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严复和《国闻报》

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报刊活动中，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人，初名传初、宗光，字又陵，做官后改名复，字几道，晚号老人，别号尊疑、尺、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出身于医生家庭。1866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派赴英国留学，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学说。回国后，先后在母校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总教习、总办，同时写作政论文章，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参加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宣传。百日维新期间曾经受到过光绪皇帝的接见。政变后仍留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1904年再度赴英考察，回国后，历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资政院议员等职，继续为维新派即当时的立宪派报刊撰稿。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在北洋政府担任顾问、议员、参政等闲散职务，并曾列名筹安会，为舆论所不齿。1921年死于福州。严复在19世纪维新运动时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鲁迅《趋时与复古》)，是一个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他的中西学问，在当时的中国是第一流的。他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特别是他的那些译文，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给他们以思想启蒙，为他们提供了和封建旧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曾经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复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软弱的，他属于维新派的右翼，在现实斗争中对封建势力始终采取妥协态度，这使得他终于由“趋时”而“复古”，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严复早在1895年就开始了他的报刊活动。这一年的二至六月，他在甲午战败，帝国主义纷起觊觎中国这块肥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刺激下，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以下的一组著名的政论文章：

《论世变之亟》(刊1895年2月4—5日《直报》)

严复

《国闻报》

《原强》(刊1895年3月4—9日《直报》)

《原强续篇》(刊1895年3月29日《直报》)

《辟韩》(刊1895年3月13—14日《直报》)

《救亡决论》(刊1895年5月1日至6月16日《直报》)

在这一组政论中，严复一方面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出发，呼吁继续抗战，强调“舍战固无可言”，“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原强续篇》)；一方面，分析国内形势，指责顽固派的贪恋权势，反对变法，“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论世变之亟》)，攻击八股取士制度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救亡决论》)；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和他的政治改良主张。其中以《原强》和《辟韩》这两篇最为著名。在《原强》这篇文章中，严复初步提出了他的“及今而图自强”的治标、治本两套方案。他的治标方案是“收大权，练军实”，他的治本方案是“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民智”、“民力”、“民德”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他在文章中并没有说得十分清楚，只是强调“西洋富强之政”不一定能够立即踵行于中国，因为国情不同，例如“建民主，开议院”，对中国就不一定适合，贸然行之，“则有速其死而已”。说明他当时还是“开议院”的反对派。一年以后，严复对这篇文章作了补充和修改。把前文提出的那一套方案重新归纳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指出：所谓“鼓民力”，就是增强国民的体质，禁止缠足及吸食鸦片；所谓“开民智”，就是“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和“讲西学”；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实行君主立宪。表明他已经接受了维新派多数人关于“开议院”的提法。在《辟韩》这篇文章中，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解释了君主的起源，驳斥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和韩愈《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极其勇猛地攻击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喊出了“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样的带有强烈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口号，成为他一生中最有锋芒的文字。当然，在现实政治斗争当中，他是并不准备和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决裂的。在他的心目中，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其时未至”，开议院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然而这一批文章是在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强学会的两个报纸出版以前发表的，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文章刊出后，不少报刊纷纷转载，严复因此名噪一时，受到要求进步的人士的爱戴。谭嗣同第一次在《时务报》上看到转载的严复的《辟韩》时，就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它“好极！好极！”(《谭嗣同全集》，349页)高兴地把他当作自己的同道。

1897年夏，在《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学会报刊的带动下，严复纠集了几位维新派的朋友，经过了五个月的筹备，决定在天津创办一份日刊报纸，进行变法维新的鼓吹，这就是《国闻报》。

《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26日，共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日报的内容按顺序是“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然后是华北各地新闻及外洋新闻。至于东南各省新闻，则由于“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国闻报馆章程》)，意在保持地区的特点，侧重于京津和华北地区的报道，和已经创刊的《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维新派报刊有所分工。旬报的内容则以重要消息及论说译文为主，尤“详於外国之事”，凡“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以供“士大夫读书之人”参考(《国闻报缘起》)。由于旬报只出了六期就没有再出，这种分工并不那么严格，后期的日报上也刊登了很多“外国之事”和“足备留存考订”的重要文章。

《国闻报》在《缘起》中自称它“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说明它是以英国老牌的资产阶级报纸为样板创办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机关。办报的目的，在《缘起》中也作了交代，即：“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重点是通在野的资产阶级和在朝的封建统治阶级之情，使下情能够上达，庶几乎有“利”知“兴”，有“弊”知“去”，使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能够得到发展。“通中外之故”，重点在于“通外情”，因为“昧於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只有通了“外情”，向西方学习，讲求他们所以能够致其富强的原因，才可以使中国自强不息，立于不败之地。《国闻报》正是按照这一方针来办的，和同时的其他维新派报刊比较起来，它在“通中外之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花的力量最多，起的作用最大。

发起创办和主编《国闻报》的，除严复外，还有以下三个人：

王修植，宇菀生，浙江定海人，翰林出身，当时是天津北洋学堂的总办。

夏曾佑，字穗卿，浙江钱塘人，进士出身，当时是天津育才学堂的总办。

杭辛斋，名凤元，又名慎修，字夷则，浙江海宁人，以本州博士弟子员肄业于北京同文馆，主编《国闻报》前，曾以上书光绪条陈变法，被授内阁中书。

他们之间的分工，在创刊初期是严、夏主旬刊，王、杭任日报。旬刊停办后，始集全力于日报，而总其成的自然是严复。《国闻报》创刊初期发布的《国闻报缘起》和《国闻报馆启》等文字，就都是严复的手笔。《国闻报》从创刊到1898年9月变法失败这一年间所发的四十二篇社论，据考证至少有二十三篇是严复写的(见王《严复传》)。

《国闻报》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它发表了《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的部分译文，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进化论的思想。《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旨在介绍达尔文关于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严复大约从1894年就着手翻译这部著作，1895年译成，但没有正式出版，《国闻报》从创刊起就在旬刊《国闻汇编》上连载这部译文，使它提前和读者见了面。《群学肄言》原名《社会学研究法》，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斯宾塞的著作，用进化论的观点研究社会问题，全书共十六章，严复“为《国闻报》成其前二篇”，其中第一篇即《砭愚篇》曾在旬刊《国闻汇编》上刊出。这部书迟至1903年才全部译成出版，《国闻报》发表了它的部分译文，也使它的某些观点得以提前和读者见面。《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观点是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如恩格斯所指出：“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2页)它们只承认量变，否认突变，否认革命的“飞跃”；它们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合作，妄想用“合群”之类的药方来解决社会问题，抹杀和取消阶级斗争；它们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来比附人类社会，为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和掠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都是它们的谬误的方面，是由作者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观点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使人们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奋发图强。它们的这些积极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这也正是严复急于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民的一个原因。通过这两部著作的译述，严复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民族危亡的警号，呼吁只有顺应“天演”的规律，厉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获得生存，否则就有被淘汰和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在当时确实有掀天揭地震电惊雷般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这些文章成了正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广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食粮，煽起了他们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不少人因而参加了政治改良运动，也有不少人因而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正如一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所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於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一期)。从这点来看，严复不愧为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

旬刊《国闻汇编》停办后，严复的不少政论文章改在日刊《国闻报》上发表。其中《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篇，是对无理强占我胶州湾的德帝国主义的“盗贼野蛮”行径和胶州地区封建政府文武官员“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的卖国丑态的谴责。《道学外传》是对“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沫之泥”，“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一生只知道以做八股文为进身之阶的封建旧派知识分子的嘲讽。《论中国分党》是对阻挠变法的顽固派官僚和“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假维新分子们的抨击。《上皇帝书》则是对他近期变法主张的系统的阐述。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严复虽然还在谈变法，但他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保守，不仅议院、民权之说绝口不提，其他的主张也十分温和。即如那篇《上皇帝书》，这是他在光绪召见的时候特意推荐给后者阅读的一篇“得意文章”，所条陈的变法方案，也只剩下了温和的“请皇上於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等那么几条。可见严复所向往的只不过是开明一点的专制。他不愿亡国，但是并不想也没有勇气对现实来一番大的改革。

严复的文风和他关于写作的主张也是很保守的。他鄙薄一般的“报馆之文章”，说那种文章既多“粗犷之词”，又多“鄙俗之气”，“言庞意纤”，“若蜉蝣旦暮之已化”，不足以传世。他强调自己的文章专“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因此，不论是写政论也好，搞翻译也好，都刻意雕琢，唯务渊雅。他发表在《国闻报》上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天演论》中的有些译文如“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来到时，此中有何景物……”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也因而得到了一些古文家的喝彩，例如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就对他“倾倒至矣”！恭维他“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切，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锺於一身。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桐城吴先生全书·答严又陵》)。但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过分地注意辞章，追求文采，就容易产生深奥难解因辞害意等毛病，势必削弱了这些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梁启超就作过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殆难索解。”又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於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新民丛报》第一期)章太炎也批评过他的文章“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社会通诠商兑》)。鲁迅对他的文章，也由原来很佩服，到“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原因也正在这里。严复的文章，译文比一般的政论文影响更大。他以“学理邃赜”的“高文雄笔”从事翻译工作，中西文字两俱精通，比外国传教士和同文馆广方言馆之类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翻译人才不知高明多少，自然鹤立鸡群，使耳目为之一新。他所提倡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和“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严肃认真精神，不仅在当时，对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翻译工作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所谓的“信、达、雅”，他自己就没有完全做到。他的译文“雅”是没有问题的，“信”和“达”，就很难说了。例如《天演论》的译文中就有不少篡改歪曲原意和随意附益的文字，前人早有疵议。“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则是事实。他曾说他的翻译“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致张元济函》第二)，乃至于“字字由戥子称出”(《法意》按语)，都不假。即如《天演论》第一篇的那个“导言”，他先译成“卮言”(现存的手稿上还保存着这两个字)，在《国闻汇编》上发表的时候，和夏曾佑商量，改为“悬疏”，很多人看了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确实做到了“旬月踟蹰”。应该说，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还是可取的。(www.daowen.com)

《国闻报》虽然宣传了严复的一些偏于保守的政治主张，但是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它在创刊后的一年时间内，对正在蓬勃开展的维新运动和陆续颁行的变法新政，仍然作过比较充分的报道，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进行过热情的舆论上的鼓吹。

首先表现在对保国会的宣传上。

保国会成立于1898年4月，是在康有为亲自主持下建立起来的略具政党规模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先后开大会三次，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强学会后掀起的又一次群众性的规模较大的政治团体。

1898年5月5日，梁启超从北京写信给在天津的夏曾佑，介绍了保国会受顽固派弹劾和光绪支持该会活动的一些情况，并附上保国会的章程，“请将其事刊之於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夏曾佑接到梁信后立即编发，保国会的章程从5月7日起就在《国闻报》上刊出，这是《国闻报》关于保国会活动的第一次报道。此后，还对该会的活动作过以下的一些连续报道：

1898年5月14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发表了签名参加该会的梁启超等一百八十六人的名单。

1898年5月29—30日，在《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的标题下，发表了麦孟华记录的康有为在该会全体会上所作的“听者有泣下者”的重要发言。

1898年5月31日，又发表了梁启超在保国会上的演说稿。

与此相配合，《国闻报》还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关保国会的评论。一篇题为《书保国会题名记后》，称赞保国会是“本朝二百五十余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国事为己任”的空前的盛会，提出了“苟无民，何有国”，“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业也”等宣扬君主立宪观点的口号，对顽固派攻讦保国会的言论，作了初步的反击：“苟无心疾，则安得有此不祥之言哉！”(刊于1898年5月19日)另一篇题为《闻保国会事书后》，对顽固派官僚的造谣诽谤作了进一步的反击，愤怒地斥责他们“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质问他们“不知与大清何仇何怨而必助敌以自切乎?”这些报道和评论，都给保国会的活动以很大的支持，扩大了它的舆论影响。

其次，表现在对百日维新的宣传上。

早在百日维新的前夕，《国闻报》就很注意有关变法建议的报道，1898 年7月1—2日曾连载梁启超等一百多个举人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摺》，要求废止八股取士制度。这封上书，都察院“不允代奏”，通过《国闻报》才得以公之于社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诏定国是，宣布变法，在6月11日至9月21日的一百零三天期间内，颁布了近一百项变法新政。《国闻报》在这一期间除了刊发光绪关于变法的全部上谕和维新派人士有关变法的各项条陈外，还在新闻报道中通过所附的按语和评论，对纷纷出笼的变法新政，表示了热情的支持。例如：

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日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万目一新。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非圣人其足语斯乎。(1898年6月27日《改科宸断》)

皇上之振兴实学，考求洋务，益於此可见矣。(1898年7月12日《奉旨编书》)

皇上之锐意变法，以期薄海臣民讲求实学，其济时艰，真有出诸寻常意想之外者，海内人士有不喁喁向风，力图振作哉！(1898年7月24日《浙学内召之由》)

中国工艺制造家有不闻风兴起者哉！(1898年8月6日《给发纺纱机器专利执照》)

皇上振兴百度，裁汰冗员，……知明日停捐之议必行，亦国家政体然也。(1898年9月15日《停捐述闻》)

(江标)在湖南学政任内开倡风气振兴实学不遗余力，湘中守旧之风近年始稍稍改革者，实系江太史提倡之功，此事早在皇上圣鉴，故不待召见而恩纶先贲也。(1898年9月15日《总署添人》)

今而后守旧之夫目孔之子其亦可以知所变计矣！(1898年9月18日《记二十七日上谕重申变法事》)

其中，除了大量的对维新派奉为“圣主”的光绪皇帝的谀辞外，还有对各项变法新政的赞颂，对各地推行新政有成绩的维新派官员的奖饰和对那些“守旧之夫”的期待。字里行间都倾注了编者对维新运动的炽烈的感情，虽然形势并不十分有利，但对他们有可能到手的“胜利”，仍然怀有强烈的希望。

在戊戌维新运动后期，特别是在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百日维新时期，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压制和破坏，各地维新派的报刊能够披坚执锐战斗到底的，已经为数不多，像《国闻报》这样，能够在版面上为月旦之公评的，为数更少，大约也就剩下了它和《知新报》，或者勉强再加上《湘报》这么寥寥几家。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这伙“秀才”们，即使在他们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候，也并没有在舆论上得到多大的优势。

事实上，《国闻报》的出版是受到约束的。它密迩京畿，一言一动，易受瞩目，出版不久就遭到顽固势力的多次纠缠，使得它不得不层层设防，小心对付。为了保住这块舆论阵地，严复等人煞费苦心地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不公开出面。明明是他们几个人主办，却推出了一个不见经传的福建人李志成充当“《国闻报》馆主”。他们几个人写文章写评论都不署名，对外都不承认是主笔。严复甚至在光绪召见，问到“汝近来尚在《国闻报》主笔否?”时，还不敢承认他是主笔，只是含糊地说什么“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1898年9月14日《国闻报》)。他平日“足迹未履馆门”，关于办报的事都只在王修植家聚会商量。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有职称的“朝廷命官”，怕违反纪律，不得不有所回避的缘故。第二，馆址设在租界。《国闻报》的地址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租界地面，地近华界而管辖权在洋人，可以受到庇护。第三，假盘给日本人。《国闻报》从1898年3月27日起对外宣称因为“销行不广，资本折阅”，已出盘给日本人西村博接办，由西村博任经理，并开始加印“明治”年号，这显然是一种伪托。因为这以后严复仍有不少政论文在报上发表，夏曾佑等人仍然主持报纸的各项工作，西村博实际上只是他们花钱请来的挂名经理。托庇于外人，固然不足为训，但《国闻报》得以维持出版到政变以后，恐怕还是靠的这一手。1898年四五月间直隶总督王文韶曾派津海关道李岷琛密查“该报馆现办情形”，得到的答复和该报公开宣传的情况一致，即报纸已“售与日人”，“道员严复……实未闻有勾串情事”，这其实是同僚间有意识的回护，认真追查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由于顽固势力的虎视眈眈，终戊戌维新之世，《国闻报》的宣传始终是谨小慎微的，它的文章藏锋敛锷纡余委备的居多，浩荡奔腾激越慷慨的较少。虽然有时也“跳舞”，但有点近似于“带着镣铐的跳舞”。

政变后的第七天，《国闻报》在“视死如归”的标题下，报道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消息，对维新派志士们的死难，表示哀悼，对他们的牺牲精神表示了最后的敬意，此后不久，就“奉旨停止”。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等人也悄然离去。此后，“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良摺)，但这时的《国闻报》已经正式卖与日本人，所有言论已经与维新派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