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进步作用

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宣传。

70至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在中法战争的刺激下，在中日战争的刺激下，在以德国侵占胶州湾为标志的新的瓜分危机的刺激下，在部分刚刚从地主、官僚、买办阶级中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救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反抗外敌，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的意义。

维新派的报刊，作为它们所代表的这一阶级的喉舌，通过它们的新闻和评论，沉痛地陈述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愤怒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巧取豪夺，“无端而逐工，无端而拒使，无端而索岛岸，无端而揽铁路，无端而涎矿产，无端而干狱讼”，乃至“轻我，贱我，野蛮我，奴隶我，禽兽我，尸屠我”的种种罪行；提出了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等主张；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吾华种”的号召；淋漓饱满，慷慨激昂，唤醒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梦寐，在那一时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上所宣传的这种爱国思想，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反帝思想。在它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中国的不自强。只要一旦实行变法自强，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就会自行解除。此外，它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缺乏根本认识，总是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来抵制另外的一些帝国主义。发表在《湘报》上的《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和《知新报》上的《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为善》、《联英策》等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或者把英国说成是“救人之国”，或者强调当前“以联美为第一义”，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上，幻想依靠他们以“急图变法”，这就严重地混淆了敌友，放过了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从以上的错误认识出发，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不但没有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深刻的揭露，反而极力为他们开脱，极尽美化之能事。在它们的笔下，深入中国腹地进行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成了“蒙犯霜雪，跋涉险阻，耗资财，劳筋骨，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1898年10月26日《国闻报》)的大善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成了使中国的“小贸大力的人，添出许多行业，银钱自然活动，……地方必然日见富足”(《湘报》，第六十八期)的大好事。这就荒谬到公然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辩护的地步了。至于像“洋人见人最和气，相貌虽异心不异……我是主人他是宾，何必无故打洋人！”(《湘报》第二十七期)等之类的说教，则更对蓬勃而起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釜底抽薪的坏作用。它们的这些宣传，博得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喝彩。他们称赞说：“维新运动是有希望的，所以认为有希望，是由于改良主义承认过去痛恨外国人是不公正的，也必须培植他们的友谊。”(《戊戌变法》丛刊Ⅲ，560页)这也从反面证实了维新派和他们的报刊不仅没有触动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而且还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给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泼了冷水。

尤其荒唐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竟想借助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来办报。早在强学会时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曾经有过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改为“政府的机关报纸”的离奇设想(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但是广学会的李提摩太却因此加入了强学会，参加了《中外纪闻》的筹备工作，成了他们实际上的顾问。维新派的其他一些报刊也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些瓜葛。《时务报》的“东文翻译”古城贞吉就是一个日本人，而且是经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的。《湘报》则甚至有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团体兴亚义会的机关报《兴亚报》，“彼此分派”，交换主笔的打算。派往交换的人选都“公举”出来了，只是因为形势很快逆转，他们自己的报纸已经很难办下去，才没有换成。可见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么幼稚，多么糊涂。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民族的危机，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又引狼入室，认敌为友，这就使他们自己陷入了难以自解的矛盾。

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帝国主义分子之间，还是有着原则的分歧的。他们虽然都谈变法，目的却并不相同。一个企图通过变法，使中国独立富强，走向资本主义。一个则力图以支持变法为幌子，加深对中国的控制，迫使中国走印度的道路，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维新派的过错只在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缺乏警惕，为帝国主义分子的甜言蜜语所惑，中了圈套。他们的纲领、路线和道路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

70至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特别是戊戌前后的变法维新运动，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在这场启蒙运动中，以康有为、严复等为代表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按照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需要，把他们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和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使后者受到空前的挑战，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很大的解放。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这一思想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组织学会、出版译著和创办报刊来进行的。报刊宣传在这当中起了十分突出的重要作用。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报刊这一锐利武器，“振动已冻之脑官”，打动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读者，在青年学生当中进行启蒙思想教育，使禹甸神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和“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遏抑”的生动局面，对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也起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维新派报刊十分注意有关西学的宣传。这种西学，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包括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新知。《时务报》关于西学书目的介绍，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说的介绍；《国闻报》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的介绍；以及《湘学报》“时务”、“算学”、“商学”等栏内的一些文章，所宣传的就都是这一类东西。这种所谓西学，又称新学，或谈“西学格致之精微”，或谈“西政富强之本末”，是和以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学和旧学相对立的。在一定程度内，是对封建主义文化的否定。

维新派报刊还非常注意对西方舆论和西方情况的介绍，“广译外报”成为一时的风气。除了像《译书公会报》那样的“专译东西书籍报张之有关政策者”的报刊外，大部分综合性的时事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渝报》、《国闻报》等，都辟有“域外报译”、“译报”、“选译西报”等之类的译刊外报新闻和评论稿件的专栏，篇幅往往占到各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目的，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此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这方面的工作，以《时务报》、《国闻报》最为突出。前者先后聘请了六个通外文的人，担任英日等报的翻译工作；后者则据说：“翻译之报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欧墨其余诸国，萃取各国之报凡百余种，延聘通晓各国文字之士凡十余人。”(《国闻报缘起》)这是它们自己的宣传，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注意“通中外之故”，确实是这些报纸的一大特点。鸦片战争以来，一切有识之士都主张翻译外报。从魏源、王笃堂、李端到康有为，都在这方面上过条陈，有过十分具体的建议。早期的译报，偏重于觇敌虚实，知彼知己。后来，在洋务派的影响下，又偏于国际公法和普通军工生产知识的介绍。旨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着重国际形势和有关社会科学研究动态的介绍，则是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的功劳。

维新派报刊关于西学和西方情况的宣传介绍，是和它们的“开民智”的思想和必须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相联系的。要变法自强，就必须“开民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当时所有维新派的共同认识。尽管他们的认识有缺陷，但是，这方面的宣传，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维新派宣传家们最早的一些西学知识，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所办的报刊那里得来的。例如，康有为从1883年他二十六岁那一年起，即“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也是从1889年他会试不中南归过沪时起，才从上海的一些教会报刊中，开始接触到一些西学的。但是，维新派报刊所宣传的西学和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报刊所宣传的西学，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宣传的目的就不一样。维新派报刊之宣传西学，是为了培养变法维新所需要的人才，发奋自强，救亡图存。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报刊之宣传西学，则是为了造就洋务买办人才和供他们驱使的知识干部，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其次，维新派报刊所宣传的西学，主要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报刊所宣传的西学，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道学”，亦即“神学”，或“天道之学”。“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种种谬说归美教宗”。表面上讲的是“西学”，实际上讲的是“西教”。《湘学报》的一篇题为《论西政西学治乱盛衰俱与西教无涉》的评论，和《知新报》上所发表的刘桢麟写的《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就是对他们的这种欺骗手法的批判。再次，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报刊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西学，只有维新派的报刊所宣传的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西学。前者虽然也侈谈西学，吹嘘他们“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大有造于中国”等等，但是，在他们所介绍的西学中，根本找不到中国人所需要的学问。他们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把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较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例如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些思想武器，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等，就都不是他们介绍过来的，而是像严复那样的先进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通过维新派的一些报刊首先介绍过来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报纸所宣传的西学，就其有用的部分来说，充量至极也只不过是一些需要经过一番改造才能使用的思想资料。而更多的部分，则是他们有意识地向半殖民地的中国倾销的西洋文化次品。

需要说明的是，维新派报刊所宣传的西学和新学并不那么纯粹，其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旧学，尊孔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维新派的宣传家们，多数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头脑中的尊孔思想是十分顽固的。例如王韬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教条的信奉者，他所遵从的“道”，就是“孔子之道”。康有为自比素王，梁启超自称“爱孔子”、“忠于孔教”，也都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强学报》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纪年，要求“毁淫祠以尊孔子”(《强学报》，第二期)；《时务报》主张“今日欲救中国，宜大明孔子六经之义于天下”(欧榘甲《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时务报》，第三十八期)，都是他们尊孔思想的反映。(www.daowen.com)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所提倡的夹杂着封建旧学的西学和新学，也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在和代表中国封建思想的中学和旧学作斗争的过程中，“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它们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启蒙作用，仍应充分肯定，这种启蒙作用在当时主要是通过报刊来实现的。

第三，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封建专制统治，总是要采取愚民政策，控制舆论工具，限制出版自由。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实行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这方面的限制尤其严密。“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文网繁兴，至于谈虎色变。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的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在各种言论出版物当中，报刊的出版，受到了最严厉的限禁。清朝法律中，有关报刊出版物的单行法，是20世纪初期才陆续颁发的。在此以前，虽然没有限禁报刊出版的专律，但是《大清律例》中的“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和“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亡千里”等条款，对报刊都是完全适用的。地方政府也曾发布过禁止“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和“私自刊刻新闻纸”之类的禁令。报刊的出版，一直是非法的，是随时都可以援律封禁的。要想出版，只能寄足于租界，托庇于西人。这种局面直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大量出版以后，才被打破。冲决封建罗网，粉碎封建言禁，为报刊的出版赢得了实际上的合法地位，这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活动的一大功劳。

早在维新运动的准备阶段，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就发出了解除言禁和要求办报的强烈呼吁。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何启、胡礼垣等，都为此写过专门的文章。他们历数办报的好处是：“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盛世危言》《日报》下)；“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新政真诠》《新政论议》)；“时政之得失，官吏之贤愚，地方之治否与国之诚伪，多可于报内反复详参而悉其梗概”(《中外新报》《论中国终当盛行新报》)。同时，把办报和变法自强联系起来，要求“宏日报以广言路”，“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

在呼吁办报的同时，维新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利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关于出版自由的理论，向封建统治阶级禁锢言论的戒律发出了挑战。他们借批判“暴秦”和“明太祖”为名，攻击封建统治者“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上直言，禁倡清议”(吴恒炜《知新报缘起》)，指责后者“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唐才常《湘报叙》)。对封建政府限禁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提出了抗议。要求后者解除言禁，给资产阶级报刊以充分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在一些文章中，他们还学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吻，把他们自己的报纸吹嘘为“民口”、“民史”(谭嗣同《湘报后叙》)，为“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吴恒炜《知新报缘起》)。这里所说的“民”，主要指的是他们那一伙刚刚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过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惯于用他们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冒充全民的利益。西方的如此，东方的也不例外。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正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向封建统治者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自由。

甲午以后，随着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改良派关于报刊出版自由的要求，由一般的舆论上的鼓吹，转为具体行动。他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办报，一方面迭次向光绪上书，提出请求，希望得到皇帝的支持，取得合法出版的地位。康有为在1895年的那次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就第一次向光绪陈述了报纸和变法新政的关系，提出了“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的请求。随后，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上清帝第五书》中重复了以上的建议。与此同时，一些维新派或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的官吏，也为桴鼓之应，纷纷上疏，建议“广立报馆”。翰林李端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御史宋伯鲁的《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的《奏请推广报馆折》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篇。他们都广泛地论述了资产阶级报馆和议院的表里作用，提出了“设报达聪”之类的建议。这些请求和建议，终于打动了他们的“圣主”。在“不愿为亡国之君”和急于变法图存的思想促使下，光绪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同意和鼓励办报纳入变法计划，成为他所推行的变法新政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发的和报刊出版工作有关的“上谕”，除了关于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的那一部分外，还有以下几条：

1898年6月19日：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着自五月初一日(即6月19日)起，每五日汇订一册，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军机处呈递。

1898年7月26日：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着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事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

1898年8月21日：奖进……开农会，刊农报。

1898年8月26日：准梁启超设立编译学堂于上海，……所编译之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1898年9月12日：(侍读学士)瑞洵奏请遍设报馆实力劝办一折，……即着瑞洵创办以为之倡。此外官绅士民并着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

这些“上谕”，解除了限制办报的禁令，承认了“官绅士民”有一定程度的报刊出版自由。由严禁一切“妖书”、 “妖言”，严禁“刊刻新闻纸”，到动员各级官员“劝办”报纸，“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还给以“免税”的奖励，这对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报刊出版自由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另外一方面，这些“上谕”，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在它们的鼓励下，各地维新派报刊纷纷出笼。在1895至1898的三年内，全国报纸种数陡增了3～7倍(据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的统计)，“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 (1898年9月20日《中外日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在一个短时期内，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但是，刚刚脱胎于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是软弱的，他们只能跪着造反。在争取办报自由的过程中，他们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呼吁和乞求。他们极力把报纸比附于“三代陈诗观风之制”，一再说明报纸之类的东西古已有之，为自己的办报要求，寻找封建统治者能够接受的理论根据。他们极言报纸在帮助封建统治者去塞求通，发越聪明，关心民瘼，勤求治理等方面的作用，处处为后者擘画，以求打动他们的“圣主”，得到他的恩赐，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根毫毛。他们所取得的胜利也是有限度的。那些多如牛毛的新政“上谕”，并不为有后党撑腰的地方督抚们所重视。有些“上谕”形同具文，说得动听，并没有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涉和破坏，仍然是维新派办报活动的严重障碍。光绪皇帝虽然接受了维新派关于办报的一些建议，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封建王朝的利益，旨在利用报纸为统治阶级“发明国是，宣达民情”，“为铎之助”。因此，在提出“报馆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义，抉去壅蔽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的同时，立刻想到需要起草“报律”，加以限制。在如何开展办报活动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官为倡办”。有关官书局报、编译局报和时务官报人事安排、经费开支和言论方针的指示，在他的那些提倡办报的“上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力图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方式，把报纸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鼓吹休明的舆论工具。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关于报刊出版自由的呼吁和他们的报刊活动实践，毕竟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新闻出版事业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了。就这一点来说，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作用，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这一时期维新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和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一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在发表了一些进步主张的同时，也宣传和散布了不少十分谬误的思想观点。它们要求变法，要求改变现状，但认为可改变的只是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及教育制度和行政制度，至于封建宗法制度、伦常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亘古不变”的。他们只同意对封建专制政体作有限度的改良，而反对实行根本的变革，并且公开支持封建政府镇压农民革命的血腥暴行。他们虽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封建政府的媚外政策，但是不敢对帝国主义进行有力的制裁。19世纪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也有一定的依赖关系，他们从根本上硬不起来，维新派报刊所宣传的以上的错误思想观点，正是它们所代表的那一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以后，维新派转变成为政治上的保皇党和（君主）立宪派，维新派报刊也逐渐地失去了它的锐气和锋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