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的外文报纸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视我为利薮，舶来于华，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人数逐年上升。以上海为例，1849年仅有外国人175人，1870年为1666人，1880年为2197人，1895年为4684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增加了二十多倍。这些外国人多数居留在香港、广州、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和北京。适应他们吞噬中国这块肥肉的共同需要，从19世纪40年代起，在以上那些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他们自己主办的，以他们这伙“冒险家”和本国的财阀和殖民主义者为对象的外文报纸。这些报纸分隶于英、美、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文字计，有英文、日文、葡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大部分是英文；以刊期计，有月刊、周刊、三日刊、日刊，大部分是日刊；总数在一百二十种以上。主要的有在香港出版的《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1857—?华名：《剌报》)、《China Mail》(1845—?　华名：《德臣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881—?　华名：《南华早报》)、在上海出版的《North China Daily New s》(1850—1951华名：《字林西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List》(1863华名：《上海航运日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Mercury》(1867- 1949华名：《大美晚报》)和在天津出版的《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华名：《京津泰晤士报》)等。

这些外文报纸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喉舌，它们在敌视中国人民的宣传方面，比外国传教士创办的那些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放肆，更为猖狂。它们公开宣布它们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外国在中华所有之政治商务利益，并抵拒华人之舆论”，毫不掩饰它们沆瀣一气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

早期的外文报纸由于发行的范围很小，发行的份数很少，内容仅限于在部分外国人当中通报一些简单的“商务”情报和人事动态消息。例如1850 年8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周刊创刊号，就只刊载了住在上海的一百五十七个外国人的名单，美国商船“望海号”到岸和新近开辟了供外国人使用的公园等消息。1867年美国人办的《上海通信》(Shanghai New s Letter)，在上海刚创刊的时候，也以刊载商船和捕鲸船往来运输的消息为主，刊期随船期，每逢美国商船靠岸，才出版一次，每期都详载新近来华的美国人名单。

随着帝国主义的魔爪进一步深入中国，这些报纸也把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横肆诋訾，大放厥词，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大造舆论。

它们疯狂地煽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4年，当英、美、法侵略者提出修约要求，强迫清廷订立一个比《南京条约》更加严重的新约遭到拒绝后，它们公开叫嚷“华人难与说理，惟临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为”(江苏巡抚许乃钊《奏报上海英新闻纸论文》)。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它们又拼命鼓吹要用武力“惩戒中国官民”(《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1875年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它们一口咬定“这是北京主使的”，恶狠狠地提出要对中国采取行动，不能“把中国当作文明国家来对待”(《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1896年，当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磨刀霍霍、蠢蠢欲动的时刻，它们又极力宣传“今俄、英、法、德不论何国，果尔出师，不入中国之境则已，既入其境，则长驱直进，随意要求，无有不如愿以偿者”(1896年11月30日《字林西报》，据《时务报》译文)。它们不仅像列宁斥责过的某些帝俄报纸那样，“匍匐在政府与钱袋面前”，“卖尽力气以挑拨人民对中国的憎恨”(《论中国的战争》)，而且不遗余力地煽动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它们公开地支持腐朽的清朝封建政府，抵制和诽谤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期间，它们恶毒地攻击太平军是一伙“把自己的愉快国土变成悲惨荒芜之地的暴徒”(《上海航运日报》)。杀人放火、吃人肉等无稽的传闻，被刻意渲染地当作太平天国的暴行报道了出来。这些稿件，有的是英、美领事发交该报刊布的，有的是参加洋枪队、常胜军等雇佣军屠杀太平军的英、美流氓白齐文、华尔之流提供的，有的则完全是出于编辑、记者们的杜撰。它们编造的谎言过于离奇，以至于连一些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有点“言过其实”(《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那个双手沾满了太平天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戈登，就曾经在家信中说明：“我已写信给《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这报上所载的消息完全不正确，你们不要读它。根据同样原因，你们也不要读《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王崇武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1911年的武昌起义爆发后，它们立即敏锐地感觉到，“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它们调动了一切宣传手段，连篇累牍地对革命党人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它们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这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诬蔑为“民众的疯狂”，歇斯底里地叫嚷：“最好是皇朝能最终取得胜利”，“不然，就会出现拖延很长的斗争和不可想象的大屠杀”(1911年10月14日《字林西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它们一方面咒骂这个革命政府， “仍然是几乎与清政府一样的寡头政治”，“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1912年1月6日《字林西报》)；一方面极力扶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吹捧他是能够“造福于国家”的稳定力量，帮助他篡夺革命果实。它们当中有的报纸，甚至公开主张立即出兵占领广州及广九铁路沿线地区，对中国实行武装干涉，表现了它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心理。

它们贪婪地觊觎中国的资源和财富，肆无忌惮地鼓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了帮助本国资本家在中国这个市场，更大规模地倾销商品，它们不仅维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值百抽五的低关税制度，而且狂妄地叫嚷要“废除一切关税”。1862年在上海出版的《上海纪事报》，甚至公然提出，要“解除条约的一切限制”，不但关税全免，就连有关进出口贸易的一切事宜也只能由外国商人和地方政府协议进行，“对于所有中央政权一概置之不理”(《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反对中国人自己开办银行，反对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宣传修路而“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绝难望其成就”。鼓吹由各国借款承造汉口至宜昌、宜昌至成都等铁路，并“把缅甸路推进到云南”。以至“各国借款公司，皆恃在华西报为运动机关”(《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它们的言论，反映了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帝国主义财阀们的利益。它们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淘金的西方冒险家们的名副其实的喉舌。

《南华早报》

《德臣报》(www.daowen.com)

《字林西报》

《刺报》

在充当本国政府的坐探，搜集情报拟定侵略方案等方面，这些外文报纸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部分外文报纸在中国境内的各主要城市都派有记者或通讯员，博采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等各方面的情报，提供给本国政府参考。美英主办的一些外文报纸，则几乎在中国内地每一个设有教堂的城镇包括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边远地区在内，都聘有通讯员，负责采访和搜集有关当地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新闻和资料汇寄给报社。日本在天津和东北创办的一些日文报纸，更公开地代日本特务人员联系工作。正如一个西方人所供认的，这些外文报纸已经越来越成为侵略者手中“很大的一种力量”。

在外国人创办的这些外文报刊中，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占有特殊的地位。《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 s)原名《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周刊，创办于1850年8月3日，1864年7月1日才改用前一名称，每天出版，《北华捷报》则转为它的每周增刊。这个报纸从创刊起，就和英国派驻上海的外事机关和上海的租界当局保持密切联系。1859年，上海英国领事馆特别指定该报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告、新闻公报及付费广告，也都优先在该报刊载，经费上也得到它们的资助。因此，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有“英国官报”(O fficial British O rgan)之称。

《字林西报》经常反映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特别是在中国有特殊“商务”利益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家的思想观点。它有一个口号，印在言论版的上端，叫做“公正而不中立”(Impartial not neutral)。 “公正”只是一个幌子，“不中立”倒有点符合事实。它在为英帝国主义的切身利益作鼓吹的时候，是从来不含糊，不模棱，不“中立”的。早在创办人奚安门(H·Shearman)所写的发刊词中，这个报纸就公开表示：“我们别为自己假扮，......我们的热情的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我们现在是置在起点上，如果可能的话，它的结果不是短促的、消灭的，或旋作旋辍的，而是一个对于英帝国的永恒的根深的各国关系的断案”(据《上海的日报》译文)，毫不隐瞒它决心为“英帝国”在中国的“永恒的”、“根深的”“商业”利益摇旗呐喊卖力到底的立场。它的有些言论，气满志骄，披猖跋扈，凶恶地鼓动对中国的侵略，公开地指责本国的某些执政人物“对于我们在华利益和威信的忽视”，以至于在伦敦的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当中，也经常引起一时的“轰动”。

《字林西报》的历任编辑，有的本人就参与过掠夺中国的“商业”活动。如李德立原是个“茶商”，奚安门曾经担任过波佛梅公司在中国的广告员和掮客。有的曾经担任过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官或租界的行政官员，如璧克是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首任秘书；鲍林担任过英帝国主义驻广州的领事，还一度担任过香港总督；李德立也担任过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总董。有的是狂热地鼓吹“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的传教士，如裨治文、林乐知、丁韪良。有的则是致力于研究他们视为俎上之肉的中国情况的著名的“中国通”，如巴尔福以写作描写中国生活的散文著称；麦克伦曾经写过一本专门研究上海租界历史的《上海史话》；李德立不仅熟悉中文，是一个“优越的古典学者”，而且是1889年在伦敦成立的，旨在“维护英国利益和英国贸易，并由此获得英国外交部和驻北京的女王公使的合作”的，所谓“中国协会”的名誉秘书。他们都是接受本国资本家的豢养，充当他们的代言人，在报纸这个舆论阵地上，为他们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罪恶活动进行鼓吹的急先锋。

《字林西报》停刊于1951年，先后出版101年，最高发行数字达7817份，是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最长，发行最广，最有影响的一家外文报纸。保存下来的一整套《字林西报》，是一部记录了西方列强侵华历史的很好的第一手材料。

19世纪70年代前后，以路透社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通讯社，也开始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进行采访活动，向外文报纸供稿，和它们一道进行反华宣传。外国通讯社和外报常驻中国的记者，在刺探情报、干涉中国内政和进行蛊惑性的反华宣传等方面，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逊(G·E·Morrison)，1897年来到北京，先后在中国采访二十年，多次到中国腹地作窥探性旅行，所收有关中国的图书约二万四千册，地图画片约一千幅，极端敌视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很多歪曲事实的报道，最后担任了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英国《国民评论报》驻北京的记者克尔顿(Curton)，甚至直接帮助袁世凯政府向欧洲资本家联系借款，拍卖中国主权。日本某报的驻华记者，在访问重庆时，“对于票号、当铺和当铺的利率、大帮信局、使用的度量(长度)和衡量(重量)、运费、银钱兑换、地价和工资、火柴制造以及对日本货物的一般需要，都作了详尽调查”(《重庆海关1892—1901年十年调查报告》)。他们是帝国主义反华宣传战线上的另一支别动队。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很早就引起了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的警觉，它们对中国人民的侮蔑和诽谤，更引起了他们的愤慨。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对外报的反动宣传进行过抨击。例如郑观应指责外报“每遇中外交涉”，往往“诋毁当轴，蛊惑民心”(《盛世危言》·《日报》)，王韬指责外报“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上方照轩军门书》)，梁启超指斥外报“不论理之是非，事之曲直，惟以谩骂为得计”(《时务报》，第18期编者按)，他们都主张限制外人在中国办报，以免“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陈炽在他所著的《庸书》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对外报的稿件实行预检的主张。他们的意见虽然没有为惧外媚外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外报的画皮，抵制了它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