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立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

一种多向度的批判理论将提供对社会现实之不同层次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分析，以及对它们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具体方式的分析。多向度的批判理论是辩证的、非还原的。它将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向度之间的关系作出概念分析，并拒绝将社会现象还原为任何一个向度。一种辩证的理论将会描述那些把各种社会现象彼此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模式联系起来的中介环节或相互作用。例如，一种对广告业的辩证分析将从理论上说明广告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兴起过程，说明它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应；它将指出广告业如何采纳了某种文化形式，进而反过来影响了文化的生产；它还将分析广告技术如何被政治所同化以及如何使政治形式发生了改变，并且因此分析广告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Harms and Kellner 1991）。

因此，辩证的分析把特定社会现象同一个社会的各种基本力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联系了起来，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动因如何构成了各种特定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这些特定现象的剖析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广泛的社会力量。从这一角度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之基本特征（如商品化、物化、拜物教）的分析，可以说明诸如流行音乐这类现象，而对音乐的微观分析则又可以反过来说明广泛的社会过程。因此，正如阿多尔诺所分析的那样（第七章第2节），辩证的批判理论将会保留特殊性，一方面试图说明特殊事件和人工产品，另一方面又试图说明构成或限制这些事件或产品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辩证的批判理论也是历史性的，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保持开放，因而能够根据历史的发展来修正它自己的理论和政治。

批判社会理论还关注并且能够说明重大的社会问题、冲突以及矛盾，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社会进步的可能途径。批判理论分析统治与剥削的基本关系，分析等级制、不平等以及压迫等现象是如何被熔铸到社会关系和实践中去的。辩证的批判理论因而是一种政治理论，它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例如，马尔库塞的多向度的概念（1964）就主张根据各种现存事态是否具有更高的潜在可能性来评估它们，由此形成批判的立足点，从而判定现存社会中的哪些东西应予以否定或变革，以便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组织（参见Kellner 1984中所作的讨论）。因而，一种多向度理论认为社会总是由多重向度组成的，并且包含着实现社会变革的潜在可能性。

一种多向度的批判理论强调社会之每一向度的相对自主性，因而它允许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现实领域，探讨它们如何被构成以及如何互动。一种多视角的社会理论从多个视角来观察社会。一个视角就是一种观察方法，一种分析特定现象的有利位置或视点。视角一词意味着每个人的视点或分析框架绝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本人先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视角这一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哪个人的视点能够充分地说明任何一个单一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不用说去完全地说明一切社会现实的无穷的联系和方面了。因此，正如尼采、韦伯等人所言，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观察点，一切“事实”都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而一个视角就是解释特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一个聚焦点、一个位置甚或是一组位置。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

视角包括如社会学或政治科学之类的学科视点，或这些学科中的各种彼此竞争的范式，各种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如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的不同流派）以及新的个人理论或观点。例如，社会学就包含了从马克思到韦伯、到涂尔干、再到帕森斯的各种视角。这些视角中的每一种都强调了现代社会性质的不同层面，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韦伯强调科层制、理性化、文化分化，涂尔干强调社会再现和将个人整合到社会中去的各种制度，而帕森斯则关注社会角色和社会实践。所有这些视角，以及其他各种理论，都对发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每一种又都有其自身的盲点和局限。例如，马克思主义传统长于阶级分析，而疏于性别分析，而某些形式的女性主义则弱于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长于分析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涂尔干和帕森斯虽弱于这些方面，却长于分析社会整合。

不仅如此，像经济学、社会学或哲学这些学科观点都有其典型的长处与缺陷，洞见与盲点。因此，一种多向度且多视角的理论从多种多样的有利位置来观察社会，有时从经济学观点来说明特定现象，有时则从国家观点或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点来说明之。有些时候韦伯的视角或许能提供阐明某一特定现象的最佳视角，而在别的一些时候，一种马克思的视角，或马克思、韦伯和女性主义视角的交叉也许能提供最富洞见的阐发（articulation）。

这里所说的阐发，是指在进行具体分析或发展理论观点时对各种不同视角的调和。为了对社会现象提出综合性的观点，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来观察事件、制度或实践是很有用处的。在解释阶级斗争事例时，有必要从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角度，甚至还需要从性别和种族角度来观察具体事件。同样，在解释文化文本（例如政治演讲或电影）时，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出发往往能够提供说明这些文化文本的有利视角和深刻洞见，而这些有利视角和洞见却常常被那些较为“中立的”、“客观的”思维模式或话语所遗漏。举例来说，女性主义理论所阐发的妇女的主体立场，就提供了经常被男性理论立场所遗漏的那些文本或事件向度的洞见。采取种族视角和各种边缘立场也能提供被某些视角所遗漏的洞见。可见，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提供了关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不同视角，而多样立场化往往能提供较为全面透彻的分析。由此可见，视角就是受理论观点所影响的特定的视点。当然，我们并不是像尼采式的超级相对主义者那样用视角这个词来表明一切立场都仅仅是主观的，仅仅是个人用来观察问题的位置或方法而已。相反地，我们使用视角一词来表明在历史的某个既定时刻理论所能运用的一系列既存的观点。

既然在今天并不存在可以作为社会理论之基础的真实的、确定的或绝对有效的视角，那么，批判社会理论就必须向新的理论话语和视角敞开胸襟，以避免陷入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多视角的理论能够把诸如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其他重要的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从而为当前时代发展出一种激进的理论和政治。这将意味着应当去借鉴从阿多尔诺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所提出的各种特定视角，或者借鉴从德·波芙娃（Beauvoir）到克利丝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从政治角度看，一种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将意味着将具有各种立场的人团结起来，阐发他们的共同利益，尊重他们各自的差异——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八章第3节中再次讨论。

尽管某些起源于尼采的后现代理论流派强调视角多样化的重要性，但是当后现代理论家们在进行社会分析时，却经常表现得并不言行一致，而是往往热衷于单向度的、简单化的分析（例如博德里拉就只是从技术学的视角来看待媒体）。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往往是那些对特定观念或观点的专注探索，才有可能产生对社会理论有价值的洞见，例如，博德里拉就是从媒体、新技术或类象这一狭窄的角度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但是，假如我们要构建关于当前时代的社会理论，或者分析诸如监狱、性、媒体或家庭这类复杂现象，那么，最好还是采取尽可能多的视角。极端后现代视角好比是管中窥豹，如果得不到其他视角的补充，就只能见其一斑。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多视角批判理论的价值。例如，对于现代性来说，采用多重视角，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革命、新的科学与技术、新的民主革命形式和阶级斗争形式、新的观念与意识形态、新的艺术形式、新的时空经验形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去分析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就要比仅仅从经济角度（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或技术角度（麦克卢汉和博德里拉）、或文化角度（如布鲁曼伯格和坎洪纳等知识历史学家）进行分析可取得多。

同样地，如果想发展一套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不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其他什么理论——我们就不应该仅仅从话语和知识视角（早期福柯和利奥塔）、或是仅从媒体和类象角度（博德里拉）、或者仅仅从资本的文化逻辑这一角度（杰姆逊）、或仅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阶段这一视角（哈维）来解释当代社会，而应该从经济、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等多重角度来考察它，并且同时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样一种理论将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与新的政治形式、新的技术、新的审美实践以及新的经验形式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同样，如果要想建立一套电视理论，像麦克卢汉和博德里拉那样，仅仅从其技术形式角度来诠释电视，把它看作是纯粹的媒体，或者像某些文化理论学家那样，仅从其内容和意识形态效应来解释它，这是远远不够的。一种多视角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分析政治经济对电视的决定作用，或仅仅通过分析电视的政治功能，或分析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具体构成，就能掌握电视的所有向度，尽管很明显所有这些方面都很重要。相反地，我们应当去分析电视的政治经济学、它对当今政治斗争的介入、它的不断变化的文化形式与效果、它对新技术的采用以及观众对它的不同使用方式等多重向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便提出一套更具包容性的电视理论。与此相同，对电视文本的解读需要运用多重方法来抓住文本的各个向度，包括符号学方法、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批判方法（参见Kellner 1980和Best and Kellner 1987；有关对电影的多视角分析，请参阅Kellner and Ryan 1988and Kellner即将出版的著作）。这就需要敞开胸怀容纳多种类型的理论话语，并允许发展出多视角的分析。

与此相反，后现代理论往往排斥竞争性的理论与政治视角（第四章第2节中所提到的博德里拉对福柯的批驳就是一例），而那些后现代理论的批评者们也常常表现得相当独断，拒不接受新的后现代视角（哈贝马斯的某些信徒及卡林尼科斯1990）。后现代理论通常主要从文化和推论视角来分析现象，并且常常分析一些互不联系的片断，不能抓住各种现象之间的系统性的相互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以及大众媒体之间的联系。这种片断化的分析复制了卢卡奇所说的物化过程，借助这种物化过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人们无法去了解限制他们行动的各种结构和阶级关系，从而使人们无法得出恰当的政治结论。例如，福柯虽然偶尔也在资本主义国家及经济这一背景下分析规诫性技术和规范化策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权力所作的描述脱离了这一背景，并且从来没有对这些宏观制度作详细说明。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广阔背景中对欲望、精神分裂以及家庭作了理论说明，但是他们却将政治经济学消解为力比多经济学，并且后来追求千高原式的零散片断。与此相对应，博德里拉及其追随者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策略与机制来谈论符号和形象的生产，对其进行唯心主义式的文化主义分析，将他们自己对某些当代现象的解释投射到整个当代社会。利奥塔、拉克劳与墨菲所关注的只是话语，未能去分析制度和经济。杰姆逊虽然对资本主义作了系统分析，突出了文化与经济的重要性，却未能将他的理论同其他理论协调起来。(www.daowen.com)

由此看来，后现代理论的视角过度地倾向于文化主义。在后现代理论中几乎没有具体的社会与政治分析，有些后现代理论家越来越使自己远离了一切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尽管博德里拉70年代的著作充满了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精辟洞见，但是他80年代的著作却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学、片断化、远离政治（apolitical）乃至反对政治（anti-politca）。利奥塔也逐渐地转向了哲学，远离了社会分析与社会批判。福柯从未对当前时代作具体分析，尽管有许多方法论上的迹象表明分析当前时代正是他的目标。

因此，为了避免简单化做法，为当代社会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视角，我们应当从多种角度来研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现象，弄清它们是如何构成和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最近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需要将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等经典现代思想家的视角同福柯和博德里拉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视角结合起来。但是为了避免彻底的折中主义和自由多元主义，辩证的社会理论必须对视角主义认识论和视角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某种陷阱和危险保持警惕。必须避免那种认为“什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有些向度的确要比其他向度更切实际且更重要，某些批判理论和方法确实更适合于某种特定的情境和问题。折中主义的多元论无法确认在特定的情境中哪些现象最为重要，也无法提出独特且有力的理论分析，以便提供新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看待问题的方法。换言之，社会理论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去将视角多元化，而是提供新颖的能说明问题的视角以便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关注，揭露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遮蔽的关系，甚至提供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指出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或者如福柯使我们注意到了在特定学科、制度、话语以及实践中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联系。

一个人的目标、背景、理论与政治取向等将明显地决定哪些视角最适合于既定的情况。要想发展一套关于电视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和效应的理论，就需要分析电视工业与国家以及跨国资本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必然要在这一计划中处于优势地位（参见Kellner 1990）。而要想分析电视对性别的反映，就必然要重视女性主义理论，或许还要重视精神分析理论或符号理论。要想从理论上阐明“后殖民主体”，就必然要涉及宏观理论，必然要运用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不发达理论以及关于反帝国主义斗争与运动的理论。要想解释广告对社会的影响，可能需要把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前者关注的是广告在资本的循环中以及在生产消费者的需求中的作用，后者关注的则是个人和群体对广告的反应以及广告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这又可能需要同探究广告形象与个性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符号学或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

究竟选择何种视角以及选取几种视角要视具体的主体和计划而定。多视角分析并不排斥就某些特定现象进行集中而有力的分析，也不排除形成某种特定的视角。由于以下两点理由，视角多了并不一定是好事：首先，一种细致且具体的单视角分析可能要比一种高度抽象的多视角分析更有力且更能说明问题。此外，多视角分析也可能由于不加区别地乱用不同的视角而失去效用，因为把相互矛盾的假设和逻辑结合到一起会使分析陷入混乱和漫无目的。因此，多视角分析不应该不加区分地把各种理论囫囵吞枣地“综合”到一起，在这一点上，后现代对差别和不可通约性的强调很有价值。事实上，多视角主义必须去判断：对于特定事例来说，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中，究竟有哪些观点是有用的，哪些观点是没有用的。

在进行实际理论分析时，我们还必须在那些不相容的视角中间作出选择，或者去重构视角以避免不一致。例如，我们必须在一种系统的、总体化的思维形式和后现代对总体化的宣战之间作出选择。不过假如我们选择了系统分析，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应当把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结合起来。多视角理论致力于结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这一当代问题，此外还主张使用互补的视角，例如福柯和博德里拉对权力的分析（参见第四章第2节），或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对共识与歧见的讨论（在某些场合下应使用前一种模式，而在别的场合下则应使用后一种模式）。

因此，批判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将它的视角结合到一种更能阐明关于当前时代的理论当中。这一计划需要为最好的批判理论所具有的那种辩证观点和想象力。建立一套辩证的、多视角的社会理论，不仅需要整合和协调各种理论视角，而且还应当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的进步与退步因素，认清社会的统治与解放力量。此外，还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弄清实现进步性社会转变的力量和可能性。例如，在马尔库塞的分析中，就始终包含着对解放和统治的考虑，并明确指出了重要的统治力量和解放力量。虽然在有些时候，他的理论太过于强调统治形式而忽略了解放力量，但是在其他时候，他却达到了一种较为辩证的平衡（参见Kellner 1984）。由于他的理论得到了很好的阐发，因而他在当前的理论及政治辩论中总是观点分明，这使得他能够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和政治立场中间作出裁决。

既然我们自己处于一个与从前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各种互不相同而又相互竞争的理论和政治，我们就不能仅仅求助于马尔库塞的或任何其他人的理论观点。相反地，应当去建立关于当前时代的具有包容性的鲜明的理论与政治。我们已经发现，由于后现代理论偏好玩弄碎片（博德里拉）、放弃宏观理论（利奥塔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福柯）、强调离散的微观现象或话语分析（拉克劳与墨菲）或重视文化现象而忽略经济、社会与政治，不能提供一种语言来说明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领域是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互为中介的，因而，它往往会成为重建理论与政治这一计划的障碍。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并不去区分不同的社会领域以及它们的互动模式，而是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一股脑地消解为一种压迫性的机器或统治系统，同时推出它们自己的总体化理论形式。例如，虽然福柯提到要保留差异并攻击总体化理论，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的具体分析中，他却常常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关于权力/知识之统治的总体化的系统图画，一幅能够将一切反抗力量与异质性成分都消解掉的权力/知识统治图画（参见第二章）。

与后现代宣布放弃社会理论的做法不同，我们呼吁重建社会理论。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指出的，虽然阿多尔诺和哈贝马斯二人都预想到了并且分有着后现代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以及后现代对主体性、形而上学及社会的批判，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后现代理论那样简单地不假思索地把现代理论的这些重要成分拒之门外，而是试图重建主体和历史与社会理论。尽管我们呼吁重建社会理论，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任何现有的理论、方法、传统或风格都能成为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模式。相反地，我们主张一方面吸取后现代理论之精华，另一方面吸取现代理论（马克思、尼采、韦伯、杜威、迪布瓦〈Du Bois〉、德·波芙娃等人）之精华，从而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理论。

我们发现，许多后现代视角很有价值，可以为力图避免主流社会理论和极端后现代理论二者之缺陷的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所用。与现代理论不同，后现代转向的辩护者们认为，对差异概念的强调正是后现代理论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后现代理论对当代社会理论之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例如，莱默特（Charles Lemert）（1990）就认为，后现代理论家所倡议的差异概念，要求社会理论必须注意到不同文化、种族、性别、阶级群体与类别以及这些群体内部的不同成员在视角上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后现代理论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拒斥那种将自己群体对某个研究主题的观点或特有的偏见强加给其他人的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它尊重那些不能被同化到某种同质化的普遍理论中去的差异性和非连续性。

韦尔什（Wolfgang Welsch）（1988）也指出，后现代理论的多元主义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韦尔什认为，后现代拒绝给某一种特定的话语赋予特权，这种做法摧毁了为许多当代社会理论所具有的那种独断论和还原论。此外，他还认为，多元主义观点对于后现代政治也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后现代政治拒绝给某一政治主体或问题赋予特权，它肯定问题和运动的多样性。不过，尽管我们和后现代理论家一样也提倡建立一套多视角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些至关重要的视角被后现代理论遗漏掉了，后现代理论虽然攻击了现代理论的独断论和还原论缺陷，但是它自己却又常常陷入独断论和还原论。

例如，我们发现后现代拒斥系统性与历史性理论的倾向就很成问题。虽然后现代话语对于描述社会、文化、理论以及艺术中的各种新的、正在发展中的情况可能有些用处，但是，却没有对这些多向度的转变作出理论说明，或者发展出一套恰当的后现代性理论。福柯和利奥塔二人虽然都提到了新的后现代状况概念，却并没有将之理论化，而是把他们对后现代的分析仅仅局限于新的知识与话语领域。拉克劳与墨菲虽然在建立激进民主理论时吸纳了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方面，但却没能像杰姆逊那样对后现代状况进行广泛的文化分析，也没有触及历史断代问题。博德里拉及其追随者虽然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状况的观点，但是，他们对后现代状况所做的描述却过于总体化和单向度，而且往往缺乏具体的经验基础。这些极端后现代主义者未能直面如下一些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历史的断裂与非连续性？其历史因素是什么？有哪些连续线和非连续线？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力量？杰姆逊试图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各个层面，把它放在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之中，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角度来阐释它，他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个文化整体，这也许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最妥当的分析，但是，他的解释也常常过于总体化，玩弄辞藻有余而理论阐释不足。而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基本上只是照搬了后现代的认识论概念，未能发展出实质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因此我们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假设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作出恰当的分析，也没有人对所谓的新后现代社会作出恰当的说明。这种说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连续性。