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劳动人民的革命宣传活动

近代劳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的主要工具是揭帖和小册子，这种揭帖和小册子其性质和报纸十分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类似报纸的作用，它们是我国近代工人报刊的远祖。

运用最多、最普遍的是揭帖。

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广东地区的人民就广泛地张贴和散发揭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活动和清朝封建政府的媚外言行进行严厉的声讨，并且动员人民起来和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

当时人所写的带有强烈反帝色彩和鼓动性的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粤各乡居民示谕英夷檄》、《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广东士庶冤单》、《官府辱国殃民帖》、《为狡夷肆扰帖》等就是通过揭帖广为流传的。揭帖是一种短兵相接的对敌宣传武器，它及时地击破了侵略者的反动宣传叫嚣，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卖国罪行，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人民群众对敌人的蔑视和对自己力量的高度的信心。

鸦片战争时期的揭帖大部分是誊写的，也有一些是印刷的。揭帖的末尾通常还附有印发者(社团或个人)的按语，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印发的题为《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的揭帖上，就附有如下的按语：“此檄贴后，士民商贾各宜守护，倘有私揭，即系汉奸。……凡读此文而感愤者，即优隶亦为忠义；如阅此檄而阻挠者，即缙绅亦为贼子，务各自爱为望。”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时期和19世纪70至90年代各地反洋教运动高涨时期，揭帖仍然是劳动人民进行反帝宣传的一项重要武器。当时的揭帖“遍传各省”，大大推进了反帝运动的开展。清朝地方政府对揭帖畏如蛇蝎，曾经屡次“出示严禁”。

揭帖在义和团反帝运动时期，运用得更为广泛，当时除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等义和团比较集中的地区外，其余如甘肃、内蒙、东北等凡是有义和团活动的地区，都有大量的揭帖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大部分是印刷的，以张贴为主，也有不少在人群中散发传阅，亦称“传单”、“传帖”或“神拳单”，其指定在拳民中快速传阅的则称为“鸡毛传帖”。

义和团揭帖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宣传，它积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动员人民大众踊跃参加义和团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媚外的政府官吏和报刊也进行了严厉的抨击。(www.daowen.com)

此外，义和团的揭帖还有在团内通报消息和组织战斗的作用。团内如有特别集会，只要传出揭帖，周围的拳民立即赶来参加。如果有特别的战斗任务(如攻坚、解围等)，也只要传出揭帖，就能够立即得到附近拳民的支援。当时人形容这种情况是“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流传在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歌谣中也有过如下的描述：“一村有了难，撒出红帖天下遍，来了援团千千万，解了难再散。”可见这种揭帖在有的时候还能起到巨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义和团的揭帖战斗性强，煽动力大。它一出现就像号角一样，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鼓动人民去进行反帝的斗争，又像匕首一样猛烈地刺向敌人，对敌人产生了强烈的精神上的逼迫作用，不少外国侵略者都被这种揭帖吓得魂不附体。

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义和团的斗争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反映在揭帖的宣传上，则为带有较多的迷信色彩和放过了另一个重要敌人——清朝封建统治者。

和揭帖相配合的另一种武器是时事宣传画。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我国民间就已经知道运用绘印和散发大量单张时事新闻画和讽刺画的办法来进行反帝斗争。公开刊售和“刻印叫卖”的《大败鬼子图》、《芝相行乐图》和宣传戒烟的单张连环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政治性小册子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宣传工具。太平天国从1853年定都天京起，就成立刷书衙，吸收了扬州、南京等地的刻字刻书工人，专门印发政治性小册子，进行反对清廷的宣传。这些小册子如《天父下凡诏书》、《太平诏书》、《英杰归真》、《太平救世歌》、《醒世文》等，大都由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等领导人亲自执笔，内容有政策、法令和宣传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规、政治观点的散文、韵文和问答，在十五年内一共印发了三十余种，流传很广，连敌后的上海租界也有发现。

政治性小册子在1891年湖南地区劳动人民反洋教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所编写和印发的小册子，已知的就有《齐心拼命》、《鬼教该死》、《擎天柱》、《灭鬼歌》等十余种。其中《鬼教该死》一种，就曾印行了八十多万份，在省内外散发，影响之远，可以想见。

近代的中国人民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没有创办报纸(太平天国曾有设立“新闻馆”、出版“新闻篇”即单张的报纸的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是他们的宣传活动仍然搞得非常出色。宣传方式和方法虽然比较原始，但是在对敌斗争中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代革命宣传活动中所经常使用的传单、号外、标语、漫画等，可以视为揭帖等宣传方式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