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机关报《时务报》

1896年夏天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度积聚力量，重振旗鼓，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开展得最为顺利最为蓬勃的时期，也是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是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

强学会被禁后，不少会员“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决心“以报馆为倡始”，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一个到几个有影响的报刊，继续进行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时务报》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办起来的。

《时务报》的筹备工作早在1896年的春天就已经开始了。运筹帷幄的是远在广东的康有为，负责具体筹备工作的是曾任驻美、驻新加坡领事的强学会会员黄遵宪。在黄的主持下，首先约来了汪康年，稍后又约来了梁启超，梁是奉康有为之命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筹备工作的。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决定利用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余款1200元和黄遵宪的捐款1000元、邹凌翰的捐款500元共两千多元充当开办经费，由黄、汪、梁、邹和另一名维新派官员吴德潇等五个人联名发起在上海租界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报纸，作为维新派当前的机关报，《时务报》就这样创刊了。

新创刊的这个报纸是一个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从1896年8月到1898年8月，这份报纸一共出版了两年，共六十九期。它的发行对象是同情变法的官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时务报》的总主笔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具有敏感，中西学问都居于当时第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是那一时期“所向披靡”的维新派宣传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熟读经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史记》之文能成诵者八九”，十六岁中举。第二年入京会试，不中，南归过沪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回广州后从康有为学，为入室弟子。1895年以后和康有为一道参加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当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时人并称康梁，是维新派的重要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组织宪政会、政闻社等政治团体，鼓吹保皇。辛亥革命后又组织进步党，投靠北洋军阀，多次入阁担任部长，成为右翼政治党团的一面旗帜。梁启超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当中，是以办报著名的。他的“报馆生涯”开始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时期，到1920年由欧回国，“正式脱离报馆生活”，先后有二十五年之久，主编的报刊在十种以上。担任《中外纪闻》和《时务报》主编时期的梁启超，只有二十三四岁，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具有敏感，中西学问都居于当时第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是那一时期“所向披靡”的维新派宣传家。他的痛快淋漓的议论，在当时曾经打动了不少读者，因此名重一时，至于“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在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0月他应邀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因而离开《时务报》的这一段时间内，除了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去了一趟广东和武汉之外，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时务报》担任主笔。开头的一段时间，由于人手少，他一个人兼任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为建立和巩固维新派的这个舆论阵地，尽了很大的努力。两年后，他对《时务报》这一阶段的编辑工作曾经作过如下的回忆：“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可见当时工作任务的繁重。

1896年冬天以后，《时务报》的编辑力量得到加强，从这时起，到停刊时止，先后在《时务报》担任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等人。麦字孺博，号驾孟，广东顺德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女婿；徐字君勉，广东三水人；欧号云樵，广东惠阳人，是康有为的学生；这三个人都是维新派办报活动的骨干，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得力助手。除了编辑部的一帮人外，积极为《时务报》写稿的还有吴沈学、孙同康、张寿波、姚锡光、赵向霖、汪大钧、伍廷芳等人。此外，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国维，也在这个报纸工作过一段时期。至于参与创办《时务报》的黄遵宪，则因为创刊后的第二个月就应召去北京，随后被派署湖南长宝盐法道，直接在湖南参加当地维新派的“新政”活动，就没有再过问这个报纸的工作。汪康年倒是在《时务报》上发表过十几篇评论文章，但他分工担任经理，主要的精力还是在经理业务方面。

《时务报》所发表的第一篇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文章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这篇文章分十三个小节，从创刊号登起，在《时务报》上连载了四十三期，系统地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带有纲领性的文件。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在不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实行政治改革的主张。他列举大量事实，向封建统治者发出警告，指出中国已经面临着覆灭的边缘，当前的情况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与其被人变，不如自己变，只有主动地实行变法，才能挽救封建国家的危亡。梁启超对60年代以来洋务派官僚所奉行的专讲“练兵”、 “置械”，不顾国计民生的政策，也深为不满。他认为要谋求中国的真正富强，不能只讲“练兵”、“置械”，而必须首先从“蓄养民力，整顿内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着手。在系统地论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后，梁启超把他的变法主张归结为以下几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就是这位维新派的宣传家为当前的政治改革运动所提出的一整套方案。

《变法通议》所宣传的关于“开学校”、“变科举”等方面的思想，在《时务报》陆续发表的徐勤、汪康年等人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这些文章都非常重视学校在政治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前除了必须大量创办正规的新式学堂外，还应该立即创立“政务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便在极短期内培养出维新派推行变法新政所必需的第一批人才。这些文章也非常支持关于“变科举”，即改变八股取士制度的主张，并且对封建顽固分子抱残守缺，强调科举制度的优越，拒绝在这方面作任何变革的谬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徐勤在他的长达八千余言的《中国除害议》一文中，着重地谈了这个问题。他沉痛地论述了科举制度的危害，指出长期以来实行八股取士的结果，已经使得“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他认为科举制度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只能摧残败坏人才，“欲兴学校以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科举不废，中国就不可能变法自强。

《时务报》

《变法通议》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在《时务报》陆续发表的《商战论》、《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汪康年)、《榷署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章程书后》(麦孟华)等文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些文章对民族资本的工商业在发展中所遭到的严重迫害，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它们要求封建统治政府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并且主张国内的工商业者应该联合起来和帝国主义进行“商战”，以抵制后者的经济侵略。

《时务报》的政论家们还在他们的文章中宣传了维新派的关于“设议院”、“伸民权”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观点。这些文章是梁启超的《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赵向霖的《开议院论》，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和严复的《辟韩》等。文章的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天下公器”、“国事公事”等民主思想，谴责了封建政府压抑“民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反动政策，要求伸张“民权”和开设议院。(www.daowen.com)

《时务报》关于“开学校”、“变科举”的言论，以及这个报纸和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所进行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时务报》关于实行商战、“保护关税”以及“伸民权”、“开议院”等方面的言论，也是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反映。这些言论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时务报》的作者们的改革呼声是微弱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幻想在不动摇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有限度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们害怕革命，害怕根本的变革。他们所要求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即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权。他们一方面喊出“伸民权”、“设议院”的口号，一方面却认为“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马上开议院也是“取乱之道”，把实行“民权”和开设“议院”的日期推至遥远的将来，在现实生活中，对封建统治势力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充分地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掠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时务报》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机关，对帝国主义侮蔑中国人民的言论和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和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封建买办阶级的不同之处。《时务报》指责帝国主义的文章主要有麦孟华的《尊侠篇》和梁启超的《论中国之将强》、《论加税》等。这些文章和报纸中的一些新闻报道和编者的按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罪行，对李鸿章等人的一味妥协和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线，也作了指责。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时务报》的反帝宣传很不彻底很不坚决，有些文章还明显地流露出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妄想依靠他们对外抵制别的帝国主义，对内取得变法维新的胜利，这就使得自己前后的言论陷入了不能自解的矛盾。

《时务报》的出版，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不愿亡国的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人称赞它的文章“议论精审”，说它的文章使“草野为之歆动”(罗振玉)，“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汪恩至)。从报纸发行数字的迅速增长，也可以看出这份报纸受欢迎情况的一斑：《时务报》初创的时候，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半年后增加至七千份，一年后达到一万三千份，最多时曾经销达一万七千份，创造了当时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

其实，《时务报》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写的那些文章，远不足以称为“精审”。不少文章牵强附会，繁芜驳杂；不少文章一知半解，信口开河，充足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和理论准备上的不足。不少文章因为率尔操觚，写得很粗糙，以至于纰漏百出，难以卒读。严复就曾经对梁文的这些缺点，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对此，梁启超自己也时有反省。他常常说他自己写文章是“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清代学术概论》)；承认给《时务报》写的那些文章，“其固陋浅薄，不足以当东西通人之指趾”(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在给严复的信中，他还专门为自己在《时务报》时期写的那些文章作过检讨：“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於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其指导思想在给严复的这封信中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认为“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俟后起者之发挥光大”，“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只要闯开局面就行，无须过于认真。一个是：“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这种把报刊上的文章当作无关宏旨的“信口之谈”和在写作上哗众取宠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是很不足为训的。然而，即便是这样粗糙的文章，在当时，仍然受到青年读者们的爱重，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正在热心地不顾一切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那一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太需要精神上的营养了。他们贪婪地撷取一切有益的思想材料，已经达到饥不择食的程度了。

《时务报》既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宣传机关，也是他们推行变法新政开展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不少维新派的学会团体就设在《时务报》内，其中有的还委托《时务报》代收会费和办理会员登记等项工作。新设学校的章程也力争首先在《时务报》上刊出，以扩大影响。《时务报》还被利用来作为社会上的某些维新人士进行联络的重要基地，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它曾经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如有要事，尽可立谈数语”。报社的经费也曾经得到过社会上同情维新运动的士大夫们的支持，仅创刊后半年内收到的捐款，就达一万三千元，两年内累计达两万余元，占同时期报纸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帮助报纸解决了不少困难。

《时务报》出版以后，许多外地的维新党人都自动地担负起报纸的推销工作。在北京的陈炽，在天津的严复、夏曾佑，以及在南京的谭嗣同等，除了推销报纸外，还积极地帮助《时务报》筹募经费，组织稿件。谭嗣同从1897年9月起就被推为《时务报》的董事，他十分关心《时务报》的工作，经常以通信方式为这个报纸推荐稿件，并对它的编辑、发行等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现存的谭嗣同的八十多封遗札中，就有十四封谈到《时务报》的工作。下面是其中的一些片断：

金陵凡三学堂，曰水师，曰陆师，曰储材，经嗣同费许久之力，皆觅得其章程，今以寄上，绝好之报料也。虽是刊本，却甚难得(中国习气如此)，若暂不及登报，请珍重视之，嗣同亦再无第二本也，但勿说是某人所寄为要。(《致汪康年书》第十九)

湘中时务学堂告示大有可观，今将原张寄上，请刊之报上，为祷。(《致汪康年书》第二十一)

第十一册据东文报译，第二段论英国殖民政策，末行注“末完”二字，迄今未见续译，毋乃误衍“未完”二字乎?查系《国民报》，下注西九月十一日，如果未完，似不宜延如许久也。(《致汪康年、梁启超书》第一)

从以上的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这位维新运动的骨干分子对维新派报刊宣传工作的关怀。

《时务报》的出版，也得到了地方上的维新派官员的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杭州知府林启等，都曾通令所属官学人员踊跃订阅。许多维新派的教员也鼓励他们的学生阅读《时务报》，并选用这份报纸的某些文章作为课堂的教材。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他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期间的情况时，也谈到这一点。他写道：

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

文中提到的那位总办即俞明震，是一位新派人物，后来和鲁迅同时去日本留学，是《时务报》的热心的支持者。他所拟的那个作文题《华盛顿论》，其出处就是《时务报》第一期译载的《华盛顿传》。不看《时务报》，这个题目是出不出来的，也是作不出来的。

与此相反，封建顽固势力对《时务报》的出版，则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对《时务报》肆行丑诋，并通过担任地方要职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大员，以行政命令禁止它在某些省份内发行。但是《时务报》的影响不是他们的一纸命令所能够遏止的，它仍然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在当时的同情维新变法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