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的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是一次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封建政府为对象的伟大的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荣的里程碑。但是，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致命的弱点。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作为革命领导的核心；没有摧毁地主买办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专政；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作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支柱；没有广泛地发动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实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因此，他们并没有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真正胜利，革命的果实很快地就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篡夺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这样。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组织反满的武装起义，一方面展开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先后在东京、上海、港、澳、南洋、美洲和国内各地，创办了约一百二十多种报刊(日报六十多种，期刊五十多种，发行数字最高的达两万多份)，出版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通过这些报刊和革命宣传品，揭露了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出卖民族主权的种种罪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举起“民主”和“自由”的旗帜，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反对封建政府的斗争，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的作用。毛泽东说过：“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的一些人，正是这种不怕杀头，不怕坐班房的“立志改革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他们的革命报刊宣传活动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的高度赞扬。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宣传活动，大体上是从1894年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以后开始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革命派在兴中会成立后的最初几年，还没有创办出自己的机关报刊。早期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主要靠个别革命党人利用演讲、游说，向公开出版的中外报刊投寄稿件和译印、翻印、编印一些革命宣传小册子等方式来进行。

领导这一时期的革命宣传活动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人。从少年时代起就致力于民主革命。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www.daowen.com)

孙中山是在1885年中法战败的刺激下，“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的。在1885年至1894年这十年间，孙中山一面在域多利书院、西医书院等校学习，一面和郑士良、陈少白等同学一道进行革命宣传，“每於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孙文学说》第八章)。他把这一阶段的活动称为“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同上)。

这一期间，孙中山除了在群众中放言高论之外，也开始向香港、上海等地的报纸投寄稿件，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报》、《万国公报》和香港《循环日报》等报上，都曾经刊有他所写的政论文。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上李傅相书》、《致郑藻如书》、《农功》等三篇。前一篇作于1893年，发表于1894年10月11日发行的《万国公报》，署名“广东香山来稿”，发表前经过王韬的修改润色，文长八千余字，是孙中山早期政论的代表作。后一篇大约写作于1891年前后，大约发表于《循环日报》，后被郑观应辑入他所编的报刊政论文集《盛世危言》。这些文章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一系列主张，带有较浓厚的改良色彩，反映了正在寻求真理和探索改造中国的途径的过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轨迹。

1894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1895年1月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联络革命同志，开展革命活动。在1894年至1900年的这几年间，孙中山除了纠集力量，筹措经费，策划广州、惠州两次武装起义外，还在国内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政论，进行宣传。已知的有1895年10月6日在广州《中西日报》(《广报》改称)上发表的《拟创立农学会书》和1897年3月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等几篇。后一篇用英文写作(同年又被译成俄文，刊登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俄国财富》第五期上)，揭露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强调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605—626页)。这些文章虽然还有一些改良思想的痕迹，但已开始迸发出民主革命思想的火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有些文章写得还比较含蓄，其目的在于逃脱文字狱的网罗，使文章能够传到更多的读者手里，发挥更大的作用。1896年12月3日的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对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曾经作过如下的分析：“孙氏于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质之文字，发行于香港，而传播于中国南省，其于良政府与恶政府描写极为尽致，两两相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辞至为留意，虽以彼狠若狼虎善于吹求之中国官吏亦复无从指摘之。”(1935年三民图书公司版《中山全书》第四集《伦敦被难记》附录)

19世纪的最后十年，特别是1894年以后的这几年，是孙中山开始革命报刊活动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封建纲常的观念还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维新运动方兴未艾，变法维新思想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宣传活动还有很大阻力，收效还不是很大。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时，“鼓吹数月，应者寥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第二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宣传时，“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到美洲，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时，“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1899年孙中山由欧洲转往日本进行革命宣传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孙中山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1895—1900)，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苦之时代也。”(以上引文均见《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这其实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宣传活动开展得最艰苦的时代。这种情况直到1900年以后，才有较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