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19世纪50年代起，先是在香港，稍后是在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最先创刊的是在香港出版的《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编辑人是黄胜等，初办时为两日刊，不久就改为日刊，篇幅很小，每天只出一小张，约容四号字一万五千字，80年代以后才增加到两张，分类纪事，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及船期、行情等栏，是中国人自己主办的第一份近代化的日报。《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创刊日期据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创办人是陈霭亭，先后担任主笔的有黄平甫、王韬、潘兰史、赖文山、林子虬等人，篇幅和所刊栏目一如《中外新报》。这两份报纸，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它们“发端于外人”，说《中外新报》为英文《剌报》的中文版，《华字日报》为英文《德臣报》的中文版，没有把它们列为“国人自办之日报”，不一定妥当。这两份报纸和《剌报》、《德臣报》确实有点关系，但并不是它们的中文版。具体地说，它们的关系是：《中外新报》“订借”了《剌报》用过的一套旧的中文铅字(麦思源：《七十年来之香港报业》)，和《剌报》仅仅是“月纳印费”，自负盈亏的租赁关系。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名为《剌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华字日报》则连铅字也是自己的，只不过在创刊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借用过《德臣报》的印刷机而已，编辑和发行是完全自理的(陈止澜：《本报创造以来》)。因此，它们并不是“外报”，而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和稍后一个时期王韬等人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一样，都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

在内地，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最早的近代化报纸，是1872年在广州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具体情况失载。其次是1873年7月在汉口创刊的《昭文新报》。这份报纸由艾小梅主编，最初是日刊，后改五日刊，装订如书册状，用白鹿纸印刷，内容据说“以奇闻轶事诗词杂作为主”。

此后，到80年代末，在上海、广州等地，还陆续出现了中国人主办的以下的一些报刊，即：

《汇报》，1874年6月1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容闳，先后担任主编的有管才叔、朱莲生等人，创刊两个多月，就改名《报》，后又更名《益报》，旋停。

《新报》，1876年11月23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在上海经商的“各口诸帮”。

《维新日报》，1879年创刊于香港，先后主持编辑工作的有陆骥纯、陆建康、黄道生等。中法战争时期，以多载中国战胜消息，受到社会欢迎。1908年由刘少云接办，1909年改名《国民日报》，1912年停刊。

《述报》，1884年3月27日创刊于广州，由海墨楼石印书局承印，每日出四版一小张，逢十无报。每月汇编成一卷，称《中西近事汇编》。内容除新闻、评论外，还刊载了不少石印的新闻插图。转载和译载中西各报的稿件也很不少，创办人和编辑人失载。(www.daowen.com)

《广报》，1886年6月24日创刊于广州，社址在广州华宁里，创办人邝其照(蓉阶)，先后担任主笔的有吴大猷、林翰瀛、肖竹朋、罗佩琼、劳宝胜(亦渔)、武子韬(芝鹿)、朱鹤(云表)等人，用四号铅字排印，“其报中门类，首列论著，新闻则分为两门，曰本省新闻，曰中外新闻。而以宫门钞、辕门钞及货价行情附焉”(谭汝俭《四十七年来广东报业史概略》)。

此外，还有1885年在香港创刊的《粤报》及1875年在福州创刊的一份“华字新闻纸”，和1879年在厦门创刊的一份“新报”等。后两个报纸出版的消息，见于当时的报纸，但报名失载，具体情况已难以查考了。

参加创办以上这些报刊的，多数是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的人物。不少人和外商企业、洋务派关系密切，有的人本身就曾在外商企业中任职，或曾经是洋务派官僚集团中的成员。例如主编《中外新报》的伍廷芳，原来是《剌报》的译员，后来在洋务部门中长期服官，担任过清廷的驻美、驻秘鲁大使和会办商务大臣。创办《华字日报》的陈霭亭，原来在《德臣报》“任译著之事”，后来参与洋务派的外交活动，“曾迭充驻美使馆参赞及古巴总领事等职”。创办《汇报》的容闳是中国的第一个留美学生，曾经多次给洋务派上条陈，为洋务派出谋划策，帮助洋务派办企业、办教育、办新政，后来还参加过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活动。他们是从官僚、买办和地主阶级中转化过来的那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所办的报纸对洋商、对洋务派集团的特殊的依赖关系。《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着和两家英国报纸“合办”的名义；《汇报》特地找了一个叫葛理（Grey)的英国人来当名义上的“总主笔”；《广报》后期迁入沙面租界，挂了英商的招牌，改名《中西日报》(后又易名《越峤纪闻》)继续出版；说明它们需要借重洋人的势力，也说明它们和洋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汇报》“集股万两”，上海县知县叶固之“捐款首倡”，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两个大股东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兼管洋务的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局的津贴，始终没有离开洋务派集团的掌握；说明它们在经济上和封建买办官僚集团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先天的弱点，在他们的早期的办报活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些报纸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动辄得咎，经常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政府两方面的冲击。清朝政府当时虽然还没有颁布限禁报纸出版的专律，但是按照《大清律例》，凡是被官方指为“妖言”的出版物，都可以横加罪名禁止出版。地方文武官员也有权随时下令查封报刊。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也对刊有反对他们的言论的出版物多方限禁，有时还启动他们的喉舌肆行诋毁。例如《汇报》出版期间，就遭到过《申报》的多次攻击，或诬蔑该报所载新闻“泰半失实”，或讥刺该报“无斧钺之公评”，极力破坏该报的声誉，直至被迫停刊。事实上这一时期除了在香港出版的　几份报纸以外，中国人自己在内地各城市出版的报纸，很少有长命的。《汇报》只出版了一年半，《昭文新报》、《述报》连一年还不到，《新报》、《广报》算是较长的，也只出版了五六年，终于难乎为继，一个自动停刊，一个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被地方当局查禁了事。

作为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这一时期的报刊鼓吹“利便贸迁”，“行销货物”，使“初产之物，新制之器，均能不翼而飞，不胫而走”，希望本阶级在经济上有所发展；鼓吹“广听远闻”，“开通民智”，希望本阶级的一些人能够放眼世界，“师夷长技”，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对于“时政之得失，官吏之贤愚，地方之治否”，虽然也有所议论，有所揭发，但多数的议论和揭发止于“胥吏行凶”、“考场情弊”之类的细枝末节，很少涉及重大问题，除了个别的报纸外，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对于封建统治者，多数报纸根本不敢有所触动。评论中充满了“皇太后轸念时艰”，“皇上宵旰勤劳”和“圣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等之类的谀辞。反映了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刚刚由萌芽状态逐步发展起来的、早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精神状态。

在强敌压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的情况下，这些报纸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等方面，是态度明朗的。《汇报》就公开表示过：“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1874年8月25日社论《译辩字林报》)这个报纸在反对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擅行开筑”铁路的问题上，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舆论机关《字林西报》和《申报》是针锋相对的。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这些报纸都一致谴责法国侵略者的战争挑衅。《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除利用往来海防、西贡至香港的班船传递消息外，还约请专人撰写战地通讯，及时报道中越军民抗法获捷的消息。《循环日报》的《黑旗军战捷纪事》，详细地报道了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在越南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英勇事迹，为不少报纸所转载。在内地出版的各报中，以《述报》的表现最为突出。它刊载了大量的有关中法战争的消息、电讯、评论和来稿，谴责法国侵略者“狡焉思逞，黩武穷兵，悖理横行，不仁不义”，呼吁当局加强战备，认真对付侵略者的进攻。战争打响以后，它欢呼了中越人民歼击法军的每一次胜利，赞扬了“以一旅之师，屡挫其锋，斩其将帅，深夺法人之魄”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歌颂了在马尾海战中，“船势已濒危”，犹自“鼓全力，直逼法船”，冀与敌舰俱焚的扬武号海军官兵和“船头着火，仍然还炮”的镇威号海军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谴责了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致误戎机的“朝中大员”，不事战备整天忙于“打茶围”的北洋兵舰统带和临阵破坏水雷引线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当战局小衄，主和的议论甚嚣尘上之际，《述报》坚决表示反对。它驳斥了“大炮之利，轮舶之多，中不如法，与其战不胜而和，孰若不战而和，犹不失势”的投降派观点。分析说：“法人屡欺中国，人人愿食其肉，于理决之，有可战之机也。法之来，远越重洋，兵不过数千之数，我之守近在门户，兵不下百万之多，以主击客，以逸待劳，以多击寡，吾未见其能胜也，于势度之，有可战之机也。不欲发愤自强，制其死命，唯唯诺诺，惟敌人之令是听，今日如其愿而去者法人，他日踵其迹而来者，不仅法人，且更甚于法人，亦将忍而不发乎?”(《论中国此时机会不可不战》)批判了“输金议和”的思想。和散布这种“狂悖”思想的《申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84年9至11月，以造船工人、搬运工人和店员工人为主的香港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法爱国运动，拒绝给正在发动侵越、侵华战争的法国军舰和商船进行整修，拒绝给法舰搬运给养，拒绝把货物卖给法人。《述报》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了《忠愤可嘉》、《杯弓蛇影》、《深知大义》、《民心愤激》、《法船自补》、《敌忾同仇》、《不供法役》等十四篇报道，声援了香港同胞的这一爱国正义斗争，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述报》关于中法战争的评论和报道，许多是正确的，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但也有局限，也有谬误。它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本质来分析这次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它不敢触动导致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以李鸿章为首的一味媚外乞和的朝中大员；它还荒谬地把参加反帝斗争的有些人民称为“无赖”，把他们的活动称为“滋事”，甚至还谬赞香港英国当局及香港买办资产阶级们共同制定的限制中国人民抗法斗争的“新章”。这些都是它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他们的唯心史观的充分表现。

伴随着一个阶级的诞生和发展，需要有一场舆论上的呐喊。萌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承担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任务。由于先天不足，它们的呼声是微弱的，但是毕竟反映了发展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奏出了这个阶级的进行曲中的第一个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