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会和传教士的办报活动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把他们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外国传教士当中的一部分人在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中确实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急先锋的角色。他们自己也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正是以“侵略的身份”，来进攻中国这个被他们称之为“自古以来被魔鬼占据的地面上最坚强的堡垒”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传教活动的种种限禁也逐步解除：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承认外国侵略者有“传教权”，允许他们在海口设立教堂；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了“耶稣圣教及天主教”的“传授习学”活动，“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进一步规定“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传教士们把这一切都称之为“光荣的消息”，叫嚷“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已经来临”。在19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内，他们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仅以耶稣(基督)教的情况为例，传教士由1858年的81人，发展到1890年的1295人；教徒由1869年的不足6000人，发展到1890年的58000人；传教的经费仅美国一国的开支，就由1875年的一百万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五百万美元。外国传教士当中的一些人，除了在搜集情报、促进“商业”等方面，为本国的资本家们卖足了力气，“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外，还致力于蛊惑性的宣传，力图从精神上和思想上影响他们的中国读者。

他们很重视所谓的“文字播道”工作。他们认为要影响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同上)。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890年发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遐迩贯珍》(1853—1856)，月刊，香港

《六合丛谈》(1857—1858)，月刊，上海

《中外新报》(1858—1861)，半月刊改月刊，宁波

《香港新闻》(1861—　)，香港

《中外杂志》(1862)，月刊，上海

《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　)，周刊，广州，先后出152期

《教会新报》(1868—1907)，周刊、月刊，上海

《中国读者》(1868—　)，月刊，福州(后迁上海)

《中西闻见录》(1872—1890)，月刊，北京(后迁上海)

《益闻录》(1879—1936)，半月刊、周刊、周二刊，上海，后改名《格致益闻汇报》、《圣教杂志》

《圣心报》(1887—　)，上海

《学塾月报》(1897—1932)，月刊，上海

《新学月报》(1897—)，月刊，北京

《通问报》(1902—　)，周刊，上海

它们的主编人麦都思、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傅兰雅、奚理尔、理雅格、李佳白、玛高温等，都是热衷于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

这些刊物虽然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多少涂抹了一点“神”的油彩，但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像前一时期的同类报刊那样。有的刊物如《六合丛谈》、《中外新报》，虽然还保留有“宗教”这一栏目，但已不占主要地位。有的刊物如《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等，则几乎完全以“各国近事”、“商业”消息和一般的新闻评论为主，很少刊载宗教材料。《教会新报》顾名思义自然要多登一些宗教方面的东西，但发行不久也由专言宗教，改为兼言政教，最后发展成为一份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刊物。它的后期的英文报名“The Review of the Times”（《时代评论报》）恰当地反映了它的这一变化。这一情况再好不过地表明，宗教在这伙自称“上帝使者”的人们手里，只不过是一块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敲门砖”，什么时候拣起，什么时候放下，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需要。

《通问报》

《万国公报》

1853年在香港创刊的《遐迩贯珍》封面

在宣传上，这些刊物首先致力的，是用文字来消除中国人民的仇恨。它们大念“和平经”，重弹“天下不啻一家，万民皆如同胞”之类的老调；宣扬他们这些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其目的只不过是“与中国敦和好之谊”；他们的“传教”，是“替天行道”；他们的“通商”，是“以有余补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只要中国人民放弃抵抗，“不尚武功”，去掉它们所说的那种“仇敌之根性”，就可以“盛享”他们所描绘的那种“中外和平之幸福”。

其次，这些刊物上也刊载了一些介绍科学技术知识即当时称之为“新学”或“西学”的文字。介绍科学知识是传教士手里的另一张王牌，是他们诱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入彀的一项重要手段。早期的教会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就曾经揭橥其宗旨“首在灌输知识”。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也无不以此为标榜。“科学”、 “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这些刊物的必备栏目。有的把“本报之设，使阅者知西学而识时务”之类的文字写入章程，如《益闻录》。有的则干脆把这项内容列为报名，如《格致新报》、《新学月报》。它们一再地吹嘘它们这方面的宣传，是“在不断的以光明注入这个黑暗的中国”；其目的在于使中国“风气遍开，人才迭出，国富兵强，民康物阜”(《汇报序》)。这些话其实并不完全是由衷之言。第一、它们所介绍的新学，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洋务须知、公法知识和殖民地加工工业尤其是军火加工工业所必需的粗浅的片断的技术知识。介绍这些东西，除了炫耀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之外，更多的是为了造就一批供他们驱使的西崽式的买办知识分子。第二，它们所介绍的科技知识“皆彼土二十年前旧说”，偶尔刊登一些铜版图片，其版“皆由英、美教会用过之后送来，取其废物利用”。原来都不过是他们本国早已弃置不用了的残次品，并不全都是“新”学。第三，即便是这样的东西，也往往被它们加上圣灵的光圈，引向神学的说教，用来证明凡一切科学规律和自然现象都出于造物主的精心创造，一切功劳归于“上帝”。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哲学与科学的知识离开了基督教，那知识就会使人自大和自信”(遏菲尔在华新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上的发言)。而这于他们是很不好的。可见这些报刊并不是要把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文明介绍给中国，它们要传播给中国的是殖民地化的文明，其目的是为了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www.daowen.com)

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蓬勃开展，帝国主义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这些刊物有时也自行掀掉伪装，露出狰狞嘴脸，不顾一切地赤裸裸地进行反华叫嚣。它们恶狠狠地反咬中国人民对他们“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恫吓中国人民“不宜拘守疆域，自隘其爱人之量”；把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人民群众一律诬诋为“愚民”和“乱民”。出于对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媚外残民的清朝政府的支持，它们对国内一切足以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革命斗争，都极端仇恨。他们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队伍是“发逆”、“贼党”、“红头贼”。诬蔑参加反清起义的农民武装是“奸人”、“莠民”。咒骂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是“孙汶”、“孙逆”；说他“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叫嚷一经“拘获”，就应“明正典刑”，充分暴露了它们的盗憎主人的丑恶心理。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英、美资本家及其传教士就组织过一个“益智会”，作为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机构。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887年他们又在上海创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社团“广学会”。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广学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宗教的掩护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机关。广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参加广学会工作的传教士分隶于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不同教派的不同差会。它的董事会的董事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两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和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从1863年起就窃取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达四十九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是它的第一任会长。曾任英国派驻埃及的总督、富有殖民地统治经验的克罗梅爵士，充当过它的顾问。据此也可以看出广学会的真正属性。广学会最初的英文名称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 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广传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它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为幌子，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编译出版了累计达369　377　530页，包括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的两千多种书籍；和《成童画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福幼报》、《明灯》、《道声》、《女星》、《平民家庭》、《民星》等十几种中文报刊。把“开放”“中国人的头脑”的工作，纳入他们的轨道，进行了广泛的转变中国人民思想的宣传。

广学会的主要机关报是《万国公报》。这个刊物创办于1868年9月5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是一个周刊。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万国公报》，1883年到1888年这六年间，因经费困难停刊，1889年2月复刊后，改为每月出版，并成为成立不久的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到1907年7月停刊。它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计近一千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参加编辑和撰稿的林乐知、慕维廉、韦廉臣、李提摩太、丁韪良、狄考文、艾约瑟、潘慎文、花之安等，都是当时知名的外国传教士。《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个教会报纸，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知识性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

和同时期的其他教会报刊一样，《万国公报》极力为帝国主义和充当帝国主义马前卒的某些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作辩护。它极力称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

和同时期的其他教会报刊一样，《万国公报》也热衷于介绍“西学”。1868年它的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刚创刊，就在封面上印有“万事知为先”五个大字，表示了它对“传播知识”的重视。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后，又在每一期的扉页附印一行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表明了它对介绍“西学”的关心。《万国公报》所介绍的“西学”，以政治、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为主，迎合了当时正在摸索救国道路的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兴趣。但是，《万国公报》并没有把后者所急需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给他们。它所介绍的只是一些十分肤浅的世界形势知识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史论文章。其目的在于使中国的读者们“浏览一过即欣羡西国政教之美而爽然自失”(《万国公报》一○七期，李董寿《广学会有大益于中国论》)，在他们当中散布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万国公报》的作者们，对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用“西学”来反对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旧学”的作法，十分反感。他们狂热地尊君、尊孔，肉麻地吹捧像《劝学篇》那样的宣扬旧学的著作，叫嚷“中国之旧学正学固宜服膺勿失”，“不可骤然全改”(甘霖)，“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李提摩太)，这恰好表明他们和死抱住“中学”、“旧学”不放的人，臭味十分相投，他们并不希望中国人民丢掉那些旧的东西。

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万国公报》也乘机大谈其“变法”，先后刊载了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议》(第九十期)、《新命论》(第九十五期)、林乐知的《中西关系论略》(第三五二期)、《文学兴国策序》(第八十八期)、甘霖的《中国变新策》（第九十四期)、李提摩太的《醒华博议》(第一一八至一二○期)、《新政策》(第八十七期)等讨论在中国实行变法的文章。俨然以“求新之士”的“导师”自居，以“觉世牖民”和“志在兴华”为标榜，吹嘘“变法之端”为它“所肇始”。从表面上看，《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和当时资产阶级的“求新之士”们的变法主张，有其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要求中国实行变法，对现状有所改变。第二，他们都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维新派们要保皇，《万国公报》则宣称“公报之职在于忠君爱国”，即“忠于大皇帝，以爱乎大清朝”。第三，他们都赞成搞一点枝枝节节的改良。维新派曾经以办学校为“变法之本”，《万国公报》则甚至认为只要改变一下“正朔”和“服色”，就可以达到变法的目的，说什么“变法之速而能遍当无逾此矣”。但是，在依靠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的终极目的等这些问题上，他们的主张，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维新派不反对聘用个别的外国人充当他们的顾问，但认为主要的变法任务要靠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培育出来的本国人才来进行。《万国公报》则主张一切变法新政都必须在他们这伙“西士”的指挥下来搞，上自皇帝的顾问，下至各部的总管，外交、内政的大员和筹款、筑路、办学等事的督办，以至于拟议中的国家日报的主编，都必须由“西人”来担当。中国人不但应该把实行变法的大权拱手交给他们这伙“西人”，而且还“不得存域畛之见”，力图把变法的大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维新派热心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积极钻研西学、西法和“泰西各国新史”，希望通过变法，走西方国家的道路，特别是英、俄、日的道路，发展“君民共主”的资本主义。《万国公报》则反对这种主张。它极力声明： “愿华人明西方之理，不愿华人仿西方之制”(第一四五期，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这就是说，研究点西学知道自己样样不行，因而诚惶诚恐地拜倒在西方文明之下，这是好的。但是，想走西方国家的道路，成为像它们那样的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可不行！走什么道路呢?回答是走印度的道路。《万国公报》第九十四期刊登的林乐知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就十分露骨地阐述了它的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列举了所谓“十二益”，极尽歪曲之能事地赞美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胡说什么在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印度“百年来之棼如乱丝者，忽焉头绪毕清，秩然就序，而且弱者转为强，贫者转为富，愚者转为明”。然后笔锋一转，说到中国，“今中国望治久矣，思变亟矣”， “且借镜于印度之陈迹亦大略相似”，走印度的道路，俯首听治于英国，不是很好么?唯恐读者看不懂作者笔下的微言大义，文章更进一步地为中国“借箸代谋”，说： “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先于东南方选择两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如是上下五十年间，……徐伺其旁，以观其治焉，可也。”公然要把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万国公报》所鼓吹的“变法”，并不是有厚爱于中国，而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这和希望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的维新派人物的变法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万国公报》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 llen，1836—1907)和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 othy R ichard，1845—1919)都是背着“十字架”，以上帝的使者的名义，派到中国长期工作的。和前一时期的外国传教士不同的是：一、他们长时期居留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更为熟悉。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岁出头就到中国来的，林乐知除了中间回国休假一年外，在中国待了四十六年，最后死在上海；李提摩太则在中国待了四十五年，死前三年才回国，几乎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之前的任何外国传教士都更为熟悉。他们都能讲流利的中国话，读中国书，写中文稿件，有时也戴上假辫子穿清朝礼服，还都取有中国名字(林乐知别号荣章，李提摩太别号菩若)，自称“中国之老友”，“以至诚爱中国”，“无异于华人”，因而也更能蒙蔽一些人，骗取他们的好感。二、他们都交结官绅， “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等之门”，和清朝卖国政府的洋务大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李提摩太早在1878年去山西“赈灾”的时候，就曾迭次上书晋抚曾国荃谈新政，后又极力褒赞继任晋抚张之洞办洋务。1898年曾被“求新之士”推荐给光绪皇帝当顾问大臣，原定9月23日陛见，因为三天前发生了政变，才没当成。此后又受到慈禧太后的垂青，成为她的实际上的“宗教与教育事务顾问”，因而“荣获”清朝政府的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林乐知则曾先后和清朝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延揽订交”，在洋务派办的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担任讲席和译书职务达十七年之久， 曾获得“钦赐五品衔”，后来又得“钦加四品衔”，是某些清朝大员的入幕之宾。这是鸦片战争前后，奔窜于南洋港澳等地，厮混于贩夫隶卒之间，不齿于缙绅之列的他们的前辈外国传教士们所望尘莫及的。三、他们都长时期地从事教会的报刊文字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有更大的社会影响。林乐知从1868年创办《中国教会新报》起，就一直担任教会报刊的编辑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1891—1894)、《益智新录》(1876—1878)等教会中文报刊的主编，中间一度兼任英文《字林西报》的编辑。此外，他还先后为广方言馆和广学会翻译了四十七部书，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84年)和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1901 年)，以培训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所谓中国社会的“领袖人才”。李提摩太先是在天津办报。1891年以后担任广学会督办，连续达二十五年之久，其间一度兼任《万国公报》的编辑，先后为广学会编译和写作了七十部书。在他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书刊的产值由1891年的1000元，增到1911年的225 579元，二十年中增加了二百倍。他所译的书刊极力宣传基督教的“进步”作用，极力为西方国家的侵略活动唱赞歌。他所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被吹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宝筏，……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成为广学会“最伟大而畅销”的八种书籍中的第一种。他们的这些活动，和他们所披的学者、教育家、慈善家的华衮，使他们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比他们的前辈外国传教士们有更大的社会声望。但是，在充当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辩护士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是并无二致的。林乐知、李提摩太都因为他们的出色的工作，而得到本国政府的褒奖。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曾经亲昵地称呼李提摩太为他们的“阴谋家”，美国人也赞誉林乐知是为他们“播种中国的人”。林乐知回国休假时，还曾经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在白宫的特别接见。这都说明了他们在中国的这几十年间，确实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万国公报》早期主要由外籍传教士主编，1889年复刊后，由于编辑事务日繁，写译任务加重，才开始物色个别中国人充当助手。1889至1894这五年，由沈毓桂(号赘翁)承乏，1894年以后改由蔡尔康接任。蔡尔康(1852—192？)，号紫黻，笔名铸铁庵主、缕馨仙史，上海人，生员出身。邃于经、史和诗、古文辞。曾在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里担任过编辑，有一点办报经验，文笔也比较快。《万国公报》后期的许多文章和翻译作品，都是由林乐知口授，经他笔记润饰后炮制出来的，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李提摩太的有些译著，也是在蔡的协助下，写出来的。蔡自己也承认：“报的言论，多是林、李二先生的政见，我不过作一留声机罢了。”沈、蔡和曾任《益闻录》编辑的李(字问渔，洗名老楞佐，别署大木斋主)等，都是这一时期在外国传教士的文化渗透活动中，充当帮手的知名的知识分子。

《万国公报》刚创刊的那几年， “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印数很少。后来销数逐年递增，由1876年的1800份，增加到1897年的5000份，最后发展到1903年的54396份，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万国公报》的推销对象，是中国的“为政者”、“为师者”、“为士者”和“为民者”(主要指那些掌握“经营制造之端”的“农工商贾”），重点是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级当权人物。这一思想在1891年广学会拟定的一个发行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准备把《万国公报》送到下列人员手中：

一、道台以上的高级文官2289人；

二、尉官以上的高级武官1987人；

三、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吏1760人；

四、专科以上学校的教授2000人；

五、居留在全国各省会，具有举人资格的候补官吏2000人；

六、下列各方面知识分子的5%：

(1)来京会试的人员，

(2)在二十行省内投考举人的人员，

(3)在全国253个府县投考秀才的人员，这三方面共3000人；

七、某些特别官吏及士大夫阶级的女眷及子女4000人；

总计：17 036人。

把他们认为有影响的人，几乎囊括无遗。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些人“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的统治者， 所以很显然，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这些人当了大臣的时候，要负责和外国订立条约，打交道。……不止是影响到他们本国三亿六千万人民的幸福和繁荣，而且也影响到洋商和外国的利益”(《创办广学会计划书》)。他们就是这样，力图通过《万国公报》，实现对以上那些人的“精神领导”，“瓦解他们的反抗”，以达到“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且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的目的。

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这一计划，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光绪皇帝曾经购阅八十九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和全套《万国公报》，早已在精神上接受了它的影响。洋务派的官僚们，不仅接受它们的观点，而且积极地帮助它们推销书刊，并主动提供捐款，帮助它们解决经济困难。张之洞在两江和湖广总督任上即曾先后四次捐款给广学会，累计达八千两。聂缉在山东道台和江苏巡抚任上，也曾多次输金。他在浙江巡抚任内，每年向本省官绅劝购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价款就达一千六百两之多。李鸿章则曾把甲午战争期间“军中往来之电报底稿”亲自派人送上门去，为它提供资料。在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求新之士”中，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他们往往为它们的甘言所惑，看不清它们的狰狞面目，以至认敌为友，谬赞它们“于中国事一片热心”(康有为《致李提摩太书》)，称道它们“有益于我国非浅鲜矣”(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首先服务于他们的传教事业。目的是为了用所谓“上帝的恩纶”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他们的影响。此外，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即服务于他们的企图殖民地化中国的军事和文化上的侵略活动，支持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宣传西方的文化思想，企图用西方的模式来转变中国人的头脑。

但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为这些上帝的使者们的宣传所迷惑，他们不被欺，不信邪，和这些为帝国主义者的商品和军旗开路的马前卒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正像列宁所说：“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一卷，214页)

外国传教士们所办的这些报纸也为中国的读者们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这方面的内容，在客观上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