编选了宋明爱国军事政治家和诗人岳飞、文天祥、陈亮、夏完淳和明末遗老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所作的反抗异族侵略和元清统治者的诗文，以及从《荆驼野史》等野史中辑录出来的有关清军屠戮关内居民和明末抗清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共一百零五篇，是辛亥革命时期这方面文字的一个最集中的汇编，是刊物的编者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东京等地的图书馆里抄录出来的。《湖北学生界》改名《汉声》以后，也在“词薮”、“杂俎”等栏刊载了许多有关郑成功、史可法、朱舜水等明末抗清人物的诗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这些刊物一个时期内的最流行的口号。这些激烈的反满文字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清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痛恨，对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一定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狭隘的种族偏见，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复仇主义情绪，有其消极方面的影响，它有损于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特别是满汉民族间的团结。

这些刊物并不满足于让读者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此为触媒，把读者吸引到革命方面来。随着怀旧思古的反满诗文传记材料的增多，鼓吹革命的言论，也洋溢于版面。1903年5月以前，这些刊物还只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谈政体“新胜而旧败”(《江苏》第一期《政体进化论》)的规律，谈“合同种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浙江潮》第一期《民族主义论》)的可能性，谈它们对理想中的“幸福之范围广被于多数人”的“最胜”政体的憧憬和向往。隐约地表示了革命的愿望，还没有公开地亮出革命旗号，大张旗鼓地宣传它。这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革命成了刊物上最常见的词汇。一些论说文章公开号召“我国民不可不秣马厉兵，以与满政府宣战”(《浙江潮》第七期《沈荩之惨戮》)，公开宣传推翻清政府的急迫性。所谓的“劳矣哉建设新政府！耻矣哉不建设新政府！”“急矣哉建设新政府！危矣哉不建设新政府！”(《江苏》第六期《新政府之建设》)真有点情见乎辞。文苑、小说等栏也刊载了大量类似《革命军击节》、《革命军传奇》这样的题目的诗词传奇作品。“笔笔铁血血茫洋，行行字字滴鲜血”(《江苏》第五期黄宗仰诗)，沸腾着作者们的反满革命激情。

在宣传反满革命的同时，这些刊物还向它们的读者们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江苏》第四期的《露西亚虚无党》、第五至第六期的《新政府之建设》、《浙江潮》第三至第七期的《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第九期的《十九世纪时欧西之泰东思想》、《直说》第二期的《权利篇》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文章。这些文章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库中取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口号，批判了封建君权思想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论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提出了粉碎封建国家机器，建立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主张。按照它们的描绘，理想中的民主政体应该是：“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一国大多数之平民莫不享有公权，法律之外无论何人均不得而剥夺之，而人之天赋权利能得以保存不失。”(《江苏》《新政府之建设》)这是一曲被美化了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赞歌。它鼓舞了人心，激励了斗志，对封建专制制度也作了批判，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方面的意义的。但是，这些文章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它们只局限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高统治者“独夫民贼”即封建君主进行指责，还没有把这种指责和支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部政治力量联系起来，从而放过了一个最根本的敌人，即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要支柱的封建地主阶级。当时，在这些刊物中，非打倒清朝政府不能救中国，这一点是认识一致了，至于打倒清朝政府之后，需要一个什么形式的国家和什么样的政体，则只有个别作者在个别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初步设想，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

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也是这些刊物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攻击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攻击了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封建道德观念，攻击了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的儒家学说，攻击了禁锢妇女阻碍妇女解放的封建父权、夫权思想。由于有女留学生参加执笔，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现身说法鼓吹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湖北学生界》上的《支那女权愤言》(楚北英雌作)、《支那女子之爱国心》(未署撰人)、《江苏》上的《劝女子留学说》(陈彦安作)、《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 (胡彬作)、《兴女学以复女权说》(方君笄作)、《论中国女子之前途》(忆琴作)、《敬告我同胞姊妹》(何香凝作)，以及《浙江潮》上的《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等。为了支持这方面的宣传，《江苏》一度辟有“女学文丛”、“女学论文”专栏，《湖北学生界》还辑有关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解放情况的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都极力提倡男女平等，鼓吹妇女和男子有同等的参政权利，鼓励妇女投入现实的革命斗争，“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前引何香凝文)。和戊戌时期的戒缠足兴女学等主张比较起来，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些刊物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例如它们只批评儒家思想，不敢丝毫触动儒家的祖师爷孔圣人。在宣传反封建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一些封建思想的糟粕，如鼓吹中国妇女要“以爱家族者爱国家；以敬夫者敬君主”(《湖北学生界》第三期《支那女子之爱国心》)之类。

既要革命，就不能再走维新变法的老路。因此，在激烈宣传反满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这些刊物很自然地也对在当时还有很大影响的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潮展开了批判。在《游学译编》的《与邑人书》(第八期，魏肇文作)、《浙江潮》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第八、九期，飞生作)、《江苏》的《中国立宪问题》(第六期，亚卢作)等论说文章和一些不署名的时事短评中，这些刊物揭露了清朝政府推行“维新”、“新政”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批判了国内保皇党分子大搞“议政”、“归政”的种种活动。嘲笑保皇和君主立宪派的那一套保皇谬论，是“形同妇妾”的“柔声缓语”；他们的一整套“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等关于“新民”的理论，是“倒果为因”、“万不可通”的邪说；他们的关于君主立宪的鼓吹，不过是“睡梦之呓语”和“空花之幻影”。号召知识分子读者，摆脱他们的束缚，摒弃“温和”的、“改革”的道路，选择“破坏”的、“革命”的道路，和保皇及立宪派实行彻底的决裂。它们鼓动说，与其做康梁的追随者，为他们殉葬，“何如为革命党之骁将乎？”(《江苏》第四期“国内时评”)“革命死，立宪亦死。等是死也，与其求自由不得而死，曷若争自由不得而死。与其空言立宪而终不免于一死，曷若实行革命而或不至于徒死。宁为革命鬼，毋为立宪狐！”(《江苏》第六期“国内时评”)这种酣畅淋漓声容激壮的文字，在此前的革命派报刊中还是不多见的。

1903年前后，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新的高涨，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各大城市都发生了有组织的更加坚决持久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农民开始向地主夺取土地，和前来镇压的沙皇军队展开面对面的战斗。学生反政府的运动也有所加强。俄国革命日益成熟，俄国人民正在挺身而起和沙皇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形势对处在民主革命运动前哨的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革命报刊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情。

正如后来毛泽东所分析的，“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也正因为这样，作为革命派的舆论机关，留日学生主办的这些刊物，对俄国的革命运动始终寄予高度的同情，给以热情的支持。它们很早就对俄国革命的历史作过介绍。《浙江潮》第四期的《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一文，介绍了从民粹派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沙皇作斗争的历史。《江苏》第二期的《俄人之自由思想》一文，则着重介绍了1895年以来俄国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对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活动，和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经过及其早期活动的情况，都作了简单的介绍。称赞它“范围之广，势力之大，出于意表，政府虽出而与抗，然终不能灭也”。只是囿于见闻，它们还闹不清楚民意党人、虚无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笼统地一概地称之为“民党”。1903年夏，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它们又都通过各种方式及时地向读者作了报道。《湖北学生界》第四期的《俄国学生大冲突》，《江苏》第六期的《报！报！！报！！！俄罗斯南部之暴动》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篇。从这些报道和相继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它们从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首先是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专制政体者，侵害国民之公益，剥削国民之权利之利斧也。故人生当文明之世，公理既明，权利之观念既强，未有不求去专制政体者也。”(《江苏》第四期《露西亚虚无党》)俄国的革命证明了专制国家的人民起来造政府的反，“演革命之活剧，倒专制旧政体，建共和新政体”是必然的趋势。俄国人民已经这样干了。“呜呼斯拉夫民族真好男儿，真不愧为伟大之人民！”和俄国人民一样“同一专制政体之国”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要这样干。否则，“吾四百兆同胞对之不羞死也”(《江苏》第六期“外国时评”)。其次是看到了革命必须采用暴力手段，必须以“争”而不以“求”。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展，乃是俄国人民“善于暴动！善于杀官吏！杀君主！！杀外族！！！”(同上)的结果。“故其民若不合群合力绞其颈血心血以与君主相搏战者，则君主断不肯割弃其特权三揖三让，拱手以畀之于人民，此必然之势也”(《浙江潮》第四期《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再次是看到了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俄国革命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一呼而响应者有六十余万人之众”，而且“乎有倾倒专制政府之势者”(《江苏》第三期“内国时评”)，乃是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结果。“无团结力之暴动，野蛮暴动也，虽日日暴动无效也……盖天下事未有无团结力而可以成者也，是故欲言暴动则不可不言团结，俄罗斯之暴动有团结力之暴动也……是可为我民族法者也。”(《江苏》第六期“外国时评”)这些都说明，它们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的借鉴。这种借鉴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革命的道路，开展和保皇派的斗争，实行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和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建立，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出于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在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刊物上开始出现了介绍和讨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文字。《江苏》第五期刊出的署名壮游写的社说《国民新灵魂》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提到了“上中二等社会”对“佃农及一切下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提到了“共产均贫之说”。把利用资本进行剥削，“闭门高坐，如第二之君主”的人，诋为“助独夫民贼以流祸”的“奴畜之类”。把“共产均贫之说”颂为“人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的学说。宣称要用这种学说“铸我国民之魂”，并且准备“先献身破产，铲平阶级，以为国民倡”。作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但是这种探索、追求和皈依真理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它证明了斯大林所说的这样一个观点：“在学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斯大林全集》第一卷19页)

1901年至1904年之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渐趋尖锐。南洋、美洲等地两派组织为争夺群众争夺舆论阵地而进行的斗争，逐渐达到白热的程度。这一情况在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中也有反映：在一些刊物的编辑部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革命与保皇两条路线的斗争。例如《浙江潮》，筹备创刊时就有所谓命名之争。“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浙江潮》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2页)结果是革命派胜利了。这是第一个回合。此后，在稿件的增删取舍上也还时有斗争。即如第一期论说《公私篇》中的以下一段文字：

今其公天下！今其公天下！法兰西之革命，其公也；美利坚之独立也，其公也。彼其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公共财物，而非敢攫之扃之，则天下人亦时出其财若物， 以与君一人共享其乐利。若是者其国昌，其民强，其君亦与民同体而无害，而不然者则否。

大约是因为过于明显地唐突了私天下的君主吧，第二、第三次印刷时，就被某些编辑人擅自删掉。这一次似乎又是“温和的一派”占了上风。这样的斗争贯穿于这个刊物的始终。其他刊物也有类似的情况。寄刊于《清议报》篱下的《开智录》，就是因为发表了“叛逆”的言论而被逐出门墙的。从一时的情况看，两派互有消长。但从总的趋势看，则是激进的革命的一派日益壮大，温和的保皇的一派日渐于消亡。其结果是营垒越来越分明，混迹于这些刊物编辑中的右翼分子如蒋智由、雷奋、杨廷栋、王

芳等，分化了出来，

退出了编辑部，公开投入保皇派的怀抱。而其中的激进分子如秦力山、郑贯公、孙翼中、戢翼

、陈去病等则坚持革命方向，使刊物的革命色彩越来越

强烈，成为革命派手中的有力的舆论阵地。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对国内外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日本，在这些刊物出版以前，几万华侨当中，“附和排满革命之说者，祗得百数十人” (1935年上海三民图书公司版《中山全书》第一册7页)，刊物出版以后不到两三年，形势顿然改观，不言革命的人反而成为少数。在国内，这些刊物经过革命党人的秘密输送散发，在青年学生和会党中都曾经广为流传。《浙江潮》被送到湖南长沙周南女校以后，经徐特立、朱剑凡等教师一宣传，“革命思想的浪潮即刻就泛滥起来，冲动了整个学校”(周世钊：《我们的师表》14页)。传到会党手中的那一部分，也对他们的反清起义斗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光复会在浙江地区的革命武装甚至有意识地把《浙江潮》的刊名嵌入“黄河源溯浙江潮”的诗句，作为光复军各级指挥人的表记。其他刊物在国内各地，特别是在有关省份内的影响，也大抵类此。它们在内地出版革命报刊还有困难的时期，和革命派在南洋、美洲、香港、澳门和国内外国租界地区出版的报刊一道，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