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中文日报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行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上海、天津、北京、汉口、广州、福州和东北等地，创办了一大批“学了中国人口气”，以中国人为对象，专供中国人阅读的中文日报。其中主要的有英国人创办的《上海新报》(1861，上海)、《申报》(1872，上海)、《字林沪报》(1882，上海)、《时报》(1886，天津)、《字林汉报》(1893，汉口)、《新闻报》(1893，上海)；日本人创办的《汉报》(1893，汉口)、《佛门日报》(1894，上海)、《闽报》(1897，福州)、《亚东时报》(1898，上海)、《咸报》(1899，天津)、《顺天时报》(1901，北京)、《北京公报》(1901，北京)、《盛京时报》(1906，奉天)、《泰东时报》(1908，大连)、《全闽新日报》(1908，厦门)、《芝罘日报》(芝罘)、《岭南新报》(广州)；俄国人创办的《燕都报》(北京)、《关东报》(旅顺)、《盛京报》(沈阳)、《远东报》(哈尔滨)(以上四报创办时间在1904—1911年之际)；和德国人创办的《直报》(1895，天津)、《协和报》(1910，上海)等。从时间上看，以英国人办的为最早，他们是最先闯进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老牌侵略者。从数量上看，以日本人办的为最多，反映了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者，到处伸手，急于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沙皇俄国启动最晚，但也不甘落后，短时间内，就在华北、东北创办了一大批报纸，反映了这个贪婪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者急于为自己的侵略活动制造舆论的迫切心情。这些报纸，有的由洋行洋商出面，如字林洋行主办的《上海新报》，“英商”主办的《申报》和美国公司主办的《新闻报》；有的由帝国主义的文化团体出面，如日本东亚同文会主办的《亚东时报》和“专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的《佛门日报》；有的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机关出面，如沙俄道胜银行拨款创办的《燕都报》等，都是帝国主义的御用舆论机关。它们创办的目的都是为了更直接地在中国人民当中，进行欺骗和麻醉性的宣传，以消灭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心和革命性。

在这些报纸当中，英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天津《时报》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顺天时报》属于一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点是：第一，都公开地亮出帝国主义的旗号，并不讳言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言机关。《时报》由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德璀琳和贩卖鸦片起家的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出面主办，除中文版外，还出有一个英文版《China Times》，有“外人在华北的圣经”之称，是公认的英帝国主义的喉舌。《顺天时报》刚创刊的时候，虽然只由曾任日本侵华机关东亚同文会福州支部主任的中岛真雄出面，但也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1905年3月以后，更公开地“出让与日本公使馆”，“在日本外务省保护之下”(《对华回忆录》)，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官方”的言论机关。第二，都由外国人担任主笔，自编自写，不假手于华人。《时报》由李提摩太担任主编，“每日著论一篇”，仅1890—1891这两年内就在报上发表了两百多篇时论，“重登各报者几及其半”(《时事新论叙》)。《顺天时报》的历任主编如中岛真雄、龟井陆良、平山武清等，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他们都是熟练地掌握了中国语文的“中国通”。第三，都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做宣传。例如，它们都鼓吹侵略有理，宣扬帝国主义对亚、非等国的侵略，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渐化其凶悍之气”，“使之共有衣食之益”(《时报·非洲不能养民致失广地说》)。宣扬中国之所以贫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而是由于自己的“人数日增，又无养民新法”(《时报·天下四大宗论》)。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攻击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扬言“吾人之理想，虽在促中国民众之真正的自觉，但对于以民众运动为名而煽动人民者，则深恶而痛绝之”(《顺天时报》)，毫不掩饰它们对中国人民的敌视心理。此外，它们还都俨然以中国反动政府的太上皇自居，摆出一副洋主子的凶恶嘴脸，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在这方面，《顺天时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恃日本外务省为护符，蔑视中国法令，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中，一贯捕风捉影，指鹿为马，随意造谣，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头目，极尽提携吹捧之能事。一旦这些人背了时，成了乏走狗，则又弃如敝屣，一脚踢开，排诋讥刺，不留余地。它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特务活动的秘密基地。日本参谋本部谍报班土井少佐的《日记》中保留有以下的几段记载：

《顺天时报》

《新闻报》

《申报》

1904年1月10日至北京，潜赴德兴堂旅店投宿。同日深夜，要求在北京化石桥《顺天时报》社的家兄中岛真雄到寓所，详细商量关于今后的行动。

1月11日依照中岛的劝告，当夜出德兴堂旅馆，潜赴《顺天时报》社内。

1月14日，根据自己在中国南部服务的经验，似乎以乔装成中国和尚最为适宜。因得中岛的斡旋，聘用了师僧墨禅和精通中国语言的森胁源马两人。(www.daowen.com)

1905年5月下旬，因北京中岛真雄的介绍，有佐藤长治前来投效。(《对华回忆录》)

虽然只是一些片断，但已确凿无误地表明，这个报纸早已是日本特务机关潜伏谍报人员和联络往来的一个重要基地。这在当时，也完全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正因为这样，这一类型的报纸在中国人民当中并不受欢迎。《时报》只出版了五年就自行停刊。《顺天时报》挟其特权，出版了近三十年，但也始终遭到侧目。尽管吹嘘“吾人常翘望中国能顺应世界大势及四周环境而进步发达”，标榜“以融合中日文化，民族亲善，经济提携，互尊互惠为宗旨”，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多少中国读者。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顺天时报》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扬声筒。“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鲁迅)!”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它在爱国群众中被蔑称为《逆天时报》。拒派、拒订、拒看的运动一再发生。经济上赔贴很多。没有日本公使馆的津贴，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申报》、《新闻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们都是以外商个人名义创办的。例如《申报》是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和伍华德(C·Woodward)、普莱亚(B·Pryer)、麦基洛(J·Mackillop)四个人合资创办的，最后归美查一人所有。美查在创办《申报》前，经营过茶叶出口贸易及缫丝工业，创办《申报》后，又陆续经营江苏药水厂、燧昌自来火局、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局和肥皂厂等工业企业，同时还在新加坡东北的沙岛上办有一个占地四万亩、以种植香料、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是一个空手到中国来淘金，由剥削中国人民起家，以至拥资百万的资本家。《新闻报》是由英国商人丹福士创办的，他在创办《新闻报》的同时，还办有华盛纺织厂、浦东砖瓦厂等工业企业，1899年以后由于砖瓦厂经营失利，无力继续办报，才把报纸转让给美国人福开森(J·C·Ferguson)。这两个报纸的共同特点，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极力使报纸尽可能地中国化。编辑和经理工作都聘请中国人分担，外国人只在幕后指挥，很少公开出面。报纸的文字和版面安排尽可能地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表面上看去，和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完全没有什么两样。言论上装出一副“公正”的，“替中国人说话”的模样，吹嘘“本馆之设，志为闾阎申疾苦，为大局切维图”(1874年5 月12日《申报》)，标榜自己是“华人之耳目”(1872年12月13日《申报》)。为了骗取中国读者的信任，它们之中有的报纸如《新闻报》，还曾经招收过一点“华股”。其次表现在它们都极力标榜它们是所谓的“商业”报纸，办报的目的只是为了“行业营生”，只是为了“谋利”赚钱。为此，它们都建立有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企业形式，创办人之间还订有关于经营的权利义务及盈利分配办法的公开契约，借以表示它们只是营业报纸，“无党无偏”，绝不“一味夸助西人，以轻蔑华人”(《申报·论本报作报本意》)。其实，它们既不可能是什么“华人之耳目”，也绝不会“替中国人说话”，其所以摆出一副“公正”、“客观”的架势，偶尔说几句恭维和照顾中国人的话，不过是为了在另外的一些方面更有效地蒙骗中国读者。它们自己也不得不供认：“使不庇护华人，则华人将服其议论之公乎?使不推美华人，则华人将喜其记叙之善乎?”“必使西人见之而喜，则华人见之必至有大不喜者矣。必使尽顺西人之意，则华人之意必有大不顺者矣。如之何其可也”(《申报》194号)。它们很明白，不在枝节的地方做一点小小的姿态，就更难以骗人。至于赚钱，在一切都商品化，一切人和人的关系都被“现钱交易”所代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切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报纸自然也不例外。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成为有钱人赚取钱财的工具”(《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具》)。《申报》、《新闻报》这两个报纸在发行(后来还有广告)这个环节上，是赚了钱的。《申报》1872年刚创刊的时候只销600份，到1919年销近30000份，它的资产也由刚创刊时候的1600两，增值到1912年的120000元。《新闻报》1893年刚创刊的时候仅销300份，到1919年销达45782份，创刊时的资产不详，估计和《申报》相近，经过三十二年的经营，到1929年福开森出手时，资产总额竟达700000万元。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投资办报的股东们历年分走的红利。可见它们“谋利”的目的，是如愿以偿了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报纸不仅是他们“赚取钱财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列宁)，是他们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对于那些在中国办报的帝国主义分子来说，则是维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舆论工具。赚钱与否，完全从属于它们的这一根本属性。这一点，它们自己也很清楚。例如《申报》在《论本报作报本意》一文中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白过：“其疏义以仅谋利者或有之，其谋利而兼仗义者亦有之，……但本馆即不敢自夸，惟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1875年10月11日)。这里所说的“义”，就是帝国主义之“义”，是它们所代表的外国侵略者的根本利益所在。它们是不会为了暂时的“利”，而忘掉它们的那个根本的“义”的。下面还有一段文字说得更清楚：“事事惟谄誉本国(指中国)，毁斥他邦，虽曰必能媚阅报者方可多销报张之法，亦本馆不屑践此浅计也。”可见它们从来就是把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的“义”放在第一位，把“多销报张”的“利”，放在第二位，它们是并没有见利忘义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国人主持报务时期，不论《申报》，还是《新闻报》，在言论上都一贯地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维护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和革命的进步的政治运动，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反洋教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运动，都无不遭到它们恶毒的诽谤、诅咒、嘲讽、漫骂和攻击。对于腐朽透顶的清朝政府和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它们有时也做一些公开的揭露和指责，但在反动统治者的基础受到震撼、发生危机的时候，却又立即出来为他们补苴罅漏，充分暴露出它们和中国反动统治者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反动立场。这在《新闻报》接受张之洞、盛宣怀、朱葆三等洋务派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入股，福开森受任官办淞沪铁路局的会办，得到清廷赏给的“二品顶戴”和北洋政府奉上的“总统顾问”官衔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它们是宁肯牺牲销量，放弃营利，也要为它们的反动主张呐喊到底的。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申报》和《新闻报》，在前一时期主要是《申报》，为帝国主义这方面的活动提供讲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帝国主义为了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争先在中国攫取路权，修筑铁路，《申报》极力为其鼓吹。1876年3月19日英商擅筑的淞沪铁路修成通车，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申报》在铁路通车后的第四天，就发表社论《论铁路事》，大讲铁路的便利，支持英商的筑路活动。为了消除中国人民对足以“破坏中国小农业及家庭手工业的全部基础”(恩格斯《写给达尼爱松的信》)和象征着为帝国主义侵略开路的洋商铁路的反对情绪，《申报》还特意印制了单幅的火车图片，广为宣传，“俾妇女童孩以及远处人未经见有火车者共得传观，一如身亲其境”。1876年8月3日淞沪铁路发生火车轧杀行人事件，引起公愤。10月24日清廷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买下这条铁路，于1877年10月拆毁。在此期间，《申报》先后发表了《论铁路有益于中国说》(1877年8月27日)、《论铁路火车事》(1877年10月26日)、《又论铁路火车》(1877年10月27日)、《再论铁路火车》(1877年10月29日)等社论，宣传铁路在交流物资和便利军事行动等方面的作用，冒充“市民”意见，支持筑路。1883—1884年，在中法开战，英帝国主义乘机向清廷索要筑路权的新形势下，《申报》再一次掀起鼓吹修筑铁路的舆论：1883年11月2日发表社论《铁路不可不亟开说》，1884年3月1日发表社论《与法战宜筑铁路说》，三天后又发表社论《续论火车铁路》。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署名“忘忧馆主”的来稿《铁路卮言》，历数兴筑铁路的“十二大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自己绝对修不了铁路，要修铁路只有出卖路权(包括沿路的矿权)，依靠外资，其结果不仅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这一市场的掠夺，而且加深了清朝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关系，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化的进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帝国主义者。《申报》的鼓吹是明显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了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还在中国开设了一大批银行，仅英帝国主义在上海一地开设的，就有1850年设立的丽如银行支行，1851年设立的东方银行分行，1854年设立的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分行，1865年设立的汇丰银行分行等。《申报》在帮助这些银行开展业务，维持信用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为了帮助这些银行吸收存款，《申报》除了提供篇幅为它们刊登广告外，还不惜专门发表社论进行鼓吹，例如1884年5月23日发表的《论汇丰银行零存银洋之益》。为了帮助这些银行维持信用，《申报》甚至不辞以新闻做广告，例如1884年5月20日发表的那篇《传言勿信》。当时，英商有利银行因为从事投机活动头寸短缺遭到存户的挤兑，《申报》的这条新闻极力为有利申辩，“力辟其讹”，维持了它的信用，缓和了这次风潮。外商银行是帝国主义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吸血管，《申报》的以上宣传起了明显的助纣为虐的作用。在《申报》配合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有关宣传中，最大量最常见的还是它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而刊登的大量的广告。从林明敦、克虏伯的洋枪洋炮，美孚、亚细亚、德士古公司的洋油，洋务派工业所需要的机床、机车、火轮船，到自鸣钟、大铁柜、洋呢、洋布等洋杂百货，都是《申报》广告的主要内容。19世纪60年代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创设了不少化学工厂、机械制造工厂、卷烟工厂、药厂和食品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制造商品，就地倾销。到19世纪的末叶，这类工厂已达933家，企业利润最高一年近两亿元。《申报》经常以二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为外商的这些工厂和经销其产品的洋行刊登广告，用虚假的夸大的宣传帮助他们招徕主顾，推销商品，骗取高达百分之数百的利润。它的经理房还一度代售过“洋药”(即鸦片)和“英国戒烟药”(含鸦片的毒品)。它实际上早已成为帮助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这一市场的一支很重要力量。

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思想，《申报》、《新闻报》还有意识地刊载一些科场老手们撰写的试帖诗和八股范文，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耽于此道，不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它们还注意刊载一切“可以新人听闻”的“可惊可愕可喜之事”，即充满了猎奇性的以火警、盗劫、奸杀、拐骗为题材的社会新闻和谈嫖经，捧“戏子”，评选“花魁”之类的低级趣味新闻和文章。其目的也都是为了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斫丧他们的斗志，从精神上解除他们的武装。

这一时期，在《申报》、《新闻报》这一类外国商人主办的中文报纸中，还涌现了一批活跃于当时“报坛”的买办知识分子。其中，有赵逸如、席子眉、席子佩(《申报》)、汪汉溪(《新闻报》)那样的业务经理人，也有董明甫(《上海新报》)、吴子让、蒋芷湘、钱昕伯、黄式权、蔡尔康、袁祖志(《申报》)、郁岱生、孙玉声、金煦生(《新闻报》)、高太痴、周品珊(《沪报》)等那样的编辑和主笔。这些人多数出身于封建簪缨之家，生长于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既受过封建教育，邃于儒家经典和诗古文辞，又熟悉洋务，接触过西方文化。其中有的人，如吴子让，曾任曾国藩的幕僚，“由军功保留湖北，以知县即补荐升直隶州知州”；如袁祖志，曾署上海县丞，并曾充招商局总办唐景星的幕僚 ，随唐出国，和洋务派官僚和洋人都有过一定的来往；因而很自然地被网罗到外国人所办的这些报纸的门下，成为可供它们驱使的知识干部，成为活跃于那一时期的“报坛”上的，兼有封建和买办色彩的洋场才子。

《申报》于1906年由美查兄弟有限公司出售给席子佩，1912年又转售给史量才。《新闻报》则迟至1929年才由福开森经手出售给由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四行储蓄会协理钱新之和史量才等组成的华商股份有限公司。在此以前，它们都是洋商报纸。它们长期披着的“华人之耳目”和“营业报纸”的外衣和它们所进行的以伪乱真的宣传，曾经蒙蔽过不少读者，较之《万国公报》、《顺天时报》一类的其欲逐逐、气满志骄的中文日报，具有更大的迷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