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震撼人心的革命宣传小册子

为了大造革命舆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办报之外，还编印出版了大量震撼人心的革命宣传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革命派的报刊创办以前，代替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在革命派的报刊创办以后，和报刊宣传紧密配合，成为革命派在宣传战线上的一支重要的方面军。

资产阶级革命派编印出版革命宣传小册子，开始于1895年。这一年，孙中山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于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将携来宣传品《扬州十日记》及《原君》、《原臣》二种，交由文经堂印刷店印刷万卷，分送海外各埠”(冯自由：《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24页)，这是革命派印发的最早的一批宣传品。从这时起，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止，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共印发了大约一百三十种左右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大部分在东京、横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租界内出版，出版后秘密地运到内地发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内地编印或翻印的。

这些宣传小册子，内容比较驳杂。从鼓吹反满，宣扬国粹，分析革命形势，宣传革命理论，记述革命业绩，到介绍最新思潮，无所不有。体裁也多种多样。从政论、散文，到鼓词、山歌；从佶屈聱牙的诗词、古文到明白晓畅的通俗文字，无所不备，适应了宣传上的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些宣传小册子当中，最先出现的，是经过编辑后翻印的明末遗民遗老们记述清军暴行和追述明朝亡国历史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王秀楚作)、《嘉定屠城记》(朱子素作)、《广州三日记》(无名氏作)、《亡明流血史》(黄血编)、《大明亡国痛恨史》(无名氏编)、《亡国惨史》(田桐编)、《痛史》(乐天居士编)，和批判尊君思想的《原君》、《原臣》(黄宗羲作)、《黄书》(王夫之)等，这些著作在国内都是禁书，有的早已亡佚，革命党人们钻在东京、横滨等地的图书馆里，把它们摘抄了出来，编印出版，目的是“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全集》一卷204页)。在革命报刊大量出版，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以前，这一类小册子激发了读者的狭隘的民族感情，使不少人“伏案恸哭”(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废书三叹息，至泣下数行”(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增加了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恨，反满革命的意志也因而更加坚决。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册子的名目越来越多，出现了大量革命党人自己编写的宣传品。其中，有鼓吹种族革命的如《孔孟心肝》(吴贡三等作)、《攘书》(刘光汉作)、《血泪书》(佚名作)、《恢复梦》(高仲和作)和“以光复主义为干”的《书》(章太炎作)。有以叙述一个地区人民的惨痛遭遇来激发本地区读者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感情的如《新湖南》(杨笃生作)、《新广西》(李官理作)。有介绍革命党人斗争事迹的如《孙逸仙》(章士钊编译)、《秋瑾》(佚名编)、《伦敦蒙难记》(孙中山作)、《徐锡麟》(毕志杜编)。有呼吁抵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如《革命之外交问题》(佚名作)、《满清二百年来失地记》(陈春生作)。有反击保皇党谬论的如《辨康有为政见书》(黄世仲作)、《温峤犀》(恶谭生作)、《南海先生退化史》(无名氏作)。有用通俗韵文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如《保国歌》(赵声作)、《新山歌》(陈乃新作)等。

1900年以后，革命派的报纸陆续创刊，革命宣传小册子的编印工作和报刊宣传工作紧密结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宣传小册子如《天讨》、《滇粹》、《新军政变记》、《越恨》、《旧学》等，实际上是某些革命派报刊公开发行的号外或增刊。有的宣传小册子如《文变》(蔡元培编)、《黄帝魂》(黄藻编)、《铁券》(思汉子编)等，实际上是已经在革命派报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的汇编。不少革命宣传小册子的作者或编者，就是革命派报刊的编辑和记者。这些宣传小册子出版以后，“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章士钊：《疏黄帝魂》)，“读者莫不感泣”(《赵伯先事略》)，对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编印的所有这些小册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革命军》和《猛回头》。

《革命军》出版于1903年5月，作者邹容，是辛亥革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本革命宣传小册子。鲁迅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全集》卷一，205页)。

《革命军》是一本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通俗宣传品，全文约两万字，分“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等七章，以犀利沉痛的文笔，抨击了封建的君权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抨击了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和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清朝“野蛮政府”、“卖国政府”，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阐明了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吹起了向革命进军的战斗号角。

在写作上，《革命军》为了达到“以喻恒民”的目的，使用了浅近直截的通俗化了的文言文，直抒胸臆，少用故实，笔锋充满了激情，具有很大的鼓动力量。从“绪论”部分起，这部小册子就洋溢着飞瀑般猛烈，沸水般炽热，春潮般浩荡的感情。下面是其中的两个片段：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 乎，我同胞其必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这是一曲饱含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炽烈感情的革命赞歌，是一组震撼了当时社会的“雷霆之声”(章太炎《革命军序》)。

邹容(1885—1905)是一位年轻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家。他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从小进私塾，参加过童生考试。十三岁起在重庆从日本侨民学日文，兼在经学书院学习，以反对科举和菲薄尧舜周孔遭到除名处分。1901年考中官费留日学习，但以“不端谨”罪名被川督奎俊剔除，改为自费留学。同年9月他离开四川到上海广方言馆补习日文，1902年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习日文及初等科学，开始接触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和《法国革命史》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著作，并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03年3月参加反对清国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斗争，亲手剪掉了姚的辫子。1903年4月，回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中国学生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活动，同年7月以宣传革命的罪名被租界当局投入监狱，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20岁。

邹容从1903年春还在日本的时候起，就开始写作《革命军》，但没有完稿。回到上海后，他一方面参加革命活动，一方面继续写作，终于写出全稿，1903年5月由金天翮、蔡寅、陶赓熊、黄宗仰等人集资，在上海大同书局付印，这时他才18岁。《革命军》出版后，不胫而走，使清廷大为震惊，他们通过租界当局查封了为《革命军》做宣传的革命报纸，逮捕了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并缉捕它的作者。邹容闻讯后，不愿意战友多受株连，抱着临难不苟的精神，从容投案，结果被判刑两年，瘐死狱中。“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都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4页)，邹容就是这样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的年轻的英雄。

《革命军》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几千册存书就一扫而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小册子先后摹印了二十多版，发行达一百一十余万册，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书刊的发行数字中占第一位。为了满足革命宣传的需要，除上海外，横滨、香港、河内、新加坡等地都有翻印本，多数翻印本的封面都作了伪装，或改名《革命先锋》，或改名《图存篇》，或改名《救世真言》，或和章太炎的文章合印在一起改名《章邹合刻》，以逃避关邮方面的检查。内地的一些边远地方，一本《革命军》竟然卖到“白银二十两”。一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也争先把《革命军》译成各国文字，介绍给本国人民。对《革命军》在宣传上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孙中山选集》上卷175页)，说它“功效真不可胜量”(《致黄宗仰函》)，并一度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军”，以表彰邹容的功绩。孙中山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每到一处都组织翻印《革命军》，分送当地华侨，以扩大革命影响，现在还留存有他和各地革命党人联系《革命军》翻印事宜的一些信件。

邹容(1885—1905)是一位年轻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家。他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在读者当中，《革命军》所引起的影响是十分强烈的。它的“跳踉搏跃”以言革命的文字，教育了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使他们受到很大激励。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它的影响下，摆脱了康梁思想的束缚，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青年时代的吴玉章(永珊)，就是其中的一个(参看《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刊《中国青年》1961年第十八期)。“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是他对邹容及其《革命军》的赞扬，也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受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局限，《革命军》着重于“剖清人种”，不能区别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把五百万满族同胞都笼统地当作敌人来反对，杀之唯恐不尽；把颠覆了明王朝的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并列为汉族罪人，统统骂倒；没有坚决地从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支柱的封建剥削制度的严重任务。这些都是它的不足之处，也是需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而不能苛求于它的作者的。鲁迅分析得好：“自然，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义，当然也不知道共产主义，但这是大家应该原谅他的，因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会才成立。”(《鲁迅全集》四卷103页)

《革命军》的广泛发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但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那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建设和理论宣传的薄弱和贫乏：除了《革命军》和孙中山、章太炎的少数几篇文章之外，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他们还委实拿不出多少像样子的、有分量的、足以和保皇党报刊的蛊惑性宣传相颉颃的东西来。

《猛回头》出版于1903年7月，是一部用民间说唱文学弹词的体裁写作的通俗革命宣传品。一开始的——(www.daowen.com)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个是，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看起来，那一样，比人不上；照常理，就应该，独霸称王。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割了地，赔了款，就要灭亡，这原因，真真是，一言难尽，待咱们，细细数，共作商量。

非常通俗浅显流畅，一下子就把读者吸引了过来。接着，用倒叙的笔法，追述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兴亡史，抨击给洋人充当“守土官长”的清朝政府，批评为满族统治者“勤王”的维新派。然后，笔锋一转，用酣畅淋漓的文字，倾诉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危如累卵的形势的忧虑心情。

痛只痛，甲午年，打了败仗；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贱；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种灭；怕只怕，做苗徭，日见消亡。左一思，右一想，真正危险；说起来，不由人，胆战心惶；俺同胞，除非是，死中求活；再无有，好妙计，堪做主张。

接下来，激励读者要像法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那样，同封建统治者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

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孙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流芳。文天祥，史可法，为国死节；到如今，都个个，顶祝馨香。越怕死，越要死，死终不免；舍得家，保得家，家国两昌。

随后，分析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外族”统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革命成功后的壮丽图景：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 大国民，气吐眉扬。

《猛回头》也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君主立宪的思想，也提出了用流血牺牲的手段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但是，它所着力宣传的，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还是它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二十八卷168—169页)《猛回头》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的对自己伟大祖国的这种无比深厚、无比炽烈的感情，也自然地充满着他对压迫、凌辱、践踏自己父母之邦的帝国主义者的铭心刻骨的仇恨。在反抗帝国主义这一点上，《猛回头》的作者，是比较坚决的。这在同一作者所写的另一本宣传小册子《警世钟》中，也有所表现：

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

这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除恶务尽毫不妥协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自然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和《革命军》一样，《猛回头》也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的色彩。它处处为“俺汉人”立言。它所谓的“复政权”，是指光复汉族的政权。它所谓的“驱外族”，既包括“洋人”，也包括兄弟民族的“满人”。它虽然激烈地宣传反帝，但只主张消极“应敌”，不赞成主动反击。所依靠的，也只是“中等社会”，即正在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看不见也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甚至于把义和团的反帝活动诋为“无识”，诬蔑为“我们中国的罪人”。这些都反映了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这个阶级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猛回头》的作者是陈天华。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一字思黄，号过庭子，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人。父陈善是个落第秀才，家境贫寒。陈天华从小过着穷苦的生活，放过牛，做过小贩。15岁始入蒙塾。旋在别人资助下入资江书院就学。不久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由该学堂资送赴日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并参加拒俄义勇队等团体，进行革命活动。 1904 年2月回国。随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反清武装起义。事泄，逃往日本。1905年同盟会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同时积极为该会的机关报撰稿。同年12月8日以抗议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在日本大森湾蹈海自杀，年仅31岁。

陈天华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说过，他的救国“唯有两途，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绝命书》)。这两点，他都做到了。说明他早就有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为革命“作书报”造舆论的伟大事业的思想准备。在1903年至1905年他逝世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他除了在革命派的报刊上发表一些政论、通讯外，还先后写作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治之评决》、《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警告湖南人》、《混沌国》等九种小册子，为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尽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小册子有不少也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单独出版发行的。《猛回头》单独出版以前就曾经在1903年东京出版的《湖南俗话报》上发表过。陈天华少年时期很喜欢阅读《二度梅》、《粉妆楼》、《陶澍私访南京记》等弹词小说。在家的时候，“间尝摹拟，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这使他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民间说唱文学体裁，从事革命宣传写作，收到较好的效果。出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陈天华在写作这些小册子的时候，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写作《猛回头》的时候，更是“一字一泪，一语一血”(《游学译编》第11期广告：《再版猛回头》)。他的留日同学回忆他写作时的情况时说，他们对坐在一张桌子上，“每见他暗自哭泣，便知道他又写到一笔惊心动魄的字句上来了”(石醉六：《六十年的我》。转引自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92页)。他是和着眼泪来写作的，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感人的原因之一。

《猛回头》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初版五千册，“不及兼旬，销罄无余”(《游学译编》第十一期广告)。“重摹至十余次”(《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三十二年条)。在作者故乡的湖南，1903年仅新化中学堂教员杨源新一个人一次就从东京带回七千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4页)。长沙的一些学堂“更聚资为之翻印，备作课本传习”(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当时在周南女校任教的徐特立，甚至利用上课的机会，向学生进行宣讲(周世钊：《我们的师表》14 页)。其送进新军营房进行宣传的，则用《目兵须知》的封面作伪装，“在列兵中秘密散发”(鲁莹：《辛亥革命湖南光复回忆琐记》)。在浙江，“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印私相分送者”(陶成章：《浙案纪略》)。1906年金华曹阿狗因讽诵《猛回头》，到处演说宣传，被清吏捕杀，《猛回头》也被视为“阅者杀不赦”的“逆书”，但阅读的人并不因此减少，辗转向上海购阅的人，比以前更多。在其他各省，《猛回头》也不胫而走，至于“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这些情况都说明《猛回头》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和邹容的《革命军》一样，都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宣传小册子由于文字比较通俗，又有便于伪装、便于携带、便于收藏等特点，在革命宣传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是革命党人在华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宣传的重要工具。

在华侨当中用小册子进行革命宣传，开始得比较早，孙中山等人翻印的第一批小册子，就主要是在华侨当中散发的。1899年7—8月间，革命派特地在日本翻印了大批革命宣传小册子和传单，以“中国合众政府”名义，寄发给亚、澳、美各洲华侨，广为传播，这是比较大宗的一次。此后，这种翻印和散发活动，一直不断。1907年至1911年之间，南洋的安南、缅甸、暹罗、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荷属爪哇群岛等地华侨聚居的城市，先后成立了一百二十多家革命书报社，在同盟会的领导下进行联络和宣传活动。所散发的除一部分报刊外，主要的也还是这些小册子。华侨的多数是劳动人民，小册子主要在他们当中流传。

在会党当中，小册子一直是革命派的主要宣传品。光复会的会员们为了联络会党，经常“多运革命书籍，传播内地”，使革命思想“普及于中下二社会”(陶成章：《浙案纪略》)。为宣讲《猛回头》而遇难的曹阿狗就是和光复会有联系的龙华会会员。有的地区的会党首领，如四川泸州的哥老会大哥余竟成，还手持小册子，“演讲于茶酒肆”，“差役皆彼弟兄”，“知而不问”(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2月号)。

在新军士兵当中，小册子是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宣传品。黄兴、吴禄贞、张难先、曹亚伯、吕大森等同盟会员都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新军士兵中散发过他们自己私下翻印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等小册子。同盟会东京总部也集中印发一些，秘密运送到国内新军驻地，免费分送给士兵，使更多的新军下级官兵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编印发行的这些革命宣传小册子，影响是深远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们像一颗颗精神的暴烈弹，震撼着人心，使更多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激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但是，它们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最普遍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带有过多的狭隘的种族主义色彩。“贼种”、“满鞑子”等诬蔑性的称谓，随处可见。只有两千五百五十字的《血泪书》，“满”字上加“野”字，下加一“贼”字的词句，就有十九处之多。《天讨》所收十三篇文章中，各种排满的檄文就占了六篇。《黄帝魂》更公开标榜它的选稿标准以“本旨不离乎排满者为合格”。至于《铁券》封面所刊的“胡灭汉，存一半；汉灭胡，一人无”；《革命军》封底所刊的“手执大刀九十九，杀尽鞑子方罢手”等复仇主义的口号，就更有点情见乎辞了。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狭隘的仇满情绪，表明资产阶级的这些宣传家们还不能把满族封建统治者和广大的满族同胞区别开来。这一情况普遍存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当中，只是在这一时期编印的革命宣传小册子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