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思想的报纸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在部分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个要求改革现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在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开明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政治改革思想的萌芽。他们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生产技术知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外国侵略者的束缚。但是老一辈主张改革的人一般只是通过著书立说和师友之间的函牍往来来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没有创办什么报刊。

第一份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来传播他们的思想的报刊，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是一个大型的日刊报纸。从创刊起，这个报纸就极力鼓吹变法自强。它不仅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个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而且是这一时期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维新派人士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的重要讲台。在政治改革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循环日报》的主编人王韬，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根据他历年在《循环日报》等报上发表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园文录外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王韬(1828—1897)，本名利宾，又名瀚，字懒今，1862年以后改名韬，字仲，一字子潜，又字紫诠，苏州直人，是一个出身封建地主阶级家庭，受过儒家教育，又耳食过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极力主张政治改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一生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出生到三十四岁。值得注意的主要有这么两件事：一是从二十二岁时起，就在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中文书局——墨海印书局担任编辑，和麦都思、艾约瑟等外国传教士共事达十三年之久，完成了《格致西学提要》和《瀛杂志》等译著；一是三十四岁那年，因为被怀疑曾经上书给太平天国的地方官策划攻打上海，遭到官方的缉捕，被迫逃亡香港。后一件事是由于清军在攻破王家寺太平军的据点时缴获的一封署名黄畹写的《上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钧书》引起的。当事者怀疑黄畹就是王韬，下令抓他归案，他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往香港。第二个时期，是他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862年到1884年共二十三年，其间，曾经两次到外国游历，先后访问过英、法、日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更多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感性知识，使得他在思想上出现了新的飞跃，认识到中国非变不足以图存，开始确立了他的“变法自强”的政治思想。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窟谰言》、《园文录》、《瓮牖余谈》、《法兰西志》、《美利坚志》等著作，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他的政治改良主张，和洋人、洋务派官僚和地方军政大员也往来密切，成为知名一时的“新党”。最后一个时期，从1884年到1897年他病死，主要生活在上海，除写作外，还一度被推为格致书院的山长，成为活跃于上海文化教育界的“名士”，1894年孙中山在上海时曾经和他见过面，在联系给李鸿章上书的问题上，得到过他的帮助。

王韬从事办报活动，利用报纸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主要是他在香港活动的这一段时期。1870年王韬从欧洲回国，返抵香港，不久《华字日报》宣告创刊，王韬和他的朋友黄平甫都积极为该报写稿，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也在该报连载。《申报》在介绍《华字日报》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他们，说：“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志夫虞初而已也。”(1872年5月8日《本馆自述》)1873年王韬和黄平甫开始筹划自己办报，先是集资设立一所“专营印刷业”的中华印务局，然后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份报纸，这就是1874年1月5日创刊的《循环日报》。《循环日报》创刊后的头两年，由王韬担任主编，1876年以后由洪干甫代理，王韬仍“兼理报务”，而以其主要时间和精力从事撰述。《循环日报》的新闻部分用机制白报纸印刷，船期部分用土纸印刷。新闻版分“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三栏，形式一如《华字日报》。只是每月另出月报一册，择重要新闻和评论汇编而成，单独发行，则为后者所无。《循环日报》的命名，据有的人说，“意谓革命虽败，而藉是报以传播其种子，可以循环不已也”(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恐怕是一种误解。按《史记·高祖纪赞》：“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又《文选·欧阳建临终诗》：“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向注：“若循连环而无穷。”王韬以“循环”名报，当然有“循环不已”的意思。但是他所期待的那个“终而复始”，“若循连环而无穷”的东西，绝不是“革命”，而只能是他心目中的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他所尊崇的正在东渐之中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

从1874到1884这十年间，王韬大部分时间都在《循环日报》工作。他用“遁窟废民”、“天南遁叟”、“韬园老民”、 “欧西寓公”等笔名，在这个报纸上撰写了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尚简》等为题的大量的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政治改良主张。(www.daowen.com)

王韬在他的政论中，突出地强调了一个“变”字。在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时代，他认为中国也正处在他所说的，“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闭关自守，嚣然自大，安故守常，都无济于事。要想转弱为强，没有别的办法，“一变而已矣”！怎么变呢?他的方案是：向西方学习，开发煤铁等矿藏，建立纺织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近代工业，改变“重农抑商”政策，撤销“厘税”制度，鼓励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利皆公之于民”，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的这一套“变”的方案，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是改良性质的。“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里取得让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471页)。王韬虽然主张“变”，但认为中国应该变的只是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一些枝节方面的问题，如“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 、 “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之类。至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维护这一制度的纲常名教，在他这个“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的人看来，都是“亘古而不变”的。“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变法自强》)。他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只是希望在不改变封建统治基础的前提下，做一些有限度的改良，以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在黑暗窳败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他的这种企图通过改良达到国家富强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王韬

《循环日报》

在资本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王韬在他的政论中维护民族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华、排华活动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抨击。在《琉事不足辨》一文中，他针对日本方面大力宣传的“琉球向归日本”说，征引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琉球从隋朝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反对日本当局借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强迫清廷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在《保远民》一文中，他关心以“猪仔”身份被贩卖到美洲去充当苦力的同胞们的不幸遭遇，控诉美国当局虐待和驱赶华工的罪行。在《越南通商御侮说》一文中，他对法国侵略者强迫中国签订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表示愤慨。在《宜索归澳门议》一文中，他甚至激昂地提出了向葡萄牙殖民当局“索还澳门”的口号。这些都反映了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但是，和其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王韬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无可奈何，把中国的横遭蹂躏归之于天命，发出“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之类的慨叹，流露了不少悲观消极的情绪。他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认识，幻想英国人在一些问题上能够“仗义直言，慷慨善哉”。他还为外国传教士的罪恶活动开脱责任，把中国人民激于义愤而掀起的反洋教斗争，诋为“愚民之无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文章的战斗力量。

王韬的政论文章继承了中国古近代杰出政论家的优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殊的风格。他反对“泥古”，反对“刻意模仿”和无病呻吟。他指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他要求每一篇文章都必须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雄辩而富于感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产生巨大的说服力量。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经常为国内报刊所转载，他的政论风格对此后的维新派报刊政论家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王韬还在《循环日报》和当时的其他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不少旧诗词和散文，其中一些文字“征曲海之烟花，话淞滨之风月”，“所纪载以文酒伎乐之事为多”(鲁迅《致李秉中》)，很有点“鸳鸯蝴蝶”的味道，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报坛”和“文坛”上，开鸳鸯蝴蝶派的先河。

和王韬同时，通晓外文，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郑观应，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的政论家。

郑观应(1841—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十七岁应试不售，赴上海习商，曾在英商太古公司担任买办，又在洋务派所办的轮船招商局、粤汉铁路、汉阳铁厂等企业担任过重要职务，中间自己也经营过商业，是一个出身于封建家庭，寄身于买办阶层，爱国忧时、不满现状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郑观应从70年代初期起，就有触于怀，开始写作政论，“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过王韬的推荐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郑观应早期的政论，就有炽烈的爱国图强思想。其中如《论边防》、《论传教》等文，陈述了侵略形势的严重。《论吏治》、《论练兵》、《论水师》等文，揭露了封建积弊的黑暗。《论商务》、《论机器》等文，要求允许人民用机器制造。《论税务》要求关税自主。《论交涉》反对治外法权。《论船政》要求官商并举自制轮船，反对洋务派对造船和航运事业的垄断，都反映了作者向西方学习的初步见解。郑观应80年代以后所写的政论，在发愤图强的基调上，针对中国实际的具体问题，又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例如在《商务》、《商战》等文中，主张不但要注意兵战，也要注意商战，呼吁“振兴商务”，“制西人以自强”。在《学校》、《教养》等文中，主张“废八股之科”，多设学校，更广泛地学习西学，培养有用的人才。在《议院》等文中，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改革封建腐败的官僚政治，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在《交涉》等文中，主张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等。这些，都比较强烈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进步要求。为90年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们和那一时代的寻找真理的人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是，郑观应的这些政论文章并不准备削弱封建的君权，而只是在不触犯封建统治利益的条件下，给予工商业者一些保障，对于封建的旧学也远没有提出什么批判性的见解。他所发出的只是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要求发展的微弱的呼声。郑观应在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政论文章，后来分别辑入《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政论文集，单独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其中以1893年出版的《盛世危言》的影响为最大，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普遍的注意。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经是这部政论文集的热情的读者，他在深夜的灯光下，瞒着他的父亲，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得到了很大的启示。郑观应的政论，笔调清新，语言简朴，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喜用冷僻的典故，以恳切诚挚的感情，来陈述他的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