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思想和他们在报刊业务上的改进

资产阶级维新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办报，通过近二十年的办报实践，逐步提高了对报纸这一舆论工具的认识，形成了他们对报纸性质、任务、作用的一整套看法。

首先，他们认为报纸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维新派的活动家们并没有使用像“工具”这样的现代化的词汇，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报纸称为“利器”，有“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话(见陈炽《庸书·报馆》)，这是在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时候说的。“利器”即锐利而又得力的器具，和“工具”大体上是一个意思。把报纸视为一种“利器”，表明了他们对报纸作用的高度重视。在整个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他们都自觉地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利用它为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大喊大叫，制造舆论。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也经常把办报放在首位，即首先用报刊轰开局面，造成声势，扩大影响，然后再逐步地建立政治团体，展开宣传组织活动。强学会时期的《中外纪闻》、《强学报》，南学会时期的《湘学报》、《湘报》，都起过类似的作用。所谓“发端经始，在广风气，译书印报，实为权舆”(《饮冰室文集》卷一)，所谓“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与汪康年书》)，都明白地阐述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维新派不讳言他们的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派性。黄遵宪在筹办《时务报》的时候，就很强调他们的报纸不是某个人的“个人之事”，而是他们那伙人的“众人之事”。他们承认他们的学会是“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的政治团体，又承认他们的有些报纸实际上就是那些学会的会报，这也就在事实上间接地承认了他们的报纸的党派性。直到变法失败，他们一伙儿成为逋臣，在海外办报，进行保皇宣传，就干脆把他们所办的报纸统统地公开地称为“党报”了。

既然是“会报”或“党报”，具有党派性，报纸的言论就必然有一定的倾向，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十分明确的观点。他们鄙夷那种“洋洋数千言而茫然不知其命意所在”的报纸，认为：倘办报，则“一举足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严复《说难》)。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好的报纸必须“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四个条件当中，宗旨的高低，思想的新旧和正确与否，是占第一、二位的。所谓“宗旨定而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旦夕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大声而呼之，谲谏而逗之，以一报之力而发明一宗旨，何坚不摧，何艰不成”。所谓“思想新而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说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较量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讳言自己报纸的政治倾向，也不认为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用“公正”、“客观”之类的外衣来打扮他们的报纸，掩盖他们的资产阶级党性，在中国，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维新派的活动家们在论述他们的报纸的性质的时候，并没有使用“阶级”的字样。但是，他们的报纸所进行的斗争，实质上就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的报纸的党派性正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们的办报理论和实践都反复地证明了他们的报纸是他们所属的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

其次，他们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他们把报纸比喻为一股强烈的电流，说“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比成使中国震动的一次电击，那么我们的报纸就不啻是一个强烈的电流，因为通过这个电流可以把新的思想传布到全国各地方去”(《字林西报周刊》引维新派某报语，见《戊戌变法资料》卷三)。他们自始就希望“以二三报馆之权力以变易天下”(《知新报缘起》)，希望通过报纸的宣传使士论为之一变，使“天下人士咸知变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在同时进行变法宣传的学堂、学会、报纸三者之中，他们更加重视报纸的作用。因为在他们看来，“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舞于其间而无憾”(谭嗣同《湘报后叙》)，较之学堂、学会有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在报纸的宣传鼓动下，“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汪恩至《时务报书后》)。它的这种作用是别的宣传手段所代替不了的。正因为这样，在开展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总是用报纸来打头阵，“先发端于各报馆，继乃昌言于朝”(严复《论中国分党》)。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总是把报纸办得好不好，读者多不多和他们的运动开展得是否顺利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他们所分析的：“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阅报之多寡，与爱力之多寡有正比例；与阻力之多寡有反比例。”(裘廷《无锡白话报序》)很明显，他们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对于他们“变法”的“爱力”而办报的。“中国维新之捷”，完全是“鼓舞之以报章”(鲁迅《破恶声论》)的结果。

第三，他们非常强调报纸在教育读者，开通民智，提供新知，培育人才等方面的作用。谭嗣同说过：“新闻报纸最足增人见识……今日切要之图，无过此者。”(《报贝元徵书》)梁启超说过：“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惟通之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唐才常也说过：“报馆其师范嚆矢也。”(《湘学报例言》)在他们的心目中，“讲求中西有用诸学”，“增人见识”，代替老师宿儒充当不见面的教员，是他们的报纸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他们看来报纸既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维新派的有些报纸，如《湘学报》、《蜀学报》、《算学报》、《蒙学报》等，实际上即以新学术新知识的介绍为主要内容，是名副其实的“学报”。就是那些以时事和政论文字为主的报刊，也多数辟有专栏，“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维新派报刊关于新学和新知的宣传，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在一些维新派的领导者们看来，不必触动封建的经济基础，也不必改变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只要“开民智”、“育人才”，就可以成功地实现变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不过，在客观上，维新派报刊为“开民智”而作的宣传，特别是它们有关新学术新知识的介绍，使“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湘报序》)，对思想上的启蒙还是有贡献的，其影响甚至于延伸到戊戌以后，这一点倒是他们自己所始料不及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维新派报刊所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知识分子。在强学会时期主要是一些“王公大臣”，因为在他们看来“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康南海自编年谱》)。此后稍稍放宽，但也超不出地方官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范围，这一点也正是它们的局限所在。

维新派的领导人物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办报，也勇于参加报刊工作实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这些第一流的维新派活动家，都曾亲自为报刊撰稿或担任报刊的主编。谭嗣同在调往北京担任军机处章京以前，就曾经表示“居今之世，吾辈力量所能为者，要无能过撰文发报之善矣”(1897年《致汪康年书》)。在整个戊戌维新时期，每一个维新派报刊的主编人，往往也就是报刊所在地区的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政治家办报”，对于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家们说来，是自始至终的。

在新闻业务上，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的突出特点是非常重视政论这一报刊文字体裁的战斗作用。和当时的有些报刊把“报首论说”当作装点门面的官样文章；“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李端《奏请推广学校折》)和硬凑字数，敷衍成篇，“纵意竭词穷，亦必敷衍至及格始已”(雷《申报馆之过去状况》)的情况不同，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家们都很重视政论的写作。大部分的维新派报刊，都始终以政论为主要内容。从19世纪70年代的《循环日报》起，维新派报刊关于变法主张的宣传，以及这些报刊和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也主要是通过政论的方式来进行的，政论在维新派的报刊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近三十年的维新派的报刊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其中著名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唐才常、谭嗣同等。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时务文体”是适应新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要求而产生的。是适应在新形势下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抨击封建顽固势力，动员更多的群众拥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为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服务的。

19世纪70至90年代逐步形成的“时务文体”，是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鸦片战争前后力主变革的老一辈的进步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的政论文章中发展出来的。龚自珍的文章挺拔劲峭，绚丽多彩；魏源的文章说理透彻，逻辑缜密；冯桂芬的文章气充词沛，热情洋溢；薛福成的文章叙事清楚，语言流畅。他们的文章以及他们的文章中的那种力图摆脱旧形式的约束的生动活泼的表现手法，对“时务文体”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对龚自珍的文章，“时务文体”的创造者们就十分赞赏。有的人甚至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用仿佛“受电”来形容所受感染的程度，可见印象之深影响之切。“时务文体”的创造者们从他们前辈的政论作品中，无疑的是曾经得到过充分的营养和借鉴的。

“时务文体”的特点，用梁启超的几句话来概括，就是：“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

所谓“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就是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框框界限，实行文体上的解放。这是因为“时务文体”的那些文章，所宣传的是维新派关于救亡图强的政治主张，目的是要“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振动已冻之脑官”，古朴雅驯务求矜炼的桐城义法，阐道翼教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套套，和四六排比瘠义肥辞的骈体滥调，对于它说来都是一种束缚，只有摆脱掉这些束缚，才能畅所欲言。正因为这样，“时务文体”的政论家们都反对把文章写成“千人一面”，反对“千夫秉笔若出一手”，反对文必称八家，“狭为范以束迫天下之人才”(谭嗣同)。而强调“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强调“下笔不能自休”(王韬《韬园文录外编》《自序》)。

所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就是要求文章浅显易懂，同时允许它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欧化、日化的词汇句式和语法。这是因为“时务文体”的那些文章，为了“开民智”和鼓吹变法的需要，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有关西方历史、地理、文学、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大量的名词术语和译文。对于这些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放宽尺度，兼容并包。在改良派的有些政论家们看来，他们的报刊“总宇宙之文”。那上面的文章，“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高挹遐揽，广收毕盖，识大识小，用宏取多”。总之，天下的文章“未有如报章之备载灿烂者也”(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既然如此，改变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那么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就是必然的了。章太炎在评论这一时期的报刊政论文章时所说的，“时新学初兴，为政论者辄以算术、物理与政事并为一谈，……而好援其术语以附政论”(《太炎先生自订年谱》)，正是当时流行的“时务文体”的普遍情况。

所谓“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就是要求文章于明白晓畅之余，还必须写得灼然如炽火，热情如沸水，猛烈如飞瀑，奔腾如驰马，波浪起伏，千态万状，有声有色，感人肺腑，使读者受到鼓动，受到感染，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不少维新派政论家们的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梁启超外，康有为、唐才常等人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就都写得气势磅礴，热情横溢，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反响。就连一向强调他的文章“非以饷学童”的严复，也知道写文章必须“载理想之羽翼”，“达情感之音声”(《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文章是写给人看的，是为了说服别人、感动别人的，要使别人动感情，写文章的人自己首先得动感情，这一点维新派的政论家们是十分清楚的。

《述报》

《蒙学报》

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论家们需要向他们的读者呼吁变法救亡，进行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介绍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学问，这就需要把旧的政论文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作一番相应的改变，这是“时务文体”产生的历史原因，改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改革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在文言文的范围内做文章，即由古色斑斓佶屈聱牙的古文，改变成不拘一格比较通俗易懂的文言文。很明显，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论家们还没有力量完成一次像五四时代那样的震撼一时的文学革命。(www.daowen.com)

在维新派的报刊政论家中，并不是所有人的文章都具备“时务文体”的全部特点，有些人的文章只是在一两个方面较为接近，而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则还保留着自己的风格。例如康有为，有人批评他的文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谭嗣同，有人批评他的文章“熹用雕琢，掠而失粹”。严复，有人批评他的文章“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而且还时时“俯仰于桐城之道左”，就是说还没有摆脱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的羁绊。这些都是和“时务文体”的精神相悖的。把他们的政论文章列入“时务文体”，是就其整体和主流方面来说的。

在维新派的报刊政论家中，其文章最足以称为“时务文体”的代表的，还得推梁启超。戊戌时期的梁启超，以淋漓酣畅的词锋，写忧国忧时的悲愤心情，才思敏捷，文采飞扬，感情奔放，曾经风靡一时，使不少知识分子为之倾倒，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在侪辈当中，梁启超的文章也很受推重。谭嗣同说他“卓公似贾谊”(《致汪康年书》)，黄遵宪说他“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饮冰室师友论学笺· 壬寅十一月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声誉之隆，并时无两。

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即使在它所向披靡的时候，也是瑕瑜互见有不少可议之处的。首先是信口开河，纰漏百出。为了表明他的变法主张有充分根据，也为了炫耀他自己的博学，他在文章中征引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中国古代的典籍，他还稍有根底；西方近代当代的各个学科，他只是偶有耳食，并不甚解。在这种情况下，偏要装腔作势地“信口辄谈”，古今中外地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地印证比附，怎么能够不纰漏百出？《时务报》出版不久，严复就对他文章中的多处“失误”，提出过批评。对此，他还稍有自知之明，承认“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心肆力，……每或操觚，已多窒阂”。而且还多次作过检讨：《时务报》出版后的第二年，他检讨说，“就今日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与严又陵先生书》)。两年后，他又检讨说，“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夫以作者今日之学识思想经历，其固陋浅薄，不足以当东西通人之一指趾甚明也，则数年前之庸滥愚谬，更何待论”(《清议报》100 册)。但是年复一年，旧习始终不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这是他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批评，用来批评他自己，也是十分恰当的。其次，是文字上的浮滥。无谓的堆砌，繁缛的铺张，复沓的排比，充斥篇幅。本来，出于内容的需要，当作者感情激动的时候，在行文中偶尔用一点铺叙、排比、辞藻华丽的句子，还未始不可。但是堆砌得如七宝楼台，铺张得如镶金嵌玉，排比得如涂花饰草，用得多了，就不免成为恶趣，惹人生厌。同时，感叹、惊叹式的句子也用得太滥，动不动就是“呜呼哀哉！”“耗矣哀哉！”以此来弥补内容和思想的不足。这些句子，偶尔用用，还能刺激一些读者的感情。用得多了，成为滥调了，就不免要打折扣。等到后来，即使升级到“吾力竭而声嘶，吾泪尽而血继”的程度，也感动不了多少人了。此外，写作的态度也不够严谨。他的不少文章都是仓促成篇，写前没有充分准备，写后不作仔细推敲，缺少认真负责的精神。在给严复的信中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饮冰室文集》之一)这种轻率的写作态度，是不足为训的。用这种态度进行写作，自不免于纰漏百出。梁启超的文章之所以偏于冗长，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时务文体”在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诞生，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报纸文风也有很大影响。

为了充分利用报纸这个舆论工具发表意见，维新派的报刊不仅重视一般的政论，而且也开始注意寓评论于新闻之中，利用新闻报道来发表意见。

方式之一，是广泛地使用“编者按”。这种“编者按”，《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几乎每期都有，通常附在所载新闻或译文的后面，是编辑人在编发稿件时临时加上去的。刊于《中外纪闻》上的“编者按”，文前都冠有“按”或“论曰”等字样。例如在一则关于美国将在上海开设银行的新闻后面，就附有这样的按语：“按：俄法两国已有商人共合资本，拟来春赴上海开设银行，美领事亦汲汲于此事，则其利之厚可知矣，安可以地主而失此利权哉”(1895年12月26日《中外纪闻》)。这条按语的字数还比较少，《中外纪闻》的编者按语有多到千字以上的。刊于《时务报》等报上的“编者按”，一般没有“按”或“论曰”等字样，但口吻有别于前面的新闻，一望而知是编者附加上去的话。例如附在题为《俄拟设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一篇外报译文后面的按语，“俄人之志本非为谋小利也，盖为国家之雄图计，故为此耳，读此本论最足见俄人之素志，岂得云烟过眼视之乎，亦可以知所警矣”(1896年12月15日《时务报》)；以及附在一篇无题的译自日本《世界报》的主张“须以中国为天下贸易之地”的评论后面的按语，“其论如此，则中国亦当自警，仿日本之例而更新其例也”(1897年7月10日《时务报》)就都是这样。

方式之二，是利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新闻中发表议论。早在80年代中期出版的《述报》(广州)上，就刊有大量的这一类新闻。下面是其中的两例：

《忠愤可嘉》(题)兹闻香港裕兴洋货店，常有法人到店采买长短洋枪军火等件，虽系零星自用之物，店伴无不挥之使去。是其具一胸忠愤之气，微物且不肯售与敌人。彼汉奸之甘为接济者，对此能勿汗颜愧死(1884年9月22日《述报》)。

《敌忾同仇》(题)中法自开仗之后，华人心存敌忾。无论商贾役夫，亦义切同仇。近闻法人在港购煤甚急，遍觅港中存煤，多属华人之货。法人虽出重价，而华人亦不肯售与敌人。即彼别有所购，亦乏工役搬运，盖挑夫盘艇均已联行，誓不为法役。查有华商某向交法国邮船煤行者，现亦退约。有到门而问者，无不麾之使去。此可见我华人一心为国，众志成城，各具折冲御侮之才，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人心如此，法尚不知难而退，岂欲自寻败亡而后已耶(1884年10月13日《述报》)。

比较起来，后一条新闻的议论成分似乎更多一些。戊戌维新时期，这种夹叙夹议的新闻，在一些维新派的报刊上，屡见不鲜。《国闻报》在百日维新前后所作的关于变法运动的报道，就多数夹有议论。其中如《公车上书》在报道梁启超、麦孟华联合各省举人向光绪上书一事时，议论说：“顺德麦孺博新会梁任公两孝廉夙具爱国之忱，天下争传其学问文章，犹其末也”(1898 年4月3日)；《湘抚被劾》在报道湖南顽固分子控告陈宝箴一事时，议论说：“若右帅者，真今日督抚中忠荩爱国勇于任事之人，必不为此等语言所惑也。”(1898年5月25日)《总署添人》在报道江标被任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事时，议论说：“(江)在湖南学政任内开倡风气，振兴实学，不遗余力，湘中守旧之风近年始稍稍改革者，实系江太史提倡之功，此事早在皇上圣鉴，故不待召见而恩纶先贲也。”(1898年9月15日)都明显地表示了对维新派人物及其活动的赞扬和支持。所有这些编者按和夹叙夹议的新闻，都带有评论的性质，它即事而议，借题发挥，虽然短小，却能够以小见大，及时地发表意见，表明报纸在某些问题上的鲜明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成为报纸评论的一种形式和报刊政论的必要的补充。

除了重视政论的写作外，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报刊在新闻业务的以下几个方面也有所改进。

编辑。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办的一些报纸，在编辑上是不大花力气的。梁启超曾经批评他们“非剿说陈言，则翻译外论，其纪事繁简失宜，其编辑混杂无序”(《新民丛报》发刊词)。维新派的报刊在这方面稍稍有所改进。例如《述报》对所发的新闻稿件，一般都在记者的原稿上作过编辑整理。该报1884年9月2日所刊的关于中法马尾海战的新闻前，就注有“福州访事人递来竿牍，洋洋千余言，俱关近日军情，因诠次其辞，备登于报”等字样，说明了编辑的情况。不过，稿件来源不一，编辑人员对国外的情况又不甚了解，不少新闻虽经编辑仍有舛误。即如那个率领法舰侵华，最后在海战中被打死的法国将军孤拔，就时而被称为“孤拔”，时而被称为“哥拔”，时而被称为“哥璧”，一个人竟然变成了三个人，说明编辑工作还做得很不细致。到了戊戌前后，报纸的编辑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改进：改变了一排到底的形式，每版分成三至四栏，句读加点，以清眉目，同时对一些过长的文章，进行适当的压缩，“但求简赅，毋取冗长”。新闻的标题，也由“白门柳色”、“武林纪事”之类的地区性标题，逐渐地改为一事一题，如“吴淞防务”、“法舰破裂”、“兵船开往新加坡”、“简放出洋钦使”之类。这些改进主要表现在日报上，一般的期刊，多数仍维持书册状，封面加题签，类似线装书，变化较小。

采访。为了进行有关变法的宣传，维新派要求他们的报纸“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采交涉要案”，因此，比一般的报纸更加注意新闻采访工作。采访的重点，也由“记载琐故”，“剿撮涂说”，“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无补时艰，徒伤风化”的市井新闻和黄色新闻，转移到时事政治方面。一般维新派报刊都派有专人负责采访新闻，期刊以政论为主，派的少一些，日报新闻报道的比重大，就派的多一些，而以《国闻报》最为突出。这个报纸为了“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在国内外的许多城市都派有记者，“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国闻报缘起》)。这个数字出于它自己的宣传，很明显有夸大，必须打很大的折扣，但也多少能够反映出维新派报纸重视采访工作之一斑。由于重视了采访，记者在第一线掌握了较多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情节比较生动，文字比较活泼的新闻报道。下面这条消息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康有为到吴淞》(题)据本馆派妥友确访云：前日顺和进口，上海道派多人在怡和码头吊楼口守候，另派人至船上，搜拿康有为未得。至新济到埠，又遣多人上船搜寻未见。据买办云：康在天津，已搬行李上船，忽与同伴耳语，即仍搬行李去，云拟次日搭重庆至申。蔡和甫观察闻知此讯，即拟派小轮至吴淞口外上船搜查，讵料英领事深嫌查顺和时过于骚扰，竟不肯发票。昨日午间，重庆轮船近吴淞口，有税务司偕华员开小轮至船搜寻。据买办云：重庆船将近口时，忽有一蓝烟囱小轮驶近船旁，即有二西人上船，手持照片，遍处搜寻，忽见一人像与相片仿佛，指照片问是此人，此人即点首言是。两人即拉此人至大餐房，后数分钟即拉此人及其同伴，并取行李上小轮船而去。旋见小轮驶近相离二十丈之某兵船，即见西人及此人等，均上兵船去。税务司等揣疑此二人即康有为及其亲信之党羽一人，于是税务司等皆嗒焉若丧而返。闻上海道将设法向英领事索回此人，不知确否。(1898年9月25日《中外日报》)。

这条消息采写于政变后的第四天，康有为在上海被搜未获在英舰保护下转逃香港的当天。第二天一早就见了报。从采写到发表，不到二十四小时。时间是比较短的。消息中提到了“顺和”、“新济”、“重庆”等三条船，两个买办和上海道(即消息中的“蔡和甫观察”)，英领事，税务司，“二西人”及康有为等七八个人物，还引用了两个买办的一些话，很明显是经过多人次的采访，了解了一些细节以后写作出来的。其中的情节，除了“新济”轮据康有为自己的记载应该是“海晏”轮，稍有出入之外，基本上属实。文字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此前报上的简讯式的新闻比较起来，已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报纸在采访写作技巧上的进步。

新闻图片。配合文字报道，在一些维新派的报刊上也出现过少量的新闻图片，最先编发新闻图片的是1884年创刊的《述报》，它所刊载的《侯相出京》图，以左宗棠奉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一事为题材；《炮轰法舰》图，以中法海军在福建前线作战情况为题材；《刘永福》图，以在越南前线抗击法军的黑旗军将领为题材；都起了和有关的电讯报道相配合的作用，弥补了文字报道的不足。它所刊载的《厘卡积弊图》，则是对厘税制度的形象的批评，是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舆论的，同样直接服务于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斗争的，是这方面文字宣传的很好的补充。戊戌前后的维新派报刊中，也有一些比较注意图片报道。《知新报》第四十三期就以一整页的篇幅，刊载过俄皇彼得大帝的肖像，和同期发表的介绍俄国变法经验的《大彼得传》相配合，为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做宣传，起了“图文并茂”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上的新闻图片，仍然是画家们创作的或摹绘的木刻版画，其造型的准确和精致程度略近于《点石斋画报》，还没有超过后者的水平。

副刊。除了李伯元的《游戏报》等文艺小报外，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报刊还很少刊载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也没有专门的副刊。《时务报》第二十四期曾经译载过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所作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片断，但只刊登了一期，就戛然而止。1897年11月15日，《国闻报》发表了严复、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了小说的作用“几几出於经史上”，“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的看法，和“广为采辑，附纸分送”的计划。接着，梁启超也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强调了小说在“各国变革之始”对转变社会认识和国民思想的作用，提出了要在维新派报刊上，选择外国小说中“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的主张。表明了维新派的宣传家们对小说等文学作品和报纸副刊文字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计划在政变以前没有来得及实现。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在海外各地办报，副刊文字才受到更多的重视。

印刷。1898年起，个别维新派报刊改油光纸或连史纸单面印刷为机制白报纸两面印刷，加快了出报的速度，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维新派报刊比较重视的是政论方面的宣传，它们的评论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也主要是这一方面。相对来说，对新闻报道的重视就不大够。对不少维新派报刊来说，新闻报道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有些维新派报刊中，新闻报道只占很小的比重，反映也不及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报纸的舆论工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