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一场舆论阵地的争夺战

随着维新派报刊活动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披着同情和支持维新派的外衣混入维新运动行列的洋务派分子之间，在控制和争夺舆论阵地的问题上进行过剧烈的斗争。

对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从一开始就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指责维新派的办报是“以笔舌倾动人主”，是“藉报章鼓簧天下”，把参加维新派办报活动的人一律斥为“混迹报馆，奋髯抵掌，议评国政”的“无赖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在北京，一些顽固派官僚如袁昶、文悌、李盛铎等，纷纷写奏折上条陈，对《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进行指名的攻击。在地方，尤其是在顽固势力相当强大的湖南，一些顽固派士绅对当地出版的维新派报刊极尽排挤攻诋之能事。大劣绅叶德辉将《湘学报》、《湘报》所载诸论文“逐条痛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恶毒攻击《湘报》“真中国之巨蠹”，写信给陈宝箴，力主“以停止为宜”。在他们的怂恿下，湖南贴出了丑诋《湘报》的对联，发生了攻击《湘报》主笔和诬指《湘报》编撰樊锥为“乱民”，并驱逐他“出境”的事件。他们早就把维新派的报刊视同洪水猛兽，务以去之为快了。

洋务派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关于变法维新的宣传方面，他们的基本立场和顽固派是一致的，但是态度较后者为灵活，手法比后者更狡猾。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以维新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面貌出现的。以张之洞、袁世凯这两个人为例，强学会成立时，他们都列名为会员，张之洞捐会费一千五百两，袁世凯捐会费五百两，赌注下得都不小。张之洞那笔捐款的结余部分约七百两，后来转为《时务报》的创办经费，他因此又成了《时务报》的当然“股东”。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些头面人物，他们都极尽笼络之能事。袁世凯给康有为转递过万言书，还特派他手下的徐世昌到北京和维新派保持联系；张之洞为了讨好维新派，对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他也谬尊为“卓老”，还准备大开中门暖阁鸣炮相迎。对维新派的办报，他们并不一律反对，在开始的时候甚至还表示过支持。袁世凯每星期六都从小站赶到天津，在《国闻报》主笔王修植的家里，和聚会在那儿的严复等人“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严复《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序》)。张之洞则甚至以湖广总督的名义，用行政命令，帮助维新派推销报纸。他的《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恭维《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并决定用公款代为订报，“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他的《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牍》，要求湖北省州县各级衙门和两湖经心等书院，“一体购阅”《湘学报》等维新派报刊。他们都是维新运动的投机者。袁世凯既借维新派以自重，又以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的信任。张之洞则以附和维新运动来窃取声誉，排挤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他们都是“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人。他们之所以支持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是想把维新派的报纸控制在他们的手里，为他们所用，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来做宣传，成为他们的舆论工具。在这方面张之洞表现得尤为猖狂。

张之洞对维新派报刊的控制，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滥用权威，强行干涉。例如：

对《强学报》，因为该报用了“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等字样作为纪年，立即以“并未公商，遽先刊报”为辞，“电令停刊”。

对《时务报》，以“报中论说太新”为辞，屡加干涉。徐勤的《中国除害议》(刊《时务报》第44、46、48期)就因为攻击了科举制度，和他的主张抵触，没有刊完，即行中辍。

对《湘学报》，先是对报中关于“素王改制”的议论，表示不满，以“似涉新奇”为辞，给予警告。以后对报中的其他言论也大不谓然。1898年5月6日在《停发〈湘学报〉札》中，规定近期的《湘学报》将由他“派员将各册谬论摘出抽去后，再行批发”。同年5月11日又在给湖南学台徐仁铸的电令中，指责该报言论“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并通知徐：《湘学报》已禁止在湖北行销，“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

对《湘报》，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电报中，攻击它“其偏尤甚”。对该报第二十期所刊载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中有关“民权与君权两重”的言论，尤其恼火。说：“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要陈等“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对《蜀学报》，在给宋育仁的电报中，指责该报第五期、第八期的《保中国论》等文“悖谬骇闻”，要宋立即“删毁更正”，“否则必招大祸”云云。

这一期间，张之洞由两江总督回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综揽华东华中地区的军政大权，其欲逐逐，大言炎炎，手也伸得很长，对维新派报刊言论的议论和指责，真是达到了颐指气使的程度。议论指责之不足，还亲自挥笔上阵，对维新派报刊的变法言论，特别是有关“民权”的言论，大施挞伐。其中一篇就是发表在《时务报》第三十期上的《辨〈辟韩〉书》，这篇文章痛骂《时务报》第二十三期转载的严复《辟韩》一文，“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非为是，文字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攻击它“有慕于欧洲人之富强，直欲去人伦无君子，下而等于民主之国”。署名的是上海强学会会员，曾任御史的湖北人屠仁守，实际的执笔人据严复在给他的堂弟的信里所说，就是张之洞，不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而已。另一篇则是那部有一定影响的《劝学篇》。《劝学篇》分“宗经”、“正权”、“明纲”、“循序”等十五篇，极力为反动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涂脂抹粉，反对对封建的政治制度作任何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用纲常名教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口号，对维新派报刊上的“伸民权”、“开议院”、“男女平等”等主张，和它们所提倡的“西学”，即资产阶级的“新学”，进行疯狂的反扑。并假借权势，通过湖南地方当局，强迫《湘学报》从第三十七期起，全文连载。

另外一种方式是派遣私人，混入维新派的办报队伍，劫夺报纸的领导权，改变报纸的性质，实现对报纸的控制。《时务报》的易帜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时务报》的创刊，使用了张之洞捐给强学会的部分余款，他对这个报纸因而有一定的指挥权。但是，《时务报》是康梁亲自规划创办的，梁启超担任着报纸的主笔，掌握着报纸的言论大权，张之洞又远在湖北，鞭长莫及，不能随意调度，为了实现对这个报纸的控制，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首先是在《时务报》内安置私人，伺机攘夺权力。在这方面，他所物色的对象就是汪康年。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别号毅伯、毅白、恢伯、初官、灏年、梁卿、醒醉生，浙江钱塘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光绪十八年进士，历任自强书院、两湖书院教习，还担任过张之洞的家庭教师，“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是张的入幕之宾。从强学会时期起，汪康年就混迹于维新党人之间，以维新派自居，从事各项活动。《时务报》创刊，他夤缘担任经理。《时务报》受到欢迎，风靡一时，他也因此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微有时名，浸成报蠹”(章士钊《疏黄帝魂》)。此后，他大部分时间从事办报活动，先后办有《时务日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报，由破坏维新，进而反对革命，1911年死于北京。

在戊戌维新时期，汪康年依违于维新派和洋务派之间，“凭着一身蝙蝠形象，欲禽禽来，欲兽兽至，务达到不失去奸利自便之地步以为期”(见前引章文)，是一个假维新派。《时务报》初期，他为了欺饰耳目，哗众取宠，也在报上发表过《中国自强策》(第四期)、《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第九期)等假惺惺地议论“民权”的文章，其实是言不由衷，一受到张之洞的责怪，就绝口不谈，并一再表白他的“伸民权亦非得已”(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对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汪康年视如冰炭，办《时务报》时，就“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梁启超《致汪康年书》)，还“腾书当道及各省大府设法构陷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政变后，“告上海县，引捕役”，帮助官方到处缉捕康有为的也正是这个“圆滑”的“蝙蝠”式的人物。对张之洞，汪康年是阿谀逢迎无所不至，张的每一指示，他都奉命唯谨，坚决执行。《时务报》着手筹备和刚刚创刊的那两三个月，他们之间有过密切的接触。汪康年在此期间曾经先后两次去湖北和张密商：一次是1896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时务报》就在这一期间创刊；一次是1896年9月上旬至9月下旬，时在《时务报》出版后的一个月左右光景。两次在张处留住的时间都在半个月以上。这既说明了汪张关系的密切，也说明汪康年早就是张之洞安置在《时务报》内的忠实代理人。

其次，是在幕僚中指定专人注意《时务报》的动态，随时传达他的意见，实行对报纸的遥控。叶瀚、顾印愚、钱恂、纪香、梁鼎芬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担任过这一类的角色，而以梁鼎芬的作用最为突出。梁时任两湖书院山长，参与张之洞幕府事，是张推行洋务“新政”，破坏维新变法运动的左右手。《时务报》出版期间他多次秉承张之洞的旨意，用通信方式和汪康年保持联系，随时转达张的指示，规定报纸的言论方针，肯定一些他认为满意的文章，对他认为不满的文章，提出批评，并时时提醒汪康年：“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此后文字真要小心”，“后请格外小心”(见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成为张汪之间的联络者和代表张之洞对《时务报》进行指挥的重要人物。

再次，是对主持《时务报》编辑工作的梁启超进行排挤，以便把言论大权攘夺过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张之洞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一再进行干涉和指责。例如，他责怪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期上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学校》一文，疵议了他的新政，扬言“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他攻击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四十期上发表的《知耻学会叙》一文中，关于知耻图强的议论，“太悖谬”，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等人，要他们“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张文襄公电稿》卷二十九)。对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第八期上的《变法通议·论科举》和发表在《时务报》第十期上的《变法通议·论学会》等文，也妄加指责，通过左右的人，讥讽这两篇文章是“无益而有损之文”，要报纸“以后请加检讨也”(《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这种专横态度，使年少气盛的梁启超深感难堪。这些，加上梁汪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芥蒂和龃龉，终于使梁不能安于其位。1897年10月，湖南时务学堂来函相邀，梁遂应聘而去，梁一走，《时务报》的言论大权就自然地落到了张之洞一派的手里了。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汪康年来实现的。

在以上的几项措施中，把汪康年这样的一个人安置在《时务报》，是关键的一着。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汪康年来实现的。在张之洞的幕后策划下，汪康年怙势揽权，步步为营，终于把《时务报》从康梁手里夺了过来。他所采取的步骤是：

第一，掌握报纸的财权。强学会上海分会停办后，“所有余款数目单据及自置书籍、木器物件，……皆点交汪进士穰卿收存”(1896年5月3日《申报》)。《时务报》成立时，使用了这笔余款，这就使得代张之洞保管这笔余款的汪康年，没有掏一文钱就捞着了一个创办人的名义，还当上了报社的当然经理。在他担任经理期间，报纸一应开支，都由他核发，所有募捐来的款项都由他收存，“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谢”(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先后经手款项在七八万元以上，掌握了报纸的经济命脉，俨然以“总办”、 “东家”自居，为进一步劫夺这个报纸，提供了便利。

第二，掌握报纸的用人大权。《时务报》刚创办的时候，报社的人事安排都由黄遵宪、梁启超和汪康年三个人商量决定。大抵编辑、主笔多数出于梁启超的推荐，翻译人员则主要由黄遵宪代为介绍。康梁方面的人，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此后不久，黄遵宪去了湖南，梁启超上了一趟广东，回来后又忙于编辑事务，这方面的权力逐渐旁落，为汪康年所攘夺。到了1897年，所有人事安排，几乎都由汪康年一个人决定。这一年，“馆中凡添请十余人，时启超在沪同事也，而所添请之人，未有一次与启超言及者”(同上)。康梁的人逐渐受到排挤，最后连梁启超自己也负气而去。

第三，干预编辑工作。开始只是利用梁启超不在上海的时候，在报纸上塞进一些私货。例如《时务报》第十六期上刊登的盛宣怀大谈洋务派“练兵”、“理财”等新政的那篇《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摺》，就是利用梁去广东的机会私自刊发的。后来，羽毛渐丰，态度也愈益专擅，不仅强行塞进了像《辨〈辟韩〉书》那样的和维新派公开唱反调的文章，而且还敢于改动梁启超已经定稿的文字。例如《时务报》第四十三期上刊登的梁作《论商务》(《变法通议》七之十《论金银涨落》)一文，就被汪擅自“改正数处”，使梁启超感到“窃不自安”(梁启超《致汪诒年书》)。

第四，釜底抽薪，另立机构。例如1898年5月5日创刊的《时务日报》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时务报》筹备时期，在报纸的刊期问题上，曾经有过争议。黄遵宪、梁启超主张办旬报，汪康年则“力主办日报”。争议的结果，黄梁的意见占了上风，因此办成了旬刊。对此，汪康年始终耿耿于怀，不肯罢休。顶到黄去梁走，《时务报》内已经“莫有毒予者矣”的时候，他就决心把计划已久的那份日报再办起来，作为《时务报》的姊妹刊物，这就是《时务日报》。《时务日报》名义上由汪和曾广铨、汪大钧集资另办，与《时务报》在经济上不相干，实际上它侵吞利用了《时务报》积存的资金。在言论上，《时务日报》也大大地降低了《时务报》的调子。创刊前后，为了欺世盗名和适当照顾报纸的名称，这个报纸还订下了这么几条章程：“转圜时务，广牖见闻”；“现在风气大开，公司局厂林列，惟办理情形，局外无从窥测，本馆拟逐细探求，以饷究心时务之人”；“凡奏疏、章程、条陈等件之关于时务者，无不广为搜求，以资考证”等等。总算多少沾了一点“时务”的边。等到创刊以后，这些方针就不大提起，而逐渐地为以下的宗旨所代替，即：一、国家大政使遍国知晓；二、使办事者之勤劳得定达于众目；三、通各省消息；四、商务消息据实引陈；五、各省风俗土产得互相考求；六、民间疾困得以上达；七、中外交涉之利害详列比较；八、各国政事逐日详释。(刊1898年5月5日该报创刊号)在这里，不但救亡、变法的思想不见踪影，连口头上的“时务”两个字也索性不提了。在汪康年的主持下，《时务日报》对维新运动的报道很不热心，倒是对攻击维新运动的言论的报道非常积极，顽固派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的奏疏，刚刚递出，《时务日报》就全文发表，对泛滥一时的压制破坏维新变法的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1898年8月17日，《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继续出版，表面上标榜“以提倡变法为主旨”，实际上专门替反对变法的人说话，立场、思想感情完全站在反对维新运动的洋务派、顽固派一边。

就这样，汪康年终于没有辜负张之洞的期望，排挤了康梁的势力，改变了《时务报》的颜色，实现了对《时务报》的掌控。在这场剧烈的争夺战中，奔走于台前的是汪康年，牵线于幕后的是张之洞。后者才是这场戏的真正主角，汪康年只不过是他的马前卒而已。(www.daowen.com)

《时务报》的易帜，梁启超的离沪是一个界限。在此以后，“《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梁启超《莅报界欢迎演说辞》)。表现之一：版面上充斥了滥竽充数的译文和洋务条陈之类的来稿，很少有分量的论文。五十五期以前，为了借重梁启超的影响，还刊有他的少量存稿，此后再无踪影，康门弟子徐勤、欧榘甲的文章也从此不见。逐步代之以汪康年等人的大块文章。汪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秉承张之洞的旨意写作出来的。其中如《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第四十七期、第五十二期)，鼓吹在国外“设立中国公司”，“设立生物陈列所、手制物陈列所、机器制造物陈列所”，“察验丝茶所”和派遣“通识之士”，“游历内地及各国”；《论将来必至之势》(第六十五期)攻击康梁辈的变法宣传是“地痞流氓，肆其簧鼓”，要求寄“改革”希望于地方督抚等等，都符合洋务派的主张，得到张之洞的褒奖。后一篇文章甚至被张推为“自有报以来之杰作”(钱恂《致汪康年书》传达张之洞语)。表现之二：对维新派的变法活动不予理睬，不作宣传。1898年4月康梁等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开展变法维新的组织活动；入会者的姓名有“将刻入《时务报》”之说，梁鼎芬在湖北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汪康年，嘱咐他“千万勿刻，至要至要”！汪的答复是“康会姓名，断断不刻”(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史驳叛犯逆书书后》)。保国会的名单、章程和有关活动，《时务报》上始终没有作一个字的报道。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的所有活动，《时务报》上也没有一个字的反映。可见，在汪康年的把持下，后期的《时务报》已经完全沦为洋务派的喉舌，不再是维新派的舆论机关了。

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时务报》这个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就是被混到维新派内部的异己分子所攻破的。失去了这个舆论阵地，对维新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使得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关键时刻，在上海这个影响及于全国的文化出版中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讲坛。使维新派在华东地区的宣传，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地处于劣势。失去了这个舆论阵地，对维新派说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他们对张之洞、汪康年这样的人缺少警惕，谬引为同志，对他们的狼子野心，觉察很晚，等到嗅出点味道，准备采取对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被捆住了手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纵有千般解数，也已经噬脐莫及了。此外，在人力的配备上也有问题，过多过早地抽走了骨干力量。丁酉、戊戌之际，维新派的报刊宣传工作蓬勃开展，各地的报纸都需要有得力的骨干主持，适当地调整一下力量，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就报纸的历史，出版的地点，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来看，《时务报》都应该算是重点中的重点，是应该集中主要力量首先给以保证的。这一点却被忽略了。从创刊到易帜，康梁方面参加《时务报》工作的人员，不但没有增加，实际上反而越来越少。徐勤为筹办《知新报》事去了广东，麦孟华为公车上书和保国会事去了北京，到了1897年10月，能够充当梁启超的帮手的，只剩下了欧榘甲一个人。这自然也给居心叵测的汪康年之流以可乘之机。梁启超被排挤到湖南后，欧榘甲不能自安，也随之入湘，担任了时务学堂的分教习，康梁方面的势力扫地以尽。到了这个地步，《时务报》的易帜，也就是当然的事情了。

1898年7月至9月之间，康梁等人在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的问题上，和张汪等一伙又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前一阶段的斗争的延续。斗争的整个过程，按时间的顺序，大体如下：

7月17日，御史宋伯鲁上疏请明降谕旨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移设北京(以上海为分局)，责成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每月由上海道提拨五百两为京都《时务官报》局之用。光绪批交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7月26日，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孙家鼐奉旨议复：“拟请准如所奏。”并拟具章程三条，建议派康有为前往督办。光绪同意了孙的建议：“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

8月9日，康有为上疏请拨给办报经费，并明降谕旨，“饬下各省督抚臣，通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订阅《时务官报》。同日光绪批准：“着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以资布置。”

8月11日，汪康年在津沪各报刊出告白，有“康年于丙申(1896年)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同日梁启超作《创办时务报原委记》申辩之。

8月17日，黄遵宪、吴季清在《国闻报》刊出启事，叙述《时务报》创办经过，纠正了汪康年告白中的一些说法。同日，汪康年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继续出版。《昌言报》由梁鼎芬担任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政变后出至第十期停刊。《昌言报》出版后，康有为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告状，有“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

8月22日，光绪根据刘坤一的报告，命令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旷报务”。汪康年为此具呈苏松太道蔡乃煌，声明《时务报》是“众人集资”合办的报，他一人“何能独自擅交”，“此康年另办《昌言报》之缘由也”。蔡批示：“尚无不合，应准照办。”

8月25日，康有为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请刘、张转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要求禁发《昌言报》。

8月26日，张之洞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说明：“《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官办有开办经费，有常年经费，皆系巨款，岂有夺商报之款以办官报之理? ……康主事所请禁发《昌言报》一节，碍难照办。”孙复电称：“公所言者公理，康所电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报》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

9月17日，光绪通过内阁发布上谕云：“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同日，光绪通过林旭赐给康有为密诏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这就是康有为所说的衣带诏。

9月19日，康有为“启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两天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废黜光绪的政变。

9月26日，即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矫诏云：“《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

这场历时两个多月的斗争，是百日维新时期维新派和反维新派之间为争夺舆论阵地而进行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斗争。它惊动了上自皇帝、太后，中至殿阁学士和地方督抚大臣，下至布衣百姓的两方面的各阶层代表人物，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较量，终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的失败而告终。

斗争的序幕是维新派首先揭开的，他们不甘心《时务报》的失败，想借重光绪皇帝的力量，通过改《时务报》为官报和委派梁启超“总持其事”的一纸“上谕”，来改变汪康年把持《时务报》的局面，恢复他们对《时务报》的掌握。出面请求的是宋伯鲁，发纵指使的是康有为。连宋伯鲁7月17日的那个奏折，也是康有为代为起草的。

宋伯鲁的这个请求，在光绪批交廷臣议复的过程中，首先遭到了孙家鼐的格。孙家鼐是当权的帝党官僚中态度最为保守、“最称拘谨”的。对康有为的变法，他“依违其间，心实不怿”(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对计划中的这个《时务官报》，他首先规定了一个“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的框框，把报纸限制在“皆译外国之事”的普通“译报”的范围之内。其次，又在督办的人选问题上下其手，把宋折中推荐的梁启超，改为康有为，“因是挤而出之”，使康离开经常备光绪咨询顾问的中枢地位。后一点，康有为自己和支持他的维新派人士都是感觉到的。远在湖南的皮锡瑞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议论过这件事：“《时务报》改官报，……归康有为办，恐是诸公以此法挤康，如康去，则一切报罢矣。”(《师伏堂日记》)

紧接着又遭到了汪康年的抵制。汪一方面发表启事，反对改《时务报》为《时务官报》，抗旨不交。一方面利用光绪颁布的鼓励办报和“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的“上谕”，不顾康梁等人的责难，悍然将《时务报》擅改为《昌言报》，另行出版，使康梁等的打算落空。当时，“津沪各报多袒汪”(王照《与江庸书》)，张之洞等方面大员又公开支持汪的活动，就使得汪的态度更为蛮横，更加肆无忌惮。

委派黄遵宪到上海调查康梁和汪康年之间在《时务报》问题上的龃龉，“该报馆是否创自汪康年?及现在应如何交收之处?”(8月22日“上谕”)这对康梁方面是有利的，黄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康梁一边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黄遵宪迟未就道。后来，虽然到了上海，形势已经恶化，维新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黄为保全自己计，称病不出，调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光绪对维新派的办报乃至于办官报，都是支持的，其目的在于“开阔见闻”，“明目达聪，勤求治理”(7月26日“上谕”)。但是，他对孙家鼐和康有为，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的矛盾，以及维新派和反维新派之间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并不了解，因而轻率地作出了同意孙家鼐议复各节的决定。直到政变迫在眉睫，他自己的帝位也危在旦夕的时候，才发现“督办官报”是打发康有为立即离京的很好借口，不过目的只在于催康逃命，以便保全实力，伺机再起，报纸办不办得起来，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

争夺《时务报》的斗争，持续的时间这样长，斗争这样激烈，反映了维新派对舆论阵地的重视。他们无拳无勇，又远离人民群众，所恃以推行其变法主张的，上靠一个权力不大的光绪皇帝，下靠为数不多的新派官绅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报纸是他们在这些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舆论手段。等到光绪皇帝“位几不保”，舆论阵地又纷纷易手，他们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在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集团对维新派报刊发起的强大攻势面前，维新派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容忍退让，不敢有丝毫违言，反击也十分无力。在湖南，张之洞、王先谦之流刚刚对《湘学报》、《湘报》发表了几句“十分悖谬”之类的议论，他们就慌了手脚，有的人马上自我约束说，“报文勿太激烈。彼官府且不免畏首畏尾，况吾辈焉”(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有的人立即建议，是不是将《湘报》改名《湘会报》，迁往武昌出版。维新派的地方官陈宝箴也立即对《湘报》加强了管理，先是要该报“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戊戌变法》二，609页)，继而以“报中所登论说，过于庞杂”为由，“饬令停止”。就连思想最激进的谭嗣同也仅止于发几句“甚矣，达官之压力，真可恶也！”之类的牢骚，而不敢有何举动。在上海，他们没有也不敢和洋务派劫夺《时务报》的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梁启超已经被排挤出《时务报》以后，他们还幻想汪康年会主动地把已经劫夺到手的办报大权交还给他们。梁启超就曾经委婉地写信给汪，试探性地和他商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康有为也写信给汪，劝他把《时务报》总经理的名义“让与卓如”(《小航文存》)。这自然是与虎谋皮，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一手不成，又换了硬的一手，这就是1898年8月间在津沪等地报纸上展开的那场笔战。梁启超在笔战中所写的那篇《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在当时是脍炙人口的。但是这篇文章说来说去也只不过是大家掏的钱，大家参加的筹备，不能你一人独占等这么几句话，汪康年厚着脸以报主自居硬是赖着不交，他们就毫无办法。最后只好降格以求，表示《时务报》虽改为官报，但“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为望。凡百皆仍其旧”(《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引康有为致汪书)。希望拉汪合作，但汪根本不予理睬。这场舆论阵地的争夺战，遂以康梁等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集团发动了政变。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就以光绪的被囚，康梁的出走，和谭嗣同等六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君子”们的流血而宣告结束了。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维新党人流亡海外，成为逋臣。国内的改良派报刊除了《时务报》先期易手，天津的《国闻报》转让给日本人，和澳门的《知新报》托庇租界苟延残喘外，其余的全部以“聚党密谋，辩言乱政”和“惑世诬民，罔知顾忌”等罪名被封或被迫停刊。维新派在国内的报刊阵地丧失殆尽，不得不转求之于国外，维新派的宣传中心也因之暂时地转移到国外去了。

在维新派争夺舆论阵地的这场斗争中，汪康年虽然站在康梁的对立面，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但应该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办报的行家里手。在丙申至辛亥（1896—1911）的这一段时间内，除《时务报》外，他还先后在沪京两地创办了《时务日报》《昌言报》《京报》《刍言报》等报刊，直至1911年去世。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时期，是在办报活动中度过的，在报刊的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成为清末著名的报刊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