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刊和香港地区的其他革命派报纸

1900年形势有了重要的转折。自立军的失败，惊醒了不少醉心于维新变法的人们的迷梦。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不少人对清朝政府的幻想，激起了人们对媚外的封建统治者的愤恨。要求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也活跃了起来。不久就出版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纸《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见《民报》第十九期所刊《代派香港中国日报》广告)，创刊于1900年1月25日，社址在香港士丹利街27号，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所以选择在香港出版，是因为这里地处华南沿海，为清廷力量所不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1895年以后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数在它附近举行，把报纸办在这里，可以和这些武装起义紧密配合，进行舆论上的鼓吹。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份报纸的筹备工作，他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为报纸确定了名称，安排了主要编辑和记者的人选，采办了印刷设备，筹措了开办的经费。由于港英当局在1895年广州起义后颁布的不许他在香港居留的禁令还没有解除，他不可能亲自来香港主持报纸的日常工作，但他对报纸的出版始终十分关心。1900年7月、1902年12月、1905年10月几次路过香港的时候，他都曾经在船上召见报纸的工作人员，研究有关报纸出版的问题。1902年1月还利用香港方面暂时弛禁的机会，由日本专程赶往香港，在香港永乐街《中国日报》社的三楼上住了一个星期，对报纸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导。《中国日报》在香港永乐街的这个社址，和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的“乾亨行”一样，都是兴中会在香港的重要联络机关，孙中山曾在这里多次约见同情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等日本朋友，准备1900年10月间在惠州发动起义的史坚如、史古愚等革命党人，也“大都均曾在报馆下榻”(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7页)。

《中国日报》的主持人，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战友陈少白。

陈少白(1869—1935)，原名闻韶，号夔石，笔名黄溪、天羽、无咎，广东新会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学习时期的同学。因为倡言革命，和孙中山、尢列、杨鹤龄等一道，被时人并称为“四大寇”。1895年起即随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被举为该会香港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一度任广东省都督府的外交司长，1935年死于北平。陈辩才无碍，文思敏捷，“兴中会初期缺少文士，文告多出少白手笔”(《革命逸史》初集3 页)，是孙中山早期宣传工作的得力助手。1899年底，他受孙中山的委托，用服部二郎的化名，由日本潜回香港，筹备办报。他在回忆这一段工作情况的时候写道：

我在香港，一方面加入三合会和哥老会，一方面筹备办报的事。诸事都妥，孙先生代我买的印刷机器和铅字，也都已运来。只是买来的铅字，并不照单采办，缺点甚多，非得亲回日本跟同采办不可，同时又把联络党会的事与孙先生详细说说，我就决定再到日本一次。……我到了日本，就把国内的情形一一告诉了孙先生。又同着孙先生把印报的铅字配齐，大约有一个多月，就仍回到香港来。……回到香港，在己亥年十二月下旬(1900年1月下旬)，就把《中国日报》出版，与那满清政府公开的宣战，拿报馆作为革命的唯一机关。(《兴中会革命史要》，刊《辛亥革命》第一册62—65页)

在1900年1月至1906年8月这一段时期内，陈少白一直是《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协助他担任经理和编辑工作的先后有王质甫、杨肖欧、陈春生、郑贯公、廖平庵、卢信、陈诗仲、黄世仲、洪孝衷、陆伯周、黄鲁逸、王军演、卢少歧、丁雨宸等。冯自由则是这一时期《中国日报》的驻东京记者。

《中国日报》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两种。日刊每天出报两大张，采用“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即分栏)编排，内容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闻和评论为主，由陈少白亲自主编。旬刊称《中国旬报》，杨肖欧、黄鲁逸主编，创刊日期晚于日刊约两个月，每月三期，逢五“刊派一帙”，约一万二千字，内分“论说”、“中外新闻”、“中外电音”等栏。第七期起，增辟了专载国内简明新闻的“视听录”、专载国际简明新闻的“衡鉴录”、专载会党方面消息的“党局”和专载文学科学小品的“杂俎”等栏。第十一期起，“杂俎”栏，改名《鼓吹录》，专刊文学作品，内容有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每期约三千六百字，多数是短小精悍的讽刺小品。1901年3月《中国旬报》出至第三十七期后停刊，《鼓吹录》即移入日报，成为报纸的文学副刊。先后担任主编的有陆伯周、黄鲁逸、郑贯公等。在编辑工作上，《中国日报》较有特色的有两点。一个是它的“论说”栏。每天必有一篇编者自己撰写的评论，“乃所以抒该本报主笔之意见，亦所以令阅者比较各报意见之异同”(《中国日报》：《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转引自1902年9月17日《大公报》)。此外，还曾一度日刊英文论说一篇，“附录报纸，俾供洋人快睹”(《中国报序》)。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副刊《鼓吹录》。这两栏的文字都很受读者欢迎。

《中国日报》在刚创办的一段时期内，还没有公开地打出革命的旗帜。作为发刊词的《中国报序》在谈到该报办报宗旨的时候，也只提出了“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将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将使中国之人识内治之理”，“将使中国之人知农工商矿之利弊”，“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等这么几条，言不及革命。在宣传上，对清廷的态度也有很大保留，称“朝廷”，称“皇上”，称“太后”。在有的文章里，还谬赞慈禧为“中兴英主”，“为古今女主中所罕觏”(《西太后》)，对光绪的被废被囚也有所同情。对封建官僚，已故的如曾国藩、左宗棠，在位而掌握地方实权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还尊之为“中兴名臣”，盛道他们如何的“凛凛有生气”，如何的“力图维新之治”。特别是对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由于兴中会方面当时正有和李“合作”组织“独立”政府的考虑，就更多恕词。对他颇受疵议的外交活动，只是轻描淡写地做一些指摘，却恭维他“勋业巍巍乎高寰宇”，“声名赫赫乎震全球”(《责某公文》)。这些宣传就革命派方面来说，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即“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高唱革命排满之说”(《革命逸史》初集67页)，也有主观上的原因：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勇气一下子和封建顽固势力实行彻底的决裂。这种情况，在半年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和清朝的中央政府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港英当局对报纸上的反清言论并不认真查禁；一方面由于封建君臣在新形势下媚外残民丧权辱国的种种秽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日报》的言论才逐渐地趋于激烈。北京的“朝廷”，被改称为“满政府”，“皇上”和“太后”被编入剧本写入小品，成为讽刺调侃的对象，李鸿章之流被比附为当今的秦桧，被描述成为“仅能为满清朝廷保其私产而不能为支那国民扩其利益”的汉奸国贼，“革命”的字样也开始见于报端。在1900至1906年这几年内，《中国日报》关于革命的宣传，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发动会党进行武装起义的报道。《中国日报》创刊的这一年，兴中会正酝酿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同年4月，长江闽粤会党首领集会于香港，加入兴中会，策划反清武装起义；两年后，部分兴中会会员又联合曾任太平天国将领的三合会会员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对这些起义以及各地会党活动的情况，《中国日报》都作过报道，在舆论上给予声援。

一个是关于反清和反对民族压迫的宣传。报纸上开始出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口号，出现了谴责吴三桂和怀念郑成功的文章，出现了关于各地反清活动的报道。1900年8月，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章太炎在会上当场剪去象征着民族压迫的辫子，表示了革命的决心。会后，章太炎立即写信给《中国日报》，介绍了这次“国会”召开的情况，和他“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的经过，并附上新近写作的《拒满蒙入会状》及《解辫发说》两文，希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拒满蒙入会状》作于1900年7月29日，斥清朝统治者为“东胡贱种”，有关于“扬州之屠，江阴之屠，嘉定之屠，金华之屠，广州之屠”，“流血没胫，积骸成阜”的种种描写；《解辫发说》作于1900年8月3日，以留辫发为“大辱”，有“愤东胡之无状”，及“满洲政府不道”等词句；大都是激烈的反满文字。《中国日报》收到后，立即在它的旬刊上全文发表，并附上了以下的按语：

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次为第一。隶此野蛮政府之下，追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当已屡碎矣。君以此稿封寄前来，求登诸报，世之深于世味者，读此文，当有短其过激否耶?本馆哀君之苦衷，用应其请，刊而揭之，俾此文之是非，得天下读者之公断，此则本馆之私意也。

这是章太炎这位“以文章排满的骁将”(鲁迅)在报刊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革命文字，也是《中国日报》上刊出的最早的一批有强烈反满色彩的革命文字。报纸的编者在按语中公开称清朝政府为“野蛮政府”，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这在《中国日报》也是第一次。1902年春，旅居东京的革命党人和部分留日学生一道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太炎为纪念会写了宣言书，悼念明朝的覆亡，发出了“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的沉痛呼吁，进行反清的宣传鼓动。《中国日报》是当时唯一发表过这个宣言书全文的报纸。为了扩大影响，《中国日报》还在报社内，邀集广州和港、澳等三地同情革命的人士举行响应性的集会，并作了报道，使读者“颇为感奋”。这部分宣传旨在用历史事实揭露清朝政府“深仁厚泽”、“食毛践土”之类的谎言，启发汉族人民的种族感情，推动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也不免带有过多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

一个是关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宣传。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要求资产阶级民主的文章。这些文章攻击私据“天下之公权”的封建君主为“独夫”，为“民贼”，要求改变这种“以一人侵天下之自由”的不合理制度。有的文章还简单地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48年前后的欧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鼓动中国人民“冲二千年之罗网，解二千年之束缚”，像“北美洲之争自立”、“苏格兰之争平权”、“法兰西之争民主”那样，“与民贼相抗”(《论民权》)。由于这些文章的执笔者当时还“短于欧美新思想”(《革命逸史》初集11页)，只是初步地提出了“民权”的要求，还没有力量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阐发。

这时，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痛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发动政变，屠杀党人，镇压变法维新运动的同时，强烈要求慈禧归政，呼吁光绪复辟，形成了以康梁为中心的保皇党。这个党反对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但并不赞成民主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主张，后期又积极鼓吹君主立宪，成为抵制革命的君主立宪派。

在对待保皇党和其后的君主立宪派的态度问题上，《中国日报》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刚创刊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日报》并不以保皇党为敌，几乎每一期都有有关康梁等人活动的报道。在一些文章中，还把康有为和洪秀全并举，尊之为当今的“英雄”、“人杰”。对康的“能拾取西学译本之自由宪法民主政体等义演为论说以导其徒”和“痛诋时政之失，高唱议院之妙”，给予很高评价。对他和梁启超等人遭到清廷通缉后的流亡生活，寄予同情。对他们念念不忘“今上”的忠君保皇思想，也只是婉转地进行劝说，要他们丢掉幻想，踢开皇帝，自行变法，所谓“君不能治，则民自治”，“何可老此身於放废，而与其君俱付诸若有若无若存若没哉”(《尽忠宜求有济说》)，并没有恶言相向。此外，这一时期的《中国日报》上还逐期连载何启、胡礼垣两人合写的带有改良色彩的长篇政论《新政变通》。《中国日报》在内地的发行工作，也委托接近改良派的报刊代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原因是这时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革命派领导人正在和康梁等保皇党头头进行“共同实行革命大业”的谈判，希望他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弦易辙，进行“合作”，对他们还有所争取，有所期待。另一个原因则是革命派对保皇党的反动政治立场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革命者应有的警惕，对他们的严重危害性还估计不足，思想上也还没有和他们完全划清界限。一年以后，保皇党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对革命的危害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革命派开展革命活动的严重障碍，这种情况才逐渐地有所转变。报纸上开始出现了揭露保皇党种种丑行的报道，和批判保皇思想的文章。1902年，《中国日报》和保皇党方面在广州创办的《岭海报》(胡衍鹗担任主笔)展开笔战，《岭海报》就兴中会会员谢缵泰、李纪堂等人在广州策划起义事泄失败事大放厥词，攻击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日报》则“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革命逸史》初集68页)。这是《中国日报》和保皇党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辛亥革命时期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此后，在1903年和上海《中外日报》就该报所刊的反革命评论《革命驳议》所进行的笔战中，在1904年和香港《商报》的“扶满保皇主义”所进行的笔战中，《中国日报》都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痛下攻击，不再采取调和的态度。不过，对保皇党的这些批判，同样由于当时的编辑记者们还“短于欧美新思想”，只能就事论事地发表议论，还不能从理论上有力地驳倒保皇党和立宪派的那些带有蛊惑性的言论主张。

郑贯公

陈少白(www.daowen.com)

同盟会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创刊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瓜分的危机越来越紧迫的严重时刻。作为那一时代的先进中国人的喉舌，《中国日报》从一开始起就发出了救亡的呼吁。它一方面“目睹时事多艰，痛中国人心之将死，神州之将及于陆沉，时扼腕以兴嗟”；一方面“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中国报序》)。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个方面。

为了唤起广大读者对当前危急形势的注意，《中国日报》对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的种种侵略活动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分析说：“中国支解之祸来势日迫。黄河以北，俄实界之。长江两岸，英为政焉。法划云广。德私山东。日本割台一事实作天下之俑。……界限已定，权限攸分，鼎肉虽丰，不遗一脔”(《开门政策》)。在一篇题为《时局图题词》的文章中，《中国日报》用通俗的文字，形象化地把中国被瓜分的形势作了如下的描绘：“你睇(看)俄国好似一只大罴狠到极地”，“踏实山陕辽东兼及直隶，满洲蒙古都系(他)胯下东西”；法国“系一只大田鸡”，“坐实安南，……四川扒到兼云贵，琼州揽住重话要两粤东西”；“英国好似一只大虫”，“全身枕住个长江位”，“伸尾搭埋威海卫”。这篇文章还提到比喻为鹰的美国和比喻为太阳的日本，最后警告说：“你地华人唔(不)发奋重等到乜(什么)天时！”(《中国旬报》第二十期)在另外一些评论文章中，《中国日报》还用爱尔兰人民和英帝国主义，亚喇沙士、鹿林(今译阿尔萨斯、洛林)人民和普鲁士侵略者，菲律宾人民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英雄事迹，来激励中国人民，希望后者以他们为榜样，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争夺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中，沙皇俄国这个野心最大的封建军事帝国，受到了《中国日报》的特别注意。它创刊不久就在评论中指出“俄罗斯自强以后，郁郁於欧北久矣，一旦得志於东亚，遂加鞭疾驰，如开凿龙门，奔放不复可压止。然既欲经营北亚之大地，则必吞并满洲朝鲜，既欲吞并满洲朝鲜，则必树其势力於北中国……此形势也”(《中外关系论》），告诫中国人民必须对这个其欲逐逐贪得无厌的侵略者保持高度的警惕。1900年7月，沙俄继长期侵占我国旅大之后，又借口保护中东铁路，分兵六路，侵入东北，接着又借口镇压“暴乱”，挥军入关，直捣京津。《中国日报》对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和塘沽、天津等地“纵哥萨克劫掠财物”，“持枪及斧在各大街将商店劈开肆行抢劫”，“见妇女无论老幼即行虐待”，“男子半为砍死，尸横遍地”和“(将)车站之名改用俄字，所有车辆亦尽改俄名”等恶德秽行，作了详细的报道，对他们的贪婪而又野蛮的侵略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揭发控诉帝国主义的同时，《中国日报》也不放过一切机会，实行对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封建官僚的挞伐。出卖东北主权给沙皇俄国和镇压辽阳地区人民抗俄斗争的盛京将军增祺，出卖广西主权给法帝国主义的广西巡抚王之春，都遭到过它的强烈抨击。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日报》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并不都是十分强硬的。例如对英帝国主义，就几乎连碰都不敢碰。这大约和报纸在香港出版有关。对美帝国主义也抱有幻想，总希望它能够“秉公”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保护中国不至瓜分”。在很多评论中还流露了对帝国主义的畏惧心理，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质也认识不清。

1900年春，义和团起于山东，进入直隶，席卷京津，在整个华北地区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狂飙。《中国日报》当时刚刚创刊，在直隶京津一带没有自己的记者，有关义和团的消息只能杂录和杂译中外各报的报道，鱼龙混杂，美疵互见。就总的情况来说，它对义和团的反清、反洋教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在前一阶段尤其如此。它在“中外时事”、“视听录”等栏中详细地报道了蠡县、清苑、临清和京津等地义和团活动的消息，转录了义和团的一些“揭帖”，发表了有关义和团的评论。称赞它“转身格斗，勇猛异常”，“所至之处，势如破竹，莫敢撄锋”。称赞它“道不拾遗，有古烈士之风”，“大为人心所归向”。并且明确表示“凡记义和团必不肯加一匪字”(《释匪》)。这一点是做到了的。在《中国日报》的有关报道和评论文章中，义和团或被称为“拳党”，或被称为“拳民”、“义和拳”、“团民”、“团会”，从来不称“拳匪”，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官文书和报刊对义和团的恶毒诽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了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愿意以义和团为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友军。但是，当义和团的烈火烧遍北方，波及全国，英美俄法等八个帝国主义以镇压“暴乱”为名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的时候，《中国日报》害怕了，转载的歪曲和贬抑义和团的消息逐渐地多了。在一些评论文章中，也开始对义和团运动的前景表示忧虑：一个是被浩荡奔腾如决大川的群众革命运动吓倒了，生怕“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其祸必有不可胜言者”(《中国旬报》第十期)；一个是被气势汹汹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的猖狂气焰惊呆了，担心“当此国势不张，方以睦邻为急”之际，“举平素之惴惴然不敢启嫌以自危其国者，交与拳党为孤注之一掷”，“以危国家”(《人事与适会相乘说》)，而“速各国瓜分之政策”(《论用智与用力之强弱》)。典型地表现了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群众革命运动的那种叶公好龙式的惶惧心理。

以上是《中国日报》1900年到1905年这一阶段的活动情况。《中国日报》这一时期的宣传是有成绩的，它为革命造舆论，使“革命思潮”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乎有一日千里之势”(《革命逸史》第三集227页)。以1900年为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在社会上的反响也很不一样。在此以前是“举国舆论”莫不目为“乱臣贼子”，“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在此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孙中山：《革命原起》)。这里面很自然地也有《中国日报》在宣传上的一份功劳。《中国日报》虽然在香港出版，但三分之二以上的报纸却发行于广州及南洋一带。在被禁止入口以前，它在内地销行很广，仅两广总督的督署一处，“即销至二百余份”(《革命逸史》初集68页)。不少低级的清政府官员接受了它的影响，对革命采取同情态度，其中有的人“默诵而强识”它的一些社论，居然达到能够背诵如流的程度(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日报》的出版，还得到了各地革命党人的热烈支持，他们积极地为这份报纸写稿，“不待酬金以招之”，报纸的稿源十分充沛。在《中国日报》担任编辑记者的，都是当时革命党当中的活跃分子，其中不少人成为后来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的骨干。

但是，就总的情况来说，这一阶段《中国日报》的宣传，还明显地带有由“维新”向“革命”转化的痕迹。对兴中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一革命纲领的宣传，和对保皇党报刊的批判，都不够有力。理论的宣传尤其薄弱，至于“颇不为学者所重视”(《革命逸史》初集11页)，使得康梁等保皇党派的报刊还能摇唇鼓舌，猖獗于一时。这些也恰恰是革命派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的始创时期，革命派报刊宣传工作中的共同弱点。

除《中国日报》外，这一阶段，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的报刊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等三家。

《世界公益报》创刊于1904年1月27日，郑贯公主编，先后担任编辑记者的有黄鲁逸、李大醒、黄世仲、黄耀公、崔通约、谭民三等人，日出两大张近五万字，分时论、京省新闻、杂评、万国新闻、粤闻、港闻等栏，公开号召读者“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投袂而起，光复中国”(见该报社论《活帝国与死帝国说》，转引自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被称为“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74页)，出版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停刊。

《广东日报》创刊于1904年3月31日，郑贯公主编。先后担任编辑记者的有李大醒、劳纬孟、黄世仲、陈树人、胡子晋、王军演等。内容分言论界、实事调查、两粤要事、东洋访稿、内地新闻、地方新闻等栏，自称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书本报出世一周年之纪念日及祝报界之前途》)为宗旨，主张以暴力手段，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1905年4月以后，该报为李汉生接办，仍以“提倡民族主义，排斥异族政府，纠察官吏，激励国民”为宗旨，并在北京、广州等地加派“秘密访员”，“侦察”清廷举动，“一得异闻，即行登报”(1905年4月7日《特别告白》)。1906年4月停刊。

《有所谓报》，全称《唯一趣报有所谓》，是一张通俗小报，1905年6 月4日创刊，以“开智社”的名义发行，总编辑郑贯公，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有黄世仲、陈树人、胡子晋、卢星父、王斧、卢伟臣、王军演、骆汉存、李孟哲等人，经费也由这些人共同负担，内容分庄谐两部，言论比前两个报纸更为激烈，“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麦思源《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1906年7月停刊。

这三个报纸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比较通俗，内容比较多样，副刊比较活泼，除新闻和评论外，从粤语方言区人民熟悉的“粤讴”、“南音”、“数白榄”、“木鱼”、“班本”等民间说唱文学到诗词散文小说，无不并蓄兼收，很能引人入胜。参加这几个报纸编辑工作的人，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日报》，其中最知名的是先后在这三个报纸担任总编辑的郑贯公。

郑贯公(1880—1906)原名道，字贯一，笔名自立、仍旧，广东香山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6岁东渡日本，在族人担任买办的洋行中为佣工。戊戌以后，以免费生待遇入康梁等人主办的横滨大同学校学习，接触了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结识了秦力山、林述唐、蔡锷等进步同学，“隐然具国家思想”，以“中国之摩西”自居。但是早期郑贯公的思想，还有康梁等人的影响，离开大同学校的一个短时期内还在康梁主办的报刊中工作过，直到1901年春，他才彻底地摆脱了康梁的羁绊，投入革命营垒。这以后，他被孙中山派往香港《中国日报》工作，担任该报旬刊的主编。1904年后，他离开《中国日报》，亲自创办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报刊并担任了它们的总编辑。1905年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他被推为庶务干事。1906年以时疫死于香港，年仅26岁。

郑贯公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的报刊活动家之一，他的短暂的一生，除了求学的时间外，基本上是在办报活动中度过的。在他的主持下，《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和《中国日报》相呼应，共同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宣传，在反对封建君权、神权，鼓吹暴力革命，支持铁路国有和反美禁约运动等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销数一度驾《中国日报》而上之，在省、港一带有较大的影响。

但是，和同时期的刚刚从维新派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革命派宣传家们一样，郑贯公的革命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在他所主办的几家报纸的宣传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世界公益报》开始一段时期的革命色彩就“不如《中国(日)报》之鲜明”(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74 页)。继出的《广东日报》在“力驳君宪之说”等方面，比《世界公益报》有所进步，但是它的那个名为“无所谓”的副刊，和这个副刊所宣扬的“浮生梦梦，大局尘尘”，“借酒浇怀，因诗遣兴”的对时局的“无所谓”态度，则是不够积极的。这种消极的态度，在后来的《有所谓报》上就不大看得到了。从报名来看，“有所谓”这三个字，就是对“无所谓”的否定。从内容来看，《有所谓报》的宣传也远比前两个报纸为激进。它一开始就表示要“以言论塞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夺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萌蘖”，“抒救时之策，鸣警世之钟”(《发刊词》)，在鞭挞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封建政府的宣传中“持论甚烈”(马小进：《广州光复与周剑公》)，受到省港一带读者的热烈欢迎。可惜的是正当郑贯公的民主革命思想刚刚在这些报纸上放出异彩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宣传家就不幸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