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19世纪40至90年代报刊业务的发展

19世纪以前，中国社会上公开发行和流传的，只有报房出版的《邸报》《京报》和《辕门钞》。这一类报纸除了报头外，没有标题，没有言论，很少自己采写的新闻，印刷装订也很简陋。19世纪20年代前后，外国侵略者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创刊，这些报纸虽然还都是书册状的期刊，但已经有了自编自写的新闻和言论，还出现了简单的标题和一些署名文章，印刷也比较清晰，和旧式的《京报》比较，有了明显的不同，被称为近代化报纸。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侵略者办报活动的日益开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报刊的形式被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来。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半个世纪内，报刊的编辑出版业务有了很大的改进，报纸的版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印刷上，最早的一批中文近代化报刊是用木板雕印的。1834年美国传教士利用在中国找到的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波士顿，复制成一整套汉文铅活字，运来中国。1838年在华的法国传教士也找到一批木刻汉文活字委托巴黎皇家印刷局如法炮制了一套。1859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的英华书馆又试制成功电镀汉文字模和以二十四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这些铅活字和字模字架经过复制和推广，逐渐为当时的中文报刊所采用。到了70年代前后，多数的中文报纸已经改用铅字印刷。不过印刷机在当时还是手摇的，每小时仅出数百张，多数用中国土法制造的连史纸单面印刷。1861年以后，个别报纸开始采用机制白报纸。1879年以后，个别报纸开始用煤气印刷机代替手摇印刷机。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现代化的石印技术也被介绍到中国来。1838年9月在广州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采用石印的。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石印的报刊始终占有一定的比重，和铅印的报刊并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设备有富裕，不少报纸除了出报外，还承印来件和书籍，成为较大的印刷企业，其中以上海《申报》和天津《时报》最为突出。《申报》附属的申昌印书局和点石斋印书局，先后印刷发行的书籍在数百种以上，成为当时上海机器印刷业的中心之一。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印刷工人，就是在这一类外商报纸的印刷厂中诞生的。

在报纸的编辑和版面的安排上，这一时期的中文日报，和旧时的《京报》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最突出的一点，是开始使用标题。早期的标题很简单，有的只在正文前加上《新报》、《新闻》、《近日杂报》、《粤东新报》等寥寥几个字。所谓的编辑工作也只是就来稿进行简单的集纳，没有过细的整理和分类。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大部分日报的版面，由书册式改为单页式(这种单页的报纸，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有书册式的痕迹，即每张只印一面，分上下左右四个版，每版高约27公分，宽约25公分，对叠起来，相当于一页书，整张报纸经过折叠裁剪仍然可以订成一本书)，报纸的编辑工作也相对地复杂了起来。在70至9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流行着一种新的版面格式，即：“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辕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这其实也是一种简单的分栏。一般的地方新闻经过整理以后，通常分别冠以一个固定的带有地方特色的使读者一望而知的标题，如北京的“上林春色”、“禁苑秋声”；南京的“白门柳色”；苏州的“廊艳影”；杭州的“西湖棹歌”；嘉兴的“鸳湖渔唱”；武昌的“鹤楼留韵”；广州的“羊城夕照”等。重要一点的新闻，则另拟标题，单独报道，如“刘提督战亡”、“种树得雨”等。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个别报纸还尝试着采用过加大字号的办法。例如《上海新报》从1870年3月24日起，所有标题都改用头号字排印，略大于正文的四号字。《申报》1881年4月16日报道慈安太后病死的消息时，也曾用三号字排印有关的“讣告”、“遗诏”及“上谕”，略大于一般新闻，以资醒目。此外，除社论和署名的评论文章外，在一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还出现过简短的编者按语。如1878年7月19日的《申报》，在所刊的题为《星使驻英近事》的新闻后面，就附加有一段近百字的编者按语。对这条新闻所报道的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和英国画师谈话事，发表了一通议论。几天后，又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附带声明称：“本馆胪列新闻，登之日报，不过据事直书，不敢饰无为有，亦不敢颠倒是非，间于篇末窃附己意，亦不失就事论事之义，以期准乎情当乎理而已”(1878年7月30日《申报·论不究台基》)把这种“窃附己意”的即兴式的按语，当作报纸评论的补充。

康熙三年《邸报》

雍正时期出版的《邸报》

与此同时，新闻的采访报道工作受到更多的重视。不少报纸创刊不久就广泛地征求新闻稿件。例如《上海新报》刊出告白，表示“如有切要时事，或得之传闻，或得之目击，无论何事，……均可携至本馆刻刷，分文不取”。《申报》也发表过《采访新闻启》，以“多见博闻”相标榜，自诩：“本馆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1875年7月5日《搜访新闻告白》)。不过在70年代以前，这些报纸并没有多少专职的采访记者(当时称“访事人”)。《上海新报》所刊载的冠有“浦东探得”、“松江探得”、“法华探回称”等字样的，有关太平军和“官军”及“洋枪队”作战的报道，多数得自在交战地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并不是它自己的专职记者采写的。比较起来，《申报》在这方面花的力量要大一些。它从1872年起，就注意“招延访事”，到1875年，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汉口、宁波、扬州等二十六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有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的有关新闻。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爆发的时候，还曾经派出专职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其中主要的有这样几次：

一、1874年6月，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戮琉球人及日本人，发兵进攻“番社”，《申报》特派记者前往台湾实地采访，7月22日在报上发表了这个记者发回的第一篇台湾战讯。

二、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中日两国都派兵入朝，《申报》特派该报原驻横滨及烟台记者各一人，赶往朝鲜作实地采访，所写有关朝鲜战乱情况的报道，9月9日起，连续在该报发表。

三、1884年3月中法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法军大举向我进攻，《申报》派出记者分赴海防、香港、广州、宁波、福州、厦门、淡水(台北)等地采访。赴海防的一路，由于受到法方的阻挠，只待了四天就被迫离越返国。其他几路都发回了不少战报。(www.daowen.com)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报纸历史上最早的几次战地采访活动。

随着电讯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电报之被利用来传递新闻稿件，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新闻专电。报纸上有“电讯”，在我国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当时以上海为中心，有两条和国外联系的有线电报线路。一条由上海经厦门、香港至欧洲；一条由上海经长崎至北太平洋各地。早期的电讯就是从这两条线路传来的。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那条“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不过在当时，这一类电讯，大部分是从洋行往来电报存底中抄来的，发表时只含糊地标出“伦敦电讯”、“纽约电讯”、 “电音汇录”等字样，一般不注明出处。很明显，还不是新闻记者直接拍发的。1881年12月，上海、天津间的有线电报线路敷设竣工，交付使用。1882年1月16日，《申报》首先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经由天津拍来的一条关于清廷查办一名黩职官员的电报消息，这是见于当时报纸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拍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当时，电报只通到天津，这条消息是1月14日由那个驻北京的记者用快马送到天津，发至上海的。收到电报的时候，版已排好，来不及在15日见报，晚了一天，但和过去北京的消息往往要七八天乃至半个多月以后才能传到上海的情况比较起来，已经是快得多了。此后，随着国内各路电报线路的陆续敷设成功，新闻电报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效率也越来越高。1882 年10月24日顺天乡试在北京发榜，《申报》驻京记者将江、浙、皖三省上榜者名单当日送到天津，转电上海，次日见报，距北京发榜时间仅二十四小时。中法战争期间，越北谅山一带的战讯，由该报“随军访事人”送至广西的龙州，转电上海，使这一类消息的见报时间，由以前的四十多天缩短到一至三天。1885年6月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越南条约》，《申报》驻津“访友”于6月10日得到条约全文，连夜拍发到上海，第二天就全部见报，这在当时都曾引起很大的注意。

由于电讯来得快，一些重要的消息，急于刊布，等不得第二天见报，于是产生了“号外”。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中，最先发行“号外”的是在上海出版的两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和《晋源报》(The Shanghai Courier)，时间是1883年，内容是有关中法双方在越南交战的消息。1884年8月6日晚七时，《申报》也出版了它的第一份“号外”，刊布了半小时以前刚刚接到的，该报驻福州记者发来的，关于“驻榕法舰尚无动静”的专电。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报纸还陆续印发过报道以下内容的几期“号外”：《传基隆失守》(1884年8月9日)、《基隆守军大捷》(1884年8 月10日)、《中法谈判破裂法使下旗回国》(1884年8月22日)、《闽海将有大战》(1884年8月23日)、《台北淡水大捷》(1884年10月15日)、《镇海大捷》(1885年3月2日)、《法舰炮轰宁波小港炮台》(1885年3月14日)、《龙州大捷》(1885年3月30日)、《中法立约画押》(1885年6月11日)。其中《闽海将有大战》这一期“号外”，出版于中法马尾海战的当天(马尾海战爆发于这一天下午的1时45分，历时三十分钟，南洋海军在这次海战中全军覆没)，相当敏捷地反映了这一地区中法双方一触即发的战斗势态。这也是这一时期中文日报所发行的第一批“号外”。

除了一般的消息和电讯外，其他的新闻文体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也开始受到注意。例如1876年6月7日起在《申报》上连载的署名“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1882年9月9日起，在同一报纸上陆续刊载的题为《高事近耗》、《游高丽王城记》、《高丽形势》等一组报道，就很类似通讯。《东行日记》的作者原名李小池，又名李圭，是一名海关职员，奉派押送一批中国展品由上海出发经日本去美国参加展览，事毕经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回国，恰好绕地球一周。《东行日记》是他应《申报》的约请所写的沿途见闻，陆续寄回发表，情景交融，夹叙夹议，接近于后来的旅行通讯。后一组报道的作者是《申报》派赴朝鲜采访战况的记者，写法有点像后来的战地通讯。此外，发表在1876年7月上旬《申报》上的，由该报记者采写的关于淞沪铁路通车情况的一篇报道，文笔活泼，描写入微，也很有点通讯特写的味道。这些都是出现在中文报纸上的最早的一批“通讯”，是当时的专业和非专业的记者们对这一体裁的最初尝试。从写作的技巧来看，显然还处于幼稚阶段。

配合文字报道，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出现了早期的新闻画，部分报纸还增出了定期的画刊。最先在报纸上刊载插画的是《申报》。1876年8月18日，这个报纸在报道浙江地区一股会党被官军缉获的消息时，在新闻中插刊了一幅会党所用的臂章的图样。这是这一时期报纸上刊出的最早的一幅新闻画。1879年5月17日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来华访问，到达上海，《申报》除发新闻外，还石印了格兰特的一幅半身单张画像，于5月24日随报分送。这是这一时期报纸印发的第一份单张新闻画，也是这一时期报纸上刊出的第一幅新闻人物画。至于画刊，最早的要属1875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这是纽约长老差会的传教士范约翰主编的一份供中小学生阅读的兼有文字和图片的画刊。其次是《申报》编印的不定期画刊《寰瀛画报》，创刊于1877年6月；上海圣教书会编印的《图画新报》，创刊于1880年5月。这几份画刊所刊载的风景、建筑、仕女等图片，都是从国外旧画报上转载过来的，有的实际上用的就是人家早已用过不要了的旧铜版，没有什么新闻性。《寰瀛画报》刊载的“有关俄土两国之事”的一组共十八幅图片，似乎是新闻画了，但实际上介绍的是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前后的历史场景，早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能够较密切地联系时事以图像配合新闻进行报道的，在当时只有一份《点石斋画报》。《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每旬出版，附属于《申报》，由《申报》附设的点石斋书局石印。主编吴友如，参加编绘的有张志瀛、周权香、顾月洲、周慕乔、田子琳、金桂生、马子明等，这些人都是擅长苏州式年画的名手，他们的新闻画笔姿细致，刻画入微，兼有中西画法的特点。《点石斋画报》出版的时期正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相继爆发的时期，因而它先后刊载过上百幅有关中法、中日战争的时事画，其中如《法败详闻》、《谅山大捷》等，以中越人民和台湾人民抗击法、日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为题材，“市井购观，恣为谭助”，在当时极受欢迎。但是，《点石斋画报》的那些新闻画，是名副其实地“画”出来的。不仅那些打仗的画是画出来的，就是那幅指实为“李傅相与法钦差福尼儿及税务司德璀琳”等人在天津进行中法和议的新闻画，也是“画”出来的。作画的人既不曾到现场去采访，又不熟悉他们所画的人和事，因而画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现场情况的真实纪录，而更接近于艺术创作，带有很大的想当然和虚构的成分。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倒是他们所画的那些风俗画和以租界里的市井小民们为题材的社会新闻画。鲁迅对此有过一段议论，他说：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上海文艺之一瞥》)

分析得十分精辟。在《点石斋画报》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界，出现了一批“专画新闻”的画家，和一批模仿它的画报，如《飞影阁画报》和《新世界画册》等。上海的《新闻报》和天津的《时报》也随报附送过单张画页，但画的技巧远远赶不上《点石斋画报》，它代表了那一时期画报的最高水平。

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中，文艺诗词等“副刊性文字”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在一些日报上出现了副刊的雏形。早在70年代以前，在外国侵略者主办的一些报刊上，就已经出现过个别的文学作品。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过外国传教士写的中文小说。《六合丛谈》对荷马史诗、希腊几大悲剧家和亚里士多芬的喜剧作过片断介绍。英文的《中国丛报》和《中国杂志》上刊有《红楼梦》前八回的译文和评介这部古典杰作的文章。《上海新报》也刊有“西人”和“华友”们投寄的随笔、杂谈、寓言、游记、诗词、对联、短篇小说和科学小品等短文。不过，在当时，这类文字往往和新闻混编在一起，没有固定的版面。1872年《申报》创刊后，公开征求“骚人韵士”们的“短什长篇”和“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的文字，刊载于逐日的上谕、论说和一般新闻之后，虽然还没有辟出专栏，但已有了大体上固定的位置，初具副刊的规模，成为后世所谓“报屁股”的滥觞。后来由于“描写艳情，流连风景”的唱和之作太多，四五年间“所积计不下三千首”，报屁股上的那点地方无法容纳，有些翻译小说和“海外奇谈”式的笔记作品，篇幅过长，也不适宜于在日报上发表，于是有《瀛寰琐记》(月刊，1872年11月11日至1875年1月)、《四溟琐记》(1875年2月至1876年1月)、《寰宇琐记》(1876年2月至1877年1月)等附属的刊物出现。这类刊物，除诗词外，还兼刊小说、散文和笔记论说之属。“或可以助测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弄月吟风之趣，博搜广采，冀成钜观”(《瀛寰琐记叙》)，是最早的一批附出于日报的综合性副刊。因为单独印刷，又装订成册，从形式到内容，都更接近于后世的杂志和报纸的增刊。此外，《字林沪报》、《同文沪报》、《顺天时报》等报，也很注意刊载这类文艺作品。《字林沪报》从1882年起，就在每日的新闻后面，刊载“诗词杂作”，并声明凡有“诗词歌赋嘱登本报者，概不取资”。此后不久，又特辟一栏名“花团锦簇楼诗集”专刊诗词小品，并把清初人写的《野叟曝言》排成书版格式，每天随报附送一页，类似后来的长篇小说连载。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每日一张，随报附送。“所载上自国政，下及民情，以及白社清谈，青楼发迹，无一不备，……殿以诗词小品”(《释消闲报命名之义》)，是一种和《申报》的《瀛寰琐记》相类似的日报副刊，所不同的是刊期比前者为短。《字林沪报》改名《同文沪报》后，《消闲报》也易名为《同文消闲录》，继续出版。这一时期日报副刊的主编如蔡尔康、高太痴、周品珊、孙玉声等，都是活跃于当时上海文坛和报坛的“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他们“闻鸡生气，见月伤心”，以“多情公子”自况，所写的诗词小说充满了对上海这一殖民地化城市的纸迷金醉生活的庸俗描写和才子佳人，花前柳下，相悦相恋，分拆不开的俗套，开后世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先河。

此外，商业广告在报刊的版面上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古代的报纸如邸报、报房京报，都从来不登广告，利用报纸刊登商业广告完全出于大规模地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西方国家推销商品和发布经济信息的需要，是中国报纸“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标志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大量侵入中国市场，在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上也随即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广告，这在早期的教会报刊和传教士主办的报刊上也不例外。《遐迩贯珍》辟有“布告篇”专栏，专载船期、商情和广告。《中国教会新报》从第二期起开始刊登洋行告白，宣布“既纪录外国教会中事，也讲论各科学问以及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万国公报》也不惜以重要的位置刊登汇丰银行、贾立费洋行、华英大药房、大英火轮船公司等英商企业的巨幅广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传教事业”、“新闻事业”和它们的“商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为了让资本家的钱袋里装进更多的金币，它们连这些充满了铜臭气的文字是否会亵渎它们“在天上的父”和玷污它们神圣的宗教殿堂，也在所不顾了。至于《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这些本来就以“商业报纸”自期的报纸，就更加热心地为“客户”做广告了。《上海新报》一创刊就发布启事，鼓动“客户”，刊登广告说：“开店铺者，每以货物不销，费用多金刷印招贴，一经风雨吹残，或被闲人扯坏，即属无用……似不如叙明大略，印入此报，所费固属无多，传阅更觉周密。”又说：“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售，届期亲赴看货面议，可免经手辗转宕延，以及架买空盘之误。”它从1868年2月起，还为风琴、铁柜等新奇商品，“各绘一图，附以说明”，刊入告白，使这一时期的报纸广告逐步地做到有图版作配合。《申报》、《新闻报》也是从创刊起就提供大量篇幅为“客户”刊登广告的。它们对某些外商企业如保险公司等，还有一折收费的优待。广告在整个报纸的篇幅中所占的比重，由19世纪70年代的三分之一左右，逐渐递增到二分之一左右。广告费的收入，在报纸的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通过广告，加强了资本主义企业对这些报纸的影响和控制，加深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使这些报纸的宣传更加注意维护那些企业的现实利益，更好地为它们鼓吹，充当它们的喉舌。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外国人主办的这些报刊，在宣传形式上的每一次改进，都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推行它们的炮舰政策和文化侵略政策，更有利地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毒害中国人民的思想，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但是，其中的有些改进，作为报刊宣传的一种手段，是可以借鉴的，对当时和稍后一个时期的报刊工作也产生过影响。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的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