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批近代化的中文报刊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被外国侵略者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近代化报刊在我国的出现是与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我国的半殖民地化同时开始的。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最先在我国境内出版的近代化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

从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是和他们在中国的贸易和传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某种文化侵略的性质。”

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们在中国内地大量办报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外国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一共创办了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外文报刊。

早在18世纪末叶，在对中国实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妄图用“商品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的同时，外国侵略者就开始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他们从自己对殖民地的侵略活动中得出一条经验：“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为了打进中国，英国的传教士们从1798年起，就着手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且雕刻出一整套中文活字，准备到中国传教、办报。1806年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奉派到中国担任这方面的先遣工作。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诺森伯兰人，十九岁起入神道学校读书，入学不久就被选派到中国。来中国前，他作了充分的准备，突击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中国语文知识，1807年1月8日被授为牧师，1月31日从伦敦出发，三个月后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下，搭乘美国奥立芬商行的三义号鸦片走私船，绕道南美洲经过太平洋，到达澳门，9月7日进入广州。马礼逊刚到中国的这一时期，正是清朝政府执行严格的闭关禁教政策的时期，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地，传教受到严厉的限禁。马礼逊虽然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以译员的名义潜入广州，出入于华南沿海各地，但是很难开展活动，最后只好转移到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以此为基地，进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准备工作。他在给伦敦方面的报告中写道：“鉴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翻译印刷等等工作之困难，以及居无定所之事实，因而设中国差会本部于附近之基督教国家的领土内，以作将来中国开放之后加倍努力之准备，实系必要，而最适当之地点，无过于马六甲。”在以后的七八年时间内，马礼逊和陆续来华的其他英美传教士们一道，利用马六甲离中国较近，交通方便，又有大量华侨聚居等有利条件，抓紧研究中国的典籍，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华侨当中征集信徒，开始笼络人心的文化教育活动和“慈善”活动，为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文化宣传打好基础。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英国伦敦布道会派来的另一个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了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人创办的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第一个中文的近代化报刊。创刊号的序文中写道：“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就是报名“察世俗”这三个字的由来。这个刊物用木板雕印，月刊，每期五页，约两千余字，由马礼逊和米怜分别执笔。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中的一部分还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大夫知识分子。1821年停刊，先后出版了八十多期。

参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出版工作的，除马礼逊、米怜外，还有一个中国人梁发。梁发(1789—1855)，又名梁亚发，广东高明人，原来是刻工，和蔡高、屈亚熙、屈亚昂等一道应募为英、美传教士刻印《使徒行传》等宗教书籍，1815年随米怜去马六甲，1816年受洗入基督教，1824年被伦敦布道会吸收为雇员，1827年晋升为传教士。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期间，梁发不仅担任刻印和发行工作，还曾经以“学业”的笔名为该刊写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后，梁发继续卖力地为伦敦布道会效劳，编写了《救世撮要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书日课》、《劝世良言》等小册子，宣扬“上不违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该粮即还粮，该税即还税”、“固穷守分”等反动说教，直到临死时，还特别叮嘱他的儿子“不再为中国人办事”，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效忠于外国教会并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以后，外国侵略者又陆续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外文报刊，重要的有：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1826)，中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依泾杂说》(1828—　)，中文、英文合刊，澳门

《天下新闻》(1828—1829)，中文，马六甲

《杂闻篇》（1833），中文，澳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中文，广州、新加坡

《各国消息》(1838—　)，中文，广州

《蜜蜂华报》(1822—　)，葡文，澳门

《澳门钞报》(1834—1838)，葡文，澳门(www.daowen.com)

《广州纪录报》(1827—1845)，英文，广州、澳门、香港

《中国丛报》(1832—1853)，英文，广州、澳门等

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广州纪录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依泾杂说》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英文合刊的报纸，《杂闻篇》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纸。

在外国人创办的这些中外文报刊中，中文报刊是以中国读者为对象的。它们的主编人大部分都是外籍传教士。在西方人还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中国人民对他们还深怀戒心的情况下，这些报刊还不敢放肆地鼓吹他们的政治主张，大部分都暂时以宗教刊物的姿态出现，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宣称其办报宗旨“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 “所载，关于宗教之事居大半”，它所刊登的文章如《耶稣主义之大要》、《全知与遍在》、《异教徒反对基督教之回答》等，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也强调该刊的宗旨是多讲“创造天地，主宰万人，养活万有者之理”，使“无一人不遵神天之令”。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用宗教作为包装来贴近中国人民，取得信任和好感，使中国人民把他们当成纯粹的宣扬“上帝恩纶”的使者。

为了进一步消除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憎恶和怀疑，这些中文报刊还极力鼓吹中外友好，自称“博爱者”、“爱汉者”，一再表白，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只是为了“阐扬宗教”和“促进人类之道德”，对中国毫无恶意，中国人民应该“视万国当一家”，“视外国人与中国人当兄弟”，以共结“外中之绸缪”云云。

总之，在坚船利炮的武装侵略还没有准备成熟，侵略者的势力还不能深入中国腹地的时候，这些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还不得不暂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来麻痹中国的读者，它们的言论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过分地刺激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这一点和后一时期的外报宣传是有所不同的。

和中文报刊的情况相反，以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就毫不掩饰它们作为侵略者的喉舌的狰狞面目。它们放肆地攻击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抵赖本国商人的贩毒罪行，强词夺理地说什么：“英国之人未免得罪中国，但中国人之所行比我等所犯之罪更甚，我等于今若用强法亦算是公议不为过分。”它们嘲笑中国国防力量的薄弱，侮辱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软弱的民族”；宣传“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有一千合用”，“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其师船之样，若得一只我等或米利坚之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鼓吹立即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方面，担任广州英国商会主席的鸦片贩子地臣创办的《广州纪录报》，和所谓“自由贸易派”的英国鸦片商人所创办的《广州周报》，表现得最为突出。

澳门的马礼逊墓前的纪念碑（马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

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23年在巴达维亚创刊的《特选撮要每月传》

《各国消息》

郭士立

一部分外文报刊的办报人还负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它们在这些报刊上系统地刊载了不少介绍中国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的文章，和关于中国军队调防情况及沿海要塞火力配备情况的调查资料，译载了中国官方关于禁烟问题的大量函牍文电，供本国政府和他们的读者参考。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个期刊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介绍有关中国的各项资料，对“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为了帮助在华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这个期刊甚至连《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等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也不惜篇幅地全文译载。这个期刊还向本国政府提供了侵华的具体方案，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不平等的条款，就是根据它所提供的意见拟定的。

为了了解外国商人和西方在华的动态，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备战期间，在他的幕僚魏源的协助下，曾经派人从以上的外文报刊中，选译出一部分新闻和评论，以供参考。这种外报的中译本当时称为“澳门新闻纸”，每周或每月抄报一次。内容有关于英、美鸦片贩子怎样行贿和满清官吏怎样收受规银擅自放行的记载；有英使义律和大鸦片贩子颠地怎样开会研究对付禁烟问题的记载；有英国走私船被中国水师炮击受伤情况的记载；有各国鸦片商人要求“英、法、美三国兵船到中国领海示威”等情况的记载；以及外报反对禁烟、鼓吹发动侵华战争的言论。对了解敌情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一阶段在中国办报的外国人，除马礼逊、米怜外，还有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编辑)、麦都思(W·H·Medhurst《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编辑)、奚理尔(C·B·Hillier)、理雅格(J·Legge)(均《各国消息》编辑)、裨治文(E·C·Bridgman)、派驾(P·Parker)、卫三畏(S·Wells Williams)(均《中国丛报》编辑)和约翰·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那个马礼逊的儿子，英文《香港公报》、《中国之友报》主笔)等人。这些早期的外报的编辑和主笔们具有以下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拥有神职人员的公开身份。如马礼逊、米怜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卫三畏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其他如裨治文、派驾等，也都有“牧师”的职称，派驾还一度挂过教会医院眼科医生的招牌，其目的都在于利用宗教作为外衣来掩护他们其他方面的活动。裨治文就曾经供认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远万里地被派到中国来，“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第二，他们都懂一点中国语文，熟悉中国情况，是那一时期的“中国通”。马礼逊早在来华之前就向当时在伦敦的一个广东人杨善达学中文，来华后又继续向中国教师学习，曾经编写过《华英辞典》和《中文法程》，翻译过《新约》的部分章节，和一些中文的布道小册子，是当时欧洲“精通中文”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约翰·马礼逊，“能书汉字，一切夷禀，皆出伊手”。此外，奚理尔、理雅格号称“谙习中文”，“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则不仅懂得中文，而且能讲普通话及闽、粤方言，能够“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在中国人当中活动。裨治文、卫三畏等还写有《中国大全》、《中国总论》等专著，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是，中国的语文毕竟太繁难了，不是这些欧洲人短时期内能够学得好的，因此，他们的中文写得很不高明，有的看起来简直如同“天书”。当时人就曾经嘲笑过他们给报纸写的那些文章“词义不甚可晓”(肖令裕《英吉利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再补编本)。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是极为肤浅的。郭士立发表在《中国丛报》第十一期上的《红楼梦或梦在红楼》一文，就荒唐地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并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屑无聊之谈”，“毫无趣味”。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看懂。倒是那个马礼逊还不敢瞎吹，他老实承认：“在我自己，若说是深晓中国文字，却系甚远，只不过略识而已。”第三，他们都曾经参与过推销和贩卖鸦片的活动。例如，马礼逊曾经是英国最大的贩卖鸦片公司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郭士立则不仅随东印度公司的贩毒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沿途发卖鸦片”，而且给英国的大鸦片商人渣甸、地臣合组的怡和洋行担任过贩卖鸦片的推销员，给美国的鸦片走私船“神仙号”充当过翻译。由于他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卖力，当时另外一个英国烟贩印斯曾经表示：“我宁愿花一千元，让郭士立也替我干上三天。”第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参加过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的侵华活动。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贩卖鸦片问题，马礼逊充当阿的随员，到过北京。他的儿子约翰·马礼逊作为英国全权大使查理·义律的翻译，参与过查理·义律强迫两广总督琦善签订不平等的《穿鼻草约》的全部活动。战后被任命为香港殖民政府的秘书长。郭士立早在鸦片战争前就积极为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资料，战争爆发后，又在英国侵略军队中充当向导，一度担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和宁波两地的民政长官，公然“出示安民”，“高坐理讼”。《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也出于他的手笔。裨治文和派驾则积极参与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活动，担任过美国使团团长顾盛的秘书和翻译，是这一不平等条约的起草人之一。在他们的精心擘画下，这个条约给予美方的权利，比中英《南京条约》还多了十六项。派驾并因此在不久后被擢任为美国派往北京的驻华公使。总之，办报、传教、贩毒和直接参加侵华的外交活动，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身上是四位一体，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西方国家撞开中国的大门，“开发这骄傲的地方，闭关的门户”(《马礼逊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