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风起云涌的各地维新派报刊

《时务报》出版以后，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立了起来。各地的维新党人纷纷组织学会、创设学堂、出版报刊，进行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在1896年以后的两年内，全国一共建立了四十多个维新派的学会团体，由维新派或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主办的鼓吹和赞助变法的报刊达数十家之多。维新派学会团体的活动和他们的报刊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以书报为起点，而以学会为归宿”(《蒙学公会启》)；另一方面则依靠学会团体的力量，出版报纸，以结合“士群”，“耸动上听”，“济中国之变”(《上海强学会叙》)，进一步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

1898年6月4日起，光绪皇帝开始实行变法新政，明令准许“官民”自由办报。在这一明令的鼓舞下，各地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全国报纸的总数比1895年增加了三倍。

新创办的报刊中，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

《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2月22日，它是在康有为的亲自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中记有其事：“（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游香港，十月抵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这里讲的是筹办报纸的简单情况。需要补充的有这么两点：第一，梁启超也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筹备工作。1896年10月至12月，梁启超回广东探亲期间，曾专程到澳门和何穗田等研究过这份报纸的出版事宜，澳门方面希望梁启超留下来当主笔，梁以《时务报》的编辑工作较忙不能兼顾，没有答应，只帮助他们草拟了章程，筹措了经费，“以全力助成之”(《致汪康年函》)，同时还答应兼任该报的“撰述”，“遥领本馆诸事”，“到沪后常寄文来”(同上)。在变法失败以前的近两年的时间内，《知新报》先后发表过梁启超的《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十八篇文章。第二，这个报纸是大体上以《时务报》为样板创办起来的，原来拟的报名就叫《广时务报》，“中含二义：一推广之之意；一谓广东之时务报也”(《致汪康年函》)。后来为避免重复才改名《知新报》，但仍极力做到“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杨复礼《梁启超年谱》)。《知新报》的经理是何廷光(穗田)、康广仁；列名为撰述的除梁启超外，还有何树龄、韩文举、徐勤、吴恒炜、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等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也担任过为该报翻译外报稿件的工作。从以上名单看，《知新报》的力量是很强的，它囊括了《强学报》编辑部的全部成员，还吸收了不少维新派的知名文士，其中有些人一直是维新派报刊活动的骨干。而担任过它的经理的康广仁则是康有为的胞弟，戊戌政变的牺牲者，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知新报》

《湘学报》

《湘学新报》

和《时务报》一样，《知新报》很重视政论宣传。所不同的是它比《时务报》更加注意有关变法新政的报道。它在告白中声称：“《时务报》不载近事，不臧否人物，本馆于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己于言者甚多，拟抉择多载”(《广时务报启》)。其中有一些还是“《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梁启超《致汪康年函》)。它的刊期较短，每五日出版一次(后改旬刊、半月刊)，出版后大部分寄回内地发行。其所以选择在澳门这个地方出版，是因为考虑到澳门是葡萄牙的租借地，为清廷势力所不及，在这里出版，比在内地其他城市出版，可以少受一些限制，可以畅所欲言。正因为有这么一条有利条件，《知新报》是戊戌政变后幸存的很少几家维新派报纸之一。它直到1901年1月20日出至133册后才自动停刊。

《知新报》在关于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上，完全支持《时务报》的主张。和《时务报》一样，它认为变法必须首先从废科举、设学校、育人才等方面着手。《知新报》还发表了康有为历次呈给光绪皇帝的《为胶事条陈折》、《为条陈商务折》、《请及时变法折》等请求变法的奏折全文，并且以显著的地位附以精细的插图，连续译载了俄皇彼得大帝的传记，介绍彼得“变政”的经验，敦促清朝封建统治者向俄国学习，实行政治上的改革。

在《知新报》创刊的同时，湖南方面的维新党人也积极筹备办报，不久就出版了维新派在湖南地区的第一份刊物《湘学报》。

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很早就接受了变法思想的影响。甲午战败后，谭嗣同、唐才常等，就在他们的故乡浏阳创立学会，介绍科学知识，展开关于新学新政的宣传。1897年前后，湖南的维新运动在巡抚陈宝箴和曾经加入强学会极力主张变法的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人的支持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们决定首先创办一份报纸。

1897年4月22日，《湘学新报》(半年后改名《湘学报》)在湖南省会长沙创刊，由唐才常担任主编，每十日出版一次。其《例言》云：

民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术恶乎振，振于师。顾安所得天下之老师宿儒悉以明体达用之新法湔之，则报馆其师范嚆矢也。环球报馆林立，虽妇孺莫不以阅报为事，故周知时事，察验新理，目营四海身属九州，舍此别无良法。……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准各省学堂准译艺学新报，……而湘省报馆阙如，非所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也，爰拟创立《湘学新报》，将群章甫缝掖之儒，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

表明它是一份以介绍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目的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它固定地分设“掌故”、“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七栏，每一栏都有专人负责编辑，系统地“讲求中西有用诸学”，宣传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此外，这个报纸还经常选刊一些有关变法新政的文牍、通令、章程、奏疏和其他维新派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供读者参考。

《湘学新报》的主编人唐才常属于维新运动中偏左的一派，是这一时期杰出的维新派的活动家和宣传家。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又字佛尘，湖南浏阳人，少好读书，不为章句之学，中西史乘无不寓目，青年时中过秀才，嗣肄业于岳麓书院及两湖书院，与谭嗣同俱师事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称浏阳二杰。甲午后与谭嗣同一道积极参加变法活动，组织学会，提倡新学，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旋回国召开“国会”，参加自立军，发起拥光绪帝复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27日在汉口被捕，次日遇害。唐才常不仅是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除主编《湘学报》和稍后创刊的《湘报》外，还担任过《亚东时报》的主笔，给《大陆》、《民权素》、《清议报》等报刊写过文章，企图“以文字改良社会”，实现他的变法理想。《觉颠冥斋内言》(四卷)收入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部分文章，是他的一部政论文集。在主编《湘学报》时期，唐才常除了担任这个刊物的总编辑外，还兼任“史学”、“时务”、“交涉”三栏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在1897年4月到1898年3月这一年内，唐才常用子的笔名，在《湘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广泛地征引了当时可能得到的材料，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发展的历史，介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它们的议会制度，向读者宣传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等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提出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当前只有以俄、日为榜样，“开通政学”，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民族工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才有可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这当然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设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样的道路是难以走通的。唐才常文笔敏捷，才气奋发。他的政论文章明白晓畅，横放雄直，一洒千言，汩汩不穷，在湖南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使“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之五唐才常)。

和唐才常同时担任《湘学报》编撰工作的，还有杨毓麟、蔡锺浚、易鼐、胡兆鸾、周传樟、姚丙奎、黄伯英、陈为镒等人，他们也都是这一时期的湖南维新派的著名人士。

维新派这一时期在湖南创办的另一份重要报纸是《湘报》。《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7日，日刊，是湖南地区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南学会的机关报，也是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重要机关报。

湖南在《湘学报》创刊和时务学堂成立后，维新运动开展得十分活跃，但还缺少一个能够团结和领导全省维新运动的统一的维新派政治团体。1898 年2月，谭嗣同从南京回到长沙，有鉴于此，立即和当地的维新党人一道着手筹办学会。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宣告成立。这个学会每七日集会一次，“慷慨论天下事”，兼及省内的各项新政，“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成为湖南地区维新运动的实际领导机关。南学会成立后，鉴于年前出版的《湘学报》刊期较长，文字过于艰深，不能满足省内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的需要，决定另办一份通俗的日刊报纸作为自己的言论机关，这就是不久以后创刊的《湘报》。

《湘报》由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董事，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撰述，唐才常担任主编。开始由陈宝箴每月从省库中拨给二百两公款充当部分经费，1898年8月12日起，公款停发，“专归商办”，两个月后又以变法失败被当局“饬令停刊”，改由王笏等“承顶接办”，续出至同年10月15日结束。前后共出版七个多月一百七十七期。

《湘报》刚一创刊就发表了不少宣传变法维新的锐利言论，其中如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唐才常的《辨惑》、樊锥的《开诚篇》、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和杨昌济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等文，都鲜明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关于设议会，开绅权，发展地方民族工业，推行变法新政，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等一系列的变法主张。樊锥的《开诚篇》先后写了三篇，沉痛地论述了中国不变法的危险，愤怒地声讨了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斥责了顽固派和洋务派分子对变法新政的阻挠和破坏，呼吁士大夫知识分子和衷共济团结起来为保国保种保教而奋斗，是一篇鼓吹变法很有力的檄文。这篇文章犀利酣畅，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感情，发表后曾经感动了不少省内外的青年读者。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樊锥当时的思想仍然局限于维新变法，他并不准备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对封建君主的“深仁厚泽”仍然感恩图报。但是，他又是一个勇于寻求真理的人，他曾经向读者郑重表示： “如有能力使中国不亡，圣教不危，神种不险者，不论其如何，吾愿举天下以从之。”这一思想使得他终于能够不断地前进，跳出变法维新的藩篱，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行列。可惜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促，1907年就以肺病早夭，思想没有能够发出更多的光辉。(www.daowen.com)

《湘报》对救亡的呼吁，对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控诉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十分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公开地为帝国主义的“通商”、“传教”活动作辩护，把帝国主义以“通商”为名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侵略，说成是什么“天地自然之公理”，是一种“彼通商于我，我亦可通商于彼”(唐才常《辨惑》)的互惠的事情。它公开地宣传日本帝国主义“欲中国自强之心比中国更急”，因而“今中国不变法则已，变法请用日人，学校请以日人助之，制造请以日人助之，商务请以日人助之，水陆师请以日人助之”(杨子玉《中国变法宜先借材异地说》)。总之，一切都必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连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命脉也不惜投畀豺虎。这一观点和维新派领袖人物们的联英联日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依靠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助来抵制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只能是与虎谋皮。在甲午新败、割地赔款的国耻记忆犹新的情况下，居然发表这样的议论，是很令人吃惊的。对湖南地区人民群众的反洋教运动，《湘报》也极尽贬抑之能事。它荒谬地宣传“闹教”可以“亡国”说，极力劝告群众不要仇视洋教和洋人，“若说打闹断断不可”，只能“大众同心忍耐，好待国家从容整顿自强大计重乐升平”(《弭衅浅说》)。对湖南地区的反洋教领袖周汉，它极力指责，公然认为周汉“不仅彼教之仇雠，抑亦吾教之蟊贼，戮之不足以蔽其辜”(罗棠《论拘禁周汉事》)。既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崇外惧外思想，也反映了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怯懦心理。

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转载了南学会历次集会的演说词，省内外有关变法运动的新闻，各地维新派团体的文告、章程、启事，以及中外报刊关于变法维新运动的评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维新派的活动和政治主张。它的文字短小精悍，报道也很及时，在提倡“新学”推行“新政”方面，曾经引起很大的影响。《湘报》和南学会设在省内各府厅州县的分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分会和下属的学堂，推广发行，免费送阅。此外，它还委托“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在附近的“市镇村落”，“择地张贴墙壁”(《本馆告白》、《湘报馆章程》)，以扩大影响，使报纸深入“官、绅、士、庶”，使维新派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它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湘报》出版的前一时期，谭嗣同作为湖南地区的维新派领袖、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办报活动，先后为该报撰写了《湘报后叙》、《试行印花税条说》、《论湘粤铁路之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论电灯之益》、《群萌学会叙》、《壮飞楼治事篇》第一至第十等二十多篇政论文章，成为《湘报》最积极的撰稿者之一。谭嗣同在这些文章中所议论的主要是如何推广新学新政和鼓励绅商投资于新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等问题，对湖南和华中地区的变法维新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的文章结构严谨，清新活泼，在维新派的政论家中别具一格，缺点是时有雕琢的痕迹，有时还失之于艰涩，不够通俗。谭嗣同参加办报的时间不如梁启超长，文章也没有梁启超、唐才常写得多，但是他对维新派的报刊宣传工作始终十分重视，十分关心。除了支持《时务报》、《知新报》和《湘报》的出版外，他还曾计划在南京创办《矿报》和在汉口创办《民听报》，进行变法维新宣传，人员和内容都已作了安排，只是因为经费困难才没有办成。他既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知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有影响的报刊活动家。

此外，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成都、重庆、太原、福州、桂林、广州、南昌等地，也出版了不少兼载新闻评论和译文的时事性政治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译书公会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上海，周刊，“以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辅以同人论说”，目的在“开民智，广见闻”。主笔杨模等。章太炎也参加过这个刊物的编撰工作。

《渝报》，1897年10月创刊于重庆，宋育仁(芸子)、潘清荫等主编，旬刊。

《蜀学报》，1898年5月5日创刊于成都，宋育仁、吴之英(伯杰)等主编，初为半月刊，第四期后改旬刊。

《岭学报》，1897年在广州创刊，旬刊，潘衍桐、黎国廉、朱荪、康伟奇等主编。刊有不少介绍西方政治及技艺的译文。

《岭海报》，1898年4月创刊于广州，主笔陈庆材、区宝庆等，是《岭学报》附设的日报。日出八开八版。以介绍新学和报道有关维新变法的消息为主。

《香港通报》，1899年2月2日创刊于香港。发行人张筱。主张“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和“广开民智”，和《岭海报》在编辑上进行过合作。

《福报》，1896年创刊于福州，主编者陈某、叶某、施某，两日刊，每期出四开两张。

《广仁报》，1897年4月创刊于桂林，况仕应、龙应中、龙朝辅、曹硕武、赵廷扬等主编，初为两日刊，后改半月刊。

《富强报》，1897年5月21日创刊于上海，程等主编，五日刊。

《东亚报》，1898年6月在上海创刊，韩文举主编。刊期不详。

《求是报》，1897年10月在上海创刊，曾仰东、陈彭寿等主编，旬刊。

《女学报》，1898年7月创刊于上海，康同薇、李蕙仙、张蕴华等主编，旬刊。

这些报刊和早已出版的《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的维新派报刊一道，都极力为变法维新运动作鼓吹。其中，绝大多数的报纸都和维新派在各地创立的学会有紧密的关系，例如《蜀学报》是蜀学会的机关报，《广仁报》是圣学会的机关报，《女学报》是女学会的机关报。它们的主编人多数是康梁的门徒，如《广仁报》的况仕应、龙应中，《东亚报》的韩文举。有的则是他们的亲属，如《女学报》的康同薇、李蕙仙。其余的也都是受他们的影响，“翕然从风”的各地维新派的“有志之士”。它们的宣传，有的侧重于“新政”、“新学”，有的致力于“保国”、“保种”、“保教”，有的则明白揭出“本报意主变法，义谨尊王”(《富强报例言》)。总之，都力图从不同的角度为维新变法作舆论上的鼓吹，以扩大它的影响。其中，《女学报》是中国最早的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对象的报刊。

在“开民智”、“育人才”的呼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还创办过一批以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的报刊。其中著名的有1897年2月创刊的《通学报》，1897年5月创刊的《农学报》，1897年7月创刊的《新学报》，1898年8月创刊的《算学报》等。在《湘学报》、《广仁报》、《求是报》等维新派的综合性报刊中，也辟有“格致”、“算学”一类的专栏。维新派报刊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宣传，是为它们的变法维新的政治服务的。由于他们当中还缺少精通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人才，这一类报刊办得好的不多，多数内容是从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格致新闻》，或江南制造局编译的一些教科书上照搬过来的。连谭嗣同那样的并非精于此道的人，看了以后，也对它们的“潦草抄袭而无味”(《致汪康年书》)提过批评意见。

为了广“开民智”，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还尝试着创办过几家完全用口头语编写的白话报刊。其中，最先出现的是1897年10月在上海创刊的《演义白话报》、《蒙学报》和1898年5月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所说的“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指的就是这一批报纸。此外，在维新派所主办的另外一些报刊中，也尝试着刊载过一些用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如《湘报》上发表的皮嘉佑的《平等说》、《醒世歌》和吴凤笙的《大家想想歌》等。用白话文写作的新闻和评论，在外国人主办的一些中文报刊上早就出现过，个别报纸还编印过全用白话写作的专刊，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重视，有一定影响的白话报纸，在中国，还是维新派的“士大夫”们首先办起来的。维新派之所以要创办白话报纸，是为了运用比较通俗的白话文来开通民智，传播新知，唤起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维新派中呼吁办白话报最有力的是裘廷，他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极力主张多办白话报，说：“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无锡白话报序》)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改革政治而掀起的这场写白话文、办白话报的运动，在当时具有同封建文化作斗争的积极作用。但他们所出版的那几份白话报寿命很短，发行的数字也不大，并没有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引起多大的影响。

在维新派积极创办学会刊布报纸的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还出现了一批小型的文艺报刊。其中主要的有1896年创刊的《指南报》，1897年创刊的《游戏报》、《笑报》、《采风报》和1898年创刊的《趣报》等。它们的创办人李伯元(笔名南亭亭长)、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欧阳巨源(笔名茂苑惜秋生)等，既办报，也搞创作，是清末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他们的著名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就都是首先在这些报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都属于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他们忠君，忠于大清帝国，但是不满意现状，希望有所改良，有所变革，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资本主义的“商务”得以发展，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能够跻于富强。他们所办的这些文艺报刊，正是为他们的这一政治理想服务的。因此，在他们的报刊上有不少“风世”、 “觉世”之作，对当权的后党官僚、洋务买办、贪官污吏以及那些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假维新派人士，都有所暴露，有所谴责，有所讽刺。所谓的“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1897．7．28《游戏报》)，正是他们办报的本意。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耽于“文酒伎乐之事”的洋场才子，他们的报纸上除了长篇连载的小说外，还充满了谈风月、说勾栏、描摹尽致的色情文字和玩世不恭的无聊诗文，偶有佳构，但更多的则是兼有封建和买办色彩的双料糟粕。这样的东西多了，讽刺暴露反而成了陪衬，而且只能使人徒增感慨，并不增添力量，所谓“觉世”云云，也就只能是自我安慰的一句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