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保皇党在海外的办报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受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其他维新派报刊的主笔，也被指为“斯文败类”，遭到“访拿”，维新派在国内的舆论阵地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报刊宣传活动并没有中断。没有多久，他们就又在国外开辟了新的阵地。在政变后到1905年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维新派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都办有自己的报纸。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随后又在南洋、欧、美、澳等地设立了近一百七十多个分支机构，这些报纸又自动地转隶于各地的保皇会，成为保皇党的言论机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先后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12月23日(阴历十一月十一日)，旬刊，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用连史纸印刷，按线装书的款式装订，每期三十至四十页，三万余字。经费有三个方面的来源：英籍旅日侨商冯镜如和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投资；梁启超逃亡时带出的“赤金二百两”；黄遵宪等人的捐款。由冯镜如担任名义上的发行兼编辑人，每期发行约四千份。这个报纸的出版，得到了日本官方的支持。筹备期间，梁启超的“一切起居饮食，皆由日本国家所供给，未尝自用一钱”(梁启超：《与蕙仙夫人书》，1898年12月10日由横滨大同学校发)。报纸出版后，在清廷严令禁阅的情况下，仍能经日本当局的协助，寄递至中国，并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内的日本洋行，传送于内地。《清议报》在“叙例”中所揭橥的“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和“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等宗旨，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它和日本当局的这种不寻常的关系。

《清议报》的实际主编人是梁启超。在1898至1901年的三年内，他除了中间有半年多的时间在檀香山，半年多的时间在澳大利亚，从事保皇会的组织发展活动；又有个把月的时间奔走于上海、新加坡之间，从事自立军的“勤王”活动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横滨主持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他以哀时客、任公、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定远等笔名，为《清议报》写作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尊皇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少年中国说》、《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三十一篇评论文章，《戊戌政变记》、《中国近十年史论》等专著，《饮冰室自由书》、《汗漫录》等专栏作品，和散见于“诗界潮音集”、“文苑”等栏的大量诗词韵文。他是这个报纸的主要执笔人。1900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自励》二首，其二云：“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俨然以国人的“百世师”自居。协助梁启超担任编辑工作的，是麦孟华和欧榘甲。这两个人都是从强学会时代起就参加办报活动的老手。由梁启超和他们两个人合作组成的这个班子，是康梁等人恢复办报活动以后所能够拿出的力量最强的班子。梁启超不在报社期间，报纸的编辑业务，主要由麦孟华负责。此外，转入革命阵营以前的秦力山、郑贯公，也曾经一度担任《清议报》的助理编辑。

《清议报》所标榜的宗旨，除了前引的有关中日关系的那两条外，还有以下几项：“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叙例》)和“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等(《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本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但是，作为保皇党的喉舌，它所致力宣传的，首先还是保皇。“毋忘今上圣德”，和反“废立”的宣传，成为它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中心内容。《清议报》初创时，光绪刚刚被囚，报纸从第一期起就提出了反“废立”的口号，呼吁“海内臣子”警惕慈禧以训政为名，行废立篡位之实。欧榘甲的《明义篇》(刊第8 期)等文更从“训政悖经义”、“妇人无外事”；“皇上为君，不得以臣废之”；“皇上之位受之祖宗，非可私与私夺”等几个方面，以封建纲常名教为依据，极论废立之非“法”。1900年1月24日慈禧矫诏立端王载漪子溥为大阿哥，《清议报》认为这是实行“废立”的新信号，又气急败坏地出来反对。它咬牙切齿地咒骂慈禧及其党羽为“逆后贼臣”，把他们的“立储”说成是一个大阴谋，斥责他们“豺狼枭獍，抑何肺肠”，扬言“万一有变……虽流尽我东南十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亦决不辞”(《书十二月二十四日伪上谕后》)。对后党官僚荣禄、刚毅等人的顽固腐败，和慈禧的贪婪凶残，“不惜掷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以易其颐和咫尺之地”(《论刚毅筹款事》)等丑行，也作了尽情的揭露。真有点“热血在腔，随笔坌涌”的样子。《清议报》的这些宣传，和国内经元善等人发起的“谏立嗣”活动相呼应，形成了一股舆论力量，使后党在废立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但也因此遭到后党的忌恨，成为禁报，不准在国内流传。

其次是关于君主立宪的宣传。《清议报》虽然激烈地攻击了“逆后贼臣”，但是并不“排斥满清”。它慈禧可以骂，荣禄、刚毅、李鸿章可以骂，官吏的贪污腐败、政治的黑暗、民族的危机、人民的疾苦可以暴露，但是大清帝国和作为帝国象征的皇帝不能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能骂。不但不能骂，而且还要极力地加以维护。它鼓吹君主立宪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强调当前的要图是救出“舍位忘身而变法”的光绪皇帝，一旦皇帝被救了出来，重掌权柄，就应该立即下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国，实行君主立宪。它也提倡“民权”，和所谓的“天赋自由之权”，初步地介绍了伯伦知理、霍布士、斯宾诺莎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国家社会的学说，以“牖新知”。对“逆后贼臣”们的压抑“民权”，也作过抨击。但是，它所要求的并不是真正的“民权”，而是“绅权”，即在“圣明之君”的恩赐下，开放给地主资产阶级个别代表人物的一点点参政之权。它也谈变革，也谈破坏。但它所主张的变革，是渐变，而不是突变。它所主张的破坏，是用“人为的”可以控制的小“破坏”，来代替“自然的”难以控制的大“破坏”。其目的都在于用局部的改革来代替革命。因为在它看来，革命是不可行的：“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而且也是不足取的：“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在《清议报》的宣传手法上，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不太一致。梁启超主张迎合时代潮流，以时髦的外衣为掩护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时而谈“民权”，时而谈“自由”，时而谈“破坏”，时而谈“变革”。为了做到无保皇之名有保皇之实，以便影响更多的读者，他甚至主张《清议报》暂时“不登保皇会文字”(《致徐勤书》1900年4月1日)，以免拥君的色彩过于强烈，引起反感。康有为的主张和梁启超的完全相反，他死守保皇界线，不越雷池一步，反对在《清议报》上发表任何激烈言论，使用任何稍涉激烈的词汇。凡属“革命”、“民权”、“自由”、“独立”、“自主”等之类的名词，他都禁止在报上刊载。欧榘甲在《中国历代革命说略》一文中介绍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史事，他很不高兴。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等文中谈论了“民权”，他很不赞成。连梁启超的那个题为“饮冰室自由书”的专栏，因为用了“自由”两个字，也遭到他的反对。罗孝高翻译的日人柴四郎写的小说《佳人奇遇记》，因为有“支那革命志士谋颠覆满清”的一段描写，他“严令删改”。谭嗣同的《仁学》因为有激烈的反满和批判君权的言论，他“遽命撕毁重印”。这部只有五万字的论文，由于他的干涉，两次被抽，从《清议报》的第二期刊起，断断续续地登到第一百期，历时三载，才勉强刊完。主持发稿工作的梁启超还因此受到他的警告。康梁的做法虽然不一致，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保皇和推行他们的那一套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比较起来，梁启超的做法更为隐蔽，更讲究策略。正是因为有这些障人耳目的宣传，才使得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不少革命派领导人受到蒙蔽，直到1900年前后，还和康梁们进行谈判，期待他们能够在革命的基础上实行合作，对他们抱有幻想，使不少地区的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受到严重损失。

在编辑业务上，《清议报》借鉴了日本杂志的一些作法，除“本馆论说”、“时论译录”、“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等传统的栏目外，增加了“政治学谭”、“汗漫录”、“闻戒录”、“猛省录”等许多新的栏目，发表专论和短评。诗词小说之类的作品，也设有专门栏目，附于报末，为它所联系的作者群，提供园地，报纸的版面比《时务报》时期为活跃。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这一期改为特大号，发表了梁启超写的《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等纪念性文章。特大号刚刚出版，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就遇到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原来的保险单上没有把经理人的姓名写准确，承保的外国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因此停刊。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上距《清议报》的停刊仅一个多月，出版地点仍在横滨。它每半月发行一期(从第二年以后，就不大按期出版，有时两三个月才出一期)，用白报纸印刷，每期约五万字，四十至一百页不等。开办费一万元，由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梁启超等分头向旅日侨商筹措，即以冯紫珊为名义上的发行人。《新民丛报》一出版就很畅销，创刊号印至四次，以后各期也“皆须补印”，机器“每夜皆开至三、四点钟且犹不及”(梁启超《与康南海书》)。创刊不久就发行至五千份，最高发行数达一万四千份，除日本外，在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和国外的朝鲜、越南、暹罗、澳洲、檀香山、美国、加拿大等地，香港地区，都设有销售处，成为这一时期保皇党人手中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新民丛报》的实际主编人和主要撰稿人仍然是梁启超。在1905年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梁启超除了1903年1至10月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去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1904年1至3月为开保皇大会事去了一趟香港，累计有大约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不在日本外，其余的时间都在横滨主持这个报纸的编撰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饮冰子”等笔名为《新民丛报》撰写了《新民说》、《新民议》、《敬告我同业诸君》、《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敬告我国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大量的政论文章、知识性文章和不署名的时事评论文章，是写作最勤最多的一人。刚创刊的那一段时期，编辑部内的人手较少，《新民丛报》一度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当时，他每晚到保皇党人掌握的大同学校讲中国历史，白天在山下町《新民丛报》编辑部的三楼上写文章，“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与夫子大人书》)，一个人担任全部编辑工作还觉得“尚有余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254页)，这是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写稿最多，名声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以后人力有所调整，先后协助梁启超担任编辑工作的有蒋智由、韩文举、麦孟华、马君武、罗孝高和蒋百里等人，经常撰稿的，除编辑人员外，还有狄平子、周宏业、张东荪、蔡锷、徐佛苏、黄遵宪等人。在以上这些人当中，蒋智由、黄遵宪和梁启超的关系最为密切。蒋智由字惺斋，号观云，诸暨人，光绪间举人，能诗善文。1902年在上海曾参加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一度倾向革命。脍炙人口的《卢骚》诗，“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就是他这时的作品。到日本后，开始还参加一些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后来思想逐步退步，成为康梁的追随者。在《新民丛报》工作期间，他先后写作了《中国兴亡问题论》、《极东问题之满洲问题》、《中国人种考》、《华年阁杂谈》等评论文和杂文，为保皇和立宪运动大造舆论。梁启超游美期间，他和马君武代理主编工作，后来又参加其他保皇派报刊的编辑工作，成为保皇派报刊活动的重要骨干和梁启超在宣传方面的得力助手。黄遵宪当时已经回到广东梅县老家，但他始终关心着《新民丛报》的出版。在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到1905年3月他逝世这三年多时间内，他和梁启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并先后以“东海公”、“水苍雁红馆主人”、“法时尚任斋主人”、“人境庐主人”等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许多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和实践他的“诗界革命”的创作主张，提倡“我手写我口”的一些有影响的诗歌作品。他在通信中，经常对《新民丛报》的工作有所议论，既有同党之间的那种吹捧揄扬，也有一些拳拳恳恳的批评建议。梁启超对这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同道前辈的意见，还是十分尊重的。

《新民丛报》所着重宣传的仍然是保皇和立宪。在自立军“勤王”失败，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新民丛报》越来越明显地把它的主要矛头指向革命。对后党还有宿怨，但是《清议报》时期口口“逆后贼臣”的那些个“灌夫骂坐之语”，已经收起。“逆后”被重新尊为“西后”、“太后”或“圣母”，有时和光绪一道合称为“两宫”。“贼臣”如荣禄之流，也被改尊为“相国”。帝后之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革命成了他们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

和革命派的主张针锋相对，《新民丛报》认为“导中国进步当以渐”(《章程》)，“渐”的渠道，在“教育”，在“开民智”，在“新民”。“新民”出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有教育人民使之日新又新的意思，这也正是《新民丛报》命名的用意所在。革命是不行的，只有用教育和开民智的手段改造人民的素质，达到“新民”的目的，才是“中国第一急务”。这就是《新民丛报》宣传的中心思想。

由梁启超执笔，从创刊号起连载数十期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中心思想。这篇评论文章对中国的形势作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析。在它看来，中国之所以日即于衰弱，和时时处于挨打状态，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清朝政府的黑暗腐败，而是由于“我国民”的“衰败堕落”，和国民的缺少公德、私德、国家思想、义务思想、权利思想，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因此，中国人民要想富强，要想改变现状救亡图存，不能“责人”，只能“责己”；不必革清朝政府的命，而应该首先革自己的命，革落后的精神状态的命。既然只是革精神状态的命，那么只要采取教育和开民智等温和的手段就行了，暴力的流血的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不但不必要，而且要加以反对。因为照它看来，革命只不过是一种“自乱”和“瞎闹”，“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新民说》第十八节《论私德》)。《新民说》正是用这种被扭曲了的论证，把读者引进保皇立宪的迷阵，以达到它反对革命的目的的。作为“我国民衰败堕落”的反衬，《新民说》还极力宣扬帝国主义的种族优秀论。它认为“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叙论》)。这种谬论不仅为帝国主义奴役、压迫、掠夺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暴行开脱了罪责，而且在读者当中灌输了自卑自馁和崇外媚外的思想。胡适对此就很赞赏，他回忆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四十自述》104页)。很明显，他的那些认为中华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论学近著》638—639页)的种种说法，是从《新民丛报》的这些论述当中，得到过启示的。

《新民丛报》

既然要“新民”，要进行“开民智”的教育，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的介绍就自然地成为报纸宣传的重要内容。《新民丛报》关于各种新知的介绍，方面很广，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法律、历史、地理、宗教、实业到文学、科学，无所不包。被专文介绍过的西方学者就有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边沁、颉德、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弥勒约翰、圣西门、伯伦知理等十几人之多。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著作，现代资产阶级的专门著作，乃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观点，都被捆载而来，生吞活剥地向读者作过介绍。从数量上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当然，这些有强烈知识性色彩的介绍文章，在当时，都是为保皇党人的政治服务的。它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浸透着介绍者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刚刚介绍完卢梭的“民约论”，就立即申明，“此说万不能实现者也”。刚刚介绍完孟德斯鸠的资产阶级政府的三权分立说，就立即表示，“此说亦万不能实现者也”。在介绍完伯伦知理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的学说之后，就立即插入议论说，“专制君主之权，流弊虽多，而犹可以成国，专制国民之权，直取已成之国而涣之耳”，公开地宣传君主比民主好。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一方面又宣传这种主义“久已为生计学者所驳倒，尽人而知其非”；“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犹未必能行之”；因此中国仍然只能“酌采社会改良主义”。可见，《新民丛报》是站在保皇派和后来的立宪派的立场，抱着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来介绍这些主义的。

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新民丛报》也没有忘了从“中学”的武库中，拾取一些陈旧的思想武器，挥舞起来，为保皇派的政治服务。维护君权的孔子首先受到了它的尊崇。它不仅刊出孔子的画像，用孔子的生年纪年，而且尊孔教为国教，鼓吹“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其目的在于用孔学中的一些封建的说教来抵制革命的思想，遏止革命的洪流。此外，孟子的“太平大同之微言”，管子的法治思想，商鞅、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等等，也被它披上了时髦的资产阶级的新装，借这些古人的口，来宣传政治改革的道理，证明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宣传君主立宪，只是《新民丛报》宣传上的一手，也是它主要的一手。此外，它还有另一手，即假革命的一手。在《新民丛报》创刊后的头几年，这种假革命的宣传和保皇与君主立宪的宣传是交替使用并行不悖的。《新民丛报》的作者，特别是梁启超，是很善于用假革命的外衣，来掩盖其主张保皇和君主立宪的实质的。这一点，在《清议报》上已经有所表现，在《新民丛报》上则表现得更为充分。他们谈自由，谈平等，谈民权，谈变革，谈革命，谈暗杀，谈暴动，谈破坏。谈到激烈的时候，甚至于扬言要“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新民说·论进步》)，大有解衣揎袖，拔山扛鼎之慨。他们的这种披着激进外衣的宣传，在当时确曾蛊惑蒙蔽过不少读者。其实他们的“革命”只是摆在嘴上说说，是并不准备实行的。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皈依革命”，却从来没有真正地信仰过，相反的倒是把它当作洪水猛兽般地诅咒过。他们之所以“焦舌秃笔”地谈论这些东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目的。一个是唱高调，抢旗帜，哗众取宠。进入20世纪以后，民族民主革命的潮流已有沛然莫御之势，“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只有举起这面旗帜，才能号召群众，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他们之所以昌言民权、昌言革命，正是为了抢夺这面旗帜，争取舆论同情，和革命派争群众，以阻挠民主革命的发展。“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同上)这是梁启超向康有为解释这种作法的必要性时，私下讲的一段话。它最好不过地描述了他们一伙对革命的口是心非无可奈何的惶遽心理。另一个则是威胁和恫吓清廷及封建顽固势力，迫使后者接受他们的主张。下面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述了他们的这一思想：(www.daowen.com)

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原文夹注：如欲其习甲，则当先骇之以乙，继骇之以丙，然后其所习者，适在甲。当其骇乙时，骇乙者十之七，而骇甲者犹十之三，及骇之以丙，则彼将以十之七骇丙，以十之三骇乙，而甲已成为习矣)。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故业报馆者，而果有爱国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顾忌。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倡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过令后之人笑我为无识，訾我为偏激而已。笑我訾我，我何伤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则既已达矣。(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刊1902年《新民丛报》)

这真是一篇绝妙的自供状。原来“暗杀”也好，“革命”也好，“民权”也好，都不过是他们藉以“骇”人的手段。根据他们的那个“骇之以丙，然后其所习者适在甲”的公式，所“骇”者是革命，“所习者”或“所实行者”适在保皇和立宪。以假革命的宣传，达到真保皇和真立宪的效果，这才是他们昌言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新民丛报》的编者们看来，渐进的政治改革的宣传，和激烈的假革命的宣传，是他们宣传上的两手，这两手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他们的保皇和立宪的政治服务。

1903年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革命派开始了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民主革命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保皇和立宪的道路则为更多的人所反对。《新民丛报》感觉到了这一危险，不敢再玩火了，假革命的宣传开始有所收敛。这一年的十月，梁启超从美国回到日本，陆续在《新民丛报》发表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私德》、《论俄罗斯虚无党》、《敬告我国民》、《新大陆游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表明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吾由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新民丛报》三十八至三十九期合刊)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合众国，俄国是一个沙皇统治下的军事封建帝国。去了一趟美国，作了一番比较，在政体上他决定选择俄国的模式。第二，“后膛枪出而革命迹绝”(《新民丛报》四十至四十一期合刊)。政府手里掌握有新式锐利武器，能够镇压革命，革命一方处于劣势，绝无成功希望。第三，从历史的分析上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因此，他慨叹说：“吾于共和何求哉！……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新民丛报》三十八至三十九期合刊)这是表示从此不再谈革命了，即使仅仅是一副外衣，也不准备再披了。就这样，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开始对革命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只搞反革命的一手，不再搞假革命的两手了。到了1903年下半年，在一些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新民丛报》已经成了“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烈祖之文谟武烈，称讼不遑，圣主之厚泽深仁，感戴无已”(《江苏》第六期“内国时评”)的，“所谓极纯正极驯谨之立宪主义”(同上)的喉舌了。

《新民丛报》的印刷比《清议报》为精美，封面有套色，文字前有图画和照片插页，纸张和装订都更接近于现代的一般杂志。编辑上除了《清议报》已有的那些外，还增设了“学术”、“绍介新著”、“问答”、“饮冰室师友论学笺”等栏目。前两项是为了介绍和传播所谓的新知；后两项是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有关政治时事、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和便于同道之间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探讨，加强了报纸和知识分子读者的联系，广泛地扩大了影响。

在梁启超的主持下，《清议报》和这一时期的《新民丛报》变化多端，“愈出愈奇”(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为资产阶级保皇、立宪派的政治活动，作了充分的舆论上的鼓吹，干扰了民主革命的过程。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某些宣传，在客观上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它们对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的剖析，和对以慈禧为首的“逆后贼臣”们的卖国活动的揭露，激发了读者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怒，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们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学说，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增长了读者的见识，给读者提供了思想上的养料，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它们所宣传的勇敢进取精神，在青年读者当中也起了有益的影响。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在它们的保皇的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以前，它们——特别是《新民丛报》的出版，在读者当中曾经受到过十分热烈的欢迎。不少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年轻时代都曾经是它们的热心的读者。在湘阴东山小学学习时期的青年毛泽东，曾经把早期出版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斯诺：《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启明版中译本115页)。正在四川威远求学的吴玉章(永珊)，也“非常爱读它们”(《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刊《中国青年》1961年十八期)。在上海南洋公学中学部学习时期的邹韬奋，则是“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经历》6页)。不少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战士如朱执信、柳亚子等，也曾经从它们那里汲取过营养。在革命书报尚未大量发行，内地还缺少革命宣传品的情况下，湖北等地的日知会等革命组织和一些革命的书报社，还曾经把《新民丛报》介绍给它们所联系的群众，作为促使他们进步的启蒙读物。以上这些情况，再加上有些新式学堂把《新民丛报》“学说”栏的一些文章列为教材；废除八股考试策论以后，一些参加科举的生员又把《清议报》、《新民丛报》当成他们应付考试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致使这两个报纸，特别是《新民丛报》，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国内最畅销的报纸。

在写作上，《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充分地发挥了“时务文体”特有的“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等特点，而且运用得更为纯熟。由《时务报》开其端绪的“时务文体”，发展到《新民丛报》时期才蔚成风气。“时务文体”因此也被称为“新民文体”。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和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同一作者的《论进步》、《论自由》、《奴隶与盗贼》、《济济多士》等文，就是这一时期的“时务文体”的代表作。这些文章都写得恣肆奔放，酣畅淋漓，笔力豪健，文辞滂沛。其中有的文章写得很有激情，如《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段：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更是笔足墨饱，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时务报》时期比较起来，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写得更为舒展自如，也更长于技巧。正如郭沫若后来所分析的，“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能摆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地发挥尽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文学革命之回顾》，原载1930年神州版《文艺讲座》第一册)。

除《清议报》、《新民丛报》外，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一时期在海外创办的报纸，还有《天南新报》(新加坡)、《新中国报》(檀香山)、《文兴日报》、《世界日报》、《金港日报》(旧金山)、《益友新报》(马尼拉)等。

《天南新报》创刊于1899年5月17日，是康有为、梁启超、欧榘甲、徐勤、汤觉顿等人协助新加坡的保皇党分子创办起来的。经费得自当地侨商的资助。“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革命逸史》四集145页)，“英属各埠华侨，从之者大不乏人”(同上，初集170页)。1900年自立军勤王之后，这个报纸曾发起募捐，以为支援。《新中国报》创刊于1900年4月19日，报头下印有“夏威夷第一”等字样，主要“流行於高、中两等社会”(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卷下，21页)，梁启超是这个报纸的第一任主笔。梁返日后，由黄绍纯承乏。此后相继主持笔政的有陈宣庵、黎大年、梁文卿、陈文谷、黄显操、李启辉、李大明等人。极力鼓吹保皇立宪。《文兴日报》创刊于1899年，徐勤、梁启田等人担任主编。欧榘甲也一度担任过它的编辑工作。“大倡保皇扶满之说”(《革命逸史》初集138页)，当地华侨“颇为所愚”(同上)。以上这几份报纸都由康门弟子直接掌握，是保皇党自己建立起来的言论机关。

除了自己办报外，保皇派还拼命挤进华侨会党组织主办的一些报纸，攘夺了它们的领导权，利用它们作为讲坛，进行保皇宣传。旧金山的《大同日报》就是其中的一个。旧金山是美国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几个大城市之一，也是最早有华侨报纸的海外城市。1902年，当地华侨中的会党组织洪门致公堂筹备办报，正在《文兴日报》担任编辑的欧榘甲，以青年时期曾经参加过会党的关系，混了进去担任了它的总编辑的职务，使这个报纸从一开始起，就落入保皇派的掌握，成为他们的喉舌。欧榘甲为这个报纸所起的名字“大同”两个字，就带有浓厚的康党色彩。它的言论和保皇党的其他报纸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了照顾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欧榘甲在他为这个报纸所写的《大同日报缘起》和《新广东》等长篇政论中，也讲过一些激烈的反满的话，如称清政府为“满贼”、“清贼”，攻击它对内“抽剥万端，善政无一，每经一大变则腐败愈甚，压迫愈精”等等。这些都是蒙骗洪门会众，欺饰观听的表面文章。一旦谈到实质性问题时，就和其他的保皇党报纸没有什么两样了。什么“民族主义尚不暇及”呀；什么“洪门应与保皇会合力迫朝廷改专制为立宪，以立大同之基础”呀；什么“中国有立宪政体，社会风潮自然汹涌而至”呀；完全是“保皇”、“立宪”的那一套言论主张。挂着洪门的招牌，为保皇党作鼓吹，使得这个报纸比保皇党自己办的报纸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港澳地区，密迩大陆，又为清廷力量所不及，历来是维新派报刊的重要活动基地。政变以后，保皇派在这两个地方的办报活动始终连绵不辍。在澳门，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仍然继续出版，是戊戌维新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份报纸。在何穗田、刘桢麟、陈继俨等人的主持下，这份报纸仍然极力为变法维新运动作鼓吹。继续发表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时期呈给光绪皇帝的《条陈商务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请及时变法折》、《统筹全局折》、《请裁撤厘金片》等变法条陈和《保国会序》、《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等文章，称颂光绪的圣德，指斥慈禧的擅权，痛惜变法的失败，反对以立嗣为名，行废立之实，把政治赌注继续押在光绪皇帝身上。自立军发动前后，这个报纸给予舆论上的声援，并在报社内联络党徒“密谋拜会”，“订期起事”(张之洞《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和政变以前有所不同的是所有的政论文章概不署名，或只用笔名和化名，以保护经常出入内地的作者，使后党政府无法追究个人责任，对他们横加迫害。《知新报》坚持到1901年1月20日出至一三三期才自动停刊。在此以前，当地的保皇会组织已另外创办有《濠镜报》，和早已创刊的《镜海丛报》一道，共同进行保皇和立宪的宣传，使澳门地区的保皇会，从戊戌政变到同盟会成立这六、七年间，在当地的群众中，始终维持着较大的影响。在香港，除《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的维新派报纸继续为维新变法运动作鼓吹外，当地的保皇会组织还积极策划建立新的新闻出版机构，以扩大舆论影响。1902年，他们首先成立了一个经营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新公司，总管理处设在香港中环，另在广州十八甫西约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编辑、出版、刊报、发售新书、承造小型印刷机、字粒(铅字)、广告”等业务。接着，又在1903年创办了《实报》，在1904年创办了《香港商报》，充当他们的喉舌。前者由潘飞声主编，对清政府公布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文件和举办新政的有关事宜，详载无遗。后者由徐勤、伍宪子、伍权公等主编，在保皇会员中有“吾党之总机关”之称，在各地保皇会的支持下，它“消息灵通，新闻最多”，“销报将及五千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中国保皇总会：《告列位同志兄书》)。此外，他们还曾经有过在香港创办外文报刊，“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的计划，主编已内定为林文庆(据梁启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邱菽园书》)，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革命派在香港的活动较有基础，而且办有机关报刊抵制他们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宣传经常遭到揭露，占不了上风。

和一般的以刊载政论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报刊相配合，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还创办了一批文学期刊，用文学作品进行保皇和君主立宪的鼓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02年11月在横滨创刊的《新小说》。这部文学期刊附设于《新民丛报》，每月一册。由梁启超、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任编辑。以刊载小说为主，兼刊戏曲、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及作家评传。梁启超为这个刊物写了题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代发刊词，提出了“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的口号。它所刊载的主要作品，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或暴露了现社会的阴暗，或提出了新社会的设想，受到了读者的关注。

从变法失败后起，资产阶级维新派就倾全力在海外办报。他们的主要骨干和领导人，除康有为专心致力于各地保皇会的组织工作外，几乎都投入了办报活动。他们所办的那些报纸，利用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报刊在群众中的声望；利用了社会上对变法失败和变法死难者的同情；利用了人民大众对丧权辱国的后党政府的愤怒情绪；利用了广大知识青年追求新知爱国救亡的热情；也利用了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理论准备不足，和缺少办报经验等主观上的缺点；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保皇和实行君主立宪的宣传。舞词弄札，眩惑天下。在一个时期的舆论战线上占有明显的优势，给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加强报刊宣传的任务，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